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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逼供信，给我强行定罪
从这一天起，报社人事科抽调三、四个专干（临时参加批斗会的在外），设立一个〃蓝岗反革命专案审查小组〃（简称〃专案小组〃），由印刷工厂厂长Y某某管总，其他人分管整材料，走访调查，组织批斗会。我被囚禁在食堂附近职工宿舍四楼一间小房里，〃反省〃了整整一个月（〃反省〃中兼做开荒，种菜，搞卫生等劳动）。白天由幼儿园女老师轮流看守，晚上就指定一个男职工与我同睡一房。
由于报社个别右派在批斗时忍受不了迫害而自杀身亡，怕我也走这条路，所以对我看管比较严。除了防止我上办公高楼时走近走廊栏杆外，还搜身检查，把我衣服口袋里的金属品如小刀、钥匙等拿走，连裤带也拿走了（我要提着裤子走路）。我告诉他们：我不会做自杀的蠢事，戴着反革命帽子去死，死得不干净，还会株连家属子女。我相信〃总有一天〃，即证明我是受冤枉，为我恢复名誉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就为这〃总有一天〃四字，我被指控为〃翻天〃思想，是图谋复辟。
在责令我〃反省〃期间，L某某对我采用〃疲劳轰炸术〃，要我日写夜写，写个没完没了。而且由他每天出题，要我按题作答，并规定字数，规定时间，按意图完成任务。如果交代不彻底，或不深不透，或避重就轻，就须重写，直写到他认为比较满意为止。这明明是逼着我，要我写些违心的交代，承认些不应由我负责的〃罪行〃。
报社〃专案小组〃在责令我交代检查的同时，为了发动我周围曾与我有过接触的人写揭发检举材料，是舍得花钱、花功夫的。正是双抢季节，报社通知下放南县、衡山两个劳动点与我接触过的右派，冒着酷暑，赶回报社，集中一起写我的揭发检举。连写了好几天。对我住处经武路宿舍区的5家邻居，由于是婆婆、妈妈多，就通过走访调查，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事，也作了笔录。对所谓〃落后工人〃（指阶级觉悟不高，不能与右派划清界线的），每人发一张白纸，要他们在规定时间内〃白纸写上黑字〃，把所知的关于我的错误言行情况，一字不漏地写下来。如果不写，就扣上〃同情反革命〃的帽子，须认真作出检查。
在这些写揭发、检举材料的人中，重点对象是留报社的右派段汝雯和女同事、邻居黄健。我和段汝雯当时虽同在报社，往往是劈面相撞也不打招呼，避免惹来麻烦。可后来，报社通知我和他调去安化柘溪水电站办《工地报》。我们就相约在一起，办了好几天的调动手续。调动工作不成，段汝雯就经常利用星期六晚上休假时间，约我一同去看电影、戏剧或去烈士公园扯谈。两个右派相处在一起，不存戒心，难免不说些不满的话。报社〃专案小组〃就抓住这一〃缺口〃，反复动员段汝雯对我〃反戈一击〃。答应他如能在揭发检举中立功，就可以对他从轻发落，免予刑事处分。段汝雯也许是被迫，也许是想争取立功，就把一切罪错，全推到我身上，不管我的死活。黄键是个无辜的受害者。她是〃读者来稿登记组〃的一般干部，解放前原扫荡报总编辑许任飞的爱人（当时许去株洲劳教），所以称她为〃反革命家属〃，当时，她住在我家隔壁，为柴米油盐的事总会有些接触；有时她也会随便谈些报社情况。报社〃专案小组〃的人，说她向我传递了党内反右倾的机密情报，她矢口否认，就说她是我的同伙，订立了〃攻守同盟〃。在我住处邻居中，还有右派丁明凯，何新明两人的家属。丁、何二人都是报社下放南县劳动的右派。有一次回家时，找我在一起谈他们在南县的劳动情况。报社〃专案小组〃就认定是我在拉拢他们，约他们担任驻南县的联络员，因而动员他们揭发检举我。衡山劳动点的右派张少锋平日与我要好，于是张少锋被定为我派驻衡山的联络员。陈望岳曾在报社排字房与我一起劳动过，也说他是我这个集团的骨干成员。（为了要他写我的检举材料，他被关了半个多月。）这样东凑西拼，把我们这几个人说成是〃反革命集团〃，我是发号施令的司令，段汝雯是出点子的参谋，黄健是刺探情报的〃暗探〃，丁明凯、何新明是驻南县的联络员，张少锋是驻衡山的联络员，陈望岳等人是骨干成员。搭起这个〃反革命集团〃空架子后，就〃宜将剩勇追穷寇〃，强迫我交代〃反革命集团〃的纲领、组织、计划、策略。硬说我规划的第一步是为右派翻案，第二步是复辟资本主义。幸好我当时没有与台湾及海外亲友有联系，否则我将成为必死无疑的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间谍、特务。
有了一大堆的揭发检举材料，加上我〃反省〃中写的十多万字交代、检查，〃专案小组〃整材料人就开始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为我加工整理〃定案材料〃。所谓〃定案材料〃，就是报社最后给我定罪、结案的材料。材料中所列〃罪行〃，是对我〃依法〃逮捕和量刑的依据。所以〃定案材料〃对我来说，是强加在我身上的脚镣、手铐。
报社给我定罪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逼、供、信的过程。即你逼，我供，他信。关键是报社〃专案小组〃对我的〃逼〃。包括诱、骗、挤、压、打等手段。比如我改见报差错，逼我承认是有〃反革命居心〃。我与周围人的接触，要我交代是存心拉拢人、联络人。在第一次抄家时，抄出我几个日记本，其中一本是笔记本改的，前面两页写的笔记撕掉了，就逼我承认是有意隐藏罪证。我喂猪时，因饱潲症死过猪，也要我交代是暗中放了毒。有时我讲的一两句话，明明是正确的，仍要我说成是对党不满，或有意搞挑拨，我不承认，就大会小会不断，对我施加压力，叫做〃榨油〃、〃挤牙膏〃，并且用手指点着我鼻子，训斥我〃不老实〃，〃反党之心不死〃。那时我没有反驳、申辩的权利，为了少吃些苦头，只好〃低头认罪〃。
我原以为这样的逼供材料，到了公安、司法单位，会重新加以审查。想不到〃公检法〃作为当时〃阶级斗争工具〃，早与报社〃专案小组〃通了气，对报社提供的〃定案材料〃，完全相信，既不去调查了解，也不找我核对事实。把我抓进公安看守所，预审员审讯时，竟然早就照报社提供的〃定案材料〃内容，写好现成的一问一答式〃口供词〃。我必须按他写的〃口供〃作答。稍有不合，就拍桌打椅，要我〃小心脑袋〃。我是为保全脑袋，才〃供认不讳〃的。
所列一条条〃罪行〃的来龙去脉
报社〃专案小组〃整材料人所写的〃定案材料〃，我一直没见到，但具体内容都写在检察院的〃起诉书〃和法院的〃判决书〃中。为了便于了解〃定案材料〃是怎样给我定罪的，我想把手上的那份〃刑事判决书〃（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字第9_0_号）关于〃罪行〃部分抄摘下来。
所谓〃罪行〃，包括〃反革命言论〃和〃反革命行动〃两部分。
〃反革命言论〃，是指我当时所说的话，被认定是〃反革命〃性质的，构成刑事犯罪。实际上这些所谓〃反革命言论〃，是〃专案小组〃整材料人把我的自我交待、检查、及别人的揭发检举材料，通过〃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用特有的〃显微镜〃或〃放大镜〃去观察分析问题，于是本来很小的问题成为大问题，本来正常的现象成为反常现象，事实真相被大大歪曲了。有的经过添油加醋，或断章取义，或无中生有，弄得面目全非，再从中取其所需，无限上纲、上线，最后一条条贴上〃反革命〃标签。这就是〃定案材料〃的生产过程。显然，整材料人的目的就是要把我整死。
〃判决书〃中所列关于我的〃反革命言论〃，合计6大条：包括①支持右派分子魏猛克、杜迈之等人筹办资产阶级〃同人报〃，与《新湖南报》唱对台戏；②公开污蔑反右派斗争是〃把羊赶到狼中去〃；③咒骂〃共产党越来越独裁，不民主〃；④污蔑〃共产党没有起码的人道主义〃；⑤煽动右派段汝雯对〃统治阶级〃（指共产党）不要抱什么幻想；⑥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恶毒攻击污蔑，说〃西风正盛，帝国主义实力相当强大〃。
在这里，我要说说这6项所谓〃反革命言论〃的来龙去脉：关于支持办同人报的问题，原是加给我的一条右派言论，现在移作反革命言论。事实是：反右派斗争前夕，我以记者身份到省政协采访，把政协委员的发言稿（包括魏猛克等人的发言稿），带回报社编辑发表，这是我份内的工作，何罪之有？在当时，魏猛克等人并未筹办什么同人报。就算我有支持办同人报的思想，也不是什么违法行为。
说我公开污蔑反右派斗争。那是我在一份〃交心〃材料中，大胆地谈了对反右派斗争的不同看法。我说：党的干部政策，历来都是强调团结教育多数、孤立打击少数。为什么这次反右派斗争，对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争取团结教育，而是加以无情打击呢？〃羊〃要进来，为什么要把〃羊〃赶出去，受到狼的威胁呢？我这是不理解反右派斗争为什么要搞扩大化，无意对整个反右派斗争加以污蔑。
说我骂〃共产党越来越独裁、不民主〃。那是段汝雯在公园向我发牢骚的话，我当时还批评他不要言词过激。可不知为什么，这话却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说是我对党的恶毒攻击。经过查证，段汝雯承认是他说的，但仍然列为我的罪行，说我对段的话有〃共鸣思想〃。这样强加于我的罪名，能叫我口服心服吗？
说〃共产党没有起码的人道主义〃。是我在劳动时，突然大吐血，我请病假未获批准，感到委屈。我就此事写〃交心〃材料时，说报社没有给我〃起码的人道主义照顾〃。
至于说我煽动段汝雯反党，更是荒谬之至。那是暑热天气一个夜晚，我在一次大型批斗会上挨批斗，只穿一件汗衫、一条短裤和一双拖鞋，连小便也来不及解。刚进会场，就听到高呼口号声：〃把反革命分子蓝岗斗倒斗臭！〃斗争开始，主持人就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要我老老实实交代反革命罪行。我就讲了些对划右派不服之类的话，口号声是：〃不老实交代，只有死路一条。〃突然，段汝雯出现在我眼前，他指着我高声叫喊：〃他是个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他神秘兮兮地问我：〃你煽动我反党，记得吗？〃我摇摇头。他继续提醒我：〃我们一同看了一场戏，你同我说了些什么？〃我听了摸不着头脑，还是摇摇头。于是，〃愤怒的群众〃对我拳打脚踢，打得我遍体是伤。有人说我的头脑是花岗岩做的，所以拳头象雨点一样落在我头上；说我的腿是〃狗腿子〃，于是你一脚，他一脚踢我的腿子。我是憋住尿参加批斗会的，挨打时忍不住屁滚尿流。我痛苦地躺倒在地上，昏昏沉沉，爬不起来了。反正我就像条狗一样，连人的起码尊严也丧失了。
〃专案小组〃人员把我搀扶起来，对我说：〃如果不是我们出面阻拦，你肯定会当场被打死。〃言下之意，是他们有恻隐之心，救了我一命。可我知道，明明是他们把一批〃打手〃召集来，要他们狠狠地揍我，我怎么会相信他们对我会发慈悲？所以我无论如何不愿向他们道声〃谢谢〃。
段汝雯揭发检举我〃煽动反党〃的那件事，是指的什么呢？后来才知道，是我和段汝雯曾一起到〃文华湘剧院〃。看过一场湘剧《林冲》，剧中描写的是《水浒传》中一段故事，说林冲被押解过野猪林，两个差人存心要害死林冲，幸好鲁智深和尚跳出来救了他的命。可鲁智深好心劝他上梁山，他却执意要去守法。我在看过戏后，确实同段汝雯谈了观感。我说：〃林冲不该对存心陷害他的封建统治集团存幻想。〃我这是从《水浒传》的反封建教育意义这方面加以肯定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段汝雯理解为我〃以古喻今〃，借机煽动他不要对〃统治阶级〃存幻想。再经过〃专案小组〃整材料人之手，把我原话中〃封建统治集团〃几个字删掉，改为段汝雯讲的〃统治阶级〃，后面再加上一个括弧，内添上〃指共产党〃四字，于是我原话的反封建意义荡然无存，而曲解为〃对共产党不要存幻想〃。这样变来变去，不是单纯地玩文字游戏，而是要一棍子把我打死。整材料人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刀笔〃，难道是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吗？
说我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恶毒攻击和污蔑。那是〃专案小组〃C某某，要我就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写个〃交心〃材料，把深藏在内心深处阴暗观点暴露出来。他以党的部门负责人身份对我说：〃你相信党吗？你如果相信党，就要听我的话。你交心材料写得好的话，我向你保证，你的问题不会升级，而且有可能争取立即恢复自由。〃我很难听到像他那样如此坦然，不存恶意的谈话。因此对他有意帮助我早日恢复自由表示感激之情。随即我就借了两本《新湖南报》合订本，一页页翻看，把一些国内外重大事件记下来，然后搜肠刮肚去挖阴暗面。 我说了〃西风正盛，帝国主义实力相当强大〃的话，我作自我批判时说：这是我对〃东风压倒西风〃的科学论点，心存疑虑。我还就美苏两大阵容军备竞赛问题，对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对〃三面红旗〃问题，谈了我的一些看法，并在自我批判时，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我的这个〃交心〃材料交给〃专案小组〃后，破例得到夸奖，说我写得好，肯挖痛处，批判比较深刻。但得到的回报，不是兑现〃立即恢自由〃的诺言，而是罪加一等。
关于〃反革命行动〃的具体内容，是〃判决书〃中所说的〃拉拢人、联络人，组织3_0_人之多的反革命集团〃。从所列〃罪行〃事实看，就是我在养猪场一年多里，与报社少数右派、〃落后工人〃及住处邻居、亲友的来往接触，不分青红皂白，所有这些人都成为我拉拢、联络的对象，都是我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我当时虽然是右派，但毕竟是人，是社会中的一个成员，我不是生活在真空地带，怎么可能不与周围一些人保持接触呢？为什么我与这些人的正常接触也算犯罪？
〃罪状〃说：〃被告纠合右派分子段汝雯、反革命家属黄健等人形成小集团，并企图以南县、衡山及报社校对室、报社养猪场为反党据点。〃〃被告等采用借钱、请客、看戏、送粮票和关心人等手段物色对象，以公园、戏院、书店为联络之点，已被拉拢和企图拉拢作为集团骨干和一般成员的，即达30人之多。〃照〃罪状〃中所说，我和右派段汝雯约会的地点，即公园、戏院、书店，是我〃反革命集团〃的联络点，我劳动的养猪场，段汝雯上班的校对室及报社右派下放南县、衡山两个点都是我的〃反党据点〃。
所谓采用关心人手段物色人，是指我曾在一次拖板车上街时，由于天气闷热，我放下板车买了支冰棒吃，我问食堂为我推板车的袁师傅要不要冰棒，他点点头，我就花几分钱请他吃了一支冰棒。我参加街道食堂时，何新明的妈妈向我借了二两粮票。我住处隔壁排字工人龙沛霖师傅有两张电影票，邀我陪他看了一场电影。这实在是正常的来往，却说成是我借关心人来物色联络反革命对象。反右倾时期，报社〃右派〃原编委中部分人包括邓钧洪、苏辛涛、傅白芦、张式军等人，曾集中在报社一间房子里开会，整材料，他们开会处正设在养猪场附近，所以我有机会和他们见面打招呼，报社〃专案小组〃整材料人，竟然把报社原编委这些我所尊敬的人，说成是我拉拢、联络的对象，还列为以我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成员，真叫人啼笑皆非。
报社〃专案小组〃说我的〃反革命集团〃成员有30人之多。这30人名单是从哪里来的？报社〃专案小组〃说是我自己交出的〃纸写笔载〃无法否认的〃铁证〃。实际上是报社〃专案小组〃欺骗我开这个名单的。〃专案小组〃整材料人对我说：你写的交代材料太零碎，今天写一个人，明天再写一个人，我们觉得遗漏太多，你何不把你在养猪场一年多里，与那些右派、〃落后工人〃及邻居、亲友见过面，谈过话，有过来往的问题，列个名单，标明何人、何时、何地与你见面几次，谈过些什么，有何活动等等，一一列出来，目的是便于组织上进行调查了解，看你交代的是否老实。我想，我正需要你们实事求是地了解，免得把一些不实之词强加在我头上。可想不到，我这个名单一交，就成为我自己交出的〃反革命集团〃名单。试问这30人中，包括报社划为右派的编委、编辑、记者共10来人，与我同在一起劳动的工人10多人，还有邻居五、六人及我的爱人、亲友。名单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这〃反革命集团〃怎么能成立？我又怎么会成为〃反革命集团〃司令？为什么我们之间无任何非法活动，也说成是反党、反人民罪行？
在法官面前，我斗胆说了个〃不〃字
就凭报社〃专案小组〃提供〃定案材料〃，报社领导会认定我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于1960年6月13日在报社礼堂召开近百人的干部、职工大会，宣布将我逮捕〃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