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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隐约觉得，在她和小薛之间，有层难言的隔膜。一片若有若无的薄纱，一张玻璃纸似的东西。她认为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她自己——她不得不去扮演某个角色。同时她也认为，捅破它完全是她的责任。可她不知道该如何做。她告诉自己，爱情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想要的是穿透这个租界浪子的外表，穿透他的伪装，触及他的内心深处，抓住他最纯粹的东西，从而控制他（让他为我们所用）。她相信，在这个被繁华糜烂的城市生活塑造出来的形象下面，一定还有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就好像，一旦你除掉他的那些轻佻言辞，那些浮夸姿态，那些虚荣心，那些算计，你就会得到一个除不尽的余数，那是如同婴儿一般赤裸裸，一般纯洁无瑕，一般脆弱。那个去除掉杂质的薛会相信正义，相信理想，相信她（和她的组织）所要完成的事业。她没有意识到的是，她想要做的事情，与一个真正的情人想要在对方身上做到的事几乎一模一样。
她是怀抱着这样一种近乎自我牺牲的精神来诱惑他的。因而她的举动如此庄严，几乎有些滑稽。她帮他煮麦片粥，从一个原本可能是金色的大铁罐倒进奶锅里，加上水，加上奶精。他们一起寻找糖罐，可最后还是找不到，倒是在咖啡罐的盖子上，看到几块方糖。
他们在喝粥，没有说话。他心不在焉。而她呢，看起来又疲倦又绝望，用小匙一下一下往嘴里送，皱着眉，好像那是可以用来麻醉自己的一种苦药。
她尝试着对他说点什么。她想，当初她参加革命前，别人是怎样引导她的呢？她试着从下午刚发生的事情入手，假装到现在还在对巡捕房蛮不讲理横行霸道生气，兀自愤愤不平（其实那在租界里实在是太常见啦）。她想，那足以激发他对帝国主义的朴素仇恨。但后来她觉得这愤怒难以感染到他，说到底，最后让他们俩离开老北门捕房的也还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她觉得要把抽象的真理转变成一种具体切身的感受，实在是太难啦。她希望他来与她辩论，她希望他对她说巡捕房里也有好人之类的话。甚至到后来，她自己对他说：“你不要以为你的朋友就是好人，也许他确实是好人，问题在于他从事的职业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压迫人的制度。”可他却苦笑着回答说，他觉得连他自己都不是个好人。
“你当然是好人！要不然你为什么要救我呢？”她差不多是大叫着说出这句话来，没有察觉到这说法的前提稍稍有些可疑。可是如此一来，她倒变得专注起来，不再疑心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不再需要不断用意志来强迫自己。一心一意只是想去说服他。
而他呢，好像一旦别人进入到他自己的房间里，进入到他最真实的生活空间里，他就有责任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职业，有责任证明自己并不是个整天无所事事、只知道沾花惹草的租界小开。他开始摆弄起他那堆东西，药水啊底片啊，窗帘拉起还不够，还用图钉在窗子四周钉上一大块厚布，又打开一只红色灯泡。
她觉得时间在白白流逝。她开始感到，单单靠言语无法让他们各自的思想合而为一。她上前几步，从背后抱住他，抓他的手腕，迫使他放下手中的小铁盒，胶卷盒在桌上滚几圈，停下来。
她觉得这太像个严肃的命令，因此在说出口之前，刻意想让它带上点乞求的味道，可实际上在别人听来（如果真有别人的话），声音却像是带着哭腔：
“我要热水，我要洗澡。”
她怀着一种纯洁的使命感去洗澡。所以她只要一壶热水（等待一壶热水是庄严，等待第二壶热水就近乎滑稽）。可是，也正因为这种使命感，她并不觉得冷，尽管此刻夜凉如水。
她确实洗得很庄严。如果那是一幕电影场景，如果一定要配上一音乐，她觉得应该是《国际歌》。尴尬的感觉……在她洗完之后悄悄浮现，像是一丝不和谐的音调……到这时她才发现自己找不到一件袍子。哪怕是一块床单。她无法想象自己就这样赤裸裸走出浴室。她在那件虽然汗水已干，但摸上去仍旧有些发粘的旗袍前犹豫半天，一狠心，转身打开门，勇敢地走出浴室。
她看到小薛差点连人带椅翻倒在地。他坐着，面朝浴室的门，腿搁在另一张椅子上，两条椅腿支撑着座椅，前后摇摆。她看到他睁大眼睛，突然——向后倒去，不是使劲向后寻找支撑的臂肘，而是椅背撞到桌上才让他重新坐稳。她本以为自己会英武地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衣领（她忘记他脱没脱下领带），然后一步步把他倒推进卧室，倒推至床边。天知道她的这番想象是从哪里来的。她多半还想过应该由她来给他脱下衣服——当然不能真的全由她来脱，她只需解开他的扣子，其余步骤也许当两人身体搅到一起时，就会自动完成，褪落在地。
突然发生的变故完全是个意外，完全打破预定的进程。她像个忘记台词的笨蛋——她看到过她们慌慌张张捂着脸奔下台去的样子，她差不多也就那样，捂着脸自顾自跑进卧室。
其实，直到这会之前，她从未认真想过这件事——如果你一心想要完成一个重要目标，某些具体的步骤多半就会隐藏在哪个暗淡的角落，你很难会想起它们。也不能说她完全懵懵懂懂，像只小鸟一头撞上捕网，她结过两次婚，要不是曹振武那上头时不时有些小问题，她连孩子都早该有啦。
头脑中仍旧一片空白，平躺在枕头上，她慢慢平复呼吸。闻到嘴唇边一丝奶精的甜香气味，视力恢复的瞬间，她看到左下方乳晕上沾着一粒桂格麦片的残渣。她命令自己不要说出那句让她感到特别庸俗的话来，可最最让她感到庸俗无比的是此刻她觉得这句话万分真切，她还是忍不住说出来：“我觉得一从来没有那样好过……”
三十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四十五分
在皮恩公寓特蕾莎的客厅里，小薛一眼看到那个他跟踪过的人。
陈子密，现在薛知道他的名字。热爱档案文件的萨尔礼少校曾让他在薛华立路警务处政治部秘书科的小房间里阅读过一些东西。他贸然——大早就跑来这里，原因是他担心，特蕾莎会一头闯进福履理路他自己家中。不用说，特蕾莎报复心很重，容不得有人一边对她说他爱她，一边在家里藏着另一个女人。
冷小曼那头也没好多少。这两个女人，背景都那样复杂。他觉得自己就像夹在两台精密杀人机器的齿轮当中，稍一不慎就万劫不复。他的生活变得像一盘惊险的牌局，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摸到这副牌的，也不知道他怎么就被绕进去，不得不押上全副身家作赌注。他以为自己是个赌徒，可这一局玩的是他的命。
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陈英弟，档案上说她和这位陈先生是亲戚。此刻，陈氏家族这对兄妹用奇异的眼神望着他。他本该先打个电话……他想。特蕾莎让阿桂把他带进另一间阳光明媚的小小起居室，卧室套房的附间，当着客人的面，她让他进卧室！就好像他是个供她在工作之余玩乐的男妓。
黄梅天难得如此好太阳，小房间晒得暖洋洋。浴室飘来残余水汽，加上窗台上的茉莉花香，他觉得头晕。可这会隔壁房间的谈话让他焦虑。他们会提到他么？会不会在议论他？只要一句话，只要特蕾莎问一句，比方说，你在那个顾先生那里看到过他么？然后陈会在另一个时间向另一些人闲闲提到他，然后——他就玩完啦，他所有的一切也就输光啦。
从前，他可没想到过阳光也会让人绝望。他在绝望中陷入沉思。
特蕾莎的手按在他头上。银色丝绸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好像神话中一袭长袍的女英雄。他睁开眼，光线刺得鼻子发酸。客人早已离开，这睡裙刚刚好像还卷在卧室床上。不知从哪里传来扰人的隆隆振动声。
他脱口而出，好像控制说话的大脑中枢还在延续方才昏昏欲睡前的思路：“我见过他。”
“谁？”
“你的陈先生。我前天又见过他。”
他信口胡说，好像不受他自己控制。他把档案里看来的，他透过人丛、越过黑夜的街角、在路灯树影的明暗之间看到的，把它们与他自己的想象，他自己灵光一现编造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一股脑堆到特蕾莎面前，好像他是那种把所有钞票推到当中，孤注一掷想要吓阻对手的赌徒。
他看到特蕾莎越来越惊讶的眼神。他看到她拿下放在他滚烫头发上的手，退回到墙角那两扇窗户间，她慢慢坐到那张躺椅上，她问小薛：
“你说他还在跟你老板做生意？”
他猛然发觉自己说得太多。他已进入到一个每句话都可能是个陷阱的荒野。而他所知的如此之少。他搜肠刮肚，在头脑中寻找那些曾漂浮过他眼前的细微迹象，为特蕾莎的下一个问题做准备。
“前天夜里……顾先生安排过一次会面。”
“前天夜里？”特蕾莎点起香烟，阿桂在厨房里打翻一只锅盖，她歪歪头，皱皱眉，在阳光下，她的头发更接近深褐色。
他原本毫无袭击对手的意图。他纯粹是在编瞎话，纯粹是想说出那一大堆话，让它们变成一片天晓得能遮盖住什么的词句迷雾，拖得一时是一时。直到特蕾莎向他提出一个问题——
“他们在做什么生意？”
顿时，他意识到自己犯下严重错误。他意识到那顾先生，冷小曼的那位上级领导，巡捕房档案室里的那位明星，此刻并未在同特蕾莎做生意。生意早已结束，圆满完成，合作愉快，下次再见。而他却不得不打开房门，再次把陈子密迎进来，让他和那位传奇人物坐在一起，热烈讨论一盘谁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新生意。他惊人的想象能力已在他自己的头脑中制造出这样一幅场景，昏黄的吊灯，八仙桌，热气腾腾的茶杯。有人在房间的阴暗角落里（也许就是他自己），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有人坐在光圈里，桌子的两边。楼下弄堂的阴暗角落里还有另外一些人，谁都不知道他们藏身在哪里。
问题在于，他坐得那样近。距离那张桌子只有一步之遥，可他却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他需要一个迹象，一个哪怕与实实在在的证据仅有一丝牵连的记忆印痕，一张纸片——
他确实想起一张纸片。几个他不认识的德国字。他用手比划着，告诉特蕾莎。
“有一张图纸。横剖面。像一支步枪。有三角支架，又像一挺机关枪。他们说，这东西是最新研制的，这东西威力巨大。”他努力回想那幅草图，可他能想起来的东西那样少，而他的思绪还不时被记忆中礼查饭店潮湿的樟木味，被几块发霉的斑点，被黄浦江上海鸥鸣叫的声音打乱。特蕾莎呢，她这会在想什么？她在记忆中寻找什么？
现在，轮到特蕾莎陷入沉思。轮到她来回忆。她偶尔会喃喃对自己说：“真有那件东西？真有那件东西？”好像在吟诵某种古代歌谣。
“据说很昂贵。”自信心逐渐在恢复：“要很大一笔钱，顾先生有些犯愁。”他补充道。
“他一定要得到它不可么？他要拿它干什么？”
这不算是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对于虚构者来说，这并不需要由他来告诉听众。可对于一个虚构故事的讲述者来说，事无巨细，他自己都必须有一个答案，虽然他不必说出来。而此时此刻，他还无法想象，究竟可以拿这东西去干什么？
他渐渐明白，刚刚他无意之间，正在朝特蕾莎的侧翼发动一场袭击。打击对象是她的亲密助手，她的买办，她与危险顾客打交道的联系人。他向她投诉此人的背叛。指证他，告诉她，有人在背着她做生意，也许用的还是她的资金。这与商业道德无关，这直接触及到在这险象环生的租界中生存的基本规则。
短促袭击业已结束。他觉得应该由他来打扫战场，尤其是及时照看受伤者，以防对手反噬。
“为什么你老问我这些事，你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叛徒。”
他想让自己的音调更轻松一些，带点轻佻的喉音，像那些电影里的公子哥儿。他把视线稍稍压低，望向她缎袍在腹下的皱褶，在大腿以上紧紧绷起的地方。她的软缎拖鞋踢在脚边。她赤脚踏在地毯上，脚趾甲上涂抹着与嘴唇同样鲜艳的颜色。直到这会他才看出，卧室墙上挂的油画里，那被浓烈斑斓的点彩包围着的，那一团雪白的，被几根似乎仍然在向外膨胀的弧线勾勒出来的巨大肉身就是她本人。是她情欲迸发时候的样子。他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两条分界出上下两半截肉身的弧线，像是在无止境地向中心延伸。她与画上那团肉身的区别仅仅在于头发，画里的头发像一顶黑色的皮制头盔，在耳朵边的脸颊上形成两个卷翘的岬角。而她的头发看起来更蓬乱狂野。他看到她脚跟边的茧皮，他想，大概那也是一处被画家重新美化修饰过的地方。
他内心隐隐有一丝歉意，尤其是——他想，冷小曼还在家里等着他。可他转而又想，难道不是你们——你们俩，你们和其它所有人把我逼到这个境地的么？你们逼着我成为你们的自己人，要不然就杀掉我（他觉得在那种情形下杀掉他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他看到她从沉思中被唤醒的惊奇眼神。她张开嘴，还没来得及吐出的烟雾正在嘴角边冉冉上升。他恍惚觉得冷小曼在背后望着他，在他背后某个被阳光照射成透明状的地方，冷小曼正望着他。这既让他羞愧，又让他亢奋。
他的耳朵被她脚底的茧皮摩擦着，她的衣服现在一直卷到下巴底下，被她的手臂挡住，把她的脖子、腋下塞得满满的，好像她已被淹没在一团融化的白银泡沬中。她的两只手别扭地压在屁股下面，好像那是两只垫脚，好像她自己是一只刚画到一半的彩蛋，没有那两只垫脚就会滚到不知哪里去。而她的头确实在靠垫上左右滚动，好像一只做成钟摆的女神头颅。
“这会我就像——”她睁开眼睛，吃力地寻找合适的比喻：“就像一只从里面被刺穿的热水袋。”
“内胆。”小薛说：“那叫内胆。”特蕾莎又学到一个中国词。
他们各自陷入一种半思考半做梦的状态。而他还在摸她，那个仍旧是水汪汪的地方。霞飞路传来有轨电车的铃铛声，对他此刻十分敏感的听觉是一种折磨，刺激他的耳膜，让他不时打一个寒颤。他觉得她下面的毛发反倒比头发更脆，质地更硬，会沙沙作响，犹如在咀嚼一种酥皮点心上卷曲的糖丝。
“唔唔，很好……我要两根手指，两根，多一根也不要。从两边夹住它……你告诉我，如果我让你来做那笔生意，由你……很好。就这样……跟你的老板做成这笔生意。由你代表我，你行不行？”
三十一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七时四十五分
特蕾莎相信这说法，但不是因为小薛提到那张图纸，那确实很有说服力。可主要的原因是，小薛说他前天夜里看到陈和顾先生会面。此前，陈从香港发来电报，说他将在前天上午再次回到上海。直到今天上午他才出现皮恩公寓，还向她胡说什么，船在舟山附近遇到今年第一场台风，在吴淞口搁浅，陷入泥沙，凌晨涨潮才被领航员引入航道。
这件事——加上陈总是解释不清银行账目中的差错（尽管英弟对此常有些补充说明），她突然意识在她背后，陈正在从事纯属他个人的贸易活动。她不能把陈赶走，她的生意需要中间人。中国买办向来背着大班搞花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可总得给他点警告。把这单生意夺过来，似乎是合适的办法。她甚至不用对他挑明，只要让他交出货单。
要是你想更深入，更彻底刺探她的内心。她如此相信小薛，他说什么她就信什么，归根结底是因为在她的内心世界里，正发生一场所未有过的紊乱。
前天下午，就在陈（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漂浮于舟山洋面呕吐不止——或是在吴淞口之类的鬼地方进退两难的当口，她收到信差送来的一张便条。落款是毕杜尔男爵。消息让她大吃一惊：她的朋友玛戈，毕杜尔男爵夫人，此刻正在金神父路⑴广慈医院里，由肠道科专家施行抢救，她在休克前曾乞求别人让她见特蕾莎一面。她来不及打电话叫车，冲出皮恩公寓的电梯口，拦住一辆黄包车，直奔广慈医院。
等她赶到医院，玛戈已瞳孔放大，停止呼吸。死亡原因是急性巴比妥酸盐类中毒。玛戈脸上还残存着冷湿的汗水（她想她为什么还会出汗呢？），皮肤已变成一种黯淡的青白色，面孔好像整个缩起一圈，人中部位的凹陷显得格外深刻。
毕杜尔男爵从遮盖玛戈身体的床单下取出一叠文件，缎带扎成一捆。
“我没看。是她的私人信件，写给你的。她说过，不想对着空洞窗口写日记，写给你的信，对她来说就是日记。她说要是她活着，绝不会让你看这些信的，她会羞愧难当。”男爵的声音中充满疲倦，并不十分悲伤。就像是那番决斗已比出结果，一死一伤，活着的再也没力气走下拳台。
读那些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