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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5时零5分，他们都走清光，我有时在寂寞的办公室，站在窗前看雪，以及灰黑的黄昏。站着站着，会看到赵眉紫色的脸，及两个瘦小的婴儿，像紫色樱桃。我想狠狠地压碎它，溅了一雪地紫红的汁。
小二特别爱哭，叫起来惹动了明明，两个婴儿轮流哭整个晚上。赵眉和我，严重睡眠不足，她开始掉了一地的头发，连眼睫毛也秃了。我开车双手总是发颤，在办公室里老觉得窗外有人寂寂地看着我，还有一种得意的看热闹神情。仔细一看，又没有了，脑里只是有无尽的婴儿哭声，在深夜的灵魂尽处。
赵眉让婴儿吵得无法入睡，便在厨房弄吃的。凌晨5时，我们夫妇对着一桌子食物，窗外是深黑的雪。我狠狠地瞪着眼前那只吱吱的白老鼠，赫然惊觉老鼠已经成千上万地繁殖，爬满了厨房、睡房、阁楼，甚至在我的驾驶座上。我蹦地跳起，冲入婴儿房，紧紧抱着明明、小二，怕他们要被白老鼠吃掉了。孩子“哇”的哭了。
转身来，见赵眉单单薄薄地赤足站在房门口，睡袍绉而陈旧，凄凄凉凉的双手交缠在胸口，道：“陈路远，让我们回香港吧。”
我们结果搬到了三藩市，在湾区找到了旧房子，我开一辆吵得不可理喻的旧福特，我又在一间建筑师楼找到一份绘图员的工作。
孩子仍然非常瘦弱而且敏感，喜欢哭泣。一夜明明又整夜哭泣，但我已经累极，而且开始习惯，转身也就呼呼大睡。突然醒来，感到有蓝光，原来是三藩市盛夏的无声闪电。屋子里异常的黑暗与静寂。不大听到孩子的哭泣，我像灰姑娘一样又惊又喜，在陌生的美丽静默国度漫游。赵眉在我这个静默国度消失。我竟然就在一阵一阵的无声闪电里，无声地笑了。
我多么渴望赵眉及孩子的消失。
但我却摸索起来，开了灯，到婴儿房找孩子和赵眉。小二睡了，明明的床却空空洞洞，留了浅浅的睡痕。我的心扑扑地跳动。
终于在厨房找到赵眉。她冲我，微微地笑了，在喝一杯香浓的巧克力——我已经多时没见过她的笑容。明明却坐在地上，靠着煤气炉，满脸紫蓝，嘴里塞了一条香蕉。赵眉道：“她不会再哭了。”我大吃一惊，立刻抱起明明，挖出了香蕉，再电召救护车。明明还有呼吸，只是十分微弱，我一下一下地拍她的脸，一时急痛攻心，差点流了泪。赵眉只是静静喝着巧克力，有天真安乐的神情。我站在这么一个蓝光闪动的公寓厨房，空气弥漫巧克力香气，身旁有勤劳的妻，天使女儿，而我又是个幸而能逃离香港的中产阶级——救护员快要到来。我感到了幸福生活的讽刺，再一次，对着赵眉，失神地笑了起来。
小孩很快复原，只是父母要看心理医生，明明和小二都交给了托儿护士，蚕蚀我们有限的积蓄。
情况再次地稳定下来。只是夜来我会做杀死赵眉的梦，醒来一身冷汗，紧紧地拥着她，叫她“宝贝”，说爱她，为她受的委屈道歉，和她做爱。
赵眉又将明明和小二接回家来，好省点钱。她又干回她的本行，周未做替工看护。我做着极其无聊的绘图工作，老像一个永不升级的一年级建筑学生。明明自从咽了香蕉后，忽然不再哭泣，只是十分忧愁，眨着大眼睛。一次我们在明明用的小厕盆发现了血。她只是咬着唇，不哭泣也不动容。一看她，下体发炎得又红又肿。
我忽然知道，我们只因为自己的轻弱，毁了她。
平静而提心吊胆的，总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发生似的，我们还是在三藩市安顿下来，入了冬。
秋冬之间不过是几天的事情，晚来早黑，家里没亮灯。明明在半暗的玩具房间摇木马。小二在婴儿床睡得正甜。赵眉不在。
我独自在客厅喝一罐啤酒，坐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醒来天也全黑。赵眉仍然没有声息。车子还在，她没有开车。打开衣柜，看出她没有穿大衣。我隐约嗅到不幸的腥膻气息，梦也似的，浮现了她坐在沙发前看电视，额角缓缓地流着脑浆的形象来。明明伏在书桌上，后脑开了血的星花——我发狂地抱起明明，摇她：“妈妈呢？妈妈呢？”她只是一味地摇头。
赵眉是否真的离开我远去？我不禁一下一下地亲着明明——多么像赵眉。明明吓惊了，只是别过脸去。
我在寂静的林荫大道叫赵眉的名字。邻居亮了灯，探头出来，关上窗。
在街头韩国男子金先生的家前碰到他开车回家。他停下来，道：“我见到你太太。在小公园，独自坐着呢。”
我在一株枯透的枫树下找到她，坐在雪白的木椅上。她的脸孔微焦而紫白，没穿大衣，只围了一条紫红大围巾。我静静在她身旁坐下，明明一挣，便在草地上玩去了。
这夜寒冷而有星。
“你喜欢这里的生活吗？”良久，赵眉方说。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
“与香港相比呢？”
“在香港，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也没时间想。”
忽然有流星。
“你记得港大化学大楼外的草坪？那时我们总在那里想，什么时候才有一个我们的家庭，点着灯，像星星。”
“唔。”
我记得的赵眉，头上总戴一顶秀气的学护帽，时常默念护士的座右铭：“温柔、爱、关怀。”
“我时常渴望有长久安定的生活。我的要求原来很简单。”
而我期望香港的摩天大楼如人类文明，一直通往天堂。我以为我的建筑是巴比塔。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那时候，我们还年轻。
赵眉轻轻地靠着我的肩。年来搬了三次家，生了两个孩子，她已经非常瘦弱而松浮，身体像一个泄气皮球。
“我们回香港去，好不好？”
我爱我的家人，所以为他们做决定。
我在西贡找到了一间幽僻的房子，园子里有丧气的芒果树，隔壁有一双小丑般，成天嘻哈大笑的夫妇。我们搬进后孩子学会了喜欢月亮，赵眉深夜喜欢看电视，我喜欢音乐，及其中的沉默。
那必然是个月色明蓝的艳丽晚上。家里每人都宁静安好。明明在画画，小四在玩玩具熊。小二和小远已经上床，赵眉在看电视。而我在昕巴赫无伴奏组曲的来由始末——再抽象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器具是刀与铁枝。
原来人可以有这样多的血。赵眉根本认不出那是我，死前还在叫“打劫”。明明的画染满了红色，小四还小，不明白，以为我在玩游戏，还叫我“爹地”。小二在睡梦中根本没有醒过来，而小远，浅浅地醒来，瞬即陷入长久沉寂的黑暗无意识之中。
最后的是大白老鼠。
行动并不困难。解释决定才是艰难。我一直希望做一个忠实真诚的人——因为忠实，所以解释分外困难了。
因为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所以沉默。
但我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逻辑，因此没有不可理解的事物。
不知眼前那总督察明白了没有。他是个孤独的人，孤独的人比较容易互相明白。
因为孤独，所以比较清醒。
他在警方所拟的简单证供上签了字。离开前只紧紧地与我握一下手。手很暖，而且诚恳。
在庭上陈路远拒绝答辩。辩方律师反反复复盘问证人詹克明：9月16日凌晨12时15分你报警报称被告杀了人，当你初见被告时，他在你左边还是右边？你说有染血铁枝，到底在门外还是门内？你说看见尸体，女死者赵眉，她到底张眼还是闭眼？
——证人不耐了，道：“法官大人，我哪管得人家这许多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杀死家人，实在无可阻挡，不得不如此呀！”惹来哄堂大笑。法官翻眼道：“证人滑嘴饶舌，简直当生命是笑话，法庭是游乐场、街市！退庭。”
五项蓄意谋杀罪名成立，陈路远被判死刑，日内由港督会同行政局特赦，改判终生监禁。
在高等法院外我碰到林桂，他升了职，任分区副指挥官，见着我，显得十分高兴，又笑怨着新工作太辛苦，要早日退休。眉宇却有得色。他比我年轻差不多10岁，当年在反黑组还是我带着他。暴动时我们一起镇压新蒲岗胶花厂工潮，又联手冲入北角华丰大厦。炸弹在我们不出一米外爆炸，我们互相拉扯伏下……“今天晚上到会所喝酒吗？”我只道：“戒掉了，胃痛。”便匆匆离去。
我整个人空空荡荡，没有喝酒已经有恍惚的醉意，便在高院前的栏杆站一站。
远眺维多利亚港，香港还是非常繁华。散庭时分，身后的律师，家人，一群一群地走过，像电影院完场。我却想起了陈路远以及我自己。他一生不会再见着这美丽的维多利亚港了，世界将遗忘他。然而这是出于他自觉的选择。而我呢，我却毫无选择，要失去这城市了。
我离开爱尔兰时还是个眼底带绿的青年，像大卫儿。我再回去仍然骨架高大，但皮肉却像一件穿松了的大码衣服。
未几大卫儿被捕。他前年暑假回港，曾经在兰桂坊藏有20克“冰”被捕拘留，还是我替他奔走，才撤销了控罪。但这次在他的宝马跑车行李厢藏了20公斤4号海洛英，约值港元1000万。我才猛然想到，他不过是一个理工学院学生，竟然开一架宝马跑车，而我竟然从来没有问。
很多事情已经急剧改变，而我竟然不晓得。
我带同律师去警署看他，他见到我，只是大哭。好像他小时替猫洗澡让猫吃了杀虫药死去一样，只是大哭“爹地”。
他还是我的大卫儿，安琪儿，宝贝。苹果眼睛，高大骨架，眼底带绿而且惶然，多么像我。
“爹地，救我。”他什么时候从一个机械工程学生变成一个要赚大钱的犯罪分子，我竟然不晓得。是不是在我醉酒打架的时候呢，在我黎明与陌生女子做爱的时候，在我进马场看马的时候，在我放枪的时候，殴打疑犯的时候？还是在整个香港都惶恐不安的时候？“爹地，快弄我出去！”他以为他不过偷吃了邻家的苹果呢。
我全身都发热，不得不跳起来，紧紧地抓着铁栏道：“你还想我怎样，你狗娘养的！”
一拳地打在墙上：“你还想我怎么样？”
站在林桂宽大的办公室门口便感到了难堪，无法再向前踏一步。有人在里面，正在应他：“YES SIR。”顿时我进退两难，林桂已经听到了动静：“外面请进。”
又低声道：“你先出去。”对方又应：“YES SIR。”见着我，原来是重案组马督察，向我招呼：GOOD MORNING SIR。
我道明来意。林桂还是十分矫健结实，双目锋利如刀，手背犹有刀痕，是一次与我被银行劫匪袭击所受的伤。他沉吟半晌，方道：“伊云思。这不是打劫、伤害他人身体等等。即使我肯，其他人都不会肯。”他长叹一口气，站起来，立在窗前，成了影子。外面有军装警员在步操，多么熟悉，令人心安的声音：ATT…ENT…ION。EYESFRONT——那时我们还年轻。
“况且，律政署已经决定起诉。”或许因为热，他缓缓地脱了外衣，隐现了结实均匀的肌肉，紧紧地收缩，又放松，才道：“伊云思。现在真的不比从前了。英国人的势力没落了。他们日子不多了，犯不着冒险讨好其他人。华人又不成气候，所以，律政署那边，很难。”我低声道：“我可以用钱。”
他转过身，和往日一样眉目端好：“你要钱，我可以借你。但……”他的脸容仍然令我心动。我爱他不比爱大卫儿少。“伊云思，你还是不要冒险了。早日回去吧。留在这里，看着你熟悉的人与事，一点一点地失去形状，我不知是败坏还是新生，但眼看着这一切，也不免难堪。我才41岁，移民养老又太早，没办法。但你不一样，你回去，比较安乐。”我忽然见到大卫儿捧着我的心，一刀一刀地刺下去。
“何必呢。世界不会停下来。这几年来，你老多了。我担保现在和你跑长途，你一定赛不过我呢。”如此一来，我失去大卫儿，我又失去他了。
“谢谢。”我说，“我明白了。”不如怎的，我很渴望有一顶帽，好好的，保护我自己。来到香港以后，因为热，也因为容易，我已经忘记爱尔兰冷酷而又艰难的冬天了。
大卫儿上庭后我便递了提早退休的申请。拿着过百万港元的退休金，可以在德布连开一个香烟报纸店，或许设一个加油站来经营。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变。我递上退休申请才没一星期，没有警员再给我买烟或递烟灰缸了。他们甚至取消了每天送到我办公室的报纸。
我后来去过精神病羁留中心探过陈路远。虽然数名医生都检定陈路远精神正常，他们还是将他放在精神病羁留中心，比较安全。我去看他，或许是跟他说再见的，虽然他不会明白。他头发剪得很短，精精瘦瘦，惩教人员说他从不讲话，独自在囚室里读大英百科全书，晚上拉提琴：“重重复复，很沉闷的音乐。是不是叫做巴赫的？”口袋里永远带着一幅全家合照，还有一只牧羊犬，等等。陈路远不会跟你说话的了，好心的惩教小伙子解释，好像有义务让我不要太失望。
陈路远见着我，像儿子见到父亲，很高兴而又有点拘谨，安安分分地坐着。我亦无话可说，只是送他几张镭射唱片、一个耳筒镭射唱机，一只小喇叭，像向他取口供那天用的那一套。“试试听。”这次播的是韩德尔。他的音乐像一只冰凉的手，让我们慌张火热的心灵，得到安慰。二人并无言语，只在音乐里默默接近。
我忽然明白耳聋的贝多芬。音乐是孤独者的言语。
播了半套的《弥赛亚》，我必须离去了。离去前陈路远跟我握手，仍然温暖，而且诚恳。我跟他说：“小心照顾身体。谁知道呢，外头这样乱，说不定会闹出巴士底监狱事件呢，又或者，如果他们肯放你，那一定是九七之后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