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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路远非常瘦削而且安定，静静地看着我。我开腔道：“案发后你在厨房喝蓝山咖啡。你喜欢蓝山咖啡？”他毫无所动地看着我，就像有谁，有什么，在他里面死了。我心头一动，像看到了我自己。我示意警员出去预备咖啡，我又掏出了在现场搜出的照片。一间乡村房子，大概在加拿大，陈路远一家和一只大牧羊犬站在园子里的照片，全都笑着，连牧羊犬也张着嘴，附和着。陈路远略略低头，看了看照片，又不知看到什么远处去了。警员送来了咖啡及携来了耳筒镭射唱机及喇叭。咖啡香弥了一室昏黄。镭射唱机播着案发时他听着的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我点了一支烟，就深深地陷入沉思与静默之中。
“你喜欢巴赫的音乐？”陈路远没有回答。“我想你不愿意再说的了。多么好。
你知道吗？我下了班不说话，有时在兰桂坊喝整个黄昏的酒，光听人家在吵。不说话是一种奢侈。“陈路远看着我了，不知在聆听，还是在想。
“我太太，她叫做维利亚。我们刚在德布连结了婚我便带她来了香港。你去过爱尔兰吗？那是个美丽而忧愁的地方。草原上有马，春天时满地开了野菊。我们的儿子叫大卫儿，眼底带绿，像爱尔兰的草原。”
“维利亚一直不喜欢香港，或许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女子。一次我醉后竟然透露迷恋上背上纹了一只孔雀的中国女子。翌日回家我发觉维利亚伏在床上，痛得满脸通红，掀开毡子，才见得她背上纹了一只大孔雀，血迹还未干透。我跪在地上求她原谅。”
“但没有用。你知道，我是个警察。我是英国人。我无法拒绝殖民地的诱惑。”
“她回去过爱尔兰。我带着大卫儿到她姐姐处找她，我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抱着大卫儿在哭。”
“又回到了香港。断断续续很多年。大卫儿开始独自上学，交小女孩朋友。维利亚走了，在米兰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要离婚。”
“她后来跟了一个意大利人。她去意大利前跟我做最后一次爱。背上的孔雀已经毁掉，她原来优美的背部灼了难看的疤痕。我一边做爱一边流眼泪。她只说：意大利人对我很好，远比你对我好。我这样比较幸福。请原谅我。我不能再背这爱情十字架。”
“她走后我开始很沉默。”
“生命里面很多事情，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我想你明白。正如我想我明白你。”
他便静了下来，好像我是主控官而他是冷血的多重谋杀犯——人的灵魂的幽暗，沉重婉转至不可说，而且无所谓道德。他爱维利亚不比我爱赵眉爱得更多或更少，但他毁了她美丽的背、她的爱意，和她的前半生，而我却杀了赵眉、明明、小二、小远和小四，及大白老鼠。
演员下了舞台，疲倦而憔悴。
我只是无法背这爱情十字架。
但赵眉真的怕。中英谈判触礁，港元急剧下泻，市民到超级市场抢购粮食。赵眉从医院扑来找我，还穿着护士制服，只在我怀中哭道：“住不下去了。让我们结婚，离开香港。”她的白帽在我面前晃动如蝴蝶。别着白帽的竟是一支一支的发夹，无端端地生长着，像刺。
她要跟我结婚我便答应了。我没有想过要拒绝，我爱她。
“陈路远。”她总是连名带姓地叫我，小小的手伸过来，握着。
“很奇怪。近来我老在找东西，总觉得失掉什么似的。”她怯怯地笑起来，“你上班了，我总觉得永远不会见着你似的。”
“失去什么。就像你已经在坟墓里了，我在你的坟头走过，在呼唤你的名字。”
我一直沉默着。黑暗无处不在，远处公寓房子的灯，已经遥不可及了。是的，失去什么，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我们还是不要想回香港的事了。”赵眉又转念道，“因为我又怀孕了，路远。”
“哦——”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新希望。让我们好好的，给他关怀、温柔、爱。”她将我的手轻轻放在她肚皮上。我的手突然发热——惧于生之无知未来，我只吞吞吐吐地道：“一定非要孩子不可吗？”我脑里慢慢浮现一个血婴，半埋在泥土里，赵眉和我，在黑暗中呼唤寻找。'
“一定非要孩子不可。”赵眉缓缓地答，很缓慢，但很坚定。我知道她决定了。
我们以为自此便可以安顿下来。孩子是个壮大的男婴，我们叫他小远。小远比两个姐姐都好脾气，晚上总酣睡，不大哭。哭也见好便收，性情似乎比较开朗容易。
事情还是一件一件地发生。明明上幼儿班，突然不肯上学。赵眉又哄又吓，总不得要领。她已经3岁多，突然扭着脾气，撒了尿。赵眉替她换裤子时才发现她腿上都是瘀痕。她才说：“同学打我。我和幼生讲中文，他们便打我。”幼生是班里另一个中国学生。赵眉触电似的，皱着眉，跟我说：“路远，我怕不幸的事情还是要发生。”
裁员还是裁到了我身上。我拿着支票与措辞客气的辞退信，回到家里，在门后缓缓跌坐。冬日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怕又是漫天漫地的白雪，婴儿夜夜啼哭，我们互相杀戮伤害，血溅成浅浅的池塘，说不定其中还会开一朵冰凉的白莲。在厨房找到了赵眉，我只能紧紧抱着她：“如今我只有你了，赵眉。”
我软弱的时候赵眉总很坚强，为我煮了咖啡，说：“我们还有足够一年半开销的积蓄，况且还可以领救济金。”侧着头，想了想，浮现了一个恍惚的微笑：“幸好三藩市不下雪。不然，我想，我大概会死的……孩子也活不下去……”忽然目光凌厉地看着我。我心头一震，跌碎了手中的咖啡杯。
我怀疑我们心里的什么角落，失去记忆与热情，正绵绵地下着雪。在三藩市，在香港。
赵眉不再让明明去上学，将她关在屋里，手里却抱着两个婴儿，口里总道：“他们想杀死明明。”又去买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车上缝窗帘，将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他们成天在看我们。他们想杀明明。”在家里又穿着雨衣，戴着医生的透明胶手套，穿一双胶雨靴。“我怕，陈路远。雨什么时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阳光丰盛如巴塞隆那。
我无法按捺，将明明送回学校，回来紧紧抱着赵眉，撕去她的雨衣，手套、胶雨靴：“赵眉，你有病。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令你和孩子平安而丰足？”她低下头来，缓缓地道：“大概不可能了，陈路远。”
她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胶衣服，拉开了一屋墨墨的窗帘，到厨房弄吃的，姿态十分缓慢而安静，像受完电震的精神病人。我站在整洁光亮的客厅中，隐隐听到了赵眉播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忽然感到十分疲倦而且苍老。我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而且恐惧。
我竟然动手打她。明明放学回来，小二和小远都饿了，他们就在厨房吃点什么。
赵眉还是十分萎靡，只在厨房切切拌拌，小孩吃着，都哭了。我进厨房一看，孩子满口是血，手里还抓着满满的血与肉。赵眉在细细地叱喝着：“吃掉它。吃掉它。
吃掉可以驱邪。我们有杀身之祸了。“她竟也瓢起一调匙的生血肉，往嘴里送。我一把揪着她的发，摔掉她的调匙：”这是什么？“她说：”鸡心、牛脾、猪肝。“
我指着她的脸：“你给孩子吃这些？”然后我竟然打她，一掌一掌地刮她的脸。孩子哭得更凶了。她也不哭也不闹，只眯着眼看我。我略停手，她转身便操住了厨刀，闪闪亮亮，冰冰凉凉的，搁刺着我的喉头。
“你忘记了吗？陈路远。关怀，爱，温柔。”——何以至此。我原来想爱她，关怀她，给她一个温柔的家。
明明轻轻地走过来，抱着了赵眉的大腿。赵眉索索地流了一脸的泪，放下了刀，跪下说：“明明，你们父母做错了。从油镬跳进火堆，又从火堆跳进油镬。做错了什么，我们却不晓得。”
因为我们以为凭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
然最终还是毁灭。
我独自到了欧洲，又回到了香港。我无法再背负爱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我走路缓慢，鞋跟老给人踩着。
银行职员问：“先生，身分证号码？”我略一迟疑思索，职员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旧香港的浓咖啡，发觉咖啡室已经消失。电话号码都改了7个数字。港式英文我亦不理解，譬如“天地线”。我去看许冠文的电影还会发笑，但整个电影院的年轻人都十分不耐，粗话连篇地叫他“阿伯，收山喇。”
民选的立法局议员才20多岁。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村租住一间细小整洁的公寓房子，像爱丽思梦游仙境，回到了单身时的孤独与沉默。闲来坐在窗台上看飞机升降，原物实大的巨大飞行金属，在窗前掠过，跑道在城市与海洋之间，闪闪发亮。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城市，独一无二。
我找回旧日的拍档，夜夜工作至晚上10时。生活还可以。午夜浅睡即醒，会昕到婴儿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觉。
赵眉和明明还是找到了我。婴儿小远在啼哭，赵眉的腹部已经隆起。我低着头想，怀的是魔鬼怪婴，——我们心中的魔鬼。
她只是“啪”的刮了我一巴掌。我轻轻地掩着一边发热的脸。
我默默地抱起明明，接过她怀中熟睡的婴孩。她提着行李，默默地随我进屋。
当夜我们还做爱，顶着奇怪而邪恶的隆腹。
可能就是当夜做的决定。
明明、赵眉、小二、小远回到香港后就互相传染疾病。空气污染，明明老伤风、感冒。食物污染，赵眉老肚泻。噪音污染，好脾气的小远也成天皱眉大哭。为了寻找加拿大的记忆，我给他们买了一只大白老鼠。只有老鼠和我最健康，老鼠吱吱的生长，如癌之扩散，而我的决定在黑暗中孕育成形，等待诞生。
我不知如何将事情解释清楚。到底是我毁了她们，还是她们毁了我，还是我们都是牺牲者。小四生长得很健康，跟每一个婴儿一样哭闹发脾气。我们一家6口，跟每一个香港家庭一样，在暂时的恐怖的平静里生活。赵眉也像每一个妻，送孩子上学，记得食品价格，见学校老师会精心打扮。明明学会多话，用电视肥皂剧主角的嚣张态度说黑社会术语，小二不停摔破家里的所有玻璃，小远毫无倦意地生病，肚泻，发热，皮肤敏感。生命像一张繁复不堪的药方，如是二钱，如是一两。而我案前的草图堆积如山，周末还得和建筑商和发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属及各种毒素的海鲜，急于花钱又急于赚钱。我忽然怀念在美加那种真实的孤独与恐惧，因为清醒，但我已别无选择。
从油镬跳入火堆，又从火堆再跳入油镬。
移民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希望。而希望从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赵眉不再跟我讲关于温柔、爱、关怀。她和我在这人生的各种歧途之间奔走，已经劳累不堪——但正如希望，光明坦直的道路，也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我以为我的决定，再光明坦直不过。
要杀赵眉的意念总是一闪而过，第一次我们还在阿尔拔亚省加特利城。我们刚到几个月，她怀着小二，我失业，二人成天在大雪纷飞的屋子。赵眉喜欢数钱——把现金提出来，找换成硬币，一只一只的在数：“足够我们过两年4个月零5天。”
我看着电视，听着单调的钱币声，赵眉近乎满足的叹息——又一天了。
几时才过完这些日子呢，当时我忽然起了杀她的念头——一闪即过，用刀劈碎她的脑子，肚里流出紫黑的胎儿，再杀死熟睡中的明明，警察会将我当重要人物看待，我们会上加特利亚城报纸的头版。这个念头竟令我深深地震栗，不禁轻轻发抖。
赵眉转过脸来，微紫的脸，灰黑的眼睛，看穿了一切似的，说：“陈路远，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迫你离开香港。但谁知道呢？我们从油镬跳进火堆，最后不过又由火堆跳回油镬，谁知道呢？”我心里一阵揉痛，一言不发，只是抱着她。
我从来不知道加国有这样漫长严酷的冬天，才11月，已经下了雪。赵眉愈来愈沉默，川流不息地在厨房里弄吃的，Cereal、生水果、乳酪、烟三文鱼、意粉、巧克力勿斯、苹果批、果仁曲奇饼干、龙虾汤、鹅肝、烧鸭……二人对着一桌子的食物发呆。电视亦川流不息地开着，简直就像香港的屋村。赵眉又养了一只牧羊狗，先喂狗，喂明明，然后才该我。食物吃不完丢进垃圾桶——我的存在不过在牧羊狗、小孩与垃圾桶之间。漫天风雪，我披一件外衣便往外走。
园子里只有荒凉的几株枫树，索索地摇动。雪亮如白衣，月色明丽。我只是盲目地向外走。双腿麻得抬不起来——离开这食物丰盛的监狱。我们以为追求自由，来到了加国，但毕竟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监狱——基本法不知颁布了没有。他们在那里草拟监狱条例呢。逃离它，来到另一座监狱。
我在冰凉柔软的雪中栖息。我累了。
在一个暗紫的梦里面，我听到赵眉子宫里的轻微哭泣与呼吸。
醒来在雪白的医院里。护士和气地道：“陈先生。”赵眉的紫脸，大大的，像一朵肮脏丧气的花，在远远地看着我。
“不应该将孩子生下来，打掉他。”
赵眉哭了。
孩子生下来我们便搬到多伦多，那里挤迫而空气污浊。人们又喜欢饮茶，看明周，炒地产，比较像香港，令人心安。我们买了一幢高层公寓房子，换了一辆日本车，我又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建筑师当文员。同事都很友善而客气，经理总是十分有礼，叫：“陈先生，你是否介意替我整理这叠发票？”日子安静而缓慢。
下午5时零5分，他们都走清光，我有时在寂寞的办公室，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