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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侯，有这种说法：顽皮的孩子身上都有火柴，要么是学抽烟，要么是和人比拼方，学抽烟要挨打，比拼方要动脑子，那时的孩子真可怜，没什么玩的，前两者我都玩过，但我还有一个功用：到黑暗的地方照亮。下到井底，我划着了火柴，大概是有些缺氧，刚刚点着便灭了，我接着划，由于用力过大，我的胳膊碰到了旁边的井壁上，就听轰的一声，井里变得通明，我愣住了，我的胳膊把一个半推上去的电闸推了上去，有电！我兴奋极了，我可以看清一切了，井下什么也没有，是潮湿的水泥管道，似乎四通八达，好玩极了，像电影《地道战》里的场景，我把火柴盒收了起来，开始四处穿行，脑子里响着地道战的主题曲，这是我的新现，我可以带很多小朋友进来玩地道战的游戏了！谁当司令都无所谓。
我想着，便开始构思明天的活动，但我被拌倒了，爬起来，一看，是一个装死的人：“喂！你是谁？你怎么在这里装死？”，奇怪的事情生了，他僵直地站了起来：“小东西，你真不要命了？竟敢打搅我睡觉！”，我看不清楚他的脸：“是我先现这里的，这是我的地盘！”，他吓唬我：“你的地盘？我是死人，你是吗？”，我并不害怕他的威胁：“你是死人为什么还能讲话？死人是不睡觉的！”，他要证实自己，伸出手来：“你敢和我握手吗？”，我毫不犹豫地伸过手去：“握就握！”，他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立刻，他的手变成了白骨，我甩开他：“我捡过死人骨头，我不怕！”，他的手又变成了绿色的蛆虫爬在我脚下，我使劲跺脚踩着：“恶心！踩死你！”，他被我征服了：“孩子，我们别斗了，我是个屈死鬼，在这里待了不知道多久了，我是被人害死的。”，我问他：“谁害死你的？”，他无奈地告诉我：“我原来是中、共的地下领导，杨虎城将军被俘后，我也被出卖了，我连夜躲到了这里，到死都没敢出去，我的家人被刘养民带到了陕北宜君。”，我兴奋了：“就是一直住在华清池的刘伯伯？”，他惊异的问：“他怎么又回到华清池了？他不怕被抓吗？”，
我无法解释清楚：“我爸爸年轻时在省委是刘伯伯的秘书，刘妈妈说她解放前也是地下党。”，他也不清楚我说的什么：“孩子，什么解放前？刘养民夫妇都活着？那我的家人也一定活着。”，我告诉他：“刘妈妈说一泉哥的舅舅在陕北宜君。”，他激动了：“你的刘妈妈就是我的姐姐，你一泉哥的舅舅就是我的大哥！”，我高兴了：“那你也是舅舅了？！”，他认真地告诉我：“我受你的刘伯伯领导，而他们夫妇直接受周副主席领导。”，我问他：“你知道刘伯伯在陕北打游击的事吗？”，他得意地告诉我：“当然！我们在陕北，有一次被*进了狼窝，我们用火把把狼群赶了出去，用洞里的石头砸棉衣上的虱子。”，我也讲到：“刘伯伯说，后来，还在老乡的石碾子上碾虱子，可恶心了。”，他激动地说：“没错，我们原本是受刘志丹领导的，刘总指挥被错整之后，周恩来副主席纠正了错误，派我们在宜君一代打游击，刘总指挥牺牲后，我们被派到了西安做地下工作，我们都是单线联系，我每个月固定到华清池去领任务，直到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了，但杨、虎城将军不久被捕了。将军身边的秘书夫妇是受我直接领导的，为了保护他们，我才躲藏到了这里，直到死。”，
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他：“秘书夫妇也被杀害了，他们是在重庆渣滓洞被枪毙的。”，他感到意外：“不可能，除非是他！”，我问：“谁？”，他似乎不愿意告诉我：“孩子，别问了。等你将来见了张学良将军就知道答案了。”，我告诉他：“张学良解放前就到了台湾了，我爸爸说他被软禁了。”，他问：“你怎么知道的？那蒋介石呢？”，我笑了：“都到台湾了，全世界都知道。现在是社会主义了。”，他激动地到：“孩子，我们的理想实现了？”，我点点头：“可红卫兵天天在批斗那些地下党，说他们是特务。”，他一点也不明白我的话：“什么是红卫兵？地下党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人，白区工作的同志怎么能叫特务呢？国民党才称我们是特务。”，我们无法继续交谈：“叔叔，你死的太久了，外面和你想的不一样，我们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早就不打仗了，日本早就投降了，蒋、介石也早就失败了。”，
我又好奇地问他：“叔叔，这个井是干什么用的？”，他告诉我：“这是一口废弃的井，是一个防空洞，是日军轰炸时修的。还是当年张将军命令修的，人们早忘了，所以我躲藏到了这里。”，这时，就听见有人喊我：“顺顺！宝贝！好孩子，你快上来，姨夫给你做好吃的！舅舅快急死了！”，死人叔叔感到惊奇：“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好象是张将军的厨师梁师傅。”，我说：“对，是我老姨夫，他可喜欢我了！”，死人叔叔告诉我：“也只有他能掌握张将军的口味，没想到他是你的姨夫，他怎么没到台湾去？”，我告诉他：“张将军是被蒋、介石骗上飞机到台湾的。”，他点点头：“老蒋知道少帅的作用，可惜啊。孩子，你快上去吧，再也不要下来了，会出事的。”。告别了死人叔叔，我爬了上来，我看见舅舅满脸怒气：“你想要我的命？怎么这么不听话？看我不告诉你爸爸！”，
这是舅舅唯一一次对我脾气，我真的害怕了，不敢做声。姨夫过来拉住我的手：“坏东西，你知道不知道那是解放前的防空洞？再胡来，我给你做狗屁好吃的！”，我被舅舅和姨夫双双押着回去了，但始终舅舅也没有告诉爸爸这件事，他从不同意爸爸打我，因为我挨打是他最不高兴的事，他曾因爸爸打我好长时间不和爸爸说话，直到妈妈试探着说：“这孩子不打，会上天的。”，舅舅生气地说：“他又不是坏孩子，凭什么打他？哪个男孩子不顽皮？要打，等我死了再打。”，爸爸妈妈都不敢再说话了，爸爸抱怨着：“哥哥太惯他了。”，姨夫是个开朗的人：“他看大的，又那么可爱，你打孩子，不是打你哥的脸吗？”，我是千锤百炼不怕打，只要不剥夺我玩的权利。后来，那井被彻底封了，但每当我经过那里时，都想能再下去。
（于西安市中心家中盛顺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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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二十六、死人档案
二十六、死人档案
小时侯，我在大学里生活了两年，因为那里是我舅舅家，也是我后来的母校，姨妈家和舅舅家住斜对门，我常常到姨妈家去玩，有好吃的姨妈也总来叫我，姨妈表面上对我很严厉，但谁也不敢在她面前说我的不是，现在想来，她实际上是有些惯我，但更多的是爱，比如，天刚亮，我以上厕所为由准备往东*场去，姨妈一把抓住我：“里对三表哥喊：“一会舅舅找丰儿，告诉他我带走了！”，一路上，许多行人向她打招呼：“梁嫂，这么早去买菜呀？哟！啥时又生了一个儿子？和您真像，这么漂亮！”，姨妈是校居委会主任，性格爽朗，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她得意地看着我，把我的手抓得更紧：“昨天才生的！”，大家都笑了。
后来，我上小学了，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慈祥美丽的姨妈，总是一个人带着九个儿女生活，而在我顽皮时，姨妈总是这样说：“再捣蛋，把你送到你姨夫那儿去！”，我也总会接着问：“姨妈妈（这是我奇怪的叫法），姨夫什么时候回来？”，姨妈吓唬我：“你不怕他回来收拾你？”，我笑了：“我不怕，姨夫总是笑着的。”，姨妈感到奇怪：“你又没见过他，怎么知道他爱笑？”，我拉着她的手来到她的房间：“看，墙上的画像是不是总是笑的？”，姨妈使劲按住我的头亲昵地摇动着：“我的儿啊，你咋知道他是姨夫呢？”，我给她念素描画像上的边款：“梁永和先生留念…x部队xxx第三届军事美术学员习之”，姨妈感到特别奇怪：“你没上学怎么认这么多字？”，我告诉姨妈：“姐姐写作业时我跟着学的，爸爸还给我买了看图识字呢。”，姨妈面露得意地“骂”着我：“小鬼头，你该不是妖怪托生的吧？！”，我爱姨妈，因为她长得很像妈妈，最重要的是：她更爱我。
姨夫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因为人们总提起他，但我从来未见过他，当我回到北郊家中上学后，到了寒假时，我便思念起自己的另一个家——即大学舅舅家。我提示爸爸送我去：“为什么我在姨妈家总见不到姨夫？”，爸爸告诉我：“他在兴国寺。”，我问：“他是和尚吗？”，爸爸回答：“那里解放前就不是寺院了。”，我接着问：“你怎么知道？”，爸爸略带自豪地告诉我：“那儿是我的母校国立兴国中学，”，我仍追问：“什么是国立？”，爸爸有点不耐烦了：“那是解放前的叫法，好了，去玩吧，星期天我带你去看姨夫。”，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爸爸从来说话是一言九鼎的，除非极特殊的客观原因，他是从不失言的！于是，我便有了盼头，开始以足够的耐心等待着星期天的到来。当星期六到来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兴奋，虽然我那天晚上没有出去玩，但仍兴奋地很晚才睡着，当爸爸叫醒我时，已是次日凌晨四点多，洗漱完，胡乱吃了点早点，爸爸便在夜色中骑上自行车，把我放在前梁上出了。
我们进西安市北城门，经过北大街，绕过钟楼，又经过南大街，出了南门，径直向南开始了一次较为漫长的单车旅行。一路上，爸爸怕我打瞌睡，给我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给我讲孔夫子三过秦而不入的故事，当我们到了郊区农村时，天已经彻底放亮，我的瞌睡虫早被他的故事们赶跑了，他讲的最长的故事便是西安事变张、杨捉蒋，而这最后一个故事，竟然和我的姨夫有着丝缕关联。从父亲那里得知，姨夫是满人，祖上是宫里的御厨，我的母校是张学良将军在汉中时确立的军政学校，张学良到了汉中，选中了姨夫做他的专门厨师，张将军的口味偏咸，而姨夫的宫廷菜做的恰和他的口味，姨夫是他从汉中带到西安的，西安事变时，姨夫也“参加”了，那是张、学良的两手准备，一旦老蒋不同意国共合作，他极有可能正式起义，但他的实际想法是恢复他父亲的奉系江山，他的唯一目的便是替父亲报仇，彻底赶走日本人；那时，姨夫作为一名高级伙夫，放下菜刀，拿着根本就不会用的手枪，等待时局的展，后来，在临潼华请池抓住了蒋、介石，而老蒋被抓的原因是他的屁股太大，被夹在石头缝间，现在的医学家分析，屁股大的人智商高，可恰恰因为他的高智商挡了他逃跑的路，可以说，老蒋的大屁股是为全面推动抗日做出过贡献的，但却是被动贡献。可姨夫跑到这几十公里以外的农村干什么呢？确切说是到兴国寺干什么呢？他为什么没有跟张学良去台湾呢？一路上，我想了很多，于是，便更加迫切见到只在素描中见到的慈祥的老人家。
过杨虎城墓的时候，父亲停下来推着我给我讲它的方位和杨虎城的一些事，但没有到陵园里去，一是太早，二是要赶路，又走了一公里左右，兴国寺终于到了，而它的名称既非兴国寺，也非兴国中学，而是西安美术学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时西北唯一的一所美术专业学院，是建国后成立的，赫赫有名的西北画派的领军人物都出自这里，非常惭愧，我高中时曾经在这里学过一段时间画，但高中一毕业就去当兵了，复员后又带薪考入我母校的中文系，从此与美术告别。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所说的兴国中学是国、民党时期的国立中学，不是一般人能考上的，它是半军事化的学校，所有费用由国、民政府承担，而父亲也是从这里接触的共、产党，在解放前夕被送到北边参加革命的。
受前苏联的影响，学校的门面很欧派，而那时中国美术也全面受到前苏联的写实派影响，特别重视素描功底的铺垫，尤其是油画系，大多数教授的画风都有列宾等的痕迹，而那些曾被追捧到天上的前苏联画家的名字，如今几乎荡然无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深，印象派、意想派、抽象派等等西方画风融入这里，连国画系也有大量的抽象风格和后现代风格，当时还引起过一场不小的争议，中国画本来就有虚实之分，尤其是大写意，酣畅淋漓的泼墨本身就体现出从具象中抽象出来的高度表象，我倒认为西方的抽象派是源自中国，只是以不同的绘画颜料和手法表现出来还原到故里了，现在的人们画什么？画思想。
国画中的山水也不再局限于《芥子园画传》里的皴、擦、点、染，传统的散点透视被集中在一种意识里，人们在中西结合中开始让古老的毛笔洒脱起来，西安是个书画大省，也是中国书法的根源，但真正有思想的作品少之又少，像石鲁、赵望云等西北画派的领军人物的故去，使西北画派陷入迷茫中，仿佛莫名地以八大山人的放荡不羁画风替代了现代意识流，江南小笔情调的复古风的反而成了现代风，有些自负的画家以为笔墨的运筹是一种突破，其实他被传统禁锢了思想，要么糊涂乱抹，要么千篇一律，他们在玩弄笔墨，没有给予中国画新的生命力，而是疯狂地用它们换钱，只要价格卖的高仿佛就有艺术价值，岂不知艺术的价值需要时代的认可和检验，追风，是所有艺术门派一大忌，个别作家也开始冒充起画家、书法家，没有任何功底，却偏要哗众取宠，凭借自己的名声来卖字画，搅乱了书画市场，更玷污了艺术！没有扎实的素描功底，油画的形就无法精准；没有长期的笔墨勾勒，便把握不了宣纸的习性；没有过硬的法帖临习，你的字便不存在间架结构，更谈不上为书法。
艺术是相通的，先入之而后出之，出之而立才是最高境界，齐白石就是齐白石，徐悲鸿就是徐悲鸿，无人能替代！我个人拙见，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不久，该是西方向我们学习的时候了。前几年，西安美术学院迁址到了市区。
父亲把自行车放到美术学院传达室，领着我，迈上向高处土塬伸去的宽阔的砖铺台阶，上了好久，一直上到了山顶（那时我认为是山）的一排窑洞前，只见画上那位老人正坐在窑洞前晒太阳，爸爸打着招呼，姨夫缓慢地笑着过来拉住我的手：“是顺顺吧？！”，这是姨夫对我的特殊称法，他又一把我抱起来：“宝贝，冷不冷？”，我摇着头，他用粗糙的大手把我的手合在他的掌中，帮我搓着，不久，我几乎冻僵的手便热了起来，这便是我第一次见姨夫，倒象是从来没分开过，他那地道的老北京话，是后来暑假中我听的最多的，我前几年到北京*着姨夫的口音，被宾馆的服务员耻笑：“生装外地人，北京人就低了您的身份！”，我真是无话可说，我生在西安，长在西安，到了北京硬被归入北京人的行列，这得怪老姨夫，但一想起他活着时给我做的那些色、香、味具全的菜肴，我又宁肯自己真是北京人。姨夫是个特别厚道的好人，他活到九十岁时便活不动了，人人都说他活够了，可我却在火化他那天哭了，象我这样的人，能哭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我多么怀念他做的菜和他的笑容啊……
父亲和姨夫在窑洞前开始聊天，我好奇地跑进了窑洞，姨夫嘱咐：“宝贝儿，别跑远了！”，我进去了，原来这一排窑洞里面是连着的，每孔窑洞里都有一个土炕，炕上放着许多木箱子，揭开看，先是一股刺鼻的卫生球味儿，是一些很旧的档案袋，每个上面有着同样的图案，就是现在电影里看到的国民党的党徽，并且在封口处盖着一个长方形的兰色朱文印章：绝密。我一孔一孔地串着，到了最后一孔，我看的有点厌倦了，因为格局都是一样的，而那些被封的档案袋是不能打开的，我爬在一个木箱子上，想着怎样打开档案袋看完后又恢复原样。有人拍我的肩膀：“小兄弟，你想看看里面是什么对吗？”，我感到视觉模糊，他似乎是穿着一种军装，还戴着眼镜，我点点头：“外面都一样，可里面一定不一样。”，他同意我的意见：“对，这是我们的死亡档案，每人一份，当然不一样。”，我问他：“你死了吗？怎么死的？”，他的声音很悲伤：“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