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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完全入戏，暗自祈求观众的响应。她希望小薛适时提出问题，好让她有机会再次审视自己，好让她有机会辩白。她告诉他曹振武提出的条件，她告诉小薛：“他说以当时的形势，以他当时的身份地位，要把她从那里捞出来，唯一说得过去的理由是自家人，只要她是他的太太，他就有理由说服人家释放她。”她希望小薛支持她，或是反驳她，嘲笑她的软弱，但他只是沉默。像是个预先已对表演者充满崇拜之情的好观众。
这一次，她希望由薛来提出那个问题，那么——曹振武提出这条件（或者说她一开始的拒绝），到底与汪洋的死有没有关系呢？那样她就可以辩解说，曹振武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这担保她不敢对组织说，但她希望能告诉小薛。她有过怀疑，戈亚民问她那个关于时间的问题时，她曾细细思量，她询问别人汪洋牺牲的具体日期，回想天气，云彩和风，回想士兵的军装，掰着指头排算，努力想要确定汪洋的牺牲，是不是正在她先是拒绝继而接受的那段日子里，或者能够排除也好。她怀疑是因为她自责，在她已变得十分模糊的记忆里，她最后接受曹振武的求婚，是因为他告诉她汪洋早已牺牲。她恍恍惚惚——不是思绪而是一种纯粹的感觉——回到过去，好像再次置身于那间军法处办公室里，好像再次体验（也许只是她的想象）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为此她鄙视自己。
在她的预计里，小薛一定会说——按照他的性格，那不是你的错。他会安慰她，对她说，你是毫不知情的，汪洋的死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希望他能这样来宽解她，虽然她会讨厌这种置身事外的态度。
他叹一口气，喷出一团白烟（她觉得他轻佻的毛病是怎么也改不掉啦），如云雾般散开，悬挂半空中，距离他的脸大约十公分左右。他沉默良久，像是在寻找一句恰当的评论，像在担心自己不是个够格的听众，他忽然感慨说：“偏偏是个电影，偏偏是你来演。”
她以为自己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意思。她想他是在感慨她的命运，命运好像存心赋予她比别人多得多的戏剧性冲突。好像存心让她变成这样一种悲剧角色：无论她怎样选择，最后的结果都是错的。
她没想到他会说出这话来，鼻子一酸，泪水滑落。她想他懂得她，于是她也觉得自己完全能够懂得他。她觉得他们俩是同一种人，都是在随波逐流，都是在任凭别人为自己的人生编写情节。她想她对自己也说过很多（坐在贝勒路那间过街楼的窗前），可哪一句都不如这句好。
她觉得这话里还带着点悲天悯人的讽刺意味（也许说话者本意并不如此）。仔细想想，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的。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可她确实隐隐有种感觉，像是说，她的生活里有某种不太真实的成分。她也有些分不太清楚，这虚假的感觉究竟是因为激情的消散还是有什么别的缘故，还是因为老顾交给她的工作让她不得不变成另外一个人。
旗袍下粘着汗水，从腋下还在不断往外冒。她觉得自己像是浸泡在黏乎乎的汗水里，浸泡在一种不真实的状态中。周围的声音变得滞涩，变得遥不可及，只有那两张牌九还在某人的手指间碰击，噼啪声越发清脆。
警笛声像从水底旋转上升，缓慢而又执着地浮现。伴随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啸。起初是楼梯上凌乱的脚步，然后是敲门声。
开门。旅馆茶房站在外面，身后走廊里站着几名巡捕。
“怎么回事？”小薛拉开木制百叶窗，朝街上看。
“老北门捕房。不要走出房间。准备好证件，等候检查。”
有人在嚷叫——
骨牌声戛然而止。有人拉动桌子，茶杯盖掉在地上，没有跌成碎片，却在木地板上欢快地旋转起来。隔壁传来儿童哭闹的声音，有人当着巡捕的面辱骂他的妻子。茶房尖细的嗓音竭力想要变成这失控的合唱团的主导声部：
“巡捕通知各房间，谁都不许离开。”
华探198号走进房间，法籍探长站在更通风些的房门口。他早早穿上夏季制服，显然是还未适应上海炎热潮湿的天气。汗水从他的膝盖往下淌，把他的小腿浸泡得腐肉般苍白，把他的汗毛粘在皮肤上。他不停踢动两条腿，以免蚊虫叮咬，他没有系绑腿，这种天气谁会穿那个？租界里的外国人喜欢拿医用纱布做一副腿笼，罩在长袜外面（在这块鬼地方，那是预防疟疾的唯一办法）。可带班执勤时，哪个探长肯把自己弄成那副滑稽相啊？
她脸色煞白，眼神茫然，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番号198”好像是在表演滑稽戏，好像是在模仿一位街头肖像画家。他低头看看那张证件，抬头看看冷小曼，再低头看照片，然后他转到她的右面，再次研究起她的右侧脸颊，像是从百叶窗缝隙间透进的光线可以让他获得更好的观察角度。
“我看到过这张脸，”他向探长解释，语气客观得好像是在评论一幅照片。
他们在巡捕的簇拥下走出骑楼，他们被人用囚车带往老北门捕房。坐在那只铁皮闷罐里只十分钟不到，小薛已满脸汗水。他用手绢不断擦拭眼眶周围。警车提供给犯人的座位又窄又低，几乎只能让你蹲在那里。她觉得这姿势比坐在马桶上更让人不堪。她不得不把手放在旗袍的开衩两侧，以免让小薛看到她的腿。因为出汗，腿上的毛孔变得很粗大，她越来越觉得这很难看。就像一位被歹徒绑架的大明星，从聚光灯圈里被人拖出来，不知如何自处。
他们被人关进木笼。没有人向他们提出问题。她晓得这次是在劫难逃。所有人都看到过她的照片，还有那张妆化得都不像她自己的结婚照。那是曹振武坚持要拍的——我都不敢相信你竟答应嫁给我。我要在房子里到处挂上结婚照，照片可以证明你是我老婆。果然如此，一张照片就足以证明她确实是曹振武的老婆。
汗水一定在刺激小薛的眼睑，可他似乎陷入某种沉思状态。他没有注意到她腿上的瑕疵，也没有看到她绝望愤怒的眼神。
忽然，他大声叫喊起来，198号冲到木笼边。
“我是法国人！我父亲是法国人！我要找探长说话！我有话要说！”
198号用钥匙开锁。他已解开腰带，把钥匙、警棍、警哨和手电筒全都扔到桌上，他已准备好好收拾一下这胆敢在巡捕房闹事的家伙。
愁眉苦脸的的探长走进来。他让198号把小薛带去他的办公室。他浑身是汗，恨不得赶紧下班，找个酒吧喝两杯冰凉的啤酒，他对这地方愤愤不平，他对这份工作愤愤不平，他也对在这种天气里还让他执行任务的上级愤愤不平。
二十八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十八分
小薛被带到探长办公室。桌上，在木制的盆帽边，他的身份证翻在最后一页。一本洋行印制的家具目录，一盒用来驱赶蚊虫的薄荷油。靠门这边墙上挂着一块漆成墨绿色的写字板，用白色粉笔开列着探长今日必须完成的事项。一个巨大的箭头斜斜插入下午三点至五点那两行中，把左下角圆圈内的临时任务插入那条本该坐在清凉通风的办公室里喝茶抽烟的缝隙间，圆圈里写着星洲旅馆。
绿色写字板的右侧墙上挂着电话机。
“你有话要对我说？”探长说。
“我想打个电话。给政治处的萨尔礼少校。你来拨通，你告诉他是薛要与他通话。”
“认识几个大人物，是吧？”探长尽量伸开腿，好让门外的凉风一直吹进裤裆里。
少校在电话那头，声音有些不耐烦。间或传来沙沙声，少校在翻阅文件，也可能是电话线的杂音。
“你在星洲旅馆干什么？”
“一个朋友住在这里……”他对说出口的词句总觉得没把握，哪怕说的是实情，听起来都像是一派胡言。
“一个朋友……”电话里的声音让人捉摸不定：“是个女人？”
他不知道该把真实情况透露到何种程度，他必须做出选择。听筒里噼啪作响，他必须在十几秒钟内把逻辑理清。最重要的是，她并不是什么关键人物，冷小曼不是最关键的人物。少校志不在此。那么——
“假如你信得过我……我会让你得到最好的。”
“假如我能信任你……到目前为止，你认为我还能信任你么？”电话里的杂音忽然消失，像是突然腾出一片空间来。少校的声音变得单薄，变得像一根随风飘动的细线，像是深邃走廊里的回声。
小薛觉得越来越虚弱，他没有察觉到自己几乎在大喊大叫：“这很重要！如果……也许你一觉醒来，就会看到我的报告放在办公桌上。”
他放下电话，他在等待裁决。他心里有一丝惋惜，他想起她竭尽全力的表演，她装出来的老练，他也想起他对她和她的组织的“利用价值”。后来他又想起她的哭泣，在船舷旁，他惊动她，她回过头来，茫然的眼神。即使在最惊恐的状态下，她都无法忘记自己是个女人，她用手压住旗袍的开衩，好像那是把她从超现实的恐惧感中拉回到日常生活中来的唯一办法。他这样想着，那点惋惜之情竟而扩大成一种焦虑。有一瞬间，他觉得只要能把她救离眼下的困境，拿什么来换都是值得的，不管是萨尔礼少校的信任，父辈友谊，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一小时后，他看到马赛诗人。
一个半小时后，他和冷小曼走出老北门巡捕房。马赛诗人陪他到木笼旁，他注意到冷小曼一眼就认出这位老朋友。
马赛诗人告诉他，对星洲旅馆的搜捕行动纯粹出于意外。今天上午，星洲旅馆茶房打扫房间时，在三楼二号房间的梳妆台下发现有一枚手榴弹，该旅馆账房稽查龚善亭打电话报告老北门巡捕房。
平心而论，在政治处所有的警官当中，小薛唯独对这位马赛诗人颇具好感（正因如此少校指派他负责联络小薛）。他腼腆，头发和干草的色泽差不多。他对马拉美和魏尔伦情有独钟，他在上车离开前，偷偷向小薛赞许道：她惶恐的姿态犹如一只天鹅。
而这只天鹅，此刻站在小薛住处这间空荡荡的客厅中央，像是在漂泊途中短暂栖息，神情里充满凄凉。他们婉言谢绝马赛诗人的好意，没让他开车送他们。一旦确定身后无人跟踪，冷小曼走进敏体尼荫路一间公用电话亭。隔着玻璃窗，小薛看到她用手捂着话筒，竭力解释。他觉得她楚楚动人，他怀疑，这感觉多半是因为自己刚把她救出牢笼。无论如何，他觉得这想法甘甜无比，他头一次体验到被别人当作保护者时的自我感受。
问题在于——走出电话亭，她告诉他——问题在于她这会无处可去。出于安全考虑，她必须暂时和小薛在一起。她把话说得如此公事公办，几乎令他有些失望。
他收拾桌子，需要收拾的也只有这张桌子（客厅里只有桌子和两把椅子）。半杯咖啡要倒掉。刚回到桌边，又赶紧奔去厨房烧水。旧照片和旧报纸卷成一团扔到墙角，与冲洗照片用的药水瓶为伍。他站在客厅通向里间的门口，把椅子上的衣服朝卧室扔。他刚让她坐下，就听见厨房里水壶盖在跳动，节奏类似于一种疯疯癫癫的爱尔兰舞。
他想他应当对她有所解释。直到这会他才意识到这点。他们如此轻易地从老北门捕房脱身，人家会不会怀疑？他把手榴弹的事告诉她，觉得这句实话听起来比假话还假。他还顾不上想想日后如何向少校交待。他也还来不及去想想，说到底，他早晚要把冷小曼连同她的组织一起出卖给巡捕房。他这个人，脑子里成天千头万绪旋转，转得可都是眼下的难题。
眼下，他急于检查凌乱的房间。他想不出有什么东西会让人家起疑心。他是摄影记者，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巡捕房的密探。他这里有成堆的旧报纸，旧照片，各种底片和药水。他忽然想起什么来，冲进卧室，把她丢在客厅里。
自从上次特蕾莎让哥萨克保镖找到这里，她自己又来过一两趟。她是那种所到之处总要丢下一堆痕迹的女人，酒杯和烟蒂上的口红印渍，枕头上（甚至墙缝里）的香水味，忘记带走的那些脏短裤（勃发的情欲残存在丝绸上）。
他无法想象，要是特蕾莎这会走进门，撞见他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会闹出怎样的结果？最好是主动去和特蕾莎会面，免得她自说自话闯到这里。刚刚他决定把冷小曼带来时，可没想到过这些。
他想不通少校为什么对他如此信任。下午在警车上那会，他一度怀疑是少校派人跟踪他，找到星洲旅馆（这是他唯一能够想象得出的侦探技术）。他没有再往深里想，他有些分心，他注意到冷小曼没有穿丝袜。天气又热又潮湿，那条腿上汗津津。
可这会他又开始相信，那不过是场偶然的搜捕行动。少校对他的信任无可置疑。他猜想，坐在同一条战壕里，合用同一副防毒面具，的的确确能让人产生巨大的友爱。
天色早早变暗，雨还是不肯下来。这是福履理路的弄堂房子。他们几乎斜穿整个法租界。面对面坐在桌边，彼此都能闻到对方的汗味。
“那么——这就是那个马赛诗人。你告诉他我是谁？”不是从空洞的语气、从冷静的词句，而是从她迟缓的身体动作上，从她疲倦的神态里，小薛察觉到那个勉强撑起的表演者形象早已被砸得粉碎。就像一度光滑而如今早已破碎的瓷器。
他注视着她，她的脸颊，她的手臂，她的因为出汗而毛孔变得清晰可见的皮肤。
“恋人。”他说。
她微张着嘴，像是刚被迫吞下一颗苦果。她轻轻地叹息一声（在他的想象中）。在她鼻翼上，有一小块污渍，用脏手指抹去汗水的印记。那张面孔上，最动人的地方是下眼睑的睫毛，给她的瞳仁投下一抹阴影。
“为什么要救我。”
沉默是要让即将说出的话更有说服力。
“因为我爱你。”他脱口而出，像是话到嘴边不得不说，又像是答案早就准备好。总是不合时宜，总是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向她们诉说爱意。可一旦说出口，听起来倒也挺自然。
她在哭泣，悄无声息。凉风掀起窗帘，她打个寒战，站起身。她盯着他看，腿一跌，扑到他怀里。她死死抓住他的衬衫领子，又松开手，没头没脑打他的头，他的肩膀。
“为什么要爱我？为什么要爱我。爱我的人从来都没有好结果！”
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所有的女人在这三个字面前都不堪一击，如同中蛊一般，如同甘心喝下的一匙毒药，如同按照剧情所定下的铁的逻辑，扮演起同样的角色。
二十九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夜七时三十分
冷小曼觉得自己像一团可怜巴巴的诱饵。孤零零吊在鱼竿上，扔在湖岸边。鱼竿的主人早已不知去向，而她却对那条鱼动起真感情。她用电话向老顾汇报，三言两语。他们俩被带去老北门捕房这事，到最后她也没告诉老顾。她担心老顾会立即掐断她与组织的联系（她下意识地觉得，那是她与这个现实世界的唯一联系）。
她说，幸亏有小薛在，要不然一事实已证明，小薛（或者说他的朋友）在巡捕房有很大影响力。老顾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电话中反复询问：
“政治处为何派人参加老北门捕房的搜查行动？”
“不——只有老北门捕房。茶房发现手榴弹，向捕房报案。”
“你刚刚说——”
“巡捕要闯进房间检查证件，小薛在房门口大闹起来。提到他政治处朋友的名字——”
“看来这个会写诗的警察朋友，的确是个重要人物——你说你今天下午与他会过面？”
“他们用旅馆的电话向政治处查问。证实小薛是法文报纸的摄影记者。那朋友赶来时，巡捕已离开旅馆。”
她觉得这些说法破绽百出。她为毫无缘由向老顾说谎而感到羞愧，觉得自己就像个弄乱戏码的蹩脚演员。
“巡捕始终没有进房间？没有看到你？他那个政治处朋友也没有认出你来？”
她说这都因为有小薛在。她可不敢跟人家说，这是因为她运气好（这说法连她自己都不会相信）。还不如说是因为她的新发型，或者她憔悴的面孔呢（她有时对镜顾盼，深觉忧伤会将一个人的相貌改变至斯）。
最后，老顾说：“你要在小薛身上多下功夫。组织上希望把他争取过来，让他变成我们的人。他在巡捕房的关系，对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相当有利。”
“我应该怎么做？”
“你就住在他那吧。要牢记使命，理解组织的意图。你和他在一起，观察他，拿握他的关系，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重要工作！”
如今，她几乎有些怨恨别人让她扮演的角色。顾福广话里的暗示，她怎么可能装得一句都听不懂？在电影中，卖弄风情的女间谍甚至可以是个正面角色，只要她相信自己站在正义这边。她甚至可以朝诱惑对象动真感情，也只须她自己相信而已。可真到让她来扮演这角色，却发现掉下陷阱的通常是自己。最先迷失其中的往往是她自己。
她隐约觉得，在她和小薛之间，有层难言的隔膜。一片若有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