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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他来到圣比德医院的病历档案室。在怀拉齐克死后，他的病历以及其他文件都从病房转到那里了。
安德鲁先看病历上的最后一条——由汤森大夫记下的死亡原因——然后依次往前看。几乎马上映入他眼帘的，就是汤森亲笔写的医嘱——注射六十万单位青霉素，这对安德鲁说来简直是晴天霹雳。同样使他希望破灭的是：
护士已作了此针已打的标记。而根据顺序来看，打这一针的时间就在怀拉齐克死亡前一会儿。
安德鲁看着病历上的其他部分——包括实习医生记下的青霉素过敏以及早先用红霉素的医嘱——看得他茫然不知所措。当他把病历还给档案室的保管人员时，他的手在发抖，他的心怦怦直跳。
两个问题猛地跳了出来。怎么办？再到哪里去呢？
安德鲁到太平间去看怀拉齐克的尸体。
死者的脸部表情平静，眼睛是闭上的。除了皮肤略带青紫色（这也可以由其他原因引起），没有任何露出马脚的过敏反应性惊厥的痕迹。这时，安德鲁已确信：正是这种反应使这年轻人白白死掉。
他问陪伴他的太平间管理人员，“有没有吩咐做尸体剖检？”
“没有，先生。”这人又说，“死者有个姐姐应该从堪萨斯来。她来了以后尸体就火化。”
安德鲁的思想一片混乱。想起他早先在院长跟前的那番经历，他还是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怎么办。显然必须做点什么，但做啥呢？他是否该提醒说，得做尸体剖检呢？有一点安德鲁是有把握的：剖检会证明决非心脏病致死。
但即使不剖检，病人病历上的记载就是定罪的确证。
现在已是傍晚，医院里大多数管事的人都回家了，除了等到第二天再说，别无选择余地。
整个夜晚，西莉亚睡在他身旁，一点儿也不知道丈夫的心事。各种行动步骤在他脑中翻来覆去，使他睡不着。他应该到医院里去把他所知道的都告诉同事们吗？如果他找医院外的有关当局谈，是不是更能确保公正处理呢？
他该不该先找诺亚·汤森，听听诺亚的解释呢？不过安德鲁接着就意识到这样做没有用，因为诺亚的品德明显地变了，比表面看得见的变化甚至更严重——这是多年以来服用麻醉药的恶果。
安德鲁一度了解、尊敬、有时深爱过的诺亚本是正直、高尚的人。他对伦理、医德非常重视，因此，他决不宽恕他自己或旁人由于疏忽而犯下可怕的医疗错误，后来巧辞掩饰，就像他最近表现的那样。从前的诺亚·汤森会勇敢地站出来，承认错误，并承担一切后果，不管这后果多么严重。不行，两人私下相见不解决任何问题。
安德鲁最难受的是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和深沉的悲哀。
最后，疲惫不堪的安德鲁下了决心，只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告诉院内的人。
如果需要采取对外的其他行动，这决心得由医院其他的人来下。第二天上午，他在诊所里从容地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写成详细的总结。然后，他在午前不久来到圣比德医院与院长面谈。
四
安德鲁觉得，如果他闭上眼睛，他完全可以想象自己是在孩子们的学校里开家长和老师的联席会议，或是在生产螺帽、螺栓小公司的董事会上，做着日常的决定。
说话声不断地流过耳边。
“我们为这事作个决议，好吗？”
“主席先生，我提议……”
“有人附议吗？”
“……附议。”
“……有人提议也有人附议……赞成这决议的……”
一片“赞成”之声。
“反对的呢？”
寂然无声。
“……宣布，决议通过。一致通过决议，停止诺亚·汤森大夫在医院里的一切职务……”
难道事情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吗？这平淡无奇、一本正经、调子低沉的话带来了最大的悲剧。对一度献身于工作的人来说，这些话标志着其毕生事业突然而可悲的结束。难道找不到合适些的语言，只能用这些卑劣而伪善的话吗？
安德鲁发现自己泪流满面，但并不感到难为情。他知道围坐在医院董事会会议桌旁的人都在看着他，可他并不想偷偷擦掉眼泪。
“乔丹大夫，”医务委员会执委会主席体贴地说，“请相信我，我们其余的人和你一样深感痛苦。诺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对于你所做的事很敬佩，我们深知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刚才所做的也同样地不容易，不过同样地必需做。”
安德鲁点点头，说不出话来。
这位主席是埃兹拉·古尔德大夫。他是神经病学专家和内科主任，三年前接替了诺亚·汤森的这个职位。古尔德个子矮小，说话轻声细语，但性格沉静坚强，在圣比德医院很受人尊敬。执委会的其他人是各科主任——外科、妇产科、病理科、小儿科、放射科，还有别的科室。安德鲁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非常熟悉。他们都是通情达理、关心旁人的正人君子。尽管如此，从安德鲁看来，在做他们必需做的事情方面，他们的行动未免拖拉得太久了。
“主席先生，”伦纳德·斯威廷说，“我应该向执委会报告：估计到有这一决议，我准备好了一份通知以便立即发到全院——各科护士值班室，住院处，药房等等。在通知里，我已自作主张地把汤森大夫的停职说成是‘出于健康欠佳的原因’。我想这样说比具体说要来得谨慎一些。同意吗？”
古尔德探询地看了大家一眼，一阵低语声表示赞同。
“同意，”古尔德说。
“我还要求大家，”院长继续说，“刚才这里通过决议的详细情况，离开这屋子后尽可能不要谈论。”
一开始，当这些被如此匆忙召集起来的主任医生们知道会议的议题时，曾经惊愕万分。但斯威廷有条不紊地引导着会议的进程，而且在开会之前，他还匆匆和医院的董事长通了电话。董事长弗格斯·麦克奈尔是当地的老资格律师，事务所设在莫里斯城。电话是当着安德鲁的面打的。尽管只听得见这一方的话，但从听筒里传来的变了音的话声中，安德鲁确实听见董事长强调的最后一句话：“把医院保住。”
“我将尽力而为，”院长回答。
打完电话，他就走进同他办公室相邻的会议室，随手把门一关，把安德鲁一个人扔在那里。几分钟后，门又打开，安德鲁被叫了进去。
围坐在会议桌旁的人个个神情严肃。
“乔丹大夫，”主席古尔德大夫说，“我们听说你指控的性质了。请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安德鲁重述他早先对院长说的话，有时查看他自己记的要点。讲完以后有人提了几个问题，讨论了一会儿，但时间都不长。接着斯威廷拿出已故怀拉齐克的病历档案给大家传阅。他们查阅着病历，看着其中可作为罪证的两条记录，不时悲哀地摇摇头。
安德鲁分明有这样的印象：尽管执委会成员没估计到今天的事情是这样揭露出来的，但他们对事情本身并不感到意外。
下一步就是正式决议，剥夺诺亚·汤森在圣比德医院长期享有的地位。
现在，瘦削的小儿科主任说话了。这个新英格兰人慢条斯理地说，“我们还没有讨论的是，对那死去的年轻人将怎么办。”
“要知道该怎么办，”院长回答说，“重要的是作一次尸体剖检。开这个会以前，我和死者在堪萨斯的父亲通了电话——死者的姐姐已经在来这里的路上了——死者父亲同意作尸检。我们可不能没有他的同意。因此今天就要解剖了。”斯威廷看了病理科主任一眼，后者表示没问题。
“好吧，”小儿科主任仍揪住不放，“但我们跟他的亲属说什么呢？”
“坦白地说，”斯威廷回答，“由于牵涉到法律，这个问题挺微妙，挺有爆炸性。建议你们把事情交给古尔德大夫、交给我，交给麦克奈尔先生决定。麦克奈尔先生就要来了，他还会从法律角度来提出建议。”他又说，“或许，事情过后，我们再向执委会汇报。”
古尔德大夫问其他人，“这样行吗？”大家点头同意，而且，看来大家还松了一口气。
或许。安德鲁想：这是个极重要的字眼。或许……我们再向执委会汇报。
或许我们不汇报了。
从斯威廷和他的老板麦克奈尔所代表的医院一方来看，毫无疑问是希望一切都秘而不宣的，是希望无辜受害的年轻人怀拉齐克被火化后给遗忘掉的。在某种程度上，安德鲁想，也怪不得斯威廷或麦克奈尔。他们有他们的责任。如果这作为医疗事故的案件上了法庭，陪审团判的赔偿费或经济解决办法定下的数目将大得惊人。保险金是否能抵得过来，安德鲁不清楚也不在乎。他唯一有把握的就是：他本人决不参与掩盖行为。
一片嘁嘁喳喳的交头接耳声，会议主席连连敲击小木槌让大家注意。
“现在，”古尔德大夫说，“我们到了最棘手的一步了。”他环视在场的人。“我必须到诺亚·汤森那里去，告诉他这里作出的决定。我知道此刻他还在医院里。有谁愿意和我一块儿去吗？”
安德鲁说，“我和你一块儿去。”他想，这是他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
他对诺亚有这点义务。
“谢谢你，安德鲁。”古尔德点头致谢。
尽管紧接下来的是可悲而喧闹的场面，但在事后平静下来思考时，安德鲁凭诺亚的镇定态度，直觉地感到诺亚·汤森在等着他们，而且见到他们去了才宽了心。
埃兹拉·古尔德和安德鲁从电梯里出来，踏上病人住院的这层楼面。这里右边是繁忙的走廊、一间间病室和一个护士值班室。汤森站在走廊的尽头，无所事事，似乎在查看空间。
他们两人走近他时，他的头动了一下，一看见他们，仿佛要缩到地板下面去似的。他转身走开，一会儿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转了回来，脸上勉强地装出微笑，把两只手腕并得紧紧地伸了过去。
“你们带手铐来了吗？”汤森问道。
古尔德一时似乎不知所措，接着说，“诺亚，我必需和你谈谈。咱们到僻静的地方去吧。”
“何必找僻静地方？”这回答近乎喊叫，而且看来汤森是故意提高嗓门的；一个护士和几个病人好奇地转过头来。“整个医院不是在天黑以前都会知道吗？”
“好吧，”古尔德平静地说。“如果你一定要这样，我们就在这里说吧。
我有责任告诉你，诺亚，医务委员会的执委们开了一个会。大家非常遗憾地作了个决议：停止你在医院里的职务。”“你知不知道”——汤森的声音仍然很高——“我到这医院有多久了？我为这医院干了多少事情？”
“我知道你来这里已有多年，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干了许多许多事情。”古尔德不安地意识到周围听的人越来越多。“诺亚，我们能不能……”
“难道所有这些都起不了一点作用？”
“很遗憾，在发生了这种事的情况下，什么也起不了作用。”
“问问这里的安德鲁，我干了多少事！问呀，问他呀！”
“诺亚，”安德鲁说，“我给他们讲了怀拉齐克的事。很抱歉，但我必须讲。”
“哦，对了！怀拉齐克。”汤森的头抽筋似地点了几点，话也和缓了一些。“那可怜的年轻人。他不该这样惨。我也替怀拉齐克难过。真的。”
突然，这位老内科医生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叫人相当尴尬。剧烈的抽泣使他浑身抖动。抽泣声时而被不连贯的话所打断。“……第一次……犯错误……确实疏忽了……不会再发生……向你们保证……”
安德鲁要去扶住汤森，但古尔德比他快。他抓住汤森的胳臂，坚定地说，“诺亚，咱们离开这里吧。你身体不大好。我这就送你回家。”
汤森还在因抽泣而抖动，总算让人劝着往电梯走去。人们好奇的眼光一直跟着。
内科主任古尔德把汤森稍稍往前推一点，转身对安德鲁低声说道，“安德鲁，你留在这里。弄清楚诺亚今天看了哪些病人，检查一下他可能写下的医嘱。快些办好这事。一定不能再重复那……你懂了吧？”
安德鲁点点头。“懂了。”
他不情愿地看着他们两人离去。
他们走到电梯旁，汤森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声喊叫，想要不走。说来也叫人不信，突然，他心中什么东西似乎崩溃了，从前的他已经变成碎片，原先的形象也毁了，一切气派、风度已荡然无存。电梯的门一开，古尔德硬是把汤森匆匆推了进去。甚至在电梯门关上以后，还听得见汤森的尖叫声。随着电梯下降，声音才逐渐消逝，留下安德鲁一个人站在一片寂静之中。
那天晚饭后，安德鲁在家里接到古尔德打来的电话。
“我要见你，”内科主任说。“就在今晚。你看哪里最方便？如果你愿意，我到你府上来。”
“不，”安德鲁说。“咱们就在医院里见面吧。”安德鲁觉得，还没到和西莉亚谈诺亚事情的时候，尽管西莉亚和往常一样，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头，但她并不刨根究底。
安德鲁来到圣比德时，古尔德大夫已在医院拨给他专用的小小办公室里。“请进，”他说。“请把门关上。”
古尔德拉开书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这是违反规定的，我很少这样做。但今晚我觉得有这需要。你一起喝吗？”
安德鲁感激地说，“我喝，谢谢。”
古尔德斟了两杯酒，加上冰块，兑上水，两人就默默地喝着。
接着古尔德说，“我离开你以后，几乎一直和诺亚在一起。有几件事情你应该知道。第一件是——因为这将影响你们的诊所和诺亚的病人——诺亚·汤森永远不能行医了。”
“眼下他怎样了？”安德鲁问道。
“你的问题改成‘眼下他在什么地方？’我就好回答了。”古尔德将杯中的剩酒摇晃了一下。“他已经被送到纽瓦克一家幽僻的精神病医院去了。
据那些精神病专家判断，他将不大可能再离开那里。”
古尔德在叙述着下午和傍晚的经历，声音都变了。谈到某一处时，他悲哀地说，“我希望永远也不再经历类似的事情了。”
离开安德鲁以后，古尔德和汤森来到圣比德主要的一层楼，这时内科主任设法把还在尖叫的汤森推进一个没人在内的治疗室，把门锁好后就急忙打电话找本院的精神病医生。精神病医生到来后，两个人才把汤森制服了并给他服下镇静药。显然，汤森这种状况不宜回家。于是精神病医生又匆匆挂了几处电话，后来用救护车把汤森送进纽瓦克的那家精神病医院。古尔德和精神病医生陪着他去。
他们到医院时，镇静药的作用已过去，汤森变得很狂暴，不得不给他穿上拘束衣。“啊，老天，真吓人哪！”古尔德掏出手绢来擦脸。
此刻，情况或多或少已趋明朗：诺亚·汤森精神错乱了。
正如古尔德描述的，“仿佛诺亚不知怎地一直只有躯壳活着——当然，由于他服用麻醉药上瘾，已这样生活很久了。天知道他怎么能设法混过来的，反正他混了过来。忽然，今天发生的事使这躯壳碎了……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能起作用，而且，照现在这情况，一切已无可救药了。”
古尔德接着说，一小时以前，他去看诺亚·汤森的妻子了。
安德鲁吃了一惊。几天来发生了这么多事，他竟然从没想起过希尔达。
他问道，“她是怎样对待这件事的？”
古尔德考虑一会儿才回答。“说不清。她没讲多少话，也没失声痛哭。
我有个印象，她一直估摸着要出点事情，但又从来不知道究竟要出什么事。
我想，你最好明天自己去看看她。”
“嗯，”安德鲁说，“我要去的。”
古尔德犹豫着。然后他直视着安德鲁说，“还有一件你我必须商量的事情，那就是：死者怀拉齐克怎么办。”
“我还是现在就告诉你吧，”安德鲁坚定地说，“我根本不想参与任何掩盖行为。”
“那好，”古尔德表示已听见；他的声音严厉了。“我来问问你：你打算干什么？你要发表公开声明吗？说不定还要向报界发表吧？然后，在有关医疗事故的诉讼中，自愿为起诉一方充当证人？你要帮助某个追着救护车讨大笔事故诉讼费的律师，把汤森太太的钱都抢走吗？而这些钱都是诺亚积攒下来防老用的！你要我们医院负担损害赔偿金吗？这将大大超过我们所能得到的保险金，使我们破产，使我们也许不得不缩小医院范围，甚至关门，你要这样吗？”
安德鲁争辩说，“上面所讲的事一件也不会发生。”
“但可能发生。律师的厉害你总读到过不少，总该知道他们在法庭上的能耐。”
“那不是我操心的问题，”安德鲁坚持说。“重要的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