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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同志以后曾经这样评价这个工作班子的特点：〃这个班子的成员，从领导到干部到工人，对工作都能得心应手，有条不紊。即不论从方针政策，版式内容，编辑采访，到印刷发行；也不论从全党办报，群众路线，到读者服务等等方面，都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总之，这是一个战斗的、齐心合力的班子，尤其事业心比较强，党性比较强，懂得如何实事求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人民服务。〃
由于报社班子状况较好，所以，当时工作相当出色。在政策宣传、时事宣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读者密切联系、反对假报道、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群众思想问题等方面，在当时全国的省报中，都可说是首屈一指，多次受到中央和中南局有关部门的表扬。
当时报社内部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
一、民主空气较浓厚。在冀察热辽办报时，即有这个传统。如，发动大家每天评报。报纸出来后，每个人都对当天报纸提意见，哪里好，哪里不好，什么问题提得深刻，什么报道肤浅，有没有差错，等等，大家写出来，公之于众。这些意见都是善意的。每天大家都注意看看，〃择其善者而从之〃。到湖南后，仍然保持并发扬了这个传统。不论下面对上面，或上面对下面，经常互相提意见。意见多是表现同志间的互相关心和对工作的负责。群众对领导有意见也直率批评。提的意见即使不十分准确，领导也从不介意。所以大家心情舒畅，积极性得到较好的发挥。因为民主得到充分发扬，工作人员觉悟又较高，纪律状况很好。
二、上下左右紧密团结，大家都尽力为办好报纸献计献策。当时还形成这么一种风气：哪一个做了不利于团结的事，人们都有一种义愤，群起而制止之。我参加工作四十年，在许多单位做过事，现在回忆起来，这是四十年中经历过的团结状况最好的单位之一。
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李锐同志和朱九思同志先后调离后，这种传统和作风大体上还保持着。
（三）
或许是因为报社的这些同志爱提意见，被周惠等人认为：〃发扬民主过了头〃，有〃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或许是因为树大招风，引来了一些诽谤或非议；或许还有其他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总之，一九五五年，上面派来了一位总编辑和副秘书长。他们在公开场合都说：〃我们是来贯彻省委的意图的〃。好像原先在报社的那些人，个个都是不贯彻省委意图的、调皮捣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运作方式：大老粗管臭老九，从那时起，实已萌芽。他们就是前面提到的官健平和孟树德。
官健平是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混入地下党的。入党时，隐瞒了他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以后查明，他的档案中的姓名、年龄、籍贯以及大部分经历，都是假的，只有性别这一项是真的。他曾当过土匪，还追随〃反共救国团〃抓过农民领袖，杀过共产党员，以后，又担任过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干班的工作队分队长。四十年代初，在广西一所中学任训导主任时，又秘密担任国民党湘桂铁路特别党部的监察委员。此时，由于他结交了这所中学的湘籍地下党员何某，开始与湖南地下党某些同志有了些交往。抗战胜利后，他到长沙，骗取湖南地下党领导的信任，当上了长沙地下党工委书记。由于他善于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解放后，很快就当上了省委的统战部副部长。在报社，他经常说：〃我是靠党性吃饭的。〃他所谓的〃党性〃，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无产阶级阶级性最高的表现，而是紧跟个别领导，听话，曲意逢迎。凡关系到他官运能否亨通的顶头上司，要他说一，他绝对不会说二。
此人的政治历史状况已如上述。到新湖南报社后的两三年中，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也充分表现出了他是地道的〃两面派〃，并有一种〃媚上压下〃的本性。且举两例：
一例：有一年（大概就是一九五五年），湖南省委提倡各部门过春节只搞搞团拜就行了，不要向领导去拜年，更不要请客送礼。官健平在头一天向编委会传达了省委的这个意见，并说：〃要坚决执行省委指示，大家今年都不要去拜年了。〃但，第二天一清早，他就在小汽车后面放上大包小包的〃土特产〃，作为拜年的礼品，向一些领导拜年去了。
二例：有一年冬天，他晚上乘车外去，回来时已经夜深，守大门的老头睡着了。小轿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未见老头开门。司机下车一喊，老头醒了，大概开门的动作也慢了一些。官健平立刻威风凛凛地下了车，〃妈的×，你干什么去了！〃啪，啪，一上去就掴了老头两个大耳光。
〃事上谄者，临下必骄〃，就是这么回事。
此人的文化水平最多也不到初中程度。因为他弄不清巴金写了什么最主要的作品，鸦片战争或戊戍变法是怎么回事，发生在哪一年。这是我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从高级党校新闻班毕业回报社仍轮值晚班时，耳闻目睹的千真万确的事实。
孟树德是老报人，解放前在国统区报纸上发表过一些揭露性报道的同时，也发表了一些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此人往上爬心切，急切地想攀龙附凤，依附上某种势力，使自己飞黄腾达；且心境阴暗，器量狭窄，善于翻云覆雨。这性格就决定了他在反右中一系列的行动，在反右开始前的整风中，有人只在会上说他有些阴阳怪气，像个〃鼹鼠〃，这位同志后来就被打成右派。有人引胡乔木〃短些，再短些〃的文章中的比喻，提到报上有些枯燥无味的大文章，像大地主霸占了土地一样霸占了版面，他就抓住了这句话，说某人某人污蔑省委领导是大地主，因而这就成为一些同志被划为右派的一条主要罪状。在反右中，他把五十四位同志打成〃人民的敌人〃，弄得一些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却得意洋洋地说：〃抓出了这么多右派，是我生平一大快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些同志全部平反了，他对他们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说。
这样两个人到了新湖南报，再加上他们的背后有了周惠这样的人作后台，从此天下多事矣！
（四）
官健平、孟树德来到报社后，他们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和报社多年来形成的民主风气和团结战斗的传统，自然格格不入。编辑部许多同志对他们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并按历来的传统，当面提了这样那样的意见。孟树德很不习惯于这种做法，认为有人有意搞他的鬼，是〃宗派情绪〃的反应。
这样，官、孟两人和编辑部绝大多数同志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省委个别领导如周惠，却支持他们。有一次，周惠当面问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新湖南报的知识分子要反对我，你看怎么办？〃周小舟没有表态。这就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如何评价一九五六年三月份的报道，成为了矛盾激化的导火线。
一九五六年三月，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新湖南报连续发了九篇都是好几千字乃至一万字以上有关农业社包工定额的长篇经验介绍，其中有一些是并不成熟的经验，罗列了许多枯燥的数目字。有一篇《长沙县合心乡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作法》，长达一万字，文中定额就占了全文的百分之六十。连要发表这文章的单位，也认为这经验〃并不成熟〃。报社农村部有关编辑看稿后，认为有压缩的必要，向孟树德请示，他不同意压缩。于是，这样〃不成熟〃的经验登出来了，而且登了一整版。为什么登这样的文章？背景在于，毛主席当时批评了〃小脚女人〃，周惠等人怕当〃小脚女人〃，因此，要大造声势，要大登关于合作化的文章，并颇为奇特地提出：同样的文章可以〃今天登了，明天还要登。〃官健平、孟树德为了讨好领导，就盲目执行这个〃指示〃，还宣传办好报纸主要在于要突出〃中心〃（即：可以不顾质量，完全以数量来突出中心）。这种做法引起编辑部同志们的当然不满。
由于这件事，在编委会内部，由总结一九五六年三月份报道开始，就引起了一场关于如何办好省级地方党报的争论。
这场争论的要点如下：
一、省报应该如何宣传工作经验？以后被划为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党报应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该突出思想性，介绍工作经验也应该如此。在党报上发表的工作经验，必须是相对成熟的。五七年被封为〃左派〃的官健平、孟树德则认为，党报既然要突出宣传党的中心工作，就要着重报道工作经验（把宣传党的中心工作等同于报道工作经验，用局部概括全体）；离开宣传这些工作经验，就是〃空谈思想，脱离实际〃（这就是说，所有其他形式的对于党的中心工作的宣传，都是空谈，都是脱离实际的）；官健平更明目张胆地主张不一定要宣传成熟的工作经验，他说：〃要求所有先进经验都要十分成熟了才能宣传，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定要等待有十分成熟的经验才能宣传，那就会丧失时机，贻误工作，变成马后炮了〃（《对争论中几个问题的意见》）。这就是说：管他是好经验还是不好的经验，登出来就是！后果如何，那就在所不计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五七年，中国共产党办报也有三十多年了，这样办报的奇谈怪论出现 _，这可能还是第一次，而在一九五七年，这种奇谈怪论竟被作为〃正确办报路线的代表〃！
二、党报应该如何看待联系群众的问题，当时叫做〃天线〃和〃地线〃之争。以后被划为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党报既要有天线（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要有地线（反映群众的声音，反映他们的要求、愿望），而且，天线和地线要很好地在党报中结合起来，党报应该成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报反映〃群众的舆论〃和党的舆论应该是一致的。而当时的〃左派〃官健平、孟树德则认为，办报就〃应该伏在党委的胸脯上倾听党的呼吸〃、〃有了天线就得，不一定要有地线。〃③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要改变党报的〃纽带〃性质，主张党可以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执政党最危险的一种倾向，当时竟被作为最正确的主张被肯定着。
三、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以后被划为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报纸上应该开展正确的、充分的、经常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批评和自我批评，体现了群众对党的干部和党的工作的监督。〃报上有无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衡量报纸的党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官健平和孟树德也承认报纸应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不主张〃经常〃、〃充分〃，怕批评会〃影响团结〃，影响报社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在反右以后，主张党报应充分、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同志，都被扣上了〃揭露阴暗面〃的帽子。
四、关于突出中心和照顾一般问题。以后被划成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报纸上既要突出中心（党的中心工作）也要照顾一般（一般工作以及各种有关群众生活的多方面的报道），报纸突出思想性政治性的同时，也要注意知识性（那时还没敢讲也要有可读性、趣味性之类）。官健平、孟树德则认为，只要抓住党委的中心工作就行了，一般有关群众生活的报道可有可无。讲〃知识〃，就是〃资产阶级的货色〃。当时报纸上登载了少量的〃提倡姑娘们穿花衣〃、〃长沙名菜：一鸭四吃〃等等，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吃喝玩乐思想的反映〃。
五、最后，关于报纸特点问题。以后被划为右派的多数编委认为：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特点一样，报纸工作，应该有它自己的特点。报社的领导应该掌握报纸的特点，从报纸特点出发，更好地做好党的宣传工作。官健平则认为，报纸的性质、任务决定了报纸的特点（这基本上是对的），而所谓报纸性质、任务，他则把它简单地归结为报道中心工作，宣传中心工作（这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并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报纸与资产阶级报纸最主要的区别点，讲特点讲过份了，就会沦入〃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的泥坑〃等等。（这就由简单化走向了荒谬）。孟树德赞成官健平的这些观点。
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六年的下半年，各执一词，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部分编委想绕过一些主要争论，从讨论工作入手，研究如何改进报纸报道，也没有结果。到这时候为止，争论都还局限于编委会内部。
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开始，编辑部内绝大部分同志都十分天真，认为真正可以争鸣一番了，要求公布一九五六年的争论。于是，这次争论中的一些发言，印了两本〃争论集〃，发给编辑人员。在五月开始的整风中，围绕这些问题，结合实际，讨论得煞是热烈。六月，风云突变，〃阳谋〃出台。于是，凡以上五个观点，与官健平、孟树德有不同意见的，几乎没有一个不被划为右派。这五个完全是工作上争论的问题，竟变成了划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水岭。
官健平、孟树德一时变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们正好利用了这个机会，排除异已，扶植亲信，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共产党的省级党报，一个经过多年形成起来的民主空气较浓、纪律性较强、上下紧密团结、共产党领导的战斗集体，就这样断送在他们手上了。《新湖南报》从此一蹶不振。这件事的后遗症，直到今天还在显现着。
（五）
在反右过程中，官健平、孟树德怎样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深文周纳，罗织诬陷；怎样公报私仇，〃斩草除根〃，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这些事情，要写起来，大概也有十余万字可写。这就有待于受害的同志，在本文第一节倡议要编的那本书上写去，此处略而不提。
这里只讲在新湖南报的反右中，对于大部分同志来讲，两个最大的教训（至少，我认为是这样）：
第一，由于当时的封闭政策，造成干部中的盲目和蒙昧，而这种盲目和蒙昧，又是和相信毛主席、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观点揉合在一起，所以，在运动开始以后，当毛主席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布，讲话和指示一传达，确实有许多同志在诚心诚意地认为自己确实错了，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动机和效果不一致〃、〃主观上虽然想改进工作，但客观上却做出了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因此，确实诚心诚意地在〃向党交心〃、〃认罪检查错误〃。而官健平、孟树德就狠毒地利用了这一点。当时，报社编了 _一个内刊，叫《新湖南报人反右派斗争专刊》，孟树德就把这内刊掌握在手上，利用运动的声势，扩大篇幅，在省委各部门和社会上广为散发，成篇累牍地刊载一些〃交心〃、〃认罪〃的材料。特别是报社内部一些头面人物的〃交代〃一发表，就在客观上瓦解了〃军心〃，并在社会上造成一种舆论压力。
这种盲目和蒙昧，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反右运动把它发展了。以后的反右倾中又进一步发展，直到文化大革命，使它发展到了登峰造极。一场民族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乃肇于这种盲目和蒙昧。
第二，官健平和孟树德，还狠毒地利用了当时新湖南报干部、其实也是当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比较普遍存在的性格上的弱点，比如，在荣辱得失面前，往往计较太多，为自已考虑太多，骨头不硬，不能临危不惧，等等。他们利用了这些弱点，利用了 _一些同志企图侥幸过关的心理，驱使他们互相〃检举〃、〃揭发〃，自相残杀，然后达到〃一网打尽〃的目的。运动开始，他们还选定了目标，动员一些人〃起义〃，当时也欺骗性地许诺说：只要你检举揭发得好，重新站到〃党的立场〃上来，也就可以不戴帽子，〃允许重新做人〃。一些同志，在这场在灾难面前，由于恐惧，或由于害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