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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马尔萨斯的“两个级数”和“三个命题”，也同样犯了把人口现象看作自然现象而抹杀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作用的错误。人口按几何级数率增长所假设的“无所妨碍”的前提是根本不能成立的。马尔萨斯自己也很清楚，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无所妨碍”的人口增长，并且承认它要受穷困生活所带来的困难的限制。马尔萨斯在虚构的前提上论证“两个级数”，无非企图用以证明：人口过剩以及由此造成的失业和贫困是“人口法则”的必然结果，是任何社会所无法避免的。
第三，马尔萨斯仅仅把人口和生活资料作数字对比，抹杀了这种关系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也是十分错误的。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人口要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保持正常比例的命题，很有欺骗『性』，似乎这种比例关系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而且，人口过剩似乎就是由于人口和生活资料失去平衡，破坏了正常比例而产生的，因此是绝对的人口过剩。事实上，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取决于人口和生产条件的内在联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受不同的人口规律和经济规律支配。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剩人口只是一种相对于生活资料的生产条件而言的过剩人口。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工人的必要劳动能否实现，能否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是以能否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为前提的。就资本家来说，由于经常存在着过剩人口，在扩大生产时，资本家可以随时在市场上找到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且还可以以此不断降在业工人的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强化对他们的剥削。同时过剩人口的存在，使资本家压制工人对资本剥削的反抗有恃无恐，因为他们可以雇佣失业工人来代替敢于向他们进行斗争的工人。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任何一个资本家，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去消灭失业人口，因为这种失业人口——正是他们用来加强对工人剥削和压制的有力武器和手段。因此这个过剩人口不是同生活资料相比成为绝对多余的人口，而是同资本积累相比变为相对过剩。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一个人口规律，失业和贫困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产物，而不是什么人口增长太快的缘故。人口过剩和生产过剩、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同时存在的。马尔萨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和贫困的根源，杜撰了一个所谓的“自然人口规律”，把人口过剩以及失业和贫困都归因于工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借此抹杀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企图消除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充分表明了马尔萨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立场。这也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反科学『性』的一个突出表现。
马尔萨斯对于人口过剩、生产过剩、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并存的事实的解释在理论上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断言工人人口绝对剩，把从事生产的工人说成是多余的；另一方面又直接为那些不劳动的贵族、地主和各种寄生虫辩护，把这些人说成是必要的，是实现利润所必不可少的。他一方面从为剥削辩护的需要出发，把贫困归因于工人人口的增长，而主张减少人口；但另一方面又从资本积累的需要出发，而称工人阶级要是不增加人口，对国家是有害的。马尔萨斯为了达到辩护的目的，他不惜伪造自己的结论去适应剥削阶级的需要，在科学上是极其卑鄙的，也毫无科学所要求的严肃的态度。
第四，马尔萨斯所主张的恢复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的办法，是减少人口而不是发展生活资料的生产。他完全抛开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完全忽视了科学技术在生活资料生产中的作用，以假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不变为前提的“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为依据。事实上，土壤肥力是一个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向上变动的量。从长远的观点看，从人类开始耕种土地以来，土地的肥力不但没有递减，而且伴随着精耕细作和各种科学技术的运用不断提高了。在大量事实可以证明，在人类劳动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坏地能变为好地，不能耕作的土地能变为沃土良田，土地收获量能够不断提高。
所谓“土地收益递减规律”还抹杀了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对农业生产的决定『性』影响，忽视了变革生产方式对提高土地质量、利用土地资源的巨大影响。一个社会农业生产的停滞，最终根源还在于社会制度本身。应该说，在农业中并不存在什么土地肥力递减律的问题，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里，的确存在着土地肥力衰退的现象。这种现象不是土地肥力自然变化造成的，而是土地私有制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必然结果。农业资本家在进行农业生产之前必须购买土地或以巨额地租向土地所有者租赁土地，才能取得经营农业生产的权利，这是农业生产的首要条件。但是，这样就使得大量的资金不能用于农业生产，而且因土地私有制的存在，阻碍了农业企业规模的发展。特别是租期届满，必须交还土地时，农业资本家不愿意在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植树造林、保护土壤肥力等方面再投资；同时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仅剥削农业工人和农民，而且加紧斥夺土地的生产力。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加剧了这种掠夺，不断破坏土地丰度，造成了土地肥力减退。因此，在私有制条件下，食物增长缓慢的原因，不是由于耕地有限或土地肥力递减妨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使广大土地不能充分利用和土地肥力得不到应有改善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广大劳动人民之所以贫困，其真实原因也不在于土地能力递减律和耕地面积有限，而在于劳动人民丧失了生产资料，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甚至失业、贫困，加入产业后备军，生活日益困难，越来越难于取得生活资料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是失业、饥饿、贫困、罪恶之源，这是任凭马尔萨斯怎样为其辩护也无法掩盖的事实。
马尔萨斯有意地或者是无知地撇开本质的东西，泛泛地谈论现象的东西，并把抽象的东西作为理论的前提，最起码他的理论是缺乏根基的。马尔萨斯就是玩弄抽象的把戏来达到糊弄人、欺骗人的目的。他就《人口原理》出版的目的说道：“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与人的本质本身密切联系的一个大的原因的结果——我这里所说的原因，就是一切生物的增殖有不断超过对它提供的营养的倾向。”也即探讨超过生活资料而不断增长且占更优势的人口的倾向所造成的结果，即失业、贫困和罪恶。既然人口的增殖是失业和贫困的根本原因，那么消除失业和贫困就只有想办法消除人口，制约人口的增长，其用意昭彰。
马尔萨斯由于抛开了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来谈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因此处处违反科学、违反事实。这是他站在剥削阶级反动立场、支持为剥削制度辩护的必然结果。他的人口理论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马尔萨斯 第四章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
庸俗的价值理论
为什么说马尔萨斯是个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呢？我们先来看看马尔萨斯价值学说。
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是从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的。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价值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坚持生产商品时消耗的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推动了价值理论的发展，提出了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价值理论。但在他的价值学说中，出现了两个难关：一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和价值规律不能调和；二是等量资本得到利润和价值规律不能调和。由于他同斯密一样，把工人出卖劳动力归结为出卖劳动，而不能使问题前进一步。于是马尔萨斯抓住李嘉图价值理论这两个致命的弱点来攻击“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他认为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不足以说明许多商品交换价值的变动。他所列举的理由是各种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固定资本的比例有大小的差别，或生产时间有长短的差别；或生产时需要外国进口的原料；或生产品制成后负担不同的赋税。凡此种种都足以影响商品的交换价值，所以，生产商品时所投下的劳动量不可能作为交换价值的正确尺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更不能作为真实的计算标准。他认为商品价值的尺度应该说是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否认何时何地商品价值可以由商品在该时该地所能交换或支配的标准劳动量来衡量。只有“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可以看成是商品价值的标准尺度”。他说：“商品的价值平均说来是由它们的自然和必要供应条件决定的。我说这些条件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积累的和直接的劳动，加上全部垫支项目在垫支期间的一般利润”。
马尔萨斯利用李嘉图不能运用价值规律来说明利润来源的弱点，把利润排除在耗费劳动之外，断言在社会的任何发展阶段中，耗费劳动都没有单独地决定过商品的价值。他认为在商品价值中，除了耗费劳动以外，利润这个因素，一直被广泛地考虑在交换价值之内。即使把利润作为一种耗费劳动计入商品价值之内，但我们又怎么能够仅仅因为商品在上市之前必须保管一个较长的时间，就认为商品耗费了较多的劳动呢？这就是说，在马尔萨斯看来，即使是把利润也理解为耗费劳动，但也不能认为耗费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的理论是正确的。
马尔萨斯公开嘲笑李嘉图，“诚然，李嘉图先生自己也承认他的法则有相当的例外。这些例外的品类，就是所用固定资本量不等、耐用程度不同，而所用流动资本的回收时期又彼此各别的商品。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些品类，就会发现其为数之多，使得该法则可以看成是例外，而例外倒成为法则了。”马尔萨斯为了攻击李嘉图，否定劳动价值论，死死盯着李嘉图未能解决的两大矛盾，并形而上学地把它们对立起来。他认定李嘉图所谓的商品价值决定于其所包含的劳动量的说法，和普遍的经验事实是不符合的。那么什么是“符合”着“普遍经验事实”的价值决定规律呢？马尔萨斯发展了斯密理论中的庸俗成分，创立了庸俗的价值理论。
不过，马尔萨斯所攻击和批判的李嘉图两大矛盾，的确是当时政治经济学中所亟待解决的问题。他的所作所为起了一种强调矛盾、突出问题的作用，多少有点积极意义。马克思曾经把强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不平等交换说成是马尔萨斯的真正贡献，也就是指这种意义而言的。当然，马尔萨斯本人的主观愿望目的并不是这样。他攻击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强调这个理论不能解释资本与劳动交换如何产生利润的问题等等，他的目的是要彻底否定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他自己的价值理论来，以便为土地贵族的利益辩护的经济“理论”建立一个“理论”基础。
马尔萨斯首先分析价值概念的基本定义。他不是从商品出发，而是从价值观念本身出发，把价值分为三种类型，即使用价值、名义的交换价值或价格、内在的交换价值。马尔萨斯的这种划分，只不过是斯密把价值划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翻版，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而他对“内在的交换价值”的解释是十分混『乱』的。他既把它定义为物品由内在原因所产生的购买力，即一个商品交换其它商品的能力；同时又把它定义为物品的价值。可见，马尔萨斯并没有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区别开来，而是直接把交换价值称为价值的。不仅如此，马尔萨斯还混同了价值和市场价格的界限，把价值说成是市场价格。而对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价值”，或者说作为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基础的价值，马尔萨斯也作了解释，但是他把它称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也就是说，他是在“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个名义下来研究商品价值的，而他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名义下考察的东西，实际上是市场价格。这表明马尔萨斯并没有真正理解价值、交换价值、价格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不懂得价值对于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
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价值恰恰等于由内在原因所产生的购买力的内在交换价值。他说“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商品的估价总是决定于基本的生产成本”。这种交换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人们对商品的主观“估价”，而估价的依据，一是对该商品的“占有欲望”，二是“获得的困难”。最终“总是决定于需求和供给的相对状况”，“决定于基本的生产成本”。换句话说，商品所能支配的或购买得的劳动等于生产这件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加上预付利润，也就是这件商品的生产费用。因此，劳动商品生产费用的大小，决定着所换得的劳动量的大小。人们在购买商品时必须付出比商品本身所包含的更多的劳动，譬如说，资本家提供含10小时劳动量的商品，加上5小时的利润，买者就得支付15小时的劳动量。所以在交换中两者的劳动量是不相等的，利润正是产生于这种不等价的交换过程中。很显然，他是把货币或商品当作资本的价值增值的，即商品在这一种特殊机制上所有的价值，和商品本身的价值混同着。
马尔萨斯把交换价值说成是价值的基础，然后以此为前提抛出了庸俗的供求价值论。但是供求论只能说明供大于求，价值（实际上是交换价值）下降，供小于求，价值（交换价值）上升，而不能说明供求关系一致时，价值（交换价值）由什么决定的问题。马尔萨斯为了摆脱这个困境，提出了价值决定于“需求强度”的论断。他说：“不论需求者对一种商品的购买意愿和能力如何的大，如果这种商品能用低价购得，谁也不愿意付出高价去购买；因此，如果卖者的能力和竞争继续使人们按低价供给市场以所需要量，需求的全部强度就不会表现出来”。而在货币价值不变时，“某些商品因为数量稀少或者生产费用增大，变成更加难于获得，以致除非是愿意并且能够为此支付较多的货币而无法获得，那么，这种较高的代价，必须认为是较大的需求强度的表示”。换句话说，“购买商品所支付的价格较高，必然意味着较大的需求强度”。
从以上不难看出，所谓需求强度不过是“具有购买能力的购买愿望”。而这种意愿的变化又取决于商品的价格。这样一来，就不是需求强度决定商品的价格，反而是价格决定需求强度了。马尔萨斯本来想以“需求强度”证明价格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供求比例，似乎在供求比例形成之前，价格已由“需求强度”决定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当他还没来得及自圆其说时，又掉进了循环论的泥坑。商品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而供求关系又以价格为前提，因此，需求强度是由价格决定的。
既然需求本身先以价格为前提，那么需求所依存的价格又是怎样决定的呢？马尔萨斯又从供求论转向生产费用论，认为价格取决于生产费用（生产成本）。什么是生产费用呢？马尔萨斯不得不求助于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公式。他说：“任何可以交换的商品的通常价格，可以认为包括三个部分——在生产中所雇佣的劳动者的工资；使生产得以进行的资本的利润（包括对劳动者的垫支在内）；地租，即使用地主的土地的肥力的报酬”。在他看来，在供给一致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这个一致，就必须保证商品持续不断地供给。而要保证商品的不断供给，那就得保证商品持续不断供给的各项必要条件，即保证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支付。这样马尔萨斯就从供求关系决定价值转到生产费用，即三收入决定价值的结论。
马尔萨斯绕来绕去，转了一圈，仍没有说明价格决定的问题。于是他只好强词夺理，认为即使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