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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的身体受癌症吞噬的痛苦感到无比的恐惧，没多久自己也被医生诊断出得了淋巴癌，经过死而复生，她用两个字总结得癌症的原因—“恐惧”。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紧急送医治疗的五个星期后，她已出院回家了。如果没有医院的病历，很难相信，一个病入膏肓的癌症患者，去到另一个世界再回来，短短数月竟然不药而愈。她的疗愈是因为放下，抛开了她的恐惧，接纳自己并让自己本身成为爱。美国肿瘤科柯耀冰医生（Dr。 Peter Ko）对这宗癌症自动痊愈的病例很感兴趣，专程安排一趟香港之行和她在养和医院碰面，并仔细研读她的病历，他透过电邮将这份报告寄给媒体和参加研讨会的医界人士，也证实了艾妮塔并非信口开河。
每当发现一本好书，我总爱跟大家分享，买了很多本《斐多》和《死过一次才学会爱》，送给朋友，让大家对照苏格拉底和艾妮塔关于死亡的诠释。
艾妮塔住在香港，刚巧我的朋友认识她的朋友，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约她见面。我们约在IFC大楼的日本料理店，席间有她的先生、我的两个女儿、几位好朋友，其中一位朋友正在和癌症搏斗。我给她的见面礼是一本英文版的《斐多》和我自己写的书。她个子不矮，一头黑色鬈发，皮肤略黑，身材略胖，五官轮廓很深，是一个好看的女子。一排长桌，我坐在她正对面，两人专注地交谈，她整晚保持微笑并温柔地回答我的问题，微突的眼睛射出的两道光芒却把我震慑住了。书上说她在另一个世界见到她死去的好友和父亲，环绕着她的是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原因无他，只因为她的存在，那是一种美好。但是她选择回到人间，她想把她的经历和体悟跟世人分享。她认为导致她罹癌的是情绪与心理因素，希望人们可以减少甚至消除致病几率。
我问她还能感觉到父亲的存在吗？她说她的父亲正在她身后。我问她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她说希望做到两件事，一是教育，希望不要强迫和限制孩子们的学习，让他们快乐地做自己；一是医疗方面，希望医生除了治病更要多关注病人的心理状态。
达赖喇嘛说人们惧怕死亡，是因为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如果死亡就如艾妮塔形容的这么美好，那还有什么好怕的，不如好好地把握当下，活出自己的价值。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我与张薇
小秘书
夕阳西下，金黄色的日光从窗外射在金黄色的木板地上，我懒洋洋地斜倚在小客厅的沙发床上，和女儿爱林闲聊，小秘书推门进来，神情异样，我望着她等她说话，“邢太，我下个月就不做了。”我从沙发上弹起大叫：“不会吧？”女儿见我反应过大：“妈妈，人家有老公，需要多一点时间陪他嘛。”我苦着脸理直气壮地嚷着：“她是我女儿来的嘛，我当她是女儿，以为她永远不会离开我。”我就像《谁搬走了我的乳酪》里面的一个小人物“犹豫”一样，犹豫一直没有察觉日益减少的乳酪，所以没有再去寻找新的乳酪，等到乳酪吃完了，才诧异地不能接受事实。爱林见状不妙马上逃之夭夭。小秘书怯生生地多谢我对她多年的照顾，并说：“对方不嫌弃我的学历，下班之后供我补习功课，我想自我增值，学聪明点，我很期望打朝九晚五的工。”人各有志，我虽然不舍，也只好祝福她，嘱她不要再那么大头虾，希望她在那边工作愉快，如果想回来随时欢迎。等她一出房门，我脸上两行泪水就不停地往下流。
记得第一次见她，是我先生的秘书带着两个新来的秘书见我，她是其中之一。我们在香港仔游艇会的咖啡厅见面，她因为太殷勤地招呼我，反倒把我的碗和汤匙弄得东倒西歪咣当咣当响，但是我第一眼见她就对她感觉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和缘分。时光飞逝，一眨眼就是八年。八年前我们全家到海南岛度假，先生的大秘书带了几位新请的小秘书，阵容浩大。几天后，先走一批人，我和狄龙、陶敏明后走，留下她一个照顾我们。几天下来，我见她人很单纯、样子清秀、又很勤力，回港后立刻跟老公挖角。从此展开了小秘书和我的宾主关系。
小秘书从来不给人脸色看，永远是笑脸迎人，她上班的时间没有特别规定，可以自己决定，只要把我放在心上就好，没什么事也可以不来，但是我每天起床必定见到她，她永远在我身边守候着我，只要叫她的名字，她就出现在我眼前。第一天上班剪了个青霞头，发型跟我一模一样，服装素净，永远黑衬衫、黑长裤配一个大黑包，那大黑包像百宝箱，要什么有什么，我咳了，金嗓子喉片马上送到眼前，纸巾、矿泉水、首饰包、洋伞……难为了她背那么重的包包满街跑。唯一让我伤脑筋的是她太大头虾，搞不清方向，常让我走冤枉路，有时更是错得离谱。记得有一次我拿了一大把没数过的澳币上车，因为要在车上化妆，就塞到她手里让她数，车停到银行门口，她很肯定地说：“一千张。”就忽忽地走入银行，我以为她会告诉我确实的数目。一千张是多少？心想有那么多张么？她存了钱回来抱歉地说刚才数错了，原来她多算了几百张，她怯怯地说：“邢太，你千万不要炒我。”我不但没有生气，反倒觉得她傻得可笑。老实说，这八年我从来没有要炒掉她的念头，全家都当她自己人。
回想这些年，学会写电话的短讯是她教的，学会用电脑也是她教的。刚开始写文章用稿纸写，她帮我一个字一个字输入电脑后印在纸上，我删改之后再由她传给报社。那几年经常是我写到天亮，她白天打印，我下午起床后修改，她晚上寄出。
这些年里每天起床都是她叫醒我，每次出门，都是她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电话号码记不得就问她，自己所有的大小事她都一手打点，最让我佩服的是，搬家这么复杂繁琐的事，她竟然可以轻轻松松几天搞定，丝毫不用我操心。
六月四号是她工作的最后一天，也是她的生日，我们特别为她订制了生日蛋糕，为她庆贺跟她送行，唱生日快乐歌时，我见大女儿嘉倩一边笑着一边流眼泪，她不好意思地用手指把眼泪抹掉，笑着说：“我很不舍，也为你开心，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会一直流。”
回想每次带她出国旅行，老外都以为她是我女儿，连大宝法王都说她前世是我女儿，可不是嘛，十年修得同船渡，八年在一起的缘分，不知道得修多少年呢？
我与张薇
灵感空白
四月初澳洲度假回来，一进门就找礼拜六的《明报》“明艺”版和礼拜天的《苹果日报》“苹果树下”版，这两个版面有许多好文章，是我每个礼拜必看的，看完还舍不得丢。如果我不在香港，工人也会帮我留着。回来那天，房间里找不到近期的这两份报纸，却发现满屋子堆积着许多过去的“苹果树下”和“明艺”，霎时惊觉怎么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得这么快。
看完“苹果树下”董桥的文章，打个电话跟他问好，他跟我说他要退休了，想静心看书写书，给自己一个优雅的空间，“苹果树下”这个版面将会停掉，他的专栏也不写了，四月底就完全退出《苹果日报》，他称这是“裸退”，意思是完全退出，要我通知金圣华。我和圣华怅然若失，仿佛我们的文字都将变成流离失所的孤儿了。
二零零八年九月我正在写《重看东邪西毒》，圣华介绍我与董桥夫妇认识，转眼间五个多年头。五年多前我在海南岛度假，马家辉打电话给我，说他刚和董桥吃完晚饭正开车回家，他说席间董桥翻阅他的新书《爱恋无声》，夸赞我给他的序写得好。我这个初生之犊能够得到文学大师的青睐，高兴得惊叫，心想如果有机会跟他学写散文那该多好。
其实我应该称呼他老师的，也应该称呼金圣华、龙应台教授的，但是他们都坚持我叫他们名字，直呼名字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现在我跟他们都成了朋友，常常暗自庆幸能有这么多亦师亦友的好朋友。
记得第一次跟董桥见面，他赠我的金句，让我豁然开朗，文章大有进步。因为之前最让我苦恼的是文章写到最后不知道怎么收尾，总以为“起”、“承”、“转”、“合”，最后的“合”是要完美的总结。董桥说你爱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不用管那么多。并指点我即使只是看窗外的景色都可写六百字。从此文章写完，必定追着他讨教，有时一天打好几个电话，堂堂一位《苹果日报》社长，可能被我追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在电话中和圣华慨叹时间过得快、世事变迁多，突然间我和她异口同声地说：“咦……我们还有一个‘家’在《明报》的‘明艺’版，每个月在那经营一千字。”
说到专栏，虽说一个月交一篇，感觉上刚写完一篇，没多久又被催稿了，每到这时候总是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不用靠写稿吃饭，一个字不到一块钱，我怎么养家活口啊。忧的是怕写不出来交不到稿，每到催稿的时候就唉声叹气，还好朋友和女儿都跟我打气，帮我出主意。文章写好要先过了金圣华这一关，还不惜工本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洛杉矶跟朋友研究，总是一改再改。
杨凡优哉游哉地在土耳其度假，天天接到我的电话，跟他诉苦说没有灵感写不出东西。最后他说：“你就写你写不出来的感觉嘛！好！现在马上挂了电话开始写，周围的小精灵会来帮你的，只要你开始动笔灵感就来了。”
灵感这东西真奇怪，我靠在床上，拿起床头的iPad，从四五点一路写到早上九点，居然成了。
估计九点董桥应该起床了，打电话跟他道早安，主要是问他介不介意我写他裸退的事，他说可以。回想在“苹果树下”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仙人》，现在董桥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优雅自在的仙人生活，愈想愈为他开心。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我与董桥
不舍
依依不舍，依依不舍。二零一零年的六月四号，我这株小草以一篇《仙人》开始，在“苹果树下”和许多好朋友及一些杰出的作家，在大家长董桥的呵护下各“书”己见。
二零一四年的四月二十七日，是大家分手道别的日子，“苹果树下”这版将从此告别《苹果日报》。董桥说：“你毕业了，可以戴方帽子了。”直到今天我都没搞懂作者跟报社的关系，每次写完稿请大家长指点后，他都说：“这个礼拜天登。”我就顺理成章地上了“苹果树下”，到礼拜天刊登的日子又兴高采烈地买十几份寄给各方好友。
“苹果树下”就像一个大家庭，里面的作家都是家庭的一分子，他们跟你分享他们的思想，他们所知道的人、事、情。还记得邵绡红写抗战时期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冒生命危险帮她父亲邵洵美搬家，在大卡车从沦陷区到上海租界中间的一座桥上，被日本兵拦截盘问的惊心动魄画面。还记得杨凡写张大千送给张夫人的《忆远图》，上面题的字“云山万重，寸心千里”。还记得顾媚写画家赵无极的前妻朱缨自杀身亡前给她的最后一封信，只有凌乱的七个字“一片冰心在玉壶”。还记得金圣华写傅雷曾说的“赤子之心，永远不老”，文中并提到“文革”初期傅雷夫妇不堪受辱，以死明志，双双自尽前还留下现钞五十三点三元作为他们的火葬费。还记得……这许许多多的记忆丰富了我的生命。
董桥经常写他收藏的文玩字画、旧书装帧，文章不分段落，我总是一口气读完，虽然不容易懂，有时重看一两次，每看一次都有新的得着。
被退过一次稿才知道大家长不是来者不拒，有一篇以拟人法写婚纱，用婚纱做第一人称，题目是《婚纱历险记》。董桥说good try但吃力不讨好，从此《婚纱历险记》就被打入冷宫。好友怕我气馁安慰我：“没有一个作家不被退稿的，这表示你是个作家。”我不但不气馁反而特别高兴，这表示董桥以前对我文章的赞赏是真的，同时也免了我献丑。我回了一封简讯：“我知道你会看着我的。谢谢！”他写道：“不过是一篇文章而已，偶然一篇不满意，改写一篇不就完了。对不？”大家长以为我会失望，怕打击到我的信心，其实我倒觉得被退稿的经验蛮好。
在“苹果树下”的大家庭里，大家长永远在右上角，小草永远在左上角，杨凡永远在左边中间占据一大片版位，把所有作家都挤得周围散去，我取笑他是大肚子。
树下消磨了不少温馨愉快的日子，没想到现在是互道珍重、各奔前程的时候。
后会有期。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小林，加油！
几个月前，专程飞去台北，观赏赖声川导演的八小时舞台剧《如梦之梦》，之后大伙儿到“橘色”吃火锅宵夜。刚进门，有一位男士上前问我，林命群先生可不可以进来打个招呼，他是上车正要离去，而我刚好下车到达，所以礼貌地请司机先来问话。小林是相识多年的故友，二三十年没见了，他是中泰宾馆创办人林国长先生的长孙。
中泰宾馆重新建设，引进了国际名牌文华酒店。这次和小林偶遇，他请我为台北文华东方酒店做开幕剪彩嘉宾。忆起那些年我在中泰宾馆的日子，为朋友、为缅怀过去、为见证国际名牌酒店在台湾的发展，我和“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台北市长郝龙斌和林命群先生大剪一挥，除旧布新。
高中时期，时髦的同学张俐仁就带我到中泰宾馆游泳和吃蒙古烤肉。记得宾馆大厅的正中央挂着一幅男士照片，耳垂又大又长，我们时常伫足欣赏，赞叹这么大耳垂的人命一定好，那是宾馆的创办人。
中泰的泳池是当时台湾最高级的公众游泳池，许多帅哥、美女、明星、名人都会聚集在池里、池边或草地上享受夏日的风情，我曾经在这儿和同学、朋友消磨了不少快乐时光。许多年后，自以为泳术高超，有一次遇到当时的“立法委员”赵少康，自告奋勇要跟他比赛游泳。第一趟比赛自由式，我一口气没有呼吸游到终点，赢了他一大截，很高兴。第二趟蛙式竞赛，我又憋一口气游，以为肯定赢了，没想到输了，池边做裁判的教练指导我蛙式不能憋气，一定要换气才会快，我从此蛙式不憋气。后来林命群在宾馆开了一间Disco“Kiss”，简直盛状空前，人潮涌涌，那是夜间潮人醉舞狂欢的好去处。有一晚我和朋友四人挤进舞池跳舞，舞到一半发觉周围的人都不跳了，一圈圈围着我们看。舞池强光配合快节奏的音乐一亮一暗一亮一暗的，周围一张张脸也一明一暗一明一暗，仿佛电影的无数停格镜头，我们被淹没在人潮里，感觉十分蒙太奇。一直以为台湾那段昏天黑地的轧戏日子，仿佛没有什么日常生活，这会儿记起曾经有过这样的日子。
车停在台北文华东方酒店，下了车，抬头一望，仿佛到了欧洲，那是法式雄伟的建筑。小林带我们参观客房、餐厅、泳池、SPA，眼睛所接触到的地方都有品位、都是艺术，偶尔看到墙上的书架摆着一排排的书，更增添了书卷气。这里的装修是我最喜欢的欧美二十年代和现代的结合。惊奇地发现房间里的窗帘，往外一拉它就自动打开，往里一合就自动关上。光着脚走进浴室，脚踩的大理石地上竟是温热温热的。住过不知多少五星级七星级酒店，从来没住过窗帘是这样开、浴室的地下有热管的。洗完澡穿上睡衣就卷进雪白膨膨的枕头和被子里，经常失眠的我，埋在里面竟然一觉到天亮。因为睡得早起得也早，凌晨六点躺在床上居然听到自己噗通、噗通的心跳声，原来这里的房间如此安静。
林命群花了七年时间，付出不少心血，打造了这座世界级的酒店，他体贴地为顾客设想周到，整体空间豪华之余，仍不失典雅的气质，实在令我惊艳。
我一向以为把一座酒店做得像一件艺术品，就真的需要钞票以外的东西了，小林，加油！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左起：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我、台北市长郝龙斌、林命群 法王与你交心
大宝法王与我
那是个难忘的经历，令人震撼。
五年前，我有缘在印度新德里拜见大宝法王。大宝法王于一九九二年六月，被认证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传承的最高领导者—第十六世噶玛巴让炯日佩多杰的转世，成为第十七世大宝法王。那年他八岁。他十四岁从西藏出走前往印度，此举震惊世界，自此成为世界级精神领袖，带领为世界和平而祈愿的噶举大祈愿法会，推动环保等社会行动，并致力于保存西藏文化。法王目前居住于北印度达兰色拉附近的上密院，每年有成千上万来自全球各地的访客前去朝圣。
我们一行十数人拿着护照，通过安检，进入法王入住的酒店套房小客厅。一进门，霎时感到地在动，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