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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凭报社〃专案小组〃提供〃定案材料〃，报社领导会认定我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于1960年6月13日在报社礼堂召开近百人的干部、职工大会，宣布将我逮捕〃法办〃，给我戴上手铐，押上囚车。我的同案人段汝雯，宣布送劳动教养。黄健则遣送回长沙县农村老家，监督劳动（黄健因贫病交加，不久就死了）。
我被关押在看守所整整一年，只有预审员预审过一次。到1961年6月21日才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开庭审讯。按程序，应先由检察院提起公诉，可我一直未见到〃起诉书〃，也没有见到检察院官员。法院第一次审理时，把检察院的〃起诉书〃交给我补看。我边看边发抖。因为〃起诉书〃是按报社提供的〃定案材料〃一字不改地照抄的，指控我〃拉拢人、联络人，组成30人之多的反革命集团〃，目的是〃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而且〃情节极其恶劣。〃我下意识地摸摸后脑壳，知道这种〃情节极其恶劣〃的罪行如果成立，最重可判处死刑。我非常后悔在报社〃反省〃期间胡乱认罪，现在到了法院，再不反驳，说不定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我试探地向法官提出：可否提出我的意见？法官点头表示同意，我这才斗胆向法官说了个〃不〃字。我以十分诚恳的态度说：〃指控我组织30人之多的的反革命集团，根本没有这回事，请法院派人认真调查核实。〃
到第二次开庭，报社派两个人当〃人民陪审员〃（其中一个就是〃专案小组〃的Z某某），坐在法官身旁。这次是正式宣判。从法官宣判中，我听出〃罪行〃部分略有修改，如〃反革命集团〃多处只说是〃形成小集团〃，原先肯定我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后改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这样我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5年有期徒刑。法官宣判时没有说明根据什么法律，第几条，第几款给我判刑，只是笼笼统统地说：〃本院为严肃国家法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特依法判处蓝岗为有期徒刑5年，强制劳动改造。〃这说明当时判刑，〃依法〃也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伸缩性。但不管怎样，作为现行〃反革命〃犯，判刑5年，我不敢再有异议了。
刑满后，为何还把我当敌人跟踪追击？
判刑后，我被正式投入劳改农场（岳阳县城陵矶农场和建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正是过〃苦日子〃时期，我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反革命犯〃，与一些土匪、强盗、杀人犯、强奸犯关在一起，在很难填饱肚子的情况下，每天要围进高墙，在看守员的枪杆子押解下，强制从事重体力劳动，身心所受创伤与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在过〃苦日子〃时期，劳改犯人的伙食很差，最先每人每天还可以吃到8_两米〃双蒸饭〃，以后不得不改吃红薯、蚕豆和菜叶、蒿子粑粑。很多犯人由于营养不良，患了水肿病，熬不过的就倒下去了，被拖出去掩埋。我也因肺病复发，咯血不止，晕死过去，被送到了〃落气亭〃。其实我这是〃休克〃现象，没有死成。犯人每天的劳动，都是按规划布置的，包干到组，责任到人，劳动强度大。我幸好是搞〃自由劳作〃，先在果木组搞果木修剪，后到畜牧组搞放牛的事，否则我是无法度过劳改这一关的。
到1965年年底，刑满释放，我拒绝留场就业，回到长沙与家人团聚。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幸好摘掉了〃反革命〃帽子，只接受街道21种人的管制。开批斗会时，只要我陪斗，没有给我挂牌子游街。全家大大小小八个人的生活，全靠爱人在湖南医学院附一医院每月63。5元的低工资收入维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经长沙市北区劳动服务站的介绍，到新河为长沙机制砖瓦厂挑土，做〃土伕子〃，或是到建筑公司当泥木小工，或是拖板车，搞运输。我还在长沙火车北站做过临时押运工，押运生猪到广州或福建龙岩销售，合起来每月工资不到50元，家里除了四个未成年子女外，还有一个年老的婶妈和一个患神经病并断了左腿的堂妹。后来，堂妹进了神经病院，婶妈就到医学院帮人家做保姆。
到1966年年底，爱人下放到湘西大山区桑植县人潮溪公社卫生院当医生。我和四个未成年孩子，放弃长沙市户口，陪同前往。并在这个公社的塔坪大队邓家台生产队插队落户。
我在高山区坚持天天出工，背篓不离身，和社员们一起，搞原始的〃刀耕火种〃，或是搞〃农业学大寨〃，开山、填田、搬岩石，在石头缝中种包谷……，劳动十分艰辛。每天工分收入按全劳动力10分底分一天的工分值为3角钱计算，我这个半劳动力，每天只有1角5分钱收入。到年底分红，我只得到几十元的现金，再分点包谷、红薯、土豆等杂粮，连全家五人的温饱也无法解决。
虽然我们生活极其贫困，但精神痛快。因为生产队队员没有歧视我，不把知识分子当〃臭老九〃，还尊称我〃蓝伯〃。我有一次砍柴时，不慎跌入悬崖下的一棵大树上，全队人奋力搭救，把我救上来。我不习惯背背篓，总有人为我分劳或是为我想办法减轻负担。我没有什么报答他们，就买把理发用的推剪，义务为队员剪头发，或是备有信纸、信封，代写书信。彼此之间互相关照，我感到与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一年多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里出人意外地被宣布为〃管制分子〃，还通知我自带包谷到人潮溪公社武装部参加地、富、反、坏、右〃黑五类〃集训，集训期为半个月。后来我才得知，报社政治处（即原先的人事科）给桑植县组织部去信，说我不是下放人员，而是〃劳改释放犯〃（所谓〃劳改释放犯〃仍不能享受公民权利，而要当犯人看待），于是我被宣布为〃管制分子〃。我不理解，我刑满释放后，下放到高山区老老实实劳动，报社政治处为什么还不放过我，要把我当〃阶级敌人〃跟踪追击？我原在报社被整得够惨了，为什么我离开报社多年，还要通知我所在县、公社、大队领导继续整我呢？难道报社某些人对我有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报社政治处Z某某，承认那个不知情的人，向桑植县组织部写过这信。）
我在桑植县高山区劳动两年后，写信与家乡茶陵县平水公社把集大队乡亲联系，要求带四个未成年小孩回乡当社员，得到同意。我就带小孩自费远迁到家乡安家，直到1979_年平反冤案，调回长沙原单位。
平反冤案后，为何要留〃政治尾巴〃
熬过漫漫长夜，我所盼望的〃总有一天〃终于来临了。1979年底，我在茶陵家乡先后接到改正错划右派及平反反革命冤案的通知，并调回长沙湖南日报社，恢复原职原薪。
这时我已58岁，年近花甲，而且一直体弱多病。为了补偿所耽误的损失，我带病延长了四、五年工作时间，并在这期间批准我的入党申请，还批准我从1944年起计算革命工龄。离体后享受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特殊荣誉。这至少证明我不是〃罪状〃中所列的〃一贯思想反动，对党仇视与不满〃。
我回到报社后，知道某些人事干部都已提拔，当了领导。他们曾经是〃蓝岗反革命专案审查小组〃成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执行过〃左〃的路线，但他们顺应形势，改变态度，并肯在他们手上为我平反冤案，我还是觉得他们对过去所犯〃左〃的错误有悔改表现。
到1984年，报社成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小组〃，把错划案件的〃复查意见〃及平反冤案的〃结论〃，各复印一份交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我看到这些复印件内容后大吃一惊。原来报社政治处在为我改正错划右派及平反〃反革命〃冤案中，仍给我留下个〃政治尾巴〃，说〃蓝岗虽未组织反革命集团，却有严重错误。〃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改判的〃平反结论〃中，沿引报社政治处书面意见写道：〃蓝岗过去对划右派不服，散布过错误言论，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但并未组织反革命集团活动，故原以反革命判刑不当〃，显然给我加〃政治尾巴〃，说我有〃严重错误〃，是指我过去对划右不服，散布过错误言论。
我在给报社〃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小组〃的回信中，指出落实政策工作不够彻底，要求再加审查，去掉强加的〃政治尾巴〃。报社政治处最后终于接受我的要求，并把去掉〃政治尾巴〃的结论，给我见面了。
记得报社政治处Z某某为我落实政策时，曾对我说过：〃你不要以为给你平反了冤案，就万事大吉，要知道，你当时还是有严重错误的，应该很好地认识。〃从他这话的口气，就可断定，以政治处名义给我加〃政治尾巴〃的不是别人，就是他。他为什么要给我加〃政治尾巴〃呢？说穿了，是他很不情愿为我彻底落实政策。留下这个〃政治尾巴〃，等于是提醒我：小心点，你的尾巴还抓在我们手上。显然，他还在等待那么一天，再用〃左〃的那一套来整我。
但愿〃左〃的余毒，不再祸延后代
关于〃左〃的问题。原新湖南报社第一任社长，后调到中央任要职的李锐同志，在他的《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列席十五大的书面发言》中说：党的七十六年历史中，最该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建国以来，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阶级，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多高级知识分子和精英人物，反右倾伤及三百八十万人，〃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
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果断地作出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按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接着又宣布进入改革开新时期。
是不是〃左〃倾错误，从此得到彻底消除呢？
据当时在全国领导执行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同志分析：由于〃左〃根深蒂固，防〃左〃反〃左〃又缺乏力度，尤其是把搞〃左〃的人视为最可靠、最〃革命〃的而获得提拔，故〃左〃的幽灵现仍到处游荡、肆虐，制造了种种恶行。……胡耀邦同志还语重心长地说：〃在今天的新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制造冤假错案。〃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提高警惕，要对〃左〃深恶痛绝，并从思想上加筑防线，防止〃左〃的余毒，祸延后代。
李 茵 一九五七年以后
一、大祸临头
1957年我正在省文化干部学校学习，7月26日，放暑假了，我收拾了书包和简单的行李，高高兴兴地乘轮渡过湘江，回家来了。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入正规学校读书，心情特别兴奋。我常想：是党把我这贫苦孩子培养成为一个革命干部，今天又送我进学校，要培养我成为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我真是太幸福了。
老远就看见了报社那座雄伟的办公大楼，心里感到一种无比的温暖和骄傲，这就是我工作的单位，是我的家呀！走进报社大门，看到营业厅里贴满了大字报，观看的人也很多。我停了下来，想和熟悉的同志打打招呼。突然发觉，大家都板着脸，不答理我，好像没看见我这个人一样。当时我的心一凉，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正想看看大字报，只见几个人搭着梯子，在营业厅的大墙上刷起大标语来，很快几个巨大醒目的黑字出现了：〃邓钧洪是报社右派集团的头目！〃我一下子觉得头昏眼花，什么也看不清了，心脏怦怦乱跳，人好像要倒地一样。那些大字报，也无法再看下去了，只想赶快回到家里。
在回家的路上，报社党总支书记李世晞拦住了我，把我带到二楼会议室。他对我说，他是代表组织来找我谈谈的。他说：〃你回来了，你是党员，这次运动对你是一个大考验。我现在是给你打个招呼，你要站到党的立场上来，你要与邓钧洪划清界线。他是你的爱人，今后就是你的敌人了！〃
我听着听着，手脚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眼泪流了满脸。李世晞又说：〃你住在家里不方便，住招待所吧。住招待所写检举揭发材料。〃开始，我有些犹豫，考虑了一下，我回答他：〃我不住招待所，我要回家。〃李世晞显得很不高兴。我又说：〃邓钧洪如果在家里藏着电台、藏着枪的话，我是绝不会包庇他的。〃
李世晞阴着脸，冷笑一声说：〃这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大革命，比枪、比电台更利害，你懂吗？！我是好意劝你，你是党员，我不想让你们两个人捆在一起烧糊了！〃
李世晞看我有些犹豫，他又说了：〃你是邓钧洪的妻子，你和他生活在一起，中毒太深，到现在你还不与他划清界线？这几年来，你搞人事工作，邓钧洪搞的那些反党活动你是知道的，而且你也在帮他执行。报社的肃反工作和干部政策你都是执行邓钧洪的右派路线。你要想想自己的后果。〃 这些话我越听越不是滋味，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执行什么右派路线。肃反时，我又不是领导小组成员，都是执行上面的路线。我只知道邓钧洪决没有搞什么反党活动。我站了起来坚决地说：〃我不住招待所，我要回家去看看。〃我匆匆忙忙下了楼，直奔家里。
回到家，孩子们看到我，都围上来喊我。老母亲却皱着眉头，苦着脸，她一定听到什么风声了。我顾不了这么多了，一直冲进自己的房里，把门砰上，倒在床上哭了起来。
邓钧洪正坐在书桌旁边看书，我边哭边诉，把外面的大字报、横幅标语，和李世晞要我住招待所的谈话，一股脑全告诉他。他当时显出惶恐不安，站起来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来走去。过了一会，他停下来长叹了一声说：〃事情看来是无法躲避的了。只有把个人的名誉、地位一切都抛开，也就是那么回事了！〃但他说罢也哭了起来。他平素是一家之主，在外面也从来都是心高气傲、镇定自若的，现在一下子就垮了下来，我感到他是受了极大的冤屈。看到他这样，我更不知所措了，我们俩不禁抱头痛哭，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祸啊。
二、灾祸渊源
这场大祸的根源就是得罪了省委书记周惠。
1954年，有一次邓钧洪跟我讲：〃省委书记周惠这个人是要突出他个人的工作，突出他本人的。他分管农村工作，就硬要把他对农村工作的讲话放在头版头条，还要有大号字突出他的名字。当时我感到很为难，这不合乎中央办报的方针，是违反中央宣传工作的规定的（当时规定只有毛、刘、朱、周四人的名字才可以用大号字放在头版头条）。我连夜请示了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周小舟同志讲：'放下面，不要用大号字。你们报社要按原则办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第二天，周惠看到报纸上他的那篇讲话并没有登头版头条，也不是用大字号，于是大发了一顿雷霆。他还问苏辛涛：'邓钧洪这个人对报纸工作，他还有兴趣没有？'苏辛涛回答说：'他在这里干得好好的，怎么会没有兴趣呢？'看来，他是对我很不满意。〃
1955年，周惠就把官健平从益阳调来报社，把邓钧洪换下了。周惠在益阳当地委书记时，官健平是益阳地委组织部长，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官到报社以后，当然会百依百顺地贯彻周惠的意图的。
省委准备调邓钧洪出国任驻东欧某国文化参赞。因为他一直有心脏病，要他先去华东疗养院养病，休养了八个月，工资关系一直放在报社。这时工资改革，我看到工资改革的花名册上，官健平是社长兼总编辑，邓钧洪副社长。我心想邓突然变成副的了呢？我明明记得中央组织部的文件上，任命邓钧洪为新湖南报社的社长。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提出疑问来。觉得正也好，副也好，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是干革命工作。
后来省委调邓钧洪到省委文教办工作，做华国锋的副手，从这时起他就一直是副职了。这段时间他还是住在报社宿舍，每天到文教办上班。
我们与官健平在解放前就认识，1946年5月，那时地下党的刘国安和邓钧洪都在《国民日报》工作，公开身份是记者和编辑，官健平是校对。我当时失业也住在报社。有半个多月时间我们每天在一桌吃饭。邓钧洪还成了官的入党介绍人。官调来报社后，他的老婆彭××也调到人事科当科长。官还把我从幼儿园调到人事科当副科长。他大概认为凭以前的老关系，我应该是他可靠的人了。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母亲告诉我，彭科长送来了一条大鲤鱼，熏好了的，有四五斤重。你送她什么还礼呢？我说，吃了它算了，不还礼了。没过几天，我的母亲又说，那个彭科长又送来两瓶龙牌酱油，你要送点什么给她吧？我说，我们没有送礼的习惯，这酱油吃了算了。后来她又送了两盒益阳出产的酥糖，我们又没有理会。1956年，苏联工业产品在武汉展览。她去参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