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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绕来绕去，转了一圈，仍没有说明价格决定的问题。于是他只好强词夺理，认为即使出现了价格要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情况，也不能否定商品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法则。因为商品价格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情况是罕见的。只有在供求始终一致的情况下，生产费用本身才会影响这商品的价格。然而，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不会持久。而生产费用要能对价格发生决定作用，也离不开供求关系的“法则”。因为生产费用决定价格，就是指价格随着生产费用的变化而变化。但生产费用之所以会引起价格的变化，其原因仍然是供求关系。他说，“我们都承认，生产费用下降时，价格总是要普遍地跟着降低；但是具体说来，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商品价格下降呢？……这是由于实际已有的或者可能会有的供给不足”。他还认为，就生产费用本身而论，它的各个构成部分（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格，也是由供求关系的决定的。
马尔萨斯价格理论的错误在于，一是他脱离商品的价值，把供求关系作为决定商品价格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否定了价值对于价格的决定作用。二是生产费用论也无法证明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的正确『性』。因为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单就生产费用的下降，并不一定会出现供给的减少而引起价格的上升。就其本质来说，生产费用下降而引起的价格下降，原因在于商品本身的价值下降；生产费用增加时出现的价格上升，其原因是商品本身的价值增加。再就生产费用的价格来说，它也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因为生产费用既然有价格，那它也是一种商品，或者说表现为一定的商品。因此，生产费用的价格同其它商品的价格一样，是不可能用供求关系予以说明的。特别地，马尔萨斯所说的生产费用（或自然价格），只是指由工资、利润、
地租三种收入所构成的那种生产费用。它并不包括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这一部分价值。因此，如果商品真的按照这个价格出售，那么资本家就不可能收回他投在生产资料上的那一部分资本。显而易见，用这种由收入构成的生产费用来决定商品的价格，是不真实的。
马尔萨斯在说明了商品的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以后，又在“交换价值的尺度”或“价值尺度”的名义下，考察了商品价值的决定问题。他认为，用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作为商品价值的尺度的学说，只有在单独使用劳动就能生产商品的情况下才是适用的。因为在这种条件下，生产商品根本没有使用资本，也就没有利润，所以这种商品的价值的大小就恰好等于它在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量。但是，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因为一般地，人们要生产商品，不仅使用劳动，而且必须使用资本。而要使用资本，那就必须要求有利润，因此利润就势必成为商品价值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然而马尔萨斯并不了解利润和耗费劳动的关系，把利润同耗费劳动对立起来。他根本不了解，利润也是耗费劳动所创造的，它来源于雇佣工人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无酬劳动部分。这样，耗费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论断是“错误”的。然而马尔萨斯并不了解利润和耗费劳动的关系，把利润同耗费劳动对立起来。他根本不了解，利润也是耗费劳动所创造的，它来源于雇佣工人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无酬劳动部分。我们知道，雇佣工人的劳动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必要劳动，这是资本家付了工资的，它生产的价值用来补偿资本家垫支的工资；而另一部分则是无酬劳动（即剩余劳动），它生产的价值就是由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被歪曲称为利润。由于马尔萨斯不知道这一点，把雇佣劳动者的全部劳动都看成是支付了代价的，从而把工人的全部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混同于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这样马尔萨斯就武断地认为，除了只用劳动就能生产商品的特殊情况外，耗费劳动是绝对不可能决定商品价值的。
既然商品不能由耗费劳动决定，那么它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马尔萨斯认为，唯一能够决定商品价值的就是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只要用购买的劳动来决定商品的价值，那么不论是商品的价格还是价值，都能获得一个“标准尺度”，即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量。商品的价值为什么就能够用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量来决定呢？因为马尔萨斯认为，商品的价值平均说来是由它们的自然和必要的供应条件决定的。他说：“这些条件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加上全部垫支项目在垫支期间的一般利润”。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消耗并不包括利润，从而也就不能说明商品的供应条件和决定商品的价值。能够说明商品供应条件的只能是“商品与劳动的交换关系”，只有商品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才能保证商品的供应条件。因为“商品一般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必然可以代表和衡量其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和利润”。正是由于这样，所以马尔萨斯断言：“如果我们说商品的价值就是它所得到的估价，那便肯定只有它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才能衡量这种估价”。
马尔萨斯所谓的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的结论，是十分错误、极其荒谬的。错误的实质就在于他混同了商品的价值和商品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实际上，商品的价值和商品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商品或货币要使自己的价值发生增殖，成为资本，那它就必须同活劳动进行结合，产生新的商品。而在新商品的新的交换的过程中，它所换得的劳动量，也总是比原有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要大，即是商品自身价值再加上剩余价值。但它并不是针对一般的商品交换来说的。从一般的商品交换来讲，它是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如果商品或货币不是当作资本，而是作为一般商品或货币，那么它在同其他商品交换时，就不会产生一个超过自身价值的余额，即剩余价值。马尔萨斯把一般的商品交换同资本与活劳动的交换等同起来，只是根据商品作为资本，在它与活劳动的交换结合中，换得了一个它本身的价值加利润这种特殊现象，就断言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决定的。
这样一来，剩余价值就成了来自流通领域的让渡利润，不与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发生必然的联系。
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绕过来转过去的目的，不过是回避和否认李嘉图关于劳动决定价值的科学结论，这不仅没有解决李嘉图所遇到的矛盾，而且比李嘉图的理论更落后，是荒谬的、庸俗的价值论。它用供求论同生产费用论的混合，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贵族和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的实质，其根本目的在于从流通领域中来说明利润的来源，以便为他替土地贵族利益辩护的收入理论和危机理论奠定基础。
马尔萨斯理论的庸俗『性』不仅表现在他的价值理论上，更主要地表现在他为了达到为土地贵族利益辩护的目的，采取各种极其卑鄙的手段，歪曲事实，否定真理，提出了一套极其『露』骨地为土地贵族辩护的、也是极其庸俗的收入理论，包括庸俗的土租理论、庸俗的工资理论和庸俗的利润理论。
庸俗的收入理论
马尔萨斯在其庸俗的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收入理论，是他为土地贵族辩护最为『露』骨的部分，在马尔萨斯整个经济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马尔萨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三种收入的研究，是按照地租、工资、利润这个顺序来进行的。从这种研究顺序看，说明马尔萨斯根本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三种收入的本质和内在联系。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收入，就是雇佣工人在全部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其中，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它是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因此，要正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收入，首先就必须研究工资，确定它在工人所创造的全部价值中所占的份额。只有在工资的份额确定以后，才能确定剩余价值的份额，从而才能在剩余价值的基础上来开展对利润和地租的正确研究。马尔萨斯把工资放在地租之后来研究，完全颠倒了劳动力价值同剩余价值的关系，是十分错误的。同时，从利润和地租的关系来看，地租不过是超额利润的转化形式，是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余额。因此，在研究利润和地租的时候，如果不事先研究利润问题，地租问题也是不能得到正确说明的。所以要正确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收入，就必须按照工资、利润、地租的顺序来研究，而不能先研究地租，再来研究工资、利润。
马尔萨斯之所采取这样的研究方式，其目的在于更有利地为土地贵族辩护，证明土地贵族所获取的地租是正当的、必要的，为此就必须割断地租同其他两种收入的内在联系。事实上，他在价值理论中所提出用购买劳动来决定商品价值，把利润（剩余价值）同耗费劳动对立起来的观点，就是为他运用这样一个研究顺序奠定基础的。而他提出的“第三者理论”，又是他按这种顺序来研究三种收入的必然结果。可见，按照地租、工资、利润的顺序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三种收入的问题，并不是马尔萨斯研究中偶而出现的错误，而是他精心设计的一个为土地贵族的利益辩护的庸俗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由他的阶级本质决定的。
马尔萨斯的地租理论是他为地主阶级效劳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任务是为土地贵族获取地租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进行辩护。
由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因拿破仑战争，支援盟国，谷物价格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受到影响，生活水平显著下降。为了生存，工人的反抗斗争彼伏此起，使得工厂主难以压低工资。谷物价格上涨和工人工资的增加，影响了资本家的利润率，使他们难以获取更大利润。而地租则因谷物价格高涨而上升，地主坐享地租增加的利益。因此产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便在经济利益上发生尖锐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地租问题很自然地成了社会各阶级攻击土地贵族的主要目标。在经济学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再攻击地主阶级的地租收入，出现了反对土地贵族的地租理论。
1814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大卫·布哈南（1779－1848）在他发行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中，就以注释和附录的形式指出：地租是土地贵族对土地实行垄断而产生的不正当收入，是对消费者的剥夺；地租并不增加国民财富，只不过把社会财富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或者说，是把财富从消费者手里夺来交给地主。所以地租的增加是社会的损失，它是对消费者的一种剥夺，即地主之所得是消费者之所失。尽管布哈南把地租归结为垄断价格的结果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却代表了当时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土地贵族的一种进步要求，因而对社会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土地贵族辩护士的马尔萨斯，当然是不能袖手旁观的。于是他很快于1815年就发表了《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企图以地租来源于“自然”的观点来驳倒布哈南，给土地贵族解围，基本上形成了他的地租理论。然而刚刚隔了两年，李嘉图又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运用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来研究了地租问题。他指出，地租并非来源于自然，而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它是由农业资本家获得的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一部分超额利润转化而来的。这样，李嘉图就比较清楚地说明了级差地租的『性』质和来源，揭示了地主的利益和其他任何阶级在利益上的对立关系，指出土地贵族是雄蜂和寄生虫。李嘉图的这个地租理论比布哈南的地租理论要科学得多、深刻得多。因此，马尔萨斯为了能够驳倒李嘉图的地租理论，首先就必须推翻他的劳动价值论。这样，马尔萨斯在1820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首先是“批判”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说，接着就搬出了他那为土地贵族辩护的地租理论。他的地租理论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是势不两立的。他站在土地贵族立场上，用心良苦地要证明地租是地主的社会正当收入，地主阶级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
马尔萨斯的地租学说主要想阐明：是否地租像亚当·斯密所说的是一种垄断收入。在论证这个问题时，其主要观点是从安德森著作中剽窃来的。1777年安德森在爱丁堡出版了《关于谷物条例『性』质的研究》一书，在谈到地租问题时，以在不同程度的有利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等量产品是有一定的、同一的市场价格为前提，说明了地租等于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产品的平均价格的余额。如果土地特别贫瘠，这种土地的产品的平均价格同产品的市场价格一致那么这余额就没有了，就是说，形成地租的基金就不存在了。他认为任何国家，土地肥沃程度优劣不齐，由于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必须耕作劣等地以满足。但其先决条件是：市场谷物价格必须上涨到足以支付劣等地的生产费用。这样优等地的农作物就有一个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额，想耕种优等地者就不能不付出相当代价作为报酬，酬金高低决定于土地的相对肥沃程度。所谓地租，就是优等地所得的酬金，它随人口的增加而增大。由于安德森阐明了级差地租的基本特点，被马克思称为近代地租学说的真正发现者。
马尔萨斯抄袭了安德森的基本观点，在《地租『性』质与发展的研究》小册子中，首先竭力证明，地租并不像亚当·斯密等人所说的是垄断价格的结果，而是“总产品价值中扣除各种耕种费用后归于地主的部分”，“或者用货币来计算，是总产品价格中扣除劳动工资和耕种投资利润后的剩余部分，”也就是说，是市场价格经常超过优等地的生产费用的剩余，是一种剩余产品，因而实际上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对人类的恩惠。那么在农产品的价格中，为什么会存在这个剩余部分，或者说地租为什么会产生呢？
马尔萨斯认为地租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主要的是土地的『性』质。土地能够生产出比维持耕种者的需要还多的生活必需品。由此形成的地租是“来自神意的丰富礼物”，不是土地垄断的结果。这就把农业的剩余产品从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分离开，说成“土地的『性』质”带来的。
第二，土地产品所特有的『性』质。土地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其他产品不同，它是生活必需品，能够不断创造出对它自身的需求，或者能够按其生产量的多寡而养活若干的需求者，这是使土地产品的价格能够支付地租的条件。马尔萨斯认为生活资料与人口增长，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然增加，而人口的增长，势必提出对生活资料的更多需求，所以说农副产品可以不断产生出对它自身的需求。其他产品如果生产过多，其价格就会因供过于求而下降，从而也就不会形成产品价值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相反，土地产品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由于人口增加更需要食物的供给，于是价格就上涨到它的成本以上，从而创造了一个剩余，马尔萨斯断言这是自然规律支配下的社会进步固有的现象。
第三，肥沃土地相对稀少，不足以满足我们的全部需要；又由于农业上的收益递减，不得不耕作次等土地，于是优等地产生了地租。
在马尔萨斯看来，地租完全来源于土地本身，他十分自信地说：“我曾把这种剩余叫做上帝的恩赐，并且我坚决地认为这个名称是十分恰当的”。土地产品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部分的地租，是必须交纳给地主的，这是由“肥沃土地的相对稀少『性』”决定的。如果不把它交纳给地主，而把它仍然以工资利润的形式分配给作为土地耕种者的工人和资本家，那就只有最优等的土地才能加以利用，其他的次等以下的土地就不会被改良和耕种。因为这些土地的肥力都不及最优等的土地，不能提供与最优等土地相当的工资和利润。但是一个国家的最优等土地又是稀少的，如果只耕种这种土地就不能使这个国家的资本和人口得到增加。因此，为了适应资本和人口迅速增长的需要，把这个剩余部分作为地租从工资和利润中分离出来交给地主所有，这既是绝对必要的，同时也是资本和人口增加的自然的和无可避免的结果。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他运用从安德森那里抄袭来的级差地租理论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考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