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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1日下午写毕，于长沙
罗印文极乐世界－悼蔡克诚
1999年8月15日，坐落在长沙市芙蓉中路的湖南日报社，大门内外，红灯高挂，彩旗飘扬，装饰一新的办公大楼，分外鲜亮：好一派喜庆吉祥！湖南日报职工，曾经在湖南日报工作过的同志，以及各方面的客人，聚集在三楼礼堂，欢庆湖南日报创刊50周年。
在送给每一个与会者的礼品中有一个玻璃板座，玻璃板的一面印制了50年前的湖南日报（当时叫新湖南报）创刊号整个一版版面，虽然由对开缩小为16开，但金黄底色上的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照片，以及大大小小的宋体字，清晰可见。头条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颁发的与全体人民约法八章布告，头条前为发刊词《庆祝新湖南的诞生》。读着这编排得体、印制精美的创刊号，不禁使人回想起那给人以不尽遐想的胜利的岁月。
人们注意到：在这个版面上十三篇文稿中，除约法八章由毛泽东、朱德签署，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布告由警备司令部负责人签署外，十一篇地方报道中署名的就只有一篇，那就是蔡克诚写的通讯：《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长沙粤汉铁路员工护车护路护桥斗争》；这真是一种殊荣！
他是一名老新闻工作者，虽然此时还不到25岁，他1942年就进入衡阳大刚报，还先后在衡阳力报，长沙国民日报、新潮日报、晚晚报任过记者、编辑。
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十天前的8月5日，才从残酷的白色恐怖下解放出来。由他来撰写这篇文章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正是那场血与火的斗争的英勇的参加者与见证人。
在创刊号上发表署名文章这种殊荣他是当之无愧的！
环顾会场，从台上到台下，从前排到后排，怎么没有见到蔡克诚呢？他完全应当来参加这个盛会的呀！
〃蔡克诚同志，你到哪儿去了呀？〃
〃老蔡呀，等着你哩，马上就要开会了呀！〃
由远而近传来了汽车马达声音，在月黑风高的夜色中，一辆吉普车急速驶进了湖南日报社大门，向左拐在一所四层楼房前停住，有四个人下车：前面一个矮个子，后面中等个儿的一男一女，中间的那个稍高，戴着近视眼镜，瘦削而又憔悴，他显然是被押解着：呵，那不是蔡克诚吗？他怎么落到这种地步呢？他怎么被抓到这儿来了呢？
这时是1968年2月3日夜11时许。
从这个时候起，蔡克诚就失去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自由！因为他是个摘帽右派……
他被安排在二楼一间房子里。
一个小时后，吉普车再次在这个楼房下响起。这是原班人马在蔡克诚家抄家回来，他们在蔡克诚家里翻箱倒柜，抄走了大批所谓黑材料。
紧接着，这时已是2月4日凌晨了；蔡克诚被从二楼带到一旁的澡堂，勒令他跪在潮湿的地上，一个头目宣布：老实交待罪行，不许乱说乱动。在一旁的打手顿时拳脚交加算是小小的见面礼了。
在湖南日报，这个他曾经为之奋斗、为之贡献青春，也同时承受打击，但也怀抱着希冀的地方，怎么是这样暗无天日？！
头晕目眩，天旋地转他不知道是怎样度过2_月4_日凌晨余下的几个小时的。
他开始写那没完没了的交待材料了。
他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中。
半年多来 _，可以说；是以他为首的一批人，在三湘大地上作出了惊人之举。那时节，他简直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他精心策划，严密组织，终于一炮打响。
请看来自北京的〃联字（67）第0029706号〃文件吧：
湖南省革筹小组：
严伯嘉等三同志于9月13日来中央反映前省委迫害前新湖南报革命群众问题，现介绍去你处，请接谈处理，并请调查处理。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秘书厅1967年9月13日（盖章）文件中说的〃前省委迫害前新湖南报革命群众〃，是指前中共湖南省委中个别负责人，乘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机会，把抵制其错误，在两种办报方针争论中坚持正确观点的一大批编辑记者打成右派分子的问题。
蔡克诚作为新湖南报的编辑委员，与包括前社长和副总编辑在内的其他七位编辑委员，都被打成反党右派集团的成员。蔡克诚受到对右派六项处理意见中最严厉的一项处理，即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送劳动教养。1962年6月，他被解除劳动教养，并同时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9月，被安排在长沙市真知中学，担任语文教师直到被抓之时。
在1967年5月间，所谓〃革命大批判运动〃蓬勃开展时，蜗居在真知中学一间斗室里冥思苦想的蔡克诚，拍案而起：我们也应当进行大批判，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他立即串连前社长邓钧洪，以及严伯嘉、何新明、陈望岳、宗柏生、刘皓宇等人，共同回顾当年两种办报方针争论情况，并分头搜集当年那位省委负责人在新湖南报的亲信总编辑官键平和副秘书长孟树德的历史情况。他们获知这位稍后还当过省委统战部长的官键平，竟是打杀过共产党人的反动分子。他的履历表上只有姓〃官〃与性别〃男〃是真实的，其余都是伪造的。他们在湖南省图书馆查阅长沙解放前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发现孟树德在19461947年期间以共产党员身份充当中央日报特派员和采访部主任，写作了大量反共文章，他在文章中竟称蒋介石为〃明灯〃，大骂中国共产党是〃共匪〃。他们把有关材料写成大字报，交给已经摘去右派帽子仍然留在湖南日报社的同志，以他们的名义一批又一批地在湖南日报院内张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到了8月下旬，蔡克诚观察各方面情况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上访中央。他找来两个年轻人严伯嘉和何新明，由他口述上访报告，由严、何等人携报告立即进京。这样就有了上述写给湖南省革筹的那封信。
湖南省革筹接信后，其负责人于9月下旬两次接见前新湖南报受迫害同志，支持他们进行革命大批判。
省革筹斗批改小组还批下一笔经费，供受迫害同志出版报纸之用。
严伯嘉、何新明两人在京期间，由中央文化革命接待室介绍，还去中央监委进行了申诉。中央监委接待室同志在谈到受迫害同志恢复党籍问题时说，一待各地党组织恢复活动，湖南省监委恢复工作，就立即将你们的申诉批发下去。这不仅给了当年曾是共产党员的蔡克诚等一大批人以极大的鼓舞，而且使他们萌发了不尽的企望。
从10月10日出版第一期报纸后，接着又在11月10日和1968年1月20日出版了两期报纸。
第一期对开六个版的报纸，除刊登中央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给省革筹信和省会群众组织成立新湖南报政治迫害案联合调查团消息外，还重点发表了以《撕开新湖南报政治迫害案的黑幕》为题的长篇报告。
第二期报纸同样为对开六个版，重点介绍新湖南报1956年关于两种办报方针争论情况，并评析当年省委那位负责人在办报方针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第三期报纸为四开四个版，着重揭露孟树德为恶霸地主涂脂抹粉、为蒋家王朝歌功颂德的嘴脸。
这些报纸出版后，群众争相购阅，并通过各个群众组织和各种渠道流传到全国。
新湖南报只不过是一份省级报纸，但它在19571958年期间打出的右派分子多达54人，比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这三家全国性报纸中任何一家所打右派分子都要多得多，而前两者在1957年则是在全国范围内被点名批判的报纸。
随着这三期报纸的出版发行，在湖南乃至在全国的新闻界知识界造成的震动是巨大的，引发的思考则是深远的。每当蔡克诚想到这一点，他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他认为他和他的伙伴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湖南日报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把他抓来，要他交代半年多来所作所为时，他的心地坦然，他认为自已是光明磊落的，他一五一十地讲了写了。
然而，现在他所面对是〃右派翻天，坚决镇压〃。这种严峻的形势，他早已风闻。前社长邓钧洪的夫人李茵同志，曾经悄悄来到他家，告诉他〃红色新闻兵〃已经把邓钧洪抓去，进行了残酷的批斗，被打伤了。他还得知，〃红色新闻兵〃正在四处搜捕苏辛涛这位当年的副总编辑至今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去年11月间他只身到北京上访，之后即被通缉，他只好四处流落躲藏，等待他的肯定会是一场无情的暴风雨。 1968年1月30日是中国传统的美好节日春节。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初四这几天，蔡克诚和他的一家人是在焦虑不安中度过的：不知道厄运将会何时降临？2月3日夜，也就是春节假期刚过，他终于被抓了。他主要不是为自已担心，他想念着半年多来共同进行申诉和共同进行大批判的同志们，前后参加活动的当年右派达到20多人呀，他们肯定又要遭受劫难的。当年把我们打成右派，是对我们的政治迫害，于今，我们按照正当的渠道进行申诉，在中央和省级权力部门的支持下进行大批判，怎么竟然成为十恶不赦的罪人呢？
他为半年多来与伙伴们一道进行工作所取得的各方面支持，以及产生的积极效应而高兴，他是没有后悔的，但是，他又是矛盾着的：他为目前的处境而深深忧虑。
1967年8月间，蔡克诚他们把一批又一批的大字报送到湖南日报大院张贴时，仍留在湖南日报工作的李茵，感到再以个人名义署名不能适应当时发展着的形势，建议是不是起个什么集体名儿。蔡克诚脱口而出：〃就叫一往无前战斗队吧。〃
好一个一往无前！这正是他那勇于开拓敢于进取而又刚毅顽强性格的反应。他思想敏捷，接受新事物快；他原则性强，在大是大非面前爱憎分明；他又富于组织才干，能够在复杂情况下打开局面。
在新湖南报创刊后的几年中，他是经常担当重任的。他迅速由一般编辑、记者擢升为工业部主任、农村部主任、编辑委员，并出任党总支书记。担负一定领导职务之后，他依然锐意进取，人们赞扬他为革新家。
省委中那位分管报纸工作的负责人，强调突出他个人，他所主管的农村工作的报道，也要在版面上压倒一切。这位负责人独断专行，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社长邓钧洪对他这种作法有所抵制，便被调离报社这种情况，蔡克诚是看到了的。
新调来的官健平和孟树德，处处顺着这位负责人旨意办事，他们作为这位负责人在报社的亲信和代理人蔡克诚也是心中有数的。
在几年办报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即宣传中央与宣传地方的关系问题，政治思想宣传与生产经验技术宣传的关系问题，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以及如何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原则，亦即〃天线〃与〃地线〃关系问题。围绕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编委中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以官健平、孟树德为一方，邓钧洪、苏辛涛等人为一方，长期相持不下。支持官健平、孟树德意味着支持能够呼风唤雨的权威与权力，蔡克诚也是明白的。
但是，蔡克诚崇尚的是真理！
1956年4月，他出任农村部主任，到任后发觉3月份的农村报道中经验技术方面的稿件多达66。42％，其中重点是一组关于农业社包工定额的经验介绍。如3_月1_1_日刊出的《长沙县合心乡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作法》一文，长一万多字，登了整整一版，其中〃定额表〃占一半以上，将1_6_9_项农活按春夏秋冬四季和副业，分为一至七级，定出工分标准，全部是数字。文章透露，定额公布后，社员顾虑很多，但报纸却当作样板向全省推荐。他认为，三包定额具体作法登得太多，三包定额中的政策问题和群众思想问题 _，以及增产爱社教育、劳动竞赛等，则报道得很少。孟树德在部署这一年春耕生产报道时说：〃今年春耕生产，突出的抓三包定额经验和双季稻技术，把这两条抓好了，春耕生产报道就成功了。〃上述报道情况，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下的产物。他认为，这种报道思想是片面的。他建议编委会对如何进行农村报道，如何进行经验技术宣传问题展开讨论
省委那位负责人当时正主管农村工作，而此时农村工作又被当作中心工作。上述报道正体现了中心工作报道在版面上压倒一切的要求；其中有的稿子就是他本人交来要发的。指出这一报道存在问题，并要求就此展开讨论，是要担风险的。但是，蔡克诚没有顾忌，勇敢地提了出来。
编委会也真的进行了讨论，并几次开会，累计会议时间长达17个小时。编委中只有孟树德一人因下乡采访未参加会议，包括官健平在内的与会者的认识最后达成一致，并同意作出决议。随后由编委兼秘书长傅白芦定稿的《编委会关于改进农村工作经验与技术宣传的决议》，在肯定报纸进行先进经验与先进技术的宣传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同时，指出〃对于有重大价值的先进经验与生产技术，应当从它们的政治和经济意义着眼来进行宣传〃，并指出要使我们的党报有别于一般的内部刊物和技术杂志。决议没有提到3_月份农村报道，但它是由3月份农村报道存在问题而引发的争论后的产物，则是明摆着的。
这个决议又经由编委们看后表示赞成，官健平并说：〃我同意，就这样吧！〃官健平本意是不同意讨论这个问题和作出这个决议的，但他又讲不出能够站得住的道理，只好点头了。
事情并没有终结，围绕着3月份农村报道和上述决议的是是非非，以及前面提到的办报中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以官健平、孟树德为一方，其他多数编委为一方，在编委会中进行了长时期的争论，直到1957年6月。
那位省委负责人于1957年2月，对在争论中不支持官、孟一方的一位编委说：〃匈牙利的问题，报社的问题，一码事。〃匈牙利问题，指发生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已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把报社争论与匈牙利事件等同起来，这位省委负责人的话语中已经露出杀机了，或者说正在磨刀霍霍了。
机会终于来到，1957年夏季开展反右派斗争，在办报问题争论中没有支持官、孟意见的八个编委全部被打成右派，那个关于改进经验与技术宣传的决议，被打成反党决议；蔡克诚的一项重要罪名是〃挑起关于3月份农村报道的争论〃，作为反党急先锋，成为第一个被揪出的党内右派分子。
一夜之间，由左派变成了右派，让他感叹唏嘘不已，而被打入〃另册〃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这倒促使他进行一种痛苦的反思。原来，他曾经担任过新湖南报肃反五人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新湖南报职工中有十多二十人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查和批斗。后来的历史证明，新湖南报并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错案率是百分之百。如朱正、钟叔河、张志浩、俞润泉四人一开始被当作反革命小集团批斗，因为没有材料证明他们是反革命，退而称为反动小集团，但仍没有材料证明其为反动，最后便硬性定案为落后小集团。肃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