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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开玩笑说：“我们还没被管够啊？还主动找人管啊？”
王建国这时却没有心情开玩笑了。他锁门，下楼，骑上自行车，去商店买新的水龙头。王建国一路告诫自己：别急，别急，换了水龙头就万事大吉了。无非是出了个意外。
无非是一个水龙头坏了。小事一桩。耽误不了多少时间。但同时他心里明白已经过去了大半个小时了。
到了离王建国家最近的一家商场。一问，没有五金柜台。他记得原来是有的，人家解释说：原来是有，但现在没有了。王建国说：“为什么？”
人说：“改革开放，自负盈亏。”
王建国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当然知道现在在改革开放。他说：“我只是问为什么不卖水龙头了？”
人家也不耐烦起来，说：“水龙头有几个人买？化妆品、服装有多少人买？”
王建国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考虑问题呢？”
姑娘生气了，噘起嘴，想吵架又不敢。几个小伙子过来把姑娘护在身后，拉开架势与王建国调侃，“请问这位先生，你说我们商场应该怎样考虑问题？你是不是去和我们的外资方谈一谈？我们也很想改变这个世界呢。”
调侃像一瓢冷水浇醒了王建国。调侃总是能使他清醒。王建国忽然明白自己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别的。他闭了口，匆匆走出商场。他听见了在他身后爆发的哄笑。他觉得自己被他们闹得像一个小丑。但是他克制着自己：不要介意！千万不要介意！
现在能够让他介意的只应该是时间。
王建国走出商场的时候已经是一副倒霉相。他气得脸色发青，眉毛倒拖，头发支楞，满眼红丝，眼角里挤着两点黄白的眼屎。
在到处飘动着气球和国旗的喜气洋洋的街道上，王建国显得是那么不合时宜。他骑车骑得大快，有一次差点撞了一个孩子。大街上平日看起来商店鳞次栉比，轮到你真正地要买某种东西的时候，总要费一番劲。
王建国跑了好几家商店，最后终于在一家商店看到有卖水龙头的柜台。只是柜台里面没有售货员。商店停了电，点着几支蜡烛，黑影幢幢。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家不景气的国营小商店。王建国说：“有人吗？”
没有人理睬他。
王建国把声音提高了八度：“买水龙头！”
这时另一个柜台的售货员说：“你等一下。”
王建国等了五分钟，还是不见人来。他叫起来：“到底有没有人？”
一个中年妇女从王建国背后冒出来，十分地没好气他说：“你叫什么叫？人有三急，还不兴上个厕所什么的。”
这个中年妇女也是一副倒霉相，臃肿不堪且不说，一张粗糙的脸哭丧着，满脸都是对顾客的厌恶和不耐烦。她说王建国的语气就像后娘训她嫌弃的孩子。说完她进到柜台里面，眼睛望着别处，间王建国要什么？
王建国看了看手表，上午即将过去。一个上午又将过去，时间竟然是赔在一只小小的水龙头里。他家里的自来水还在汹涌澎湃，也许下水道会堵住，也许他家已经水漫金山。
想来也真是悲哀，王建国本来与商店毫不相干，他有自己的做得得心应手的工作。
但王建国把业余时间几乎全部奉献给了对市场的研究。他早就发现了在中国旧有的市场体制里，广大顾客的痛苦和所有售货员的窘态。他认为这种模式是可以改变的。上个世纪下半叶首创于美国的连锁经营方式，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使顾客与商店水乳交融。顾客索取所需之物，只要举手之劳。而商店经营者包括售货员都心态平衡，丰衣足食。美国的沃玛特折扣连锁店，就是经营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的，他们一九九三年的年销售额是四百五十亿美元。
如若一个售货员在年销售四百五十个亿美元的连锁店工作，她会满脸丧气吗？
王建国是在做一件忧国忧民的大事！王建国是在为她们操劳为她们服务！上建国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商店里，人与人之间相互给予的是微笑和满意的商品。可是滑稽的是，她们居然对他恶语相向：你叫什么叫？现实生活在嘲弄王建国。
王建国立在停了电的小商店里气得浑身发颤。从这个满脸丧气的中年妇女的态度中，王建国获得了醒悟：他遭到了现实生活的无情嘲弄。他就是写一百篇论文又怎么样？他就是写死又怎么样？没人领你的情。现实生活一朝一夕改变不了。瞧这些臃肿不堪的中年妇女，毫无文化，这一代人都完蛋了。睁开眼睛看看吧，王建国，你是和怎样的一些人在生活？他们构筑成了你的现实，你能指望他们什么？
如果他的《论连锁形式的起源、发展、渗透及在中国的萌芽和前景》就在手边，他一定会将它撕得粉碎。
柜台里的中年妇女说：“嗨，这个人你到底买不买东西啊？不买就走开一些！”
王建国决定不再介意时间。在这倒霉的四天假期里，时间再一次地变得没什么意义，他一点也不想再写那可笑的论文。现在的问题是，他再也不愿意受一个如此糟糕的中年妇女的侮辱，还有生意人连展鹏的侮辱，香港骗子何顺卿的侮辱以及所有伪劣产品的侮辱，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一个省委机关的处长。
决定一旦形成，王建国心中豁然开朗。他用一只胳膊往柜台上一伏，说：“我决不会轻易走开的，除非你向我道歉。”
中年妇女说：“你是不是有病？”她又高声向她的同事说：“这个人有病。”
工建国说：“现在光是你道歉不够了，你们经理也要出来道歉。”
中年妇女说：“你在做梦！”
王建国将柜台很响地拍了一下，中年妇女吓得往后一跳。工建国用震动屋宇的气魄说：“谁是这个商店的经理？我要找经理！我是省委办公厅的一个处长，我叫王建国。”
商店里的围观者迅速地多起来。其中有人啧啧，说：处长，处长。更有人幸灾乐祸地高叫：经理，经理，经理快出来！几个售货员过来调解。说：“算了算了，就算她不对，我们给你赔礼道歉好不好？”
王建国说：“什么话？叫你们经理来！”
那个中年妇女哭了起来，扯下袖套摔在柜台上。“你只管找经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还怕谁？你以为你来买个东西就真的成了上帝，你也配？老娘今天豁出去了！”
中年妇女似乎和王建国一样也憋了一肚子的气，此时此刻也是一触即发。她又是鼻涕又是泪，像火山喷发一样不可阻挡地对四周的人说：“这个破商店，效益又不好，工资也发不出，经理却成天请人吃饭。吃了饭也没见有什么起色。还不是他们这帮贪官污吏给坑的。不说你是处长，老娘心里还好受一些，一听是个当官的老娘就冒火。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去当干部。现在的干部在群众中是什么形象你知道吗？我量你也不清楚，是王宝森，挨了枪子的那个人，懂了吧？”
围观者有点人山人海的趋势。很多人为中年妇女叫好。王建国在中年妇女的轰炸下一时无法还口。幸好经理来了。人群一片声说：经理来了，经理来了。王建国看见人们让开了一条窄小的道，几个售货员举着蜡烛照明，一个西装革履的经理模样的男人从暗处苦着脸走过来。王建国忘记了自己的愤怒。面对经理的连连道歉，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买一个水龙头。”
14
王建国一觉醒来，觉得眼前金晃晃的。他提着裤子走到阳台上，发现晚霞满天。和鱼鳞一模一样的云片铺满了天空，每一片鳞都闪耀着金红的光芒，这种铺排非常的壮观非常的美丽，令王建国感动又向往。
王建国踞起脚往路的远方瞪望，没有罗霞单位的车。但他知道这车正在回城的路上。
罗霞的脸一定望着窗外，美好的希望使它明丽得不同凡响。王建国的脸与罗霞的脸在同一时刻都沐浴在晚霞中，显然罗霞还呆在度假之前的岁月里，而王建国却对前一刻的一切恍若隔世。
当然，水龙头还是换了新的——最后，王建国对夏天这么说。他们说话的时候已是隆冬季节，王建国在路边的一个大排档请夏天吃火锅。当初夏天一听没有了稿子便暴跳如雷，王建国只说以后再说吧。以后就到了冬天。一天，王建国打电话给夏天说：“今天很冷，想吃火锅吗？”夏天正好很想。于是他们晚上九点来到了一个大排档。吃着火锅聊天。吃到午夜，终于有了热血沸腾的感觉，两人便不由自主地推心置腹了。听上建国聊到无话之后，夏天问：“是这个大排档吗？”
工建国回答了一个似笑非笑的无奈而又忧伤的表情。
夏天说：“生活刚刚开始，吃完去迪厅吧。”
王建国：“很好。”
两人再也没说话，吃着，是男人之间那种亲密而又默契的沉默。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八日武汉
我——代后记
我是我，这我知道。我不是我，这我也知道。一个我出生在五十年代末期，跟随父母居住在单位宿舍，胸前挂着一把房门钥匙，一日三餐吃食堂，上课注意听讲，考试成绩优异，保持衣衫整洁，不说脏话粗话，待人彬彬有礼，举止温文尔雅，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另一个我不断地穿行在种种情况里：大饥荒，四清运动，文革运动，知青运动，等等。在一个早晨，我幼小的妹妹饿死在幼小的我的身边。在许多个黄昏，我从码头边的酒馆里带回我醉醺醺的外公，他是旧的社会遗留给新的社会的最后的武侠。在某一天，我的父母被文化革命了，学校停课了，我住到了别处。我走路极不规矩，狂奔乱跑，经常摔跤。我躲在阁楼彻夜读小说，绝不按时睡觉。我偷摘市委机关的葡萄和公园的花朵。我撒谎和写诗。我生病和躲开他人。我隐秘地游走在江汉平原的深处，经常遭遇灵仙，通过她们与鬼神交往。
我的生命一直交织行进于反正，阴阳，虚实之间。两种文化体系将我抚育成人。我对生命的发生和生命的历程，也许还有生命的轮回，非常地感兴趣。我喜欢把我感兴趣的东西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提供给自己与别人阅读。最初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小说。总之，我从小就迷恋写作。
我相信我们的所知是极其有限的。人们对世界的解释远远不够完善或者简直就是谬误。所有的哲学都试图揭示世界存在的本质，但只有中国古代哲学的运思与追问切中了要害。很简单，正如只有童真未凿的儿童和偏僻乡村年过花甲的老人才能够看见人的魂魄和鬼神的影子。我相信只有纯粹的人才能够接近生命的本真。他们常见的生命姿态是用眼睛看和用耳朵听，嘴巴更多是用于进食。这就是为什么人只有一张嘴巴，而有一双耳朵和眼睛。我相信在我们耳边喋喋不休的教导和提醒绝大多数是尘世的聒噪 ，对名利的贪欲无形地吞噬了人们先天的智慧和良知。我还相信生命的诞生不是偶然和随意的，生命的成长不是容易和简单的，大自然的万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表象都是那么丝丝入扣，更何谈我们目所不能及的内核。
我相信有正必有反，有阴必有阳，有虚必有实，有水必有火，有上必有下，有盈必有亏，有动必有静，有昼必有夜，有得必有失，有黑必有白，有寒必有热。我相信有存在，也有不存在，有物质，也有反物质。我相信所有的可能性。我永远被新奇的不同寻常的事物所吸引。我因此而不断地怀疑与幻想。
我们的所知有限是很多事物可以证明的。时间就是一个证明。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一个大众化的通俗的标准衡具，人们通过钟表的形式来感知它，以免弄乱了大家集体上飞机的约定。但是事实上，时间不仅仅是线性的和通俗的。在人的个体生命里，它可以停止，比如死亡；可以倒流，比如回忆；可以缓慢，比如痛苦；可以膨胀，比如幸福；可以分裂，比如我曾经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小姑娘同时又是一个无法无天的调皮孩子。它还可以由空间的转换而改变速度，比如我们要用很长的时间登上某座山峰，可是一架飞机在瞬间之内就完成了一切。而现在人们只是简单地把时间贯串在一起，就大胆地指着它说它是历史，这使我没有来由地联想到了医学。西医的迅速发展神奇得就像上帝，几乎所有的人为了保命都得去吃药。事实上所有的药物既治病又生病，毒副作用无法可解，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一旦生病就赶紧去吃药，只有少数的智者去探讨和思考自己的身体到底缺乏了什么。
正因为我深知我自己所知有限，所以不敢对我不知的一切妄加评说，所以不敢以我有限的个体生命去轻率地承诺重大的质问。所以在任何时候我都不愿意失去现实的分寸感。所以我从来都蔑视没有事实背景的激情与崇高。我的写作仅表达我个人以为的对于生活的准确感知。
我首先希望我是一个大众意义上的正常人。我能够与大多数人一样吃东西很香，穿着得体，知热知冷，知好知歹。我希望我具备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还有世俗的语言，以便我与人们进行毫无障碍的交流，以便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生命的视点。我尊重、喜欢和敬畏在人们身上正发生的一切和正存在的一切。这一切皆是生命的挣扎与奋斗，它们看起来是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是生老病死，但是它们的本质惊心动魄，引人共鸣和令人感动。美国的四星上将科林·鲍威尔在退休之前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家安全顾问，因为在指挥“沙漠风暴”行动中的卓越表现而声名赫赫。他在退休的第一天早上醒来，发现九十名随从全部消失了，而他的妻子对他说：洗涤槽堵住了，地板上到处都是水。鲍威尔只得蹲在漏水的洗涤槽边度过了整整一个上午。后来他在他的回忆录里深有感受地说：我发现一个平民百姓的生活要困难得多！而我们中国人何止是洗涤槽漏水了，我们是根本就还没有洗涤槽，正在为拥有它而一天一天地拼命劳作。我们一家七八个人，三代同堂或者四代同堂，居住在五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这种拥挤岂止是困难？完全是苦难！我们没有个人的空间，大姑娘换一件衣服都得躲进狭窄的卫生间里去，她的精神世界也得压缩到卫生间去。我们的人物关系纠缠得久远而复杂，把人的情感与心灵撕扯得鲜血淋漓。去年的年底，我去看望一位灵仙，她八十岁了，是一个文盲，眼睛里长满了白翳，脸上已经失去表情，寡言到几乎只说是或者不是，与大家对话的是她腹腔里的鬼魂。一对夫妻寻找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两个月以前遭到绑架至今还没有破案，灵仙找来了他们儿子的鬼魂，他们的儿子说我已经死了，被扔进长江里了，背上绑了石头。鬼魂还告诉他的父母，说绑架是他们的熟人干的，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结了仇，现在又嫉妒他们有钱。还有一位大学教师，他来寻找的是他的母亲。他的父母在反右运动的时候离的婚，那时候他刚满一岁，被送给乡下的奶奶抚养，他的父亲一直仇恨他的母亲，从来不肯告诉他母亲的下落。最近他父亲去世了，临终前唯一的一句话就是问：你妈妈现在是死是活呢？
后来绑架案破案了，那对夫妻的儿子的确被绑上石头沉在长江里，绑架者也的确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熟人。灵仙没有找到大学教师的母亲，大学教师高兴得流下泪来，这说明他的母亲还活在人间。楚人的巫风之久远始于原始社会，历经千年的沧海桑田至今不歇。也许需要解释一下的是，我现在所说的鬼神不是通俗意义上的迷信的实用主义的鬼神，而是某种与我们同在一个生活空间的与我们密切相关的另一种物质，好像它们需要原初的智慧去发现。大多数人的崇巫是实用与利己的，但是现在的巫至少充当了心理医生的角色。我在灵仙那儿亲睹的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内心情感，是人们在平常的时刻无论如何也不会对陌生人暴露的。因此我有缘看到生命的挣扎与奋斗是何等的艰难、坎坷与悲烈。我看见了许多人的经历并将继续注视着他们的经历。我想成为每一个人。我想把自己的一辈子变成几辈子。
同时我还希望我通过有意识的修炼，能够逐渐清理掉我后天产生的私心和杂念。我希望我的心是今天的心，此时此刻的心，静如明镜的心。这样，我便可以像天真的孩子和洞穿世事的老人那样返回生命的初始和看见生命的未来，穿过因而直达果，通过果而攀援到因，许多的各种的时间都在我的面前展现，一如所有季节的鲜花一起盛开。
我希望我冲破一切人为的束缚达到自由的境界，我的思想，精神，写作以及作品的形态。
我知道写作的出发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