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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最紧迫的必需品上花钱，尽管人民极其需要新的衣服，纺织品市场也变
得呆滞，因为他们的购买力已经衰竭。需求的减弱也打击了生产资料制造商。
例如在 1942年以前，由于铁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炼铁业曾经繁荣过。当政
府放弃这些项目时，炼铁业就陷入萧条，并损及煤炭和炼焦等有关部门。对
工业机械和军事装备的需求仍居高不下。但是，中国的钢铁制造商通常不能
① 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1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第 60—61、134页；《战
时中华志，1937—1945年》，第385页；陈达：《现代中 国的人口》，第55—56、112页，表58；陈达：
《中国劳工阶级与当前经济危 机》，《社会建设》第1卷第4期（1948年8月1日），第17页；李紫翔：
《抗 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43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国民党中国的劳工问 题札记》，第20—
28页。
满足这一需求，因为他们缺乏所需要的设备、原料和熟练的劳动力。②
为了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早在1938年12月政府就最初试图限定日用和
必需品的价格。这很快证明是无效的。后来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新规章，取
缔商品投机及压低食品、工业原料和租金的价格。然而，到1941年10月，
中国银行宣布所有这些措施“完全失败”③
国民党对价格管制的兴趣，在美国于1942年10月通过一项反通货膨胀
法后复苏了。因为他们推断：在战争时期，物价管制是现代国家的标记。何
廉和杨格等财政和经济专家建议重庆领导人不要管制物价，其理由是管制物
价并不触动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实施管制的行政手段。
他们警告，管制物价不会有人理睬，并将使公众的信心受到损害。政府对这
些警告置之不理，于1943年1月15日实行一种新的物价管制体制。黑市被
禁止，违犯者受到恫吓将被处以可怕的刑罚，直至判处死刑。也是为了管制
物价——以及增加税收——国家对经选定的商品实行专卖。从1942年起，它
着手大量收购这类货物，并以固定的低价卖出。这些措施影响日用必需品
（米、盐、食用油、糖、燃料等）、工业品（铁、钢材、棉纱等）、出口品
（钨、锡、茶、猪鬃、桐油等）以及棉花、烟草和火柴等各种货物①。
政府用管制物价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几次尝试都未生效。中国缺乏这样
的前提，那就是对领土和政治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诚实的官员，和
一个起作用的运输和通信系统。除了少数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被
管制的商品从那些城市流往其他地区。重庆有几次面临严重的米荒，因为别
处米价较高。甚至在主要城市，实际市场价格也超出官价，1943年平均为
14％，1945年平均为67％。②
物价管制有时对工业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例如，1943年原棉的官价定得
如此之低，以致陕西许多农民——他们提供了中国非占领区原棉的大部分—
—不种棉花而种小麦，而国民党地区的工厂据报道只有够运转半年的棉花。
加工一项产品的费用，超出它的法定价格的情况并不罕见。1943年，生产一
吨铁耗费35000元；政府的铁价为30000元一吨。1944年，开采一吨煤的费
用从1870元至5000元不等；煤的限定市价为1200元一吨。一包棉花耗费
15000元；但它只能以12000元出售。①
最后，1944—1945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的一号战
役，打击了足占国民党中国1/4的工厂，它们占整个工业资本的15％以上。
它还切断了国民党中国余下的工厂的供应来源（如产于河南、湖北和湖南的
原棉）和市场销路，并摧毁了投资者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通货膨胀，缺乏进口品，缺少熟练工人，消费需求萎
② 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第79页；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 途径》，第8页；陶大
镛：《论当前的工业救济》，《中国工业》第25期（1944 年3月），第11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
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 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36—37页。
① 张嘉璈：同上书，第135—137、345—349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 货膨胀》，第 35—36、146—149
页。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345—346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 膨胀》，第149页。
① 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第7—9页；张嘉璈：《恶性通货 膨胀》，第217页；刘
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37页；淦克超：《战时 四川工业概观》，《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
期（1944年3月15日），第72 页。
缩，引起梗阻的价格控制政策和军事灾难——使国民党中国的工业陷入深刻
的危机。作为一种迹象， 1944年秋兵工厂只有生产能力的55％开工。重庆
80—90％的钢铁厂在1943年春到1945年早些时候倒闭；1944年320家机械
厂中有50家倒闭；主要的煤产地嘉陵江地区250家煤矿中，大约有185家在
1943年至1945年间倒闭。②
到1945年3月，失业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1944年矿业生产只是1942
年水平的一部分（煤，72％；铅，49％；钨，27％；锡，27％；铜，24％；锑，6％）。
甚至手工棉纺织生产到1944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为原料短缺，运输
困难和令人烦恼的通行税。工业危机确实大于官方的生产数据（见表13）。
①
1944年11月，战时生产局的建立导致大量政府订货和投入新的款项，
这明显地刺激了某些工业。在 1944年 11月与 1945年5月之间，钢的生产
增长50％；生铁，46％；煤，35％；电力，8％。尽管有这些增长，1945年头三
个月工业生产总指数仍无变化。显然，其他工业部门的下降被制止。压倒一
切的证据是在和平前夜，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处于崩溃边缘，特别
是工业。②
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先前它已经取得对银行部门的控
制，但它在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企业中只掌握11％左右的资本。然而，到1942
年，经济部报告，国家控制的企业已占国民党地区工厂的17。5％，资本的70％，
工人的32％和马力的42％。③
在内地有三种政府机构发展工业：国家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和
四家政府银行。1935年创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被授权“发展、经营和管理
基础工业”。到1944年12月，它经营92个工业单位——33家工厂，38个
矿和21座电厂。它还与其他机构联合办了11个工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控制
着重工业和高技术工业，与民营工厂形成对照，后者一般机械化程度较低，
生产轻工业品。④
战争爆发后才建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初是负责推动民营工厂向内地
迁移。从1938年起，它也直接向工业企业投资，经常与民办企业竞争生产消
费品——酒精、纺织品、纸张和水泥。1943年和1944年，它的直接投资超
过它对民营工业贷款30％以上。孙逸仙曾主张，政府应当把它的经济作用限
定在基础工业，但它现在也成为轻工业的一个主要参与者。①
四家政府银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银行，因为私人投资者握有
其中三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大量股票。所有这
②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335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 第28—29页；刘敏：
《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28—29页。
① 《大公报》（重庆），1945年1月1日，第3版；《战时中华志，1937—1945 年》，第369页；《商
务日报》，1945年9月9日；张大琛：《三十三年的重庆 土布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
年4月1日），第202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7页；又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 胀》，第141、 316页；
《商务日报》， 1945年1月18日；《商务时报》 1945年 8月7日。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315—317页； 陈真编：《中国近代
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22页。
① 《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8、376页。
三家银行，像民营商业银行一样，特别在1940年以后，增加了工业和商业中
的直接参与和所有权。它们这样做是为取得有形资产，以保护它们资本的实
际价值。如张嘉璈所评论的那样，这变得“无异于投机”。②无论其动机如何，
政府银行像工矿调整委员会一样，深深地卷入了民营工商业部门。
有些评论家受政治上的激发，将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定性为“官僚资本
主义”，指责官员由此积累个人财富，排挤私人企业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
贫困。然而，将国民政府不断增长的经济作用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对一
个正在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要求，以及对战时特殊经济需要的反应，可能更
合适一些。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少有企业能够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们的工
厂，或创建大规模的新厂。战时中国，面临一种合理化分配机器、原料和动
力等稀缺资源的特殊需要。因此，可以批评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本身，
而是那种政策的实施情况。政府企业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门一样，通常是低效
能的、官僚主义的和腐败的。此外，与政府有关的工厂享有大量好处——如
银行贷款、原料或运输用的卡车——这些好处是不会给予私营公司的。有些
公司，如中原造纸厂，以自愿向政府献股票来寻求与官方的联系。由于没有
这种联系，大量私营公司，在战争后期因缺少周转资金、原料或有保证的市
场而垮掉，①而腐败的官员则大发横财。到战争后期，政府的经济企业家的身
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利了。1948年毛泽东把“官僚资本主义”提高到封
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层次，作为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对象。②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89—190页；又见《大公报》1941年12月13 日社论，引自陈伯达：
《中国四大家族》，第52页。
①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48—1449页；张嘉璈：《恶 性通货膨胀》，第188—190
页；钟安民（音）：《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1928— 1949年》，第227页；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
观》，第72页；李紫翔：《我 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34—37页；彦悉达：《经济危机与官僚资
本》，《经济学周报》第4卷第6期（1947年2月6日），第9—11页。
②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5—1288 页。
政治上的虚弱
一家成都报纸（《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未发表，因为被新闻检
查官撤下来了——犀利地表达了战争后期民众的心情：“政府官员腐败，法
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
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
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③
士气低落是一种多变的现象，因地而异。1939年2月，有报道说湖南军
人斗志低落，但是广东和广西士气高昂。1941年中，新疆人民极端冷淡，而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重庆尽管——或者更加可能是因为——对它轰炸了三
年，却“以全民抗战的力量搏动”（用白修德的话来说）。①
国民党中国士气低落，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的腐蚀作用，以及政府改变
政治和军事目标。在美国和英国的参战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强大的军事和
政治力量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变得较少关心在日本猛攻下幸存下来，
更多关心自己政权的未来。政府变得保守而倾向于镇压。
举例来说，国民参政会曾经是一个为赢得民众支持而设的很有希望的工
具。它以拥有大量非国民党成员而成为民族团结精神的缩影。但是，1940年
以后，许多参政员批评统一战线的破裂和检查与镇压的加剧。为了最大限度
地发挥它们的政治效能，参政会内小政党的代表于1941年3月组织了民主政
团同盟，这是六个在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的小型政党和团体的联盟。它们
典型地由知识分子组成，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受过外国教育，他们憎恨国民党
的独裁。不管怎样，有一种广泛的思想意识在他们中间传播。中国青年党和
国家社会党基本上是保守的，而第三党和救国会的成员比较激进。然而，因
为这些小党希望消除国民党对政府的一党控制，他们全都以西方民主的语调
讲话。可能除了宣称有大约三万名党员的中国青年党以外，它们之中没有一
个具有大批的追随者。它们本质上是观点方面有高度优越感的知识分子的聚
集体。②
同盟自我标榜为“第三种势力”——既非国民党，又非中国共产党——
呼吁民主化、法治及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它在香港出版了《光明报》，
在重庆出版了《民宪》杂志，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主要城市开设了办事处。
同盟为那些两个主要政党都未参加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说话。①
只要国民参政会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政策，重庆就予以鼓励。但是，当
参政员们吹毛求疵，甚至组成一个政党时，它就作出常有的不客气的反应。
同盟纲领的出版遭到了检查官员的禁止，而它的活动不断地受到秘密警察的
骚扰。当1942年政府对国民参政会进行改组时，坦率的同盟成员丧失了他们
的位置，而参政员名额的重新分配，保证了国民党占压倒多数。共产党人在
受挫的情况下停止出席会议。由于参政会丧失了它的民众性和独立性，其后
③ 彭菲尔德致高思：《受到检查的评国民参政会会议的社论》，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9—1444，1944年
9月14日，附件一，第1页。
① 佩克致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339，1939年2月28日， 第1—9页；高思致国务院：《川
西康东之行的见闻报告》，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4800，1941年9月18日附件，第8页；白修德和贾
安娜：《中国雷 鸣》，第11、19页，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第56页。
① 莱曼〓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169、 174—175页。
它的评议对政府政策没有多少冲击。②
在1938年3月12日孙逸仙逝世纪念日，政府的政治作风开始在国民精
神总动员运动中得到证明，它的目标是激励群众支持政府，以及动员人民为
战争出力。但是，运动的方法暴露出国民党特有的对群众的不信任。它动员
群众对一个“公民公约”宣誓，其中十二条全部都是消极的——“行动不违
背三民主义”，“不违犯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不参加汉奸组织”，等等。
精神总动员，像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因官僚主义的惰性而迅速失败。
③
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蚀。它越来越依
靠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特别从1939年起，当与共
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破裂及民众的不满尖锐时，国民党人亮出了镇压的武器。
1937—1938年，在武汉曾见到相当大的出版自由，但现在重新实施严格的检
查。中央通讯社一味夸大胜利，隐瞒失败。对贪污腐化的报道被删除，唯恐
它们损害对战争的努力。出版社受到严厉的出版前检查的威胁，中国战时的
报刊普遍没有生气。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作为统一战线协议
的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报纸敢于用“×××”等符号来表示审查者的蓝
铅笔删削过原稿。只有在国民党权力薄弱的地区，特别是桂系（李济深、黄
旭初等）控制的桂林和龙云统治的昆明，报刊才能公开表示对中央政府的批
评。①1941年1月新四军事件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活动已完全被禁止
（除在重庆尚有有限的活动），而知名的共产党人被逮捕。但是，共产党人
可以逃到延安。正是那些个人自由主义者和小政党成员，最感受到国民党政
治控制的痛楚。例如马寅初，一位国民党员和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
了政府领导人大发国难财。他于1940年12月被捕。虽然他在1942年获释，
但仍被禁止发表非经济主题的著作，甚至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萨空了，一
位著名的自由派新闻记者，1943年被监禁在桂林。1940年夏季以后，许多加
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名义上以孔祥熙为首，但因其与普通人民关系密
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