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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之后，曾庆璜傻眼了。除了三室一厅没错之外，楼层变了，一楼；环境变了，没有花也没有草，到处是脚手架，小区还正在建设中；交通不便利，柴米油盐全没配套商店；电话不用说，在这房子的交换之中无声地取消了。
曾庆璜找了局长，局长说：“你这是干什么？一会儿同意搬家，转身又要搬出来。老干部哪！怎么和小孩子一样？”
曾庆璜顾不得许多了，直统统地说：“你们欺骗了我！”
局长像听天方夜谭一样。关于干部房子的分配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能够欺骗谁的，它是局党委集体讨论，形成了决议的！局长让秘书找出文件请曾庆璜过目。曾庆璜还真过了目。然后向局长道歉说：“对不起了。”他下楼抓住老干部科科长，科长说：“天啦，您别吓我，我可是让司机送您去陈家墩小区的。”
曾庆璜这才准确知道了那个荒凉小区的土里叭叽的名字。他气冲牛斗去质问司机： “你那天送我去看的是陈家墩吗？”
司机梗着脖子反问：“你这话稀奇！您说那不是陈家墩是什么墩？”
曾庆璜这一气非同小可，气出了心脏病。躺在心血管病房里他还平静不了。他死也想不通，分明自己比局长有政绩有才能，怎么就是他下台？党难道不是最讲实事求是的吗？
曾庆璜已没有关系的亲家来医院看他，给他解开了心里的死结。
“是的。党是实事求是的。党考察一个干部是要全面考察的。领导工作哪有你这种搞法？到处题字，表态，许愿，话一出口一清二楚，没有回旋余地，我们国家还穷，哪有钱给人家。你许了愿，不给，群众有没有意见？有。有就闹、吵，安定团结就完了。”
只需寥寥数语，曾庆璜茅塞顿开。他吐出一口极长的叹息。这才了悟从政为官的玄机：要糊涂！他突然想起儿子曾看过的一本书《模糊数学》。儿子看得津津有味，对着空中自言自语宣称：“模糊数学是当代的指南！”
曾庆璜还记得自己当时说的话：狗屁不通！他既指这句话的语法也指其意义。他非常非常讨厌儿子的狂妄。
出院之后，曾庆璜的情绪从亢奋转为低沉。他在没有花草的小径上散步，一走几个小时。直着眼睛，谁也不搭理。头戴贝雷帽，手背在屁股上。垃圾经常倒在垃圾桶外面。住了几个月，邻居还不知道这老头姓甚名谁，但显然不喜欢他，一般人都喜欢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头。
曾庆璜住一楼，由于他这栋楼与周围的农村接壤，附近的农民都习惯在他窗户底下倒垃圾和撒尿，翻着黄色泡沫的尿液沿着墙根流到他阳台边缘。曾庆璜不想得罪邻里，只想委婉地提醒一下大家，便在撒尿处贴了一张醒目的标语：此地不是杀人场，为何鲜血满地流？
如今的农民不是没文化，是文化不高，理解能力不行，偏又有刁蛮之人，一把撕下标语，冲着窗户叫喊：“写得吓死人的话，你是个神经病吧？”
自杀那一天，曾庆璜是去武昌梨园医院看了病回汉口的。那天天很热，医生也没有好脸色，他们接待的高级干部多了曾庆璜算什么。曾庆璜好不容易挤上电车，一直站着，前胸后背汗了个透湿。电车到武昌桥头堡，却又停了，一停十几分钟，曾庆璜问售票员车是不是坏了？售票员却嫌他说话凑得太近，横他一眼，说：“当然是坏了。不坏还停着？苕货！”
夕阳正在西下，路上人流滚滚，江上飞鸟盘旋，都在回家。都在回家。曾庆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呆呆望着被夕阳映照得金红的长江，至于他想的什么就不得而知了。他望了会儿，出人意料地翻上桥栏栽了下去。这时售票员正把头伸出窗要叫乘客上车，她的叫声变得恐怖凄厉。
第十三节
曾实在桥头堡拦了一辆出租车，我问现在去哪儿？我说我想看看他父亲的骨灰。曾实说他也这么想。骨灰在家里。哪个家？居仁里吗？不，陈家墩。
“我已经搬到了爸爸的房子里，我看谁来赶我走。”曾实说。他在搬家的那天放了一架大鞭，很多人出来看，他当众拔出在西藏买的腰刀戳在垃圾和尿的混合堆上，从此窗下就干净了。
我说：“你真是一点没变。”
“变了。”曾实说，“我为七年前‘老会宾’的婚礼感到羞愧。我向你道歉。”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工作？不是听说你出国定居了？”
“我怎么会在国外定居呢，我天生一个黄皮肤黑头发。不过我不愿挨整受欺负，万一……万一我就走，我有足够的钱。我在深圳工作，收入较高。可我还是喜欢住武汉，我在武汉就可以安心搞研究。”
我想起了苏玉兰，话欲说又止。在人家悼念亡父之时，我是不是话太多了。
一个服饰素净简单，相貌平常的女人开门迎接我们，递出两双拖鞋。曾实给我介绍说：“老婆。”
曾实亲切地拍拍女人的肩，“老婆，客人一定饿坏了。”
女人说：“天这么热，肯定渴一些，先喝冷饮吧。”
我说：“好，正想喝。”
“喝完冲个澡。我这儿有衣服给你换。好吗？”
“好。”我说，我也正想冲澡。这女人真像熨斗，处处熨帖人的心。她不像外面的传言那么绝色，也不是情妇是老婆。
我们三个人一同整理了曾庆璜遗留下来的书籍。他在最近写了一幅字，夹在十六开本的线装《文心雕龙》里：
历史就是木偶戏，走出一个小孩，敲着小鼓，后
来便离去了。您期待某种新节目，但走出来的是另一
个小孩，敲着另一只小鼓，后来也离去了。
我说：“准是一个哲学家说的话。”
曾实说：“对，隆弗洛。这些个哲学家们！”
女人说：“对不起，我实在有点怕沾这些东西，因为我和、和父亲从来没见过，觉得阴气沉沉的。”
曾实说：“去吧去吧，本来是要你别动手嘛。”曾实和女人相视笑笑，女人出去了。曾实对我说：“她就是性格好，从不来假的。”
不知道爷爷可听说了曾庆璜的死讯没有？我想去和爷爷聊聊。天气晴朗，红日白云。爷爷肯定在滨江公园2的柳树下吹江上的来风。我走进滨江公园，满目都是一堆一堆下棋打牌的老人。在江边的那株柳树下，我看见了爷爷闪着青光的后脑勺。他和几个老人坐在一块儿。他没看见我。他举起电子打火机给一个老太婆点摩尔香烟，老太婆十分内行地翘着兰花指吸了一口，几个老人哈哈大笑。他们在模仿当前的年轻人。
我真为我七十八岁高龄的爷爷主动给女士点香烟而高兴！
瞧他多健康多有骑士风度。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日武汉
一冬无雪
1
那一年是五年前。
五年前的某一天，我早早醒了，知道还早得很，就仰面躺着，瞪着天花板。已经是暮春时节了，剑辉为什么突然对我说唉一冬无雪呢，当时不觉得有什么蹊跷，听了这句话没吱声就睡觉了。后来就出了事。出事之后，我一次又一次细细回忆剑辉的每个动作每句话，就发现这句话不对头，越琢磨越不对头，因为剑辉总是在预感不妙的时候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我当时怎么就那么困呢？真该死。
老楚却说没什么不对头的。他说剑辉就是这么一个人，她的思维呈跳跃状态，说话老是出人意料。老楚在这大难关头显得格外笨蛋，手足无措，拿不出一个好主意，尽说蠢话。他说他很乱。他的什么乱呢？他的妻子被无辜抓进了牢房，他不去奔走呼号，不去设法解救，却只是皱着眉对妻的同事说对不起，我很乱。这种男人！没血没骨！可他的外表是这么壮健。他的额角方正，充满了不可屈辱的气派。我曾暗暗地思慕着他，怀着混乱的羞耻心暗暗地思慕着我好友的丈夫，几年的思慕在几天之间烟消云散了，我顿时觉得自己格外干净、磊落、松快。我对他说：“我来干！”我把三个字吐得落地有声。
我坚信剑辉是无辜的，我太了解她了。她是个能干的医生。千里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她也许有失误，但她没有玩忽职守。她不能戴上玩忽职守罪的罪名，我坚信这一点。
事故发生后，剑辉暂时停止了工作，成天在小办公室里写事故经过和思想认识。写了在科里念，念了又重新写，院长和科主任都希望她一步步提高认识。
可有一天剑辉突然被公安局带走了。
这事弄得全院沸沸扬扬。我上班碰上的第一个人就用一种很特别的口气告诉我： “李大夫被捕了！”
被捕？
听起来似乎回到了战争年代。
我一口气爬上三楼，拼命敲那间小办公室。我把全科的人都敲出来了。
“你冷静一些！”科主任摇着我的肩说，“你要冷静一些。李大夫是被捕了，但也许坏事变成好事，法律比什么都公正。我们要相信法律。”
“不！不！”我说。一团火热的悲愤壅塞在我心里，逮捕对一个无辜的人来说就是莫大的侮辱。
同事们围着我，眼睛不眨地望着我，好像望着一个虎口脱险的人。我明白他们的想法，那个夜班本来是我的，剑辉为我换的班，既然剑辉都没能避免那场事故，那就谁也避免不了。劫数已定，就看哪个人碰上。这就叫玩忽职守吗？
李护士长过来驱散了人群，对我说：“你回宿舍休息去吧。别在这里瞎激动，让人看笑话。”
院里有许多人幸灾乐祸，这我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倍觉剑辉的冤枉。
我跑到区法院刑庭办公室，劈头就问：“劳驾，请问谁办李剑辉的案子？”
一个瘦小苍黄的年轻人夹着一支燃烧的烟，他用一根指头顶了顶法官的大盖帽，严肃地反问：“你有情况反映？”
我说：“是的。”
他啪啪捻了两记响指，应声过来了一个更年轻的小青年，当然也穿着法院制服。小青年拿了纸和笔坐在旁边。
法官说：“说吧。首先介绍你自己的身份。”
这下我明白他的身份了。我说：“你们凭什么逮捕李剑辉？凭哪一条哪一款？”我哗哗地翻着刚从新华书店买来的《司法手册》，说：“受逮捕的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你们查清了什么？连我这个始终的现场目击者你们都没有调查过！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这就是说你们已经准备判她徒刑了？”说到这里，我垮了，泪水呼啦一下流出来。
“胡闹！”法官说。
我很响地合上书，把它掷向他。他慌慌张张接住《司法手册》，声色俱厉，说： “胡闹！”
小青年站起来大声说：“这里是司法机关，我们这里是有法警的！”
“你们太不讲道理了！”我叫道，“李剑辉不可能玩忽职守，你们应该全面了解她 ——”
“法警！”
我七窍生烟。法警怎么着？强行赶走一个来讲道理的人吗？那我去哪儿讨公道？
“李剑辉没有玩忽职守，我当时在场！”
“法警！”
一个法警冲进来，提着电警棍逼视着我，说：“看在你是一个医生的份上，我客气地请你出去。”
“如果我不呢？”我说。
我忽然想豁出去算了，和剑辉一块儿坐牢，免得一辈子负疚一辈子在人前不能抬头。
一个女法官插到法警和我之间，递给我一杯开水。
“大夫，你要冷静一些。医生应该是最能面对现实。逮捕人是通过一定法律程序决定的，不是哪个法官的一句话呀。”
她有一双为妻为母的善良眼睛，我的眼泪再次涌了出来。我说：“我能见见李剑辉吗？”
法官说：“不行。开庭审判之前人犯不得与任何亲朋好友见面。”
现在我相信他的话就是法律，我绝望得不敢再看他一眼。
女法官送我出来，告诉我现阶段只有律师可以见被告，当然要是被告请了辩护律师的话。
我和老楚商量请律师的事。老楚说：“一定要请吗？我是说请了有用吗？”
我说：“不知道是否有用。但现在那边是堵铁墙，只有律师才穿得过去。”
“怎么请律师？”
“我也没请过。”
“请个律师要花多少时间？”
“我去请吧。你支付费用就行。”我不想让他连钱都不出。
“现在就要钱吗？”
“当然！”
“要多少？”
“暂时给二百吧。”
老楚沉吟片刻，给了我二百块钱。
李护士长说：“你真要管这事？”
“嗯。”
李护士长为我抿了一撮耷拉的头发。“患难见人心啦！”她说。她还悄声告诉我说死者家属有司法部门的熟人，医院也有些人落井下石，千万要当心。和法院打交道要适可而止，不要惹恼他们，她有个侄子曾被错抓，因态度不好被打断了肋骨，拘留了十五天。要记住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说：“好的。”
原谅我。剑辉。我能做的只是为你请律师。他们有法警，劫狱只是句开心话。只能到这一步。我无论如何也要为你请一个第一流的律师。
李护士长介绍我读读美国畅销小说《天使的愤怒》，我说我没心思，她硬塞进我的包里。“在请律师的等待中读读。”她说，“这本小说可以当打官司的教科书，里面写的是一个女律师，非常非常能干，打赢了许多官司，她的名字叫帕克。打官司的学问深奥着呢！律师才是行家里手。但愿你请到‘帕克’！”
在律师界辗转了几天，最后我来到精英荟萃的市律师事务所，准备请名气最大的贾律师。打听到贾律师有抽高级香烟的嗜好，我包里揣了一条“三五”，足足坐等了一个上午。来请律师的人川流不息，按先来后到的次序坐在走廊的长条凳上，一点一点往里挪，当事人往律师面前一坐就苦着脸倾诉起来。有一阵恍惚了一会儿，我竟以为这里是医院。
上午没等着。我在大街上逛来逛去，吃了个面包喝了杯糖水似的咖啡。下午我第一个坐在长条凳上。上班约一个小时之后，一位气字轩昂的银发老人走进办公室，门口的接待员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以为这就是那位贾律师大驾光临。我走上前，紧张地盘算在大庭广众之下如何拿出烟来。接待员赶紧说：“主任，有人请贾律师，等了大半天了。”
我的手及时地从包里收了回来，顺势向主任礼貌地欠了欠身。
主任说：“你认识贾律师吗？”
我说：“不认识。”
主任说：“贾律师目前不接案子，除非大案要案。”
我说：“我的案子不小，人命关天。”
主任说：“你简略谈谈吧。”
主任没有坐下的意思，我也就尽量简洁地讲事情经过，没有感情色彩的事情经过显然是枯燥的，果然我还没说完主任就摆了摆手。
“好。我明白了。”他说，“贾律师目前不接案子，除非大案要案。现在我们律师忙极了，不过，我还是可以给你安排一个。”
不由分说，我就被带到一张办公桌前，一个年轻得像刚取下红领巾的姑娘板着脸对我说：“你谈谈情况吧。”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谈了。她听着听着咬起了指甲。听完之后她问我：“这么说是你的玩忽职守罪却抓了李剑辉，是吧？”
我起身告辞了。看来只有接待员还同情我，我请她告诉我真实情况：我到底能不能在这里请到名律师？我摸了两盒烟放在她抽屉里。她说：“没希望。这么一桩小事，当事人又没来头。”看我茫然的样子，她给我指了一条路：委托法院推荐律师，这样至少不会上些业余律师的当。
我真不愿意再去法院，但在一连串的碰壁之后，我硬着头皮又见了瘦小苍黄的庭长。我尽量放低声音，求他不计前嫌。但他还是用一个个十分合理的理由拒绝了我，言下之意责备我在多管闲事。最后他说案子拖了不短的时间，很快就要开庭了。
我从法院出来，一路将沙石踢得乱飞。一辆自行车从我身边骑过去又弯了回来，女法官拦住了我，对我微笑。我没对她笑，我已经没有笑了。
她说：“别泄气。找找你们医院领导，组织出面比个人有力量多了。如果李剑辉的确是工作一贯认真负责，这次只是个失误，你们组织可以拿出一份材料配合我们办案。哪有组织不相信组织的呢？我们之所以逮人，也就是因为死者厂里、妇联、团委等组织都来了材料强烈要求，公愤太大嘛。关键是你们医院态度要鲜明。”
我说：“谢谢！”
原来官司还可以这么打，那就再试试吧。
我回到院里，找到院长大谈一通。我像回到娘家，尽情倾吐了在婆家受的欺侮，一心指望娘家的人会拍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