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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我操心的问题，”安德鲁坚持说。“重要的是事实。”
“事实对我们大家都重要，”古尔德回答。“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独有的。
但有时，在正当理由和特殊情况下，事实也可以遮掩遮掩的。”他变了一副说服人的腔调，“现在仔细地听着，安德鲁，听我把话讲完。”
内科主任停了一下，把思想集中起来，然后说，“死者的姐姐怀拉齐克小姐今天下午从堪萨斯到了这里，斯威廷见到她了。斯威廷说，她是一个善良的普通女人，比她弟弟大不少，弟弟死了，她当然难过。不过姐弟俩并不非常亲密，而且这样已经好多年了。因此对她说来，丧弟之痛并不深沉。在堪萨斯家里还有一个父亲，但他患震颤性麻痹症，已是晚期，活不了多久。”
安德鲁说，“我不明白说这些干——”
“你就只管听吧！”
古尔德在往下讲以前又停了一会儿。“怀拉齐克的姐姐不是来找麻烦的。
她没有提很多问题。她甚至主动地说她弟弟的身体从来就不结实。她要将他的遗体火化，然后把骨灰带回堪萨斯。但她缺钱，斯威廷和她谈话时发现了这一点。”
“那么她有权得到帮助。当然这是起码的——”
“一点儿不错！”我们大家意见完全一致，安德鲁。不仅如此，经济上的帮助可以安排。”
“怎么安排？”
“伦纳德和弗格斯·麦克奈尔已经研究好了。今天他们忙了一个下午。
细节情况就别管了；你我反正都无须知道。但事实是，我们医院的保险公司——我们曾把事情真相秘密地告诉他们——很希望这件事悄悄了结。怀拉齐克原先似乎寄钱去堪萨斯，补助他父亲的医药费用。这笔钱可以继续寄下去，可能还会多给一些。怀拉齐克的丧葬费用由我们出。还可以给一笔抚恤金，数目虽不巨大，但足够他姐姐度过余生了。”
“如果你们不承认有责任的话，那怎么向她解释这种做法呢？假如她疑心起来呢？”
“我想这样做是冒风险的，”古尔德说，“不过斯威廷和麦克奈尔似乎不这么看，他们俩毕竟都是律师嘛。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小心地处理好这事。
我还这样想，这同怀拉齐克小姐是什么样的女人有关。最重要的是：这样做不至于需要荒唐地耗资数百万才能把事情解决。”
“我想，”安德鲁说，“荒唐不荒唐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这问题。”
内科主任不耐烦地作了个手势。“请你记清楚：这件事中没有妻子可牵连，也没有子女将来的教育问题需要考虑——只有个快死的老人，还有个中年妇女，而这妇女将得到合理的照顾。”古尔德停住了，忽然问道，“你在想什么？”因为听到最后一句话时，安德鲁笑了。
“一个玩世不恭的想法。如果诺亚手里反正要死一个病人，他不可能挑一个比这位更合适的人了。”
古尔德耸耸肩。“生活里总是有各种机遇。这次恰巧被我们碰上了。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哦，是问你发表不发表公开声明？举不举行记者招待会？”
安德鲁着恼地说，“当然不。我从来没想过要那样。你知道得非常清楚。”
“那么你还要干什么呢？你把你所知道的提请医院注意，这事你做得很对。何况你和这事毫无牵连。任何解决办法都不会影响到你。又不要求你撒谎，而且，即使由于任何原因，这件事张扬开了，引起官方对你的询问，你也自然可以讲清事实。”
“假定这是我的态度，”安德鲁问道，“你们的态度如何呢？你们会告诉怀拉齐克小姐她弟弟死亡的真正原因吗？”
“不会，”古尔德简洁地回答。接着他又说，“所以说我们有几个人在这件事中牵涉得比你深。这可能是我们该当如此的原因。”
在随后的沉默中安德鲁想：古尔德刚才的话虽然婉转但很明确，那是承认四年以前安德鲁的做法是对的，是别人错了。当时安德鲁曾想把诺亚·汤森服用麻醉剂上瘾一事摊出来，但被回绝了。安德鲁现在有把握：伦纳德·斯威廷一定把他们俩的谈话告诉了别人。
毫无疑问，认错只会有这么一次；这类事情绝对不会见之于文字。但至少，安德鲁劝慰自己，总算吸取了一点教训——这包括他自己、斯威廷、古尔德还有另一些人。可惜他们吸取得太晚了，既帮助不了汤森，也没能让怀拉齐克免于一死。
安德鲁问自己说，那么从现在起，他向何处去呢？回答似乎是：哪儿也不去。
古尔德刚才讲的话，总的说来很有道理。没有要安德鲁撒谎也是事实；虽然从要求他不去声张这一点看，他是参与了掩盖行为。而从另一方面看，还有什么人可告诉的呢？告诉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不管发生什么事，库尔特·怀拉齐克不会重返人间，而诺亚·汤森已不得不被悲惨地撤离医疗岗位，再也不会危及任何人的生命了。
“好吧，”安德鲁对内科主任说，“我不再有任何行动了。”
“谢谢你，”古尔德表示了谢意。他看看表。“这一天真长呀，我该回家了。”
第二天下午，安德鲁去看望希尔达·汤森。
汤森六十三，希尔达比他小四岁。以她这样的年龄来说，她还是风韵犹存的。她身材保养得很好；脸上皮肤不松弛；头发虽全部灰白，却剪得短短的，样式很时新。今天她穿得很潇洒，上身是蓝绸外衣，配着白亚麻布的便裤。脖子上戴有细细的金项链。
安德鲁原以为她会显出紧张不安或是哭过的迹象，但什么也看不出来。
汤森夫妇在莫里斯城希尔大街上的住宅，是一幢小巧而舒适的两层楼房。离埃尔姆路和富兰克林路路口的诊所不远，在天气好的日子，诺亚·汤森往往走着去。家里没有仆人，希尔达自己开了门，把安德鲁领到起居室里。
室内的家具都是淡棕色和米色的，从室内可以眺望花园。
两人就座以后，希尔达干巴巴地问，“你要来点什么吗，安德鲁？要酒还是要茶？”
他摇摇头。“谢谢，不用了。”接着他说，“希尔达，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说——我非常非常难过。”
她点点头，仿佛这话不出她所料，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害怕？害怕到这里来见我？”
“有一点儿，”他承认。
“我猜是这样。其实没有必要。也不要吃惊和奇怪，就因为我现在没像那些易动感情的女人一样哭泣呀，扭绞双手呀，或做一些其他显示出悲哀的事情。”
他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简单地应了声，“嗯。”
希尔达·汤森像没听见似的接着说，“事实上，那些事我都做过了，做得那么频繁，那么长久，现在那些事都已远远抛在后面了。多年来我流了多少眼泪，泪泉都干涸了。我总在想，当我眼看着诺亚毁掉他自己时，我的这颗心就在破碎。只是当我不能使他明白，甚至不能使他听听我的话时，我才渐渐认为我已经没有心了，里面只剩下一块石头。我说的这些有道理吗？”
“我认为有道理，”安德鲁一边说一边在想：我们每个人是多么不了解别人的痛苦呀！多年来希尔达·汤森一定生活在一堵墙后面，这是一堵忠实地为诺亚打掩护的墙，过去安德鲁从来不知道也从没怀疑到有这堵墙。他也记起古尔德头天晚上说的话。“她没讲多少话……我有个印象，她一直估摸着要出点事情，但又从来不知道究竟要出什么事。”
“你过去知道诺亚服用麻醉剂的事，”希尔达说，“对吗？”
“对。”
她的语气有点责怪的意思。“你是医生，怎么不采取任何措施呢？”
“我四年前在医院里试过。”
“那里没有人肯听你的话吗？”
“差不多是那样吧。”
“你当时可不可以使把劲儿再试试呢？”
“可以的，”他说。“现在回头看，我想当时是可以的。”
她叹了一口气。“或许你使了劲也不会成功。”突然她换了话题。“今天上午我看诺亚去了，不如说试图去看看他。他在发狂。他不认得我。他谁也不认得了。”
“希尔达，”安德鲁轻柔地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做的吗？任何事情都行。”
她不理会这个问题。“西莉亚对于发生的事有没有一点内疚？”
这问题使他吃惊。“我还没告诉她。今晚我要谈的。至于内疚嘛——”
“她应该内疚！”这几个字是用狂怒的语气说出来的。希尔达用同样语气继续说，“西莉亚是那贪婪、残忍、牟取暴利、极力推销产品的制药行业中的一份子。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只要能卖出他们的药，只要医生的处方上开他们的药，只要人们服用他们的药，哪怕这些药人家根本不需要。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安德鲁平静地说，“没有医药公司强迫诺亚服用那种药。”
“也许不是直接地。”希尔达的声音高了。“但正因为各公司用麻醉剂把医生们包围起来，所以诺亚和别人才服用麻醉剂！他们使麻醉剂泛滥成灾！
让卑劣的、‘真不错啊’的滥肆吹嘘的广告在医生必读的医学杂志上占了一页又一页；用雪片般飞来的邮件、免费旅游、酒宴款待——这一切都为了使医生们想着麻醉剂，总是想着麻醉剂，多多地想着麻醉剂！所有的医药公司，家家都一样，用免费的麻醉药样品将医生们淹没，他们告诉医生，他可以要任何一种麻醉药，要多少给多少，只需开口就行！毫无限制，从来不提任何问题！你知道这些的，安德鲁。”她停了一下。“我要问你件事。”
他告诉她，“只要我能回答，一定回答。”
“许许多多推销员——新药推销员——到诊所里来。诺亚一直会见这些人。你不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不定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吃了多少麻醉药吗？都已清楚他是个服用麻醉药上瘾的人吗？”
安德鲁在回想。他想起诺亚的诊室里，大量杂乱无章的各种厂家包装的药品。“嗯，”他回答说。“嗯，我认为他们很可能知道。”
“但这也拦不住他们，拦住了吗？混帐东西！他们还是照送不误。诺亚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帮诺亚毁掉他自己。这就是你妻子干的肮脏而腐败的行业，安德鲁，我恨它！”
“你刚才说的有道理，希尔达，”他承认说。“也许很有道理。而且尽管你说的并不是事情的全貌，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理解？”希尔达·汤森的声音既侮慢又痛苦。“那你什么时候对西莉亚谈谈。说不定她会考虑改行。”
随后，仿佛一股被抑制的力量终于解放了出来，她把头埋在两只手里哭了。
五
在六十年代的中期和后期，妇女解放成了许多人挂在嘴上的话，成了新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一九六三年，贝蒂·弗里丹发表了《女性的奥秘》一书，这是对“妇女是二等公民”论的宣战文告。她这书成了妇女运动的指南，她的主张也时有所闻。杰曼·格里尔和凯特·米利特参加了这运动，给运动增添了文学和艺术的风格。格洛莉亚·斯坦内姆有效地利用新闻工作和女权政治来替妇女说话。
也有嘲笑妇女解放的人。当时反主流文化派的知名人士阿比·霍夫曼宣称，“我只在一处地方愿意与妇女解放运动结成联盟，那是在床上。”有些历史学家提醒世人说：天下本无新鲜事。他们指出，在一七九二年，英国有一位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人就勇敢地发表过一本《维护妇女的权利》，她争辩说，“暴君和好色之徒……力图使妇女百事不懂，因为前者只需要奴隶，而后者只需要玩物。”
但六十年代有许多人认真对待这运动，体谅妇女的男子在审视自己的良知。
西莉亚对妇女解放的态度是赞成并同情的。她买了些《女性的奥秘》，送给费尔丁·罗思的几位男主管。其中一位是文森特·洛德，他把书退还，还附了草草写成的便条，“我要这胡扯的东西没用。”萨姆·霍索恩的妻子莉莲本人也是妇女解放的热诚拥护者。在她的影响下，萨姆的态度比较同情，他对西莉亚说，“本公司从不歧视妇女，你就是证明。”
她摇头不同意。“我是靠一点一点爬，才到达现在这地位的，萨姆——还靠你的帮助呢，但也要和男人的偏见斗争，这点你是清楚的。”
“但现在你不必再那样做了。”
“那是因为我已证明自己是个能出点子的人，而且我有用。这就使我成为反常现象，成为例外。你也知道，每当我力争在新药推销人员中多招几名妇女时，简直没什么人支持。”
他笑了。“得，我承认你说的，但别人的态度正在改变。此外，你一直是最好的例子，让男人可以把妇女看成不比自己差的人。”
尽管西莉亚私下替妇女说话，她并不积极参与妇女解放这运动。她认定——她暗自承认这是自私的——第一，她本人并不需要这运动；第二，她没有时间参加进去。
西莉亚的工作时间仍用于布雷联营公司的门市产品。尽管萨姆曾答应把她调到另外的岗位上，但似乎没有什么新任命等待着西莉亚，他说的“再耐心地等几个月”的话已被证明是估计不足。
在家的时间里，西莉亚分担着安德鲁因诺亚·汤森发疯被关进精神病院而带来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尔德大夫所作的诺亚将永远出不来的预言似乎不幸而言中。
希尔达·汤森就医药公司以及过量免费样品药所发的激烈言论，安德鲁已经都告诉了西莉亚，却吃惊地发现她居然还表示同情。“希尔达是对的，”
西莉亚说。“免费分送药品的量是大得荒唐，而且我想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一点。但竞争造成了这一局面。眼下，任何一家公司如果削减赠送量，必然要处于不利地位。”
安德鲁争辩说，“各医药公司谅必可以聚在一起，就削减数量达成某种协议吧！”
“不行，”西莉亚说。“即使他们想这样，也办不到。这叫做通同作弊，是违法的。”
“那么诺亚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早先，医药公司的推销人员一定知道，至少清楚地意识到：诺亚在大量地服用麻醉药。他们应该像他们做的那样继续供药，让他过瘾吗？”
“诺亚虽然已上瘾了，但他仍是个医生，”西莉亚指出。“你知道得非常清楚，安德鲁，医生们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取得他们想要的任何药品。
如果诺亚没有从新药推销人员那里得到他要的东西，他早就开处方去弄了；没准儿他既拿样品药，又开处方弄药。”她有点儿激烈地又说，“此外，连医学界对服麻醉剂上瘾的医生们都不采取任何措施，为什么指望医药公司会有所不同呢？”
“问得好，”安德鲁让步说，“对这一点我无话可答。”
接着，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份，西莉亚的新任命下来了。
那以前，在接近一九六六年的年尾时，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萨姆·霍索恩被提升为常务副总经理，这就说明，除非有什么意外的事干扰，萨姆将成为费尔丁·罗思公司首脑一事已指日可待。因而，十年前西莉亚在公司里物色靠山时所作的判断似乎快被证明为正确了。
到底又是萨姆把她找来，微笑地告诉她，“好啦，你在门市产品那边的苦差结束了。”
萨姆现在的办公室富丽堂皇，有着舒适的会议室。他的新职位使他办公室外的秘书由一个变成两个。在这次以前他与西莉亚见面时，曾向她吐露，“真见鬼，我不知道怎么会使她们那么忙的。我猜想，她们准是交替着口授书信。”
此刻萨姆宣称，“我提供给你的职位是，拉丁美洲区药品部主任。如果你接受，你将从这里发号施令，当然你也得出点门，经常得旅行。”他带着询问的神情注视着她。“安德鲁对这一点会怎么看？你对离开孩子们又怎么看？”
西莉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会作出安排的。”
萨姆赞赏地点点头。“我料到你会这样说的。”
这消息使西莉亚既高兴又激动，她非常清楚国际药品交易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机会太棒了，甚至比她原来向往的还要好。
萨姆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他说，“将来的销售就靠国际市场了。迄今我们还没做过什么深入的研究，对拉丁美洲尤其如此。”他挥挥手让她走。
“现在回家去吧。把这消息和安德鲁谈谈。明天我们再着手研究细节。”
事实证明，由此开始的五年时间是她整个生涯中的卢比孔河（意大利北部河名，公元前49年恺撒越过此河同罗马执政庞培决战。译者注）。而且，这份工作不但没给乔丹一家的生活带来什么不便，反而无法估量地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正像后来西莉亚在给她妹妹珍妮特的信中所写的，“我们一家都从中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