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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教训，我总认为，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再想一想，多少还有点实际意义。
（六）
思考使人受难，受难又使人思考。反右运动过去三十年了，我总觉得，对中国当代历史上的这个重要转折点，人们思考得嫌太不够了。
新湖南报事件只是反右的狂风恶浪中一滴水珠。但这滴水珠中的内涵如此繁复、驳杂，面对这滴水珠，人们不能不思考一番，当时中国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当时为什么要用一种十分残酷的方式，来推行〃外行领导内行〃的既定方针，并把它说成是〃普遍规律〃？为什么有意要造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附带插几句离题的话：在反右以后的一九五八年，我看到《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转引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知为什么，我很快就想起了果戈理在《巡按》中借剧中的主角在台前讲的一句话：〃你笑什么，笑你自己！〃当然，在当时，这是〃腹诽〃，嘴巴上是不敢讲的）。为什么要〃枪打出头鸟〃，针对一些敢于思考、敢于发表意见的人们开刀？为什么要在〃百家争鸣〃的口号下，剥夺党员和人民中间本来并不太多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为什么有意无意地鼓动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以及心术不正的人，诸如官健平、孟树德之流出来充当打手？为什么要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一种自相残杀的气氛和条件，不鼓励人们在业务和道德上去进取，去完善，而是鼓励一种靠不正当手段，比如，靠〃告密卖友〃之类行径来轻易攫取某种利益？等等，等等。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答案，对于总结历史的教训，进行反思，无疑是有益的。但这就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一时半写毕）
朱 纯关于“同人报”纪念唐荫荪、李长恭两同志
九六年唐荫荪同志逝世，我和钟叔河送了一副挽联，云：
生太不逢时，五七年间，何必想办〃同人报〃；
死只是小别，两三载后，好去相寻〃往者原〃。
〃往者原〃是希腊神话中亡人游宴之所，〃同人报〃则是荫荪和我们夫妇一生坷坎的根源。这副挽联，确实是我们想向荫荪说的真心话。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新湖南报》用一版的大半版登了一条新闻，标题是：本报反右派斗争又获重大胜利，另一个右派小集团原形毕露这个右派小集团由唐荫荪、钟叔河、郑昌壬、李长恭、朱纯等组成，他们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配合苏辛涛右派小集团阴谋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与民盟右派集团共同策划创办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
〃同人报〃三字始见于此。反右的主持人将这三个字加上引号，意欲使读者以为这是唐钟郑李朱等人想要〃策划创办〃的一张报。其实，唐荫荪和我仅仅在政协会上采访时，听杜迈之、严怪愚等几位民盟委员谈到过恢复《民主报》的问题。钟叔河、李长恭则因为对当时《新湖南报》的办报质量不满意，提过一些意见不被采纳，发牢骚时说过想离开报社，这时便对《民主报》复刊发生兴趣，表示复刊如果成功，自己宁愿调到那里去。从始至终，我们想的谈的都是《民主报》，从来没有〃策划创办〃为什么〃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
《民主报》由民盟省委宣传部长、共产党员杨伯峻主持，杨任社长，民盟省委秘书长杜迈之任总主笔，由民盟省委出面，于长沙解放两天后创刊（早于《新湖南报》六天），1950年下半年因经费困难，经中共省委批准停刊。我在《民主报》创刊时，由地下党员介绍去那里工作。停刊后，一部分同志调《新湖南报》（有申亚平、严伯嘉、缪振权……和我），一部分到省政协，一部分到盟省、市委机关。毫无疑问，《民主报》是一张革命的报纸，从来就不是〃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
我参加革命始于《民主报》，从事新闻工作亦始于《民主报》，对《民主报》有感情。《新湖南报》当时办得不出色，〃布告牌〃、〃黑板报〃之类批评声不绝于耳。官健平的不学无术、孟树德的逢迎谄媚，更使我们几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觉得难受，不想在这里搞下去了。这时听说《民主报》有可能复刊，我作为《民主报》的旧人，想调回原单位工作的心思确实是有的，但这能说是反共反人民吗？
五七年的省政协会议，开始于五月中，结束于五月底。唐荫荪和我都是《新湖南报》派到会上去采访的记者，和政协委员、民主人士们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乃是我们的工作。钟叔河、李长恭等原来不认识杜迈之、严怪愚等人，这时也一步未到政协会场和委员住所。反右报道中却说：唐荫荪是民盟右派集团安放在本报的坐探。朱纯一直与民盟右派头子杜迈之等人关系密切。郑昌壬、钟叔河、李长恭都表示要加入民盟。〃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瞎说。至于说这五个人如何研究办报纲领，决定人员组成，策划报纸版面，甚至〃连报纸的出版经费、机器、纸张，发行等问题都作了安排〃，更是弥天大谎，是反右宣传者把我们平日对官、孟办报外行、整人内行，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批评，加以断章取义，夸大渲染而成的。
事实上政协会只开了半个月，月底会议闭幕，唐荫荪知道唐麟（省委宣传部长）答复魏猛克、杜迈之，说要〃集中力量办好《新湖南报》，不必恢复《民主报》了〃。我们这些〃书生空议论〃立刻烟消云散。这短短十几天内，我们五个人都有繁重的采访、编辑、发稿任务，八小时之外加班是常事，我还有小孩和家务，试问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策划创办〃？我们关心的只是《民主报》能不能恢复，即使能恢复，能不能调过去还是个问题。如不能恢复，单凭我们几个，一无政治地位，二无经济实力，三无社会影响，二十几岁的青年编辑记者，要凭空〃策划创办〃一张报纸，岂非痴人说梦？难道我们五个人一个个都患上了妄想型精神病么？
可见，所谓〃同人报〃集团，不过是我（五人中只有我是《民主报》的旧人）从唐荫荪（五人中只有他解放前参加过民盟，解放后加入共青团后已不再到民盟活动）口中得知，民盟有几位政协委员，准备在政协会上提出恢复《民主报》的建议，我们对此感到兴趣。钟、李等人也有兴趣，从内心里希望省委能够接受这个建议。《民主报》如能恢复，我们倒确实想从《新湖南报》调过去工作，如是而已。
为什么当时我们会认为《民主报》有复刊的可能呢？
最重要的，不，应该说唯一的原因是：听了三月举行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传达。在我听到的传达中，除了毛泽东的两个讲话之外，还有毛泽东在其他场合对报纸工作发表的一些意见，比如批评《人民日报》办得不好，是〃死人办报〃，表扬《文汇报》办得好，说他自己只看《文汇报》、《新民报》、《光明日报》，最后才看甚至根本不看《人民日报》和其他党报，如此等等。
大家都知道，《文汇报》原来并不是一张党报（虽然里面工作的有不少共产党员），是一张接受党的领导的知识分子报纸。1_9_5_6_年，它被中共上海市委停刊了。可是为了〃鼓励鸣放〃，中共中央 _宣传部又决定《文汇报》复刊，仍旧委托非党员的徐铸成负责。这件事，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在我心目中，《民主报》也就是湖南的《文汇报》。毛泽东尖锐批评《人民日报》办得不好，是〃死人办报〃。但在我心目中，《人民日报》还是办得不错的，至少比官健平主办的《新湖南报》好得多。邓拓的才华也值得佩服（钟叔河便很欣赏邓写女手工艺人〃葡萄常〃那首词，尤其是〃葡萄色紫损红颜〃那一句）。如果说，邓拓都被斥为不会办报的死人，那末，官健平们又算是什么东西呢？既然毛泽东都抬出《文汇报》来，放在比《人民日报》高出一筹的位置，湖南又何尝不可以让《民主报》复刊，和官健平们所办的《新湖南报》比一比呢？
就这样，我们自以为理解了毛泽东的用心，以为他真想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真要提倡辛亥前武昌《大江报》的精神，真会允许《文汇报》这样虽然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却并不充当党的机关报，并不把〃党报〃二字写在额头上，而是以〃知识分子报纸〃面目出现，从而能够使广大知识分子感到亲切的报纸办起来，办下去的。
这时，又碰上了谭震林到湖南来这件事。谭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到湖南来视察。报社有两位同志去访问了他，跟他谈到办报的事。据去访问的同志回来说，谭老也批评《新湖南报》是〃死人办死报〃，还说：〃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一个党报，一个在党外办，唱一唱对台戏。〃
谭震林不是普痛人，他的话当然有分量。这话在报社鸣放高潮中传开了，许多人觉得他对《新湖南报》的尖锐批评十分中肯，其中也包括我和钟叔河。我对他〃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这一点，尤为心动。之后省里开政协会，唐荫荪和我被派去采访，才有我在开头写的那些活动。
由此可见，我认为《民主报》有可能复刊，完全是因为毛泽东（最先）、谭震林（其次）说了那些话。谭震林的话，我想也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钟叔河向来比我敢说话，他对官健平们的不学无术确实看不起，鸣放中也讲过些尖锐的话，但还没有直斥其为〃死人〃。钟也向来比我敢想些，《民主报》如果复了刊怎么办，他也比我想得多些，但即使是他，也没有想（更没有说）要和党报〃唱对台戏〃，如谭震林所说那样。
反右斗争对我的打击，给我和我家造成的惨痛，此处不想多说了。在处理右派分子时，所谓〃同人报集团〃五人，除唐荫荪交监督劳动外，其他四人都被送劳动教养，钟、李、郑三人并被开除公职。当时我正怀着第四个孩子，无法去劳教，遂同钟叔河一道申请回家自谋生活。
孩子落地后，〃苦日子〃很快到来，被迫送到〃国家托儿所〃，后来被内蒙农村一户好心的无儿女的老乡领养，她便是今天湖南日报老干办工作的钟先鲜。钟叔河在七○年又以〃不思悔改，继续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到七九年才平反出狱。我从五八年到七九年的二十一年中，凭双手在长沙市街道工厂里劳动，总算养活了三个孩子，送了钟叔河母亲的丧，保全了这个家。
最令人难过的是李长恭同志，父母不在长沙，未结婚成家，在劳教中又无辜地被判刑十二年，文革中跳岩自杀了。唐荫荪同志直到〃改正〃前不久才结婚，也因积劳早逝。唐心存忠厚，李豪爽直率，二人都热爱新闻工作，真诚于人民的事业。是反右剥夺了他们的青春幸福，使他们和我们天人永隔，言念及此，不禁悲从中来。而究其原因，五七年轻信毛泽东，入其阴谋而不自知，实在是这场悲剧的根源。当然，自己的单纯和幼稚，也要负相当的责任，此〃何必想办'同人报'〃之所由作也，呜呼！
朱 正 丁 酉 年 纪 事
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问前因……
辛弃疾：《沁园春》
一
1957年，我在长沙新湖南报社，在这里经历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全过程。
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我被列为斗争对象，在整整一年时间里，享受了每一只〃老虎〃都享受过的一切待遇：检查交代，批判斗争，不必说了。最难受的是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一天二十四小时，从吃饭到拉屎，都有专人看管，比起后来我在看守所和劳改队的经历，都管得更严厉些。斗了一年，没有查出什么反革命的材料。于是说我参加了一个〃思想落后小集团〃，以撤职和降一级工资结案。我很觉得委屈，又不敢申辩，就这样心有馀悸的过了几个月。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进入1957年的。
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我感觉到空气似乎有了一点宽松。《文汇报》复刊了。它连载了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其中〃巨大的疯狂〃一章是写苏联肃反的，同我不久前身历的大同小异。《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停刊前不久的某一期上，有文章反驳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公式。可以看出，空气是有了一点变化。同事的脸色也不都是冷若冰霜了 _，有一位大约是做工会工作的同事还要我去申请困难补助。我敬谢了她的好意，告诉她：我的《鲁迅传略》快要出了，将要得到一笔稿费。
3月，副总编辑苏辛涛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回来，兴冲冲地作了传达，还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4月，《人民日报》陆陆续续发表社论，宣传新方针。费孝通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我也感到了一种早春的天气。
5月1日，报上刊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一个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开始。同以往的三反五反镇反肃反那些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不同，《指示》提出了〃和风细雨〃，提出了〃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原则，并且规定：〃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 _或者斗争大会。〃还说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几天之后，总编辑官健平在全社大会作动员报告，宣布报社开始整风，号召全体人员向报社领导提意见，反对三个主义。内容大体上就是按照中央指示说的。动员大会之后，即分小组开会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还规定了：〃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我不是党员，即根据这一规定提出不参加整风运动。我要报考大学，需要时间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一天晚饭后，文教部同事黎风邀我同去散步，劝我还是参加整风运动。他说，党有决心克服三个主义，希望你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还说了：你不会没有意见吧。我说，我只对于把我列入肃反对象有意见。他说，那你就提嘛。今天我重提往事，不过是说清楚一下事实，并不是对黎风兄有任何抱怨之处，第一，我猜想，他是奉命来同我谈话的；第二，我同他彼此之间素无恶感（大约这是由他来同我谈话的原因吧），他决没有加害于我的意思；更重要的，第三，即使没有他的劝说，事情的结局也不会有任何不同，因为，不久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宣布〃凡是进行整风的单位，所有工作人员，都应当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取消了原先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的规定。
就这样，我就参加整风的小组会了。
那时，《人民日报》逐日详细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新湖南报社的座谈会也从这些报道中受到启发，一些人学着说他们说的那些话，例如外行领导内行之类。在这一方面，他们对官健平提出了不少批评，说他对报纸业务一不懂二不钻，外行得很。徐铸成在《〃墙〃是能够拆掉的》一文中，说《文汇报》的一位党员副总编辑〃有一套本事，能够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这话在新湖南报引起了共鸣，一些人说，官健平所有的，正是这样一套本事。
我在小组会上只提了一个问题，肃反运动肃我是错了。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