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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名义上以孔祥熙为首，但因其与普通人民关系密
切，有激进主义的色彩——的人被逮捕了，据称有些人遭到枪杀。①
重庆对大学的政治控制特别严厉。战时大部分时间（1938—1944年），
教育部长是陈立夫，CC系的首领和狂热的反共分子。陈立夫借口从大学里清
除讨厌的外国影响（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蔑视国故）和提高学术水准，
对大学实行严密控制。他的部出版强调中国传统和国民党正统的教科书；要
求在课程中特别列入军事训练和三民主义；向教员提供教学大纲；并减少学
生读选修课的机会。②陈立夫强使中国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证国民党对全国
② 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第38—55页。
① 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1900—1949年》，第132－ 151页。
① 休〓迪恩：《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反动》，《亚美杂志》第5卷第5期（1941年1 月），第210—213页；
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 第139—141页；高思致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档
案893。00/15319（1944年3月 14日），附件，格雷厄姆〓佩克关于反中央政府的分子联合起来的备忘录，
第 6页；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各处；道格拉斯〓罗伯逊〓雷诺兹：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和
战时中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1938—1945年》，第306— 308页及各处。
② 欧俊臣：《战时中国的教育》，第106—111页；杰西〓格雷戈里〓芦茨：《中 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南开和清华大学组成），受惠于它非
同寻常的高质量的教员和龙云的政治保护。不过，大多数大学屈从于陈立夫
的压力。陈控制的国民党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学术团体，并威吓大多数
教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所有校园里都有基层组织，其热心的成员充当了告
密者。③
国民党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除国民党秘密警察和三青团外，就是军事
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蒋介石的一个最忠诚的支持者戴笠将军为首的这个秘
密机构，从1935年的1700名特务扩大到战争结束时的4—5万人。戴笠的职
责包括军事情报，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和对军队的政治控制。①不过他的
特务们也保持对平民的监视，并管理国民党中国的大多数政治监狱——至少
10个——从那里传出关于严刑拷打的可怕传闻，无疑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监
狱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积极响应思想灌输的同
狱犯人通常一年后获释，但有些则被处死。戴笠承认在1935年至1945年间
有130次处决，尽管批评者暗示数字要大得多。②在国民党中国，戴笠的组织
最令人恐怖。
到1944年，政治上的不满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能看出。农村地区动乱
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况为例。1940年和1941年，那里庄稼歉收，而1942
年春小麦因干旱而枯萎。虽然农民们极度需要食物，但官员们无情地要求交
足田赋。有时农民的全部收获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种籽。有些农民不
得不卖掉他们的耕畜、家具，甚至他们的农田，以满足田赋征收者。结果，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
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
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
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
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
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
备饭食。 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
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
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
了。①
年》，第386页。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340—347页；范宣德致国务院：《三民 主义青年团四川代表会
议》，美国国务院档案893。408/1（1943年3月17 日）；兰登致高思：《昆明中国大学生中的活动》，美
国国务院档案893。42/8— 3144（1944年8月31日），第2页。
① 《戴雨农先生年谱》，国防部情报局编，第25页；陈少校：《黑网录》，第102— 106页；董显光：《中
国与世界新闻界》，第180—181页。
② 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51页；高思致国务院：《中 国的“劳工营”》，美
国国务院档案740。0011太平洋战争/3678（1943年12 月24日）；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第91
页及各处；《上饶集中营》， 第3、23页。
①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66—178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 第9—19页；江上清：
《政海秘闻》，第157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251， 附件1（《1943年12月26日国务卿关于西安
详情的非正式报告节录》），第 1—2页；哈尔致多诺万：《中国最近的事件和动向》，战略情报局档案，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
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
下当自由民。”②在国民党区域，从福建、广东到四川、甘肃，几乎每一省都
有农民暴动，常常是为了反抗征兵和苛捐杂税。更如1943年春，大约有5
万人的一支农民造反武装，夺取了甘肃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权。秋天，在
福建有4000人起事反对政府，那里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民心鼎沸”。③
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回荡着政治上积极摆脱幻想的态度。孙逸仙之子，比
较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立法院院长孙科，于1944年春严厉地批评政府的专
制，无效能和镇压的倾向。他指责国民党已经采取了“一种统治阶层的态度
和习惯”，不与人民接触。对政府的批评受到彻底的压制，以致“人民不敢
也不能讲话”。他警告说，国民党中国正在竭力仿效他的敌人——纳粹德国。
①
1945年5月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自1938年早期以来国民党的第一次
代表大会——变成日积月累的怨恨发泄的讲台。党内有广泛基础的成员，痛
斥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机会主义、无效能、不顾公众福利，以及党、政府
和军队内的道德沉沦。②连共产党的宣传家也发不出比这更辛辣的谴责。
与民主政团同盟的激进领袖们相呼应，地方军阀们也联合起来向中央政
府发起挑战。这些军阀们——像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潘文华
和刘文辉——是军阀时代的残余。他们在当地的地位已经合法化了，但他们
确信，蒋介石正利用战争来取得对他们自己军队的军事优势。1943年4月，
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在国民党政府与这些地方军阀之间的“怨恨和对抗在
表层下沸腾”。③
共同的利害关系把这些军事指挥官和民主政团同盟集合到一起。云南已
经成为小党派成员的避难所。那里的省政府主席龙云聘请了几个民盟领袖，
包括潘光旦、潘大逵和罗隆基作“顾问”，他在财政上帮助民盟成员；并且
他以限制蒋的秘密警察的活动来掩护他们。民盟成员对中央政府的幻想已彻
XL2032 （1944年9月4日），第1—2页；赖斯致艾奇逊：《中央军在鲁苏豫皖边区的 征募、待遇、训
练和行动》，战略情报局档案116311，第2页。
②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 闻》，附件第3页。
③ 《湖北省政府报告，1943年10月—1944年9月》，第132页；《胡上将宗南年 谱》，第118—121页；
吴鼎昌：《花溪闲笔正续集》，第二集，第194、199页； 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21页；范宣德
致国务院：《四川彭县骚乱的处 理》，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002（1943年4月26日），艾奇逊致国
务院：《贵州省状况：自由中国的动乱》，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00（1943年 7月27日），附件
（约翰〓C。考德威尔：《福建省情报告》），第2页。
① 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对于民主政治和计划经济的看法》，美国国务院档 案893。00/15340（1944年
4月14日），附件1，第3页：高思致国务院： 《孙科博士批评三民主义青年团现行目标和方法的讲话》，
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66（1944年4月25日），附件，第2—4页；高思致国务院：《孙 科博士对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讲演》（1944年6月7日），载《亚美杂志论文集： 中国灾难的线索》，第1卷，第
542页。
② 《复兴中国国民党建议》：战略情报局档案，L57067，1945年5月25日，第1— 4页，《新官场现形记》；
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101—102，109—124页。
③ 德姆鲁赖特致范宣德：《成都警察与警备司令部部队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1943年4月26日，美国国
务院档案893。105/93，第2页。
底破灭，他们确信重庆政权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灭亡”。他们
哀叹政府不断增长的专制和镇压的倾向。①更有甚者，到1943—1944年，他
们已确信蒋介石本人是政府虚弱的根源。克拉伦斯〓高思于1944年7月报告，
甚至一年前还在坚决支持他的自由主义者，也“看不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还
有什么希望”。②
民盟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地方军阀们，在一项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计划中
结成伙伴，但并不协调。共谋者们深信重庆处于崩溃边缘，他们希望避免使
用武力。他们专注于建立一个继任的国防政府作为替代。为了批准这些计划，
他们安排大约于1944年10月10日在成都举行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包括国
民党（40％）、中国共产党（20％）、民主政团同盟（20％）和其他团体（20％）
的代表。与此同时，龙云、潘文华、余汉谋和其他军事长官们商定，他们将
不再抵抗日本人，而让日本人消灭蒋介石的军队。③
这一策划最终毫无结果。如美国驻昆明的领事所评论的那样，“确实难
以想象，还会有比封建政府贵胄与激进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的政
客们结成的成分更为复杂的一伙”。④他们没有考虑到蒋介石对其对手用分而
制之的政治机智。龙云是全部密谋的关键，他却于1945年1月退出了反蒋运
动，以换取足够装备他三个云南师的美国租借法案的补给品。后来，在日本
投降后不久，蒋在1945年10月的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剥夺了龙云
在省内的职务，并把他带到重庆，他在那里实际上被囚禁了。
虽然反蒋密谋考虑不周，但它是战争最后一年困扰国民党中国的深刻危
机的一个征兆。经济生产已急剧下降，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军队在日本人面
前无所作为，政府腐败，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弥漫社会所有阶层。因此，当战
争于1945年8月14日结束时，国民党中国是士气低落的和虚弱的。
① 张文实：《云南内幕》，第16、42页；兰登致国务院：《中国今后政治的发展：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
昆明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7—1444（1944年 7月14日），第2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492页。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346—347页。
④ 林沃尔特致高思：《拟议中的国防政府》，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400（1944 年5月8日），第3页。
第12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1937—1945年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为他们的
经验与思想体系使他们深信，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是由无法改变的势力推动
的。中共反复申述，“目前形势的主要特征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将中国变成殖
民地”。中共还认为不应回避这场战争，并在1935年年底以后就要求尽早共
同抗敌。毛和他的追随者知道，在一场中日战争中，他们可以作为爱国者要
求得到一个合法的、受人尊敬的和自主的地位。他们确实想要求在精神方面
起领导作用。除此之外，对他们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必然把他们排除在
外的中日和平，而这种和平可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抗战的每一次拖延都使
国民党赢得可以用来继续进行剿共战争的时间。每一次拖延也使东京和南京
有时间可能达成某种进一步的和解，可能包括共同的反共行动，这正是日本
外相广田曾于1936年8月建议的。
人们无须指出，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抵抗日本也都对中共
有利，而责难中共的诚意。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镇压号召相比，中
共的政纲更符合中国城市人口的心态，其中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很大一部
分资产阶级和许多工人。统一
笔者要对陈永发和格雷戈尔〓本顿精心而有见识的建议表示感谢。战线
政策在上述社会集团中，甚至在一些有影响的国民党派别中，都很有说服力，
以致蒋介石于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被扣两周获释后所作的停止内战及对
日采取较强硬态度的决策中，统一战线也占重要份量。
Ⅰ战争初期，1937—1938年
西安事变后几个月中国共双方代表达成的协议，在1937年8月13日上
海开战后于8、9月间公诸于众。这些协议奠定了战争初期国共关系的基础，
并在整个战争期间名义上保持有效。中共同意：（1）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而奋斗；（2）停止武装暴动、苏维埃运动与强制没收地主土地三项政策；（3）
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4）取消红军称号，并将军队交与中央政府指挥。作
为回报，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立联络处，出版《新华日报》，
并指定代表参加它的两个主要咨询机构。公民权利扩大了很多，政治犯被释
放了，并给新近“统一起来”的地区与军队发放薪金，以补助其行政与军事
开支。①
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所有中国党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并迫使中国共产党
人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一切重要政策、战略和战术。在战争头一年半时
间内——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1月六中全会——党中央面临的主要问题
是：
1。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
2。军事战略和战术，包括与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协同作战的问题。
3。领袖和领导权问题，特别是毛加强他对张国焘（1938年4月逃向国民
党）和王明（陈绍禹的化名）的地位的努力。
在这18个月中，决定政策和围绕它们而展开的争论在党的几次重要会议
上公开化了（见表15）。到1939年初，这些问题已得到澄清，虽然并未完
全解决，而在这些领域内以后的种种发展都可以回溯到这个基本点。此后这
样高层次的政策讨论会的次数大
表15 主要的共产党会议（1937年7月—1938年12月）
洛川会议。陕西洛川，1937年8月20—25日。主要议题是作为全国体系一部分的政治与军事改
组；对国民党的态度；以及统一战线政策。
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延安，1937年11月12日。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出席的第一次会议。议题
是评估上海和太原失守后的军事和政治形势。
政治局会议。延安，1937年12月9—13日。1934年1月五中全会以来政治局成员到会最全的一
次会议。进一步讨论国民党统一战线和军事政策。
政治局会议。延安，1938年2月27日—3月1日。虽然此次会议鲜为人知，但与毛相左的观点似
乎占了上风：武汉阵地防御战，运动战，以及继续筹备七大。
六届六中全会（扩大）。延安， 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 1928年六大与1945年七大之
间党的领导层出席最广泛的一次会议。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在这次冗长的一系列会议中得到
了讨论，并产生了大量重要文件。
大减少；甚至1942年的整风会议和1945年4—6月的七大也只宣布政策而不
辩论政策。这种现象无疑反映了毛主义领导权的巩固，但决不表明党内已经
达到一致和充分和谐了。
① 到1940年为止，据说每月补助行政费10万元及新给番号的八路军的三个经 核准的师的维持费50万元。
见詹姆斯〓P。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 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279页和引用的资料。
对国民党的态度：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政策自1935年12月中共正式通过起，就被认为是对所有愿意
注意并响应它的人的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