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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嘉图之前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级差地租的原理，是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先驱者）那里引述了“土地收益递减规律”。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生活资料是由较低形式的动植物所组成，如果土地的供给大到足以与膨胀的大概相适应，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它可能永远增长并且增长得大于任何可指定的数量”，人口与食物的供给可以均衡发展。但由于地球表面的有限『性』，按照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递加投资，农产品的产量不是相应地增加，而是递减，食物的供给终于变得越来越吃力。而人口的繁殖并不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人口的力量在每一个时期里仍然占着那么大的优势”，人口的增长率与食物的增长率能平衡发展。由此马尔萨斯断言，即使能创造出像葛德文所想象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那个社会里，如果丧失阻止人口增长的压力，它也不会长久存在下去。因此人们的贫困和饥饿不是人的过剩，而是因为土地的生产力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扩大，无力供养的结果。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社会由贫穷所产生的不幸，是顽固的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与社会制度无关。
马尔萨斯在把世界描绘得天昏地暗不可终日之后，这位“悲天悯人”的神甫提出了解决人口过剩及其所导致的饥饿和贫困的妙术。这种妙术就是两种“抑制”：积极抑制和预防抑制。
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生存必需食物，这是普遍规律，人类的情欲必然导致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在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两者不平衡的时候，人口自然规律要求两者必须保持平衡。这就必然产生一种强大的妨碍来阻止人口增长，这种妨碍就是贫穷与罪恶，它表现为失业、疾病、饥荒、瘟疫、暴行、战争等，即所谓的“积极抑制”。
马尔萨斯说：“对人口的积极抑制是极其多样『性』的。它包括产生于罪恶或苦难的各『色』各样的原因，或多或少都会缩短人的寿命。所以，在这一类里可以举出各种不卫生的职业，剧烈的劳动和受严寒盛暑的煎迫，极度的贫困，对儿童的恶劣保育，大城市的拥挤，各种各样的过度行为，连串整套的普遍疾病和传染病、战争、瘟疫和饥荒。”简单地说，所谓人口的积极抑制，就是用提高人口死亡率、消灭现存人口的办法，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保持平衡。尽管马尔萨斯非常『露』骨地鼓吹饥饿、疾病、战争、溺婴、贫困、阻碍增殖的社会习惯等，在抑制着人口增长倾向中有所谓“巨大”的作用，但他对别人的反对和谴责感到很委屈，痛苦万分。他认为自己并不同意疾病和溺婴，更不是鼓励战争和饥饿。他辩解说：“把我判断为人口的敌人是完全误解我的议论的。我只不过是罪恶和贫困的，从而是产生这些在人口与食物之间不利的比例的敌人而已”。
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中放弃自己是一个批评者，俨然以一个社会改良者的面目出现，在人口抑制方面作了一些新的补充，那就是他给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找到了一个摆脱贫困和罪恶的“妙法”，即所谓“预防抑制”。
预防抑制包括道德节制和罪恶抑制，其作用在于使出生率减低，防止新的人口增加。道德节制就是节欲，推迟结婚，直到具有赡养一个家庭的能力时才结婚，并且避免不规矩的满足。罪恶抑制指避孕节育、独生主义、打胎、不正当不自然的交接等。他认为道德抑制是上策，罪恶抑制是下策，因为牧师的观点看，后者是不道德的、不自然的行为。为了防止人口过度增长，关键在于做好及早的和充分的“预防抑制”，以免将来出现“积极抑制”。马尔萨斯的这个观点多少有一点参考价值。
按照马尔萨斯对道德抑制的解释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无力赡养子女就不应该结婚，而且在婚前要保持贞『操』，不然就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因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应该晚婚、独身、禁欲，这就是马尔萨斯所标榜的“黄金道德”。否则，按马尔萨斯所说，由于人口增殖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而产生的贫困和罪恶就不可避免，作为人类病患的战争也无法解除。马尔萨斯认为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和最强烈的刺激无疑是生存空间和仪器的缺乏，子孙的繁殖既是战争不息的结果又是它的原因。在马尔萨斯看来，战争的根源就是人口迅速增加。因此必须对人口采取积极的抑制和道德节制，似乎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保持平衡，就可以消除一切灾难。马尔萨斯的荒谬理论成了统治阶级发动战争的幌子和引以开脱罪责的牌子。
人口必须抑制，他引用一个寓言来作比喻：食物与人口的增长，就像乌龟和兔子赛跑一样，只有使兔子乖乖地睡觉，乌龟才能赶上它。在食物与人口生产的比例关系上，不管什么国家要发展经济都要求两者相适应。马尔萨斯建议让兔子去睡觉，就是要求两者的速度按一定的比例关系保持平衡。在今天，这一点仍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像非洲的一些国家，其意义更为明显。马尔萨斯认为使兔子乖乖睡觉的最好方法，就是道德抑制。如果不向人们灌输道德节制的责任感，势必促进罪恶的滋生，而鼓励婚姻和人口的增加，则又促进灾难的滋生。他认为罪恶和灾难等是古代社会的抑制方法，现代文明社会是道德抑制占优势。现代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能够保证道德节制的良好效果，是因为存在着私有财产制度。这样，人们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能够通过自我克制来阻止人口增长。
马尔萨斯歇斯底里、大喊大叫：饥饿和贫困是因为人类增殖过快，人口绝对地过多，多余人口的饥饿是咎由自取，他们理应去死。他说：在一个已被占有的世界中出生的人，如果不能从他具有正当要求的双亲那里取得生活资料，以及如果社会并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取得最小量食物的权利，事实上他在地球上是多余的，在大自然盛大的筵席上并没有为他设下空的席位，大自然将命令他离开，并且如果他不能取得大自然的某些客人怜悯的话，大自然会迅速执行她的命令的。
马尔萨斯还考察了农业国、工商业国和农工商业国家的财富和人口增长情况，力图证明不论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他们的人口规律都起支配作用，但人口抑制的方式有所区别。
无论马尔萨斯如何编造人口抑制的方式，由于其立足点是不科学的，其观点的正确『性』自然大大地要打折扣。其实，与马尔萨斯说的恰恰相反，人类社会的相对过剩人口都是和私有制结下不解之缘的，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决定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特有的人口规律。
马尔萨斯对人类前途是悲观的。他错误地断言，不管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粮食增长率，落后于人口增长率，是不可抗拒的超历史的自然规律。从两者的比例关系看，当时世界若干地区确实存在这种现象，但随着科学的进步，技术革命的推进，在不断扭转这种趋势。当前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统治地位的国家，粮食增长率日愈赶上或超过人口的增长率。若干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民收入和总就业量的不断增长，教育文化的普及提高，文化生活的多样化，社会兴趣和习惯的改变，医『药』卫生的进步，保险事业的开展，对人的质量的重视等等，使出生率和死亡率逐渐下降。总的说来，目前大多数国家人口增长率已经缓慢下来了，有的停止增长，有的甚至长期下降，出现负增长的现象。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富裕，在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的情况下，世界人口最终是会趋于稳定状态的。富裕会降低出生率，贫困会促进人口繁殖，人口增长率往往同一个经济发达国家拥有的生活资料数量，策略发展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高低成反比。这是一条平凡的真理，而马尔萨斯的见解，则与此相反。
马尔萨斯在归纳他的人口理论时提出了3个论点：
1、人口的增长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
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
3、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
这3个“命题”和前面讲到的两个“公理”就构成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即所谓的“支配人类命运的永恒的人口自然规律”。
马尔萨斯把他的人口规律作了这样的概括。他说：在人口增长已经达到食物的最大限度时，一切预防的和积极的抑制自然而然地会经加强的力量发挥其作用，直到人口降到食物水平之下。这时比较丰足的状态又回来了，于是再度导致人口的增长。不过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它的进一步的发展又会因同样的原因而受到抑制，即产生破坏——均衡——破坏的平衡与不平衡往复运动。
马尔萨斯论中国人口问题
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第一版第四章、第七章、第十六章等章中谈到了中国人口问题，认为人口规律在中国也发生作用，同样存在人口过剩情况，中国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必然受到预防抑制和积极抑制的作用。他没有根据地胡说，中国的气候在无论那一方面都特别适宜于生育孩子，而『妇』女们又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更有繁殖力。他说：“如果我们能肯定，中国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几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种，大部分土地每年收获两次，人民生活得很节俭，则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中国的人口肯定非常多，而用不着再费心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
马尔萨斯认为中国人口多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肥沃，是世界最适出产农产品的地方；二是绝大多数人都在生产人类所需要的粮食；三是早婚受到鼓励。他说：盛行早婚必然造成人口过剩。那么使人口降低到生活资料的水平的抑制和夭折又将是哪种抑制和那一形式的夭折呢？在他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抑制，一是预防抑制，在中国大量的主要的应该是出卖自身与家属为奴仆，作为男仆和丫环被束缚在某一个家族里。因为“大部分的仆人在中国，正像在欧洲一样，是不结婚的。”或者是出家当和尚，或者过独生的居士生活，这两种形式也有助于减少人口出生率。二是积极抑制，中国“肯定受到了不时发生的饥饿和弃婴习惯的抑制，弃婴现象是很普遍的，是欧洲人所无法想象的。关于这种野蛮的习惯，我们不能不说，要证明食物匮乏给人类带来的苦难，最有力的证明莫过于，连这种最违反人类自然感情的习惯竟然也能在人间见到。这种习惯在古代似乎很盛行，似乎确实颇有助于减少人口”。他还说：“如果饥饿不是时时减少中国所拥有的无量数的居民，它就不能太太平平地过日子。”马尔萨斯不顾中国封建制度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事实，歪曲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发展的状况，把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中国人民的贫困和饥饿一概归结为人口绝对过剩是极其荒谬的。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第十六章中还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到中国人口问题。马尔萨斯实实在在地或者说无可奈何地承认：“其实济贫税的大幅度提高就有力地证明，穷人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未增加。在这方面穷人的境况与其说得到了改善还不如说恶化了，此外，现在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穷人在大制造厂内干活儿，无论在健康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深受其害，若考虑到以上两点，就不得不承认，近年来财富的增长丝毫无助于增加穷苦劳动者的幸福。”“一国资本或收入的每一增长，不能看作是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的增长，因而也就不可能对穷人的境况产生有利不影响。把这一点应用于中国，这一点会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中国人口过于稠密，而中国财富据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中国的每亩土地都已耕种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很难想象土地年均产量每年还会有很大的增长。可以说，中国的食物数量已到了土地所能提供的最高产量。这样，无论采取什么方式，譬如说重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运用大量资本建立制造业，都不能解决中国的下层人民的生活问题。因为尽管中国可以发展制造业，制造大量产品供出口，似乎可以增加财富，但它势必要从农业中吸收大量劳动力，致使国家粮食总产量减少。食物数量不增加，反面有减少的可能，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又是保持不变的，甚至减少。因此，中国财富的增长与其说会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还不如说会使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就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来说，穷人状况和以前相同或者比以前更差，而且会有许多穷人不再从事有益于健康不农业劳动，改而在有损于健康的制造业中干活儿。在马尔萨斯看来，由于中国人口太多，所以穷苦的中国下层人民没有救了；中国最好维持现状，从事农业，生产粮食，不能从事其他产业，否则穷苦人的生活境况会更差，这一点也表明了马尔萨斯反对工业文明的保守落后的思想，认为制造精损健康。实际上中国人民的贫穷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从事什么产业，而在于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
反科学的“人口自然规律”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洋洋数万言，但实际他的基本思想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增长必须保持平衡，但人口增长总是优势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因而食物不足，必然产生饥饿、贫穷、失业乃至战争。所以，必须采取积极的抑制和预防的抑制，把多余的人口消灭掉。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反科学的实质，首先表现于他把人口现象看成是自然现象，把人口规律说成是超越社会制度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马尔萨斯完全抹杀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抹杀了人类要满足其食欲和『性』欲都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条件、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一事实，歪曲人口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真实意义。人活着就要吃饭，没有生活资料就不能生存；人类还要延续后代，就要结婚，就要生儿育女，这是无可异议的，用中国古话说就是“食『色』『性』也”。然而问题不在于说明这种众所周知的事情，而在于说明人类怎样生产、交往和分配生活资料以及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下去延续后代。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有两重『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方式中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的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的生物学行为总是受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质及其相互矛盾运动的影响和制约，在阶级社会中，要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和制约。马尔萨斯却把人等同于一般的生物，从纯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人口规律，而完全撇开人的社会『性』，是根本错误的。要说明生活资料是怎样生产和分配的，就必须研究特写的社会经济制度。同样，人口状况也是受社会经济制度制约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具有不同的人口规律。所以离开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谈论人类生存必需生活资料、两『性』间必然存在情欲，是毫无价值的。
人口状况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没有一定数量人口的存在也就谈不上物质资料的生产。但是人口的数量只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或必要条件，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为人口状况本身不能说明：为什么在一定历史阶段只能是这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别的社会生产方式，为什么人口状况不同的地区可以有相同的社会制度，而人口状况相似的地区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如中国和印度人口状况相似，社会制度却迥然各异。因此，人口密度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人口多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制度先进的国家，而人口少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制度落后的国家。人口密度的高低和人口数量的增减不能成为社会革命的原因，也不能说明社会制度的更替。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只是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前提。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取方式，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口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口本身也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不同生产方式下具有不同的特殊的人口规律。离开了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