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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谢谢！”
原来官司还可以这么打，那就再试试吧。
我回到院里，找到院长大谈一通。我像回到娘家，尽情倾吐了在婆家受的欺侮，一心指望娘家的人会拍案而起，替我出口气。谁知院长一句话就堵死了我。
“作为一级组织，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写任何不着边际的证明材料，以免干扰法院的独立审判。对吗？”
他还彬彬有礼地说：“你呀，太冲动了。我们要相信法律呀。只讲义气怎么行？”
一股凉气顺着我的腰椎往上冲，我的手脚都发麻了。苍天有眼！让他的女儿再怀一次葡萄胎吧。去年这个时节，剑辉得重感冒在家休息，院长冒着大雨亲自登门请剑辉为他女儿做手术。剑辉二话没说就上了手术台，做完手术，她都要虚脱了，躺在急诊室输液。我说：“剑辉，你可学会做了。”
“什么呀！”剑辉说，“院长是信得过我这双手，这叫报知遇之恩。”
我感到我们被人欺负了。谁欺负了我们我说不清楚，但被欺负的感觉是这么强烈。我只不过想请个好律师，剑辉有权得到辩护。我愤怒地下了决心，我要求遍我所认识的人，我愿挤遍全市的公共汽车，我舍得花掉我全部的积蓄，也要找一个能给我指点迷津的行家，把这场官司打到底！
曲曲折折，反反复复，我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人。他也是个法官。自称姓贾名方。我明白这是一个假名。他说第一我不会去为你开后门，第二我与你谈话的身份不是法官。
我说我懂。他说你详详细细谈谈情况。
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连剑辉平日的为人也谈了，他听完朝我作了个会意的苦笑，我的泪水差一点就滚出来了。
贾方说：“我谈三点。”
“第一，不要指望你们医院了。法院办案有一条原则是相信和依靠基层组织和群众；另外也有一条：法院具有独立审判权。你们院长显然是个老滑头，他用了后一条对付你。你何必还在他们身上花精力。”
我说：“那我怎么办？”
“你别着急。我说第二点了。你要分析对方。既然李剑辉不构成犯罪，可怎么立案抓人了？这就证明死者家属很老辣，懂得利用妇联等组织的力量，很有可能在法院也找到了熟人关系。”
“法院也……”
“哪个行当都不是真空。不过我只是假设。从不涉及司法界的一个工人能这么有步骤地打官司一般是有内行为他参谋的。”
“哦！”
“你现在必须明察暗找，看对方是否有关系，有便可告他个徇私枉法。另外，你也要找组织找依靠，如市政法委员会，市人大，检察院等等，向他们申诉冤情，求他们明察，只有他们才能过问法院的办案情况。”
“是这样，我如何明察暗找呢？”
我想我又不是外国影片中的私人侦探。
贾方说：“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了。你不要迷信名气大的律师，你自己做辩护人。你充当辩护人，与法院办了手续之后，你就可以看案卷，会见被告，四处调查，这不是很有利的机会吗？”
“明白了。”
“关键在于你要胆大心细，要格外冷静理智，一言一行要依据法律去做。你得在开庭前准备好一切，庭审时发起进攻。你干吗？”
“当然。”
我握了握了贾方的手，起身告辞，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
走到街上，已是深夜。这是本市最繁华的一条街。马路上行人寥若晨星，霓虹灯却繁星闪烁。我走在霓虹灯的甬道里，眼前一片灿烂，主宰着我的是一种十分悲壮的情绪，我不由得挺直腰杆，高高迈着步伐，我勇敢地走向一个陌生神秘的地带——律师的领域。
今天上午，九点三十分开庭。
关键时刻到了。这是决定剑辉命运的时刻。
我还瞪着天花板干什么？天正在发亮，我该起床了。我要再温习温习辩护词，要对着镜子演讲一番；我担心我发向有关报社的邀请会不会有人接受，我还要事先去剑辉家替她亲亲她的女儿丫丫。
我能很有尺度地控制自己的感情吗？我能临场不怯思维敏捷能驳善辩吗？我穿什么颜色什么式样的衣服出庭？这一切都与剑辉的命运密切相关，剑辉！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还会充当一次律师的角色。
重重的负载使我久久起不了床。
2
深灰色西装，红领带，黑皮鞋，这一身很庄重。
法庭本身是个庄重的地方。据说现在律师们出庭都是西装革履。
我穿好这身衣服，往穿衣镜前面一站就动摇了。我这身西装料子太高级，做工太讲究，我的皮鞋太尖，后跟太细，我好像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庆典似的，这太脱离法庭了。受了委屈的人穿一身好衣服就跟没受委屈一样。
我换上一条旧牛仔裤和灯心绒夹克，这似乎又嫌随意和新潮了些，法官们一定会反感的。
贾方提醒说为了这场官司能打赢，我必须连最小的细节都注意到。决不能因小失大。
我索性拖出了床底最深处的一只木箱，里头全是遭淘汰的衣服。我选了一件蓝涤卡布上装，布鞋。全都肥肥大大没有曲线没有腰身。
捋下头发上的绸带，用皮筋箍上，因为睡眠不足脸上黯淡无光，再背上一个黄帆布挎包。镜子里是一个本份平朴而且可怜的黄脸姑娘。
我出门了。我准备步行去法院，以便路上深思熟虑。
老楚开门，看我这副装束，吃了一惊。
小丫还没起床，睡得熟熟的。我在小丫床头停留了一会儿，心里和她讲了一句话：小丫，阿姨要去看你妈妈，等着阿姨的消息吧！我怕弄醒小丫，没有亲她。剑辉要我在开庭之前替她好好亲亲小丫，我答应了。但我认为大可不必非亲不可，答应剑辉是宽慰她，实际上亲不亲就看情况了，我毕竟不能代替剑辉亲谁，这个替不了。
“我就不去了。”老楚说。
我说：“好吧。”
他一直说是想去的。
老楚又说：“我怕自己受不了。我等你的消息。”
我说：“好吧。”
我之所以还在磨蹭，是巴望老楚能让我捎句问候给剑辉。昨晚我又一次将辩护词念给他听了一遍，经过一夜，我希望他多少有些补充意见。
他举着香烟，扫视着狼藉满地的房间。说：“医院为什么不帮剑辉说话？唉？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们学院绝对出面保我。剑辉在单位到底怎么回事？大概也和在家一样，一意孤行，为所欲为，不计后果，不听人一句忠言，不然，哪至于大难当头，落得个孤家寡人！这次她那颗小姐的心该知道疼了吧？”
有多少话可以说，他偏偏说出了这种话。这下轮到我大吃一惊了。可我不想让他看出我吃惊。鲁迅真是刻薄到家了，他说：最高的轻蔑是眼珠都不转过。我就像鲁迅说的那样走了。
我想走一条路边开着黄色野菊的泥土小路，想四周安安静静，空气里充满了清晨泥土的潮腥味，好让我有条有理地思想一下今天重大的辩护问题。但事实上我正走在早晨上班高峰期的城市人行道上，拥挤嘈杂的早点摊的油烟煤烟直呛口鼻，我脑子里杂乱无章地跳动着剑辉往日形象的碎片。
是我们拼死拼活回城里来的。剑辉和我下放在一个生产队。我们同两个男知青一块住在一间屋里。屋里隔成房间的土坯墙只有人高。夜里我们老是不敢在盆里痛快淋漓的撒尿。剑辉总在唠叨：冲着这撤尿我也要回城。
我们俩都上了大学，都成了当时最走运的工农兵大学生。有一段时光我们满足得忘乎所以，对谁都满脸笑容，人人喜欢我们，我们喜欢人人。可近几年，剑辉越来越怀念农村，尤其是在公共汽车上挨挤了，骑自行车闯红灯被罚款了，逛商店逛累了，买鸡蛋排队排烦了，科里医护人员勾心斗角了，她就一个劲冷笑，说城市真是锅大杂烩。
去年开始实行假日制，剑辉头一个请假，十五天的假期她要去农村度过，要带她的小丫回一趟她的“第二个故乡。”
剑辉对小丫说：妈妈生活过的乡村，是一座绿树环绕，小河长流的村庄。清早可以看见红红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渐渐变成了金色的，然后又慢慢降落下来，钻进了地平线。
两岁的小姑娘，懂什么地平线？剑辉却不管，继续对小丫描绘乡村的空气多么纯净，水多么甜美，人多么质朴，风俗多么有趣，黄昏时回村的老牛多么可爱。小丫似懂非懂，弄得神魂颠倒。结果领导因工作紧张没有批假，小丫大哭大闹了一顿还病了几天。
剑辉对待大人就像对小孩子一样喜欢的就亲热，不喜欢的就不理睬，对待小孩却像对大人一样非常认真地谈话，正经八百地商量事情，自己错了就诚恳地认错，答应了什么就不借血本地践诺。她教小丫读诗识字、听音乐、讲卫生。有一天小丫突然关掉音乐，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妈妈，为什么我蹲着撒尿，我们班的赵勇站着撒尿？”剑辉愣了一下，随即流下泪来，痛心疾首，说：“看我们忘了什么？该死！忘了孩子首先是个人，可我只想到了诗和音乐。”
我说她太认真太看重孩子了。
剑辉说：“你不懂。也许有些东西你永远不懂，你我经历不一样。看来我无论如何还是得把小丫带到农村去一趟，让她见识见识大自然。”
我也怀念农村，怀念大自然的可爱和农人的质朴，可也憎恶肮脏的茅坑和农人的愚昧。剑辉的怀念成了病，农村的一切在她的怀念中净化了，全是美妙情景。剑辉用温和沉静的外貌给人以平稳中庸的假象，其实她是一个偏激执着的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家伙，不过她不轻易撞就是了。我曾以为她这种性格最大的收获是选择了一个好丈夫，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倒是专业上得利不小，因为她把女人的怀孕生产过程看得异乎寻常的伟大和痛苦，所以她潜心研究技术，她的手术越做越精，她的轻柔、准确、敏捷使许多老一辈惊叹不己，年纪轻轻的剑辉在同行中被誉为“金手”。
审判长却说：“她是什么金手银手我不管，眼下的事实是在她手里送了两条人命。”
针对这一点，我在辩护词里提出了反驳意见。我的辩护词是怎么说的呢？
我不知道剑辉对我写的辩护词是否满意。我只见了她一次就不敢再去见她。
灰色的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有电网。天空浮着云朵。周围没有树木和鸟。围墙上开着一扇小铁门，进门后是一道走廊，走廊尽头又是一扇铁门。两道门都有带枪的武装警察把守。
走廊里排着长队，差不多全是妇女。她们提着衣物和食品，愁苦地望着前面墙上一方窗口，一步步往前挪。一群奇装异服的小青年在队伍中活跃着，拎着花花绿绿的副食品。一个姑娘看见了我，飞快地告诉了她的伙伴们。她们全看我，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姑娘朝我走过来，赏赐般地送我一个媚笑。
“小可怜儿，第一次来？看你挺斯文，像个知识分子嘛。你的什么在笼子里？兄弟，丈夫？情人？来，别站在后面，我站的这个队让给你。”
姑娘脸上没有一丝皱纹。眼影涂得太浓，像挨了两拳似的。
“嘿，不理我？”她甩了甩胯，“婊子养的，不知好歹！你个婊子干净的话就不会上这儿来！”
她的伙伴拼命起哄，作鬼脸，吹口哨。
剑辉就是在这些人中间。我直想哭。
一个女看守把剑辉带到办公室。她一头乱发沾了许多草屑，左脸颧骨上有块青紫伤痕，脏而皱的衣服里整个一个浮肿蜡黄的人，那个整洁漂亮，优雅过人的剑辉哪儿去了？我极力克制自己，像每天上班见面一样“嘿”地打了个招呼。剑辉没有“嘿”，她漠然地靠桌站着。
我没有替她拈去头上的脏东西，我不能让她想象出自己蓬头垢面的模样。我像谈家常一样告诉她小丫很好，老楚在为她奔走，医院领导在为她想方设法等等全是好消息，剑辉的眼睛这才渐渐活起来，看着我说：“小丫真的好吗？”
我说：“是的。”
她说：“小丫就拜托给你了。”
“别乱想，你很快就会平反昭雪的，”
剑辉惨然一笑。
我递给她一盒巧克力，就在她伸手接盒子的时候，女看守推开了她的手，拿走了巧克力，严厉地说：“现在不准送食品。等判了刑探监再送。”
剑辉的手折断了似的耷拉下去，低下头，乱发遮住脸，再也不肯抬起头来。
“请你，”我对女看守说，“请你别这么粗暴。”
“粗暴，”女看守说，“你认为这里是公园吗？这里是执法机构，这里边关的都是社会渣滓。”
剑辉的头更低了。
我说：“别介意，剑辉。别介意！”
剑辉不可能不介意，她有颗那么敏感的心。
我滔滔不绝地讲话以分散她的注意力。我告诉她我做了她的辩护人，我将辩护词念给她听。请她坚强些，与我好好配合，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的。我呼唤她，请她说说对辩护词的修改意见。千呼万唤，剑辉就是不抬头。
临别时，我请剑辉先回去。
女看守对剑辉说：“走吧。”
剑辉不动。女看守用电警棍杵了杵她，我扑过去说：“请别这样，求求您，她是个受人尊重的医生。”
剑辉猛然仰起头，抓住了我的胳膊。我以为她泪流满面呢，却不，她干枯的眼窝烧得通红。她问我：“我坐牢了，是吗？”
我使劲捏着她的膀子，说：“坚强些！剑辉！”
每当我一想起在看守所与剑辉见面的一幕，我的心就屈辱得发慌，就感到我的辩护词苍白无力到了极点。
人行道上一阵骚乱。有人撞了我一下，我又撞在别人身上。“臭婊子养的！”有个声音在我背后骂，我格外在乎地转身寻人，准备吵架，原来没有谁骂我，是一个穿着比军官还威风的市场管理人员在骂无证卖早点的人。
我又重新开始默诵辩护词。我仿佛听见了审判长的声音：请被告的辩护人作辩护。于是，我庄重地站起来。我张开了嘴巴，却无论如何发不出音来。我急得满头大汗，所有的人都莫名其妙望着我。我挣扎着想：我准是掉进了一个梦魔里。这是梦！闹钟响了。窗帘拉开了。阳光涌进来了。剑辉在梳她那栗色的长发。单身宿舍的门被我们咣当一声带上。我们到食堂买了馒头，这走边吃。肩比肩走在光滑的水磨石长廊里，走向我们的妇产科。早起的病员对我们躬身微笑，说：“大夫们早上好哇。”我们也微笑，说： “早上好。”
可是铁的事实横陈在我面前：法院到了。
法院到了，时间才八点半，离开庭时间还有一小时。我希望这一小时很长很长，让我多想点对策；又希望一小时飞快过去，让剑辉早一些得到公正的辩护。
3
如果剑辉真如她自己所说的不做医生就好了，也许就不会遭此大祸了。
在生小丫前，剑辉一直说：“我当医生是个错误。”
医生这个职业，不论在哪个国家，什么制度下都是一个好职业。我一说这种话，剑辉就嗤之以鼻，说：“俗见。”
剑辉并非出身医生世家，但她父母生前好像吃尽了当医生的苦头一样不高兴女儿做个医生。
“干什么都比干医生有希望。医生就意味着白班连着夜班熬，上了班就嵌死在科室不得动弹，精神不分八小时，日夜紧张。工资低，一辈子也许升不上主治医生。运动一来便批城市老爷卫生部，一批就下放农村。说起来是知识分子，实际是体力劳动者。看起来干干净净，实际全是摆弄屎尿血脓。一件白大褂穿了八年还不给换新的，捉襟见肘，这是什么待遇？”
剑辉一数落自己职业的种种弊端，我就觉得是她母亲的话从她嘴里出来了。她也不想想：自从我们当医生以来，从来没有批过城市老爷卫生部。
人各有志，剑辉想干司机这一行。有一次她在科里说出她的理想，大家不禁哑然失笑。
她说，开什么车都行，开飞机更中意。人往方向盘前一坐，脚往离合器上一踏，一种将要奔驰将要升腾的感觉油然而生。全神贯注、勇往直前。一切都往后退，唯独自己往前飞。谁要挡道了，神气十足地骂他一句：“他妈的，你小子找死！”是谁都得乖乖听着。下了班，人就可以彻底放松。吃，喝，说，笑，不再为工作牵肠挂肚。出车补贴，劳保用品，节油奖金，安全行驶多少公里，一律按劳付酬。试问，一上午接四个娃娃出生，汗湿四件内衣，累得手脚瘫软，饿得头昏目眩；星期天休息也得早早赶来查一次房。这些付出的劳动有多少，给你的报酬是多少？医院的大方向错了，根本没搞社会主义。
假如你给哪个不讲理的病人来一句：“你小子找死！”那还得了！
医院的服务公约明文规定：医护人员和病人吵一次嘴扣奖金五元。至于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