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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面向左看。向右看就不会画了。
小学的时候，美术老师总是拿方形、圆锥形的石膏放在讲台上，叫我们画。一定要画得 “像”，才能拿高分。我是画不像的那种学生，很自卑，也被认为没有艺术的天分。而艺术 却是我内心极为渴慕的一种信仰，无论戏剧、音乐或舞蹈，其实都是爱的。
就因为美术课画什么就不像什么，使我的成绩，在这一门课上跟数学差不多。美术老师 又凶又严肃，总是罚画得不好的同学给他去打扫房间。那一年，我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孩 子，放学了，就算不做值日的那一排要整理教室，也是常常低着头，吃力的提着半桶水—— 给老师洗地去啦！因为画不像东西。
美术课是一种痛苦，就如“鸡兔同笼”那种算术题目一样。我老是在心里恨，恨为什么 偏要把鸡和兔子放在一个笼子里叫人算他们的脚。如果分开来关，不是没有这种演算的麻烦 了吗？而美术，又为什么偏要逼人画得一模一样才会不受罚？如果老师要求的就是这样，又 为什么不用照相机去拍下来呢？当然，这只是我心里的怨恨，对于什么才是美，那位老师没 有讲过，他只讲“术”。不能达到技术标准的小孩，就被讥笑为不懂美和术。我的小学美术 老师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这，是现在才敢说给他的认识。
本来，我的想象力是十分丰富的，在美术课上次次被扼杀，才转向作文上去发展了—— 用文字和故事，写出一张一张画面来。这一项，在班上是拿手的，总也上壁报。
说起一生对于美术的爱，其实仍然萌芽在小学。那时候，每到九月中旬，便会有南部的 军队北上来台北，等待十月十日必然的阅兵典礼。军人太多，一时没有地方住，便借用了小 学的部分教室做为临时的居所。兵来，我们做小孩的最欢迎，因为平淡的生活里，突然有了 不同的颜色加入，学校生活变得活泼而有生趣。下课时，老兵们会逗小孩子，讲枪林弹雨、 血肉横飞又加鬼魅的故事给我们听。也偶尔会看见兵们在操场大树上绑一条哀鸣的土狗，用 刺刀剥开狗的胸腔，拿手伸进去掏出内脏来的时候，那只狗还在狂叫。这惊心动魄的场面， 我们做小孩的，又怕又爱看，而日子便很多采又复杂起来了。
每一年，学校驻兵的时候，那种气氛便如过年一样，十分激荡孩子的心。
在学校，我的体育也是好的，尤其是单杠，那时候，每天清晨便往学校跑，去抢有限的 几根单杠。本事大到可以用双脚倒吊着大幅度的晃。蝙蝠睡觉似的倒挂到流出鼻血才很高兴 的翻下来，然后用脚擦擦沙土地，将血迹涂掉。很有成就感的一种出血。
兵驻在学校的时候，我也去练单杠。
那天也是流鼻血了，安静的校园里，兵们在蹲着吃稀饭馒头。我擦鼻血，被一个偶尔经 过的少校看见了；认识那一颗梅花的意义。那个军官见我脸上仍有残血，正用袖子在擦，就 说：“小妹妹，你不要再倒挂了，跟我去房间，用毛巾擦一下脸吧！”我跟他去了，一蹦一 跳的，跟进了他独立的小房间；大礼堂后面的一个房内。那时，驻的兵是睡教室里的，有些 低年级的同学让出了教室，就分上下午班来校，不念全天了。官，是独占一小间的。
军官给我洗脸，我站着不动。也就在那一霎间，看见他的三夹板墙上，挂了一幅好比报 纸那么大的一张素描画。画有光影，是一个如同天使般焕发着一种说不出有多么美的一张女 孩子的脸——一个小女孩的脸。
我盯住那张画，吃了一惊，内心就如初见杀狗时所生出的那种激荡，澎湃出一片汪洋大 海。杀活狗和一张静态画是如此不同的一回事，可是没有别样的形容可以取代了。
那是一场惊吓，比狗的哀鸣还要吓。是一声轻微低沉的西藏长号角由远处云端中飘过 来，飘进了孩子的心。那一霎间，透过一张画，看见了什么叫做美的真谛。
完全忘记了在哪里，只是盯住那张画看，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到那张脸成了自己的 脸。
那个军官见我双眼发直，人都僵了，以为是他本人吓住了我，很有些着急要受拖累，便 说：“小妹妹，你的教室在哪里？快去上课吧！快出去罗！”我也是个敏感的孩子，听见他 暗示我最好走开，便鞠了一个躬快步走了。
自从那日以后，每堂上课都巴望着下课的摇铃声，铃声一响，我便快速的冲出教室往操 场对面的礼堂奔跑，礼堂后面的小间自然不敢进去，可是窗口是开的。隔着窗户，我痴望着 那张画，望到心里生出了一种缠绵和情爱——对那张微微笑着的童颜。
也拉同学去偷看，大家都觉得好看，在窗外吱吱喳喳的挤着。看到后来，没有人再关心 那幅画，只有我，一日跑上七八次的去与那位神秘的人脸约会。
也是一个下课的黄昏，又去了窗口。斜阳低档的照着已经幽暗的房间，光线蒙蒙的贴在 那幅人脸上，孩子同样微笑着。光影不同，她的笑，和白天也不同。我恋着她，带着一种安 静的心情，自自然然滴下了眼泪。
一次是看红楼梦，看到宝玉出家，雪地中遇见泊舟客地的父亲，大拜而别，那一次，落 过泪。同一年，为了一个画中的小女孩，又落一次泪，那年，我十一岁半。
美术老师没有告诉我什么是美，因为他不会教孩子。只会凶孩子的人，本身不美，怪不 得他。而一次军队的扎营，却开展了我许多生命的层面和见识，那本是教育的工作，却由一 群军人无意中传授了给我。
十月十日过去了，军队要开回南部，也表示那张人脸从此是看不到了，军官会卷起她， 带着回营。而我没有一丝想向他讨画的渴求，那幅最初对美的认知，已经深入我的心灵，谁 也拿不去了。
十二岁多一点，我已是一个初中学生了，仍上美术课，画的是静物：蜡做的水果。对于 蜡做的东西，本身便欠缺一份真正水果的那份水分饱透而出的光泽和生命，是假的色和不自 然的光，于是心里又对它产生了抗拒。也曾努力告诉自己——把水果想成是真的，看了想上 去咬一大口的那种红苹果；用念力将蜡化掉，画出心中的水果来。可惜眼高手低，终是不 成，而对于做为艺术家的美梦，再一次幻灭。这份挫败感，便又转为文字，写出“秋天的落 叶如同舞倦了的蝴蝶”这样的句子，在作文簿上，得了个满堂红彩加上老师评语——“有写 作潜能，当好自为之”的鼓励来。
实在热爱的仍是画，只因不能表达内心的感受于万一，才被逼去写作文的。这件事，爱 画的心事，使得我虽然没有再热心去上美术课，却注意起画册来了。
我的二堂哥懋良，当时是与我父母同住的，因为大伯父与大伯母去了一阵香港。堂哥念 师大附中时我尚在小学，只记得他在高中时，爱上了音乐，坚持不肯再上普通学校，并且当 着我父亲——他叔叔的面前，将学生证撕掉，以示决心。大人当然拿他没有办法，只有忧心 忡忡的顺着他，他去了作曲老师萧而化那边，做了私人的学生。
我看的第一本画册，一巨册的西班牙大画家毕卡索的平生杰作，就是那个一天到晚弹琴 不上学的二哥给我看的东西。二哥和我，都是家中的老二，他是大房的，我是二房的。我们 两匹黑羊，成了好朋友。看见毕卡索的画，惊为天人。嗳！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想看的一种 生命，在他的桃红时期、蓝调时期、立体画、变调画，甚而后期的陶艺里看出了一个又一个 我心深处的生命之力和美。
过不久，我也休学了，步上二哥的后尘。休学后被带去看医生，医生测验我的智商，发 现只得六十分，是接近低能儿童的那种。
我十三岁了，不知将来要做什么，心里忧闷而不能快乐。二哥说，他要成为一个作曲家 ——今天在维也纳的他，是一位作曲家。而我，也想有一个愿望，我对自己说：将来长大 了，去做毕卡索的另外一个女人。急着怕他不能等，急着怕自己长不快。他在法国的那幢古 堡被我由图片中看也看烂了，却不知怎么写信去告诉毕卡索，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女孩子 急着要长到十八岁，请他留住，不要快死，直到我去献身给他。
这一生，由画册移情到画家身上，只有专情的对待过毕卡索。他本人造形也美，而且爱 女人，这又令我欣赏。艺术家眼中的美女，是真美女。毕卡索画下的女人，个个深刻，是他 看穿了她们的骨肉，才有的那种表达。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也美，只有艺术家才懂的一种 美。
可是人太小了。快长大的愿望不能由念力中使身材丰满，而我的心灵一直急着吸取一切 能够使我更成熟的东西。回想起来，那些人为的间接人生体验，终因实际生活的直接经验太 少，而无法自然结合，那是勉强不来的。急着长大，使我失落了今生无法再拾回的少女时 代，虽说那是十分可惜的事，倒也没有真的后悔过。
没有等到见到他，毕卡索死了。报上刊出一代巨星消失在今世的消息时，我的床畔早已 有了另外许多许多画册，而且自己也开始在画画了。毕卡索的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教 化，使我认知了艺术不死的真理，并没有为他的离世流下一滴眼泪。而我，由那时候开始， 便没有想嫁艺术家了，一直再没有了这个念头。
许多年过去了，西柏林展出了毕卡索“性爱素描”的全部作品。我一趟一趟的去展览会 场流连，方知性爱的极美可以达到画中的那个深度。那不只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 教给我唯一的感动，那又是毕卡索的另一次教化。今生再见一次惊心动魄，如同小学时操场 上那个睁大了眼睛的孩子。
过了又几年，西班牙巴塞隆纳城成立了“毕卡索美术馆”，我又去了那儿，在一幅又一 幅名画真迹面前徘徊不舍。
回想一生对于美术的挚爱，心中浮上的却是国民学校小房间中那个女童的脸。我知毕卡 索的灵魂正在美术馆中省视着我，而我，站在那一张张巨著之前，感激的却是那个动了怜悯 之心带我去擦血的军官。如果不是当年他墙上的一幅画，如何能够进入更深的殿堂之门？我 猜想，毕卡索如果知道这一故事，也是会动心的。那个军官和小女孩的故事。
紫衣
那封信是我从邮差先生那儿用双手接过来的。
我们家没有信箱，一向从竹子编的篱笆洞里传递着信件。每当邮件来的日子，就会听见 喊：“有信呀！”于是总有人会跑出去接的。
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当年，我的母亲才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妇人。她来台湾的时候 不过二十九岁。
怎么记得是我拿的信也很清楚：那天光复节，因为学校要小学生去游行，所以没有叫去 补习。上午在街上喊口号、唱歌，出了一身汗便给回家了。至于光复节邮差先生为何仍得送 信这回事，就不明白了。
总之，信交给母亲的时候，感觉到纸上写的必是一件不同凡响的大事。母亲看完了信很 久很久之后，都望着窗外发呆。她脸上的那种神情十分遥远，好像不是平日那个洗衣、煮饭 的妈妈了。
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居住的是一所日本房子，小小的平房中住了十几口人。那时大伯父 母还有四位堂兄加上我们二房的六个人都住在一起。记忆中的母亲是一个永远只可能在厨房 才会找到的女人。小时候，我的母亲相当沉默，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她也很少笑。
到了晚上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照例打地铺睡在榻榻米上，听见母亲跟父亲说： “要开同学会，再过十天要出去一个下午。两个大的一起带去，宝宝和毛毛留在家，这次我 一定要参加。”父亲没有说什么，母亲又说：“只去四五个钟头，毛毛找不到我会哭的，你 带他好不好？”
毛毛是我的小弟，那时候他才两岁多。
于是才突然发现原来妈妈也有同学，那么她必然是上过学的罗！后来就问母亲，问念过 什么书。说高中毕业就结了婚。看过《红楼梦》、《水浒传》、《七侠五义》、《傲慢与偏 见》、《咆哮山庄》……在学校母亲打蓝球校队，打的是后卫。
听见母亲说这些话，看过我也正开始在看的书，禁不住深深的看了她一眼，觉得这些事 情从她口里讲出来那么不真实。生活中的母亲跟小说和蓝球一点关系也没有，她是大家庭里 一个不太能说话的无用女子而已。在那个家里，大伯母比母亲权威多了。我真怕的人是大伯 母。
母亲收到同学会举办的郊游活动通知单之后，好似快活了一些，平日话也多了，还翻出 珍藏的有限几张照片给我们小孩子看，指着一群穿着短襟白上衣、黑褶裙子的中古女人装扮 的同学群，说里面的一个就是十八岁时的她。
其中一张小照，三个女子坐在高高的水塔上，母亲的裙子被风卷起了一角，头发也往同 一个方向飘扬着。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又看见地上爬着在啃小鞋子的弟弟，我的心里升起 一阵混乱和不明白，就跑掉了。
从母亲要去碧潭参加同学会开始，那许多个夜晚补习回家，总看见她弯腰趴在榻榻米上 不时哄着小弟，又用报纸比着我们的制服剪剪裁裁。有时叫姐姐和我到面前去站好，将那报 纸比在身上看来看去。我问她，到底在做什么？母亲微笑着说——给你和姐姐裁新衣服呀！ 那好多天，母亲总是工作到很晚。
对于新衣服这件事情，实在是兴奋的。小学以来，每天穿的就是制服，另外一件灰蓝条 子的毛线背心是姐姐穿不了轮到我穿，我穿不了又轮大弟穿的东西，它在家里是那么的永恒 不灭。直到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向母亲讨，想留下背心做纪念。而当时，是深恶它的。
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眼睁睁的巴望母亲不再裁报纸，拿真的布料出来给人看。当我， 有一天深夜放学回来，发觉母亲居然在缝一件白色的衣裳时，我冲上去，拉住布料叫了起 来：“怎么是白的？！怎么是一块白布？！”丢下书包瞪了不说话的人一眼，就哭了。灯下 的母亲，做错了事情般的仍然低着头——她明明知道我要的是粉蓝色。
第二天放学回来，发觉白色的连衣裙已经缝好了，只是裙子上多了一圈紫色的荷叶边。
“这种配法是死——人——色！”我说。“妹妹，妈妈没有其他的布，真的！请你不要 伤心，以后等妈妈有钱了，一定给你别的颜色衣服……。”母亲一面说一面拿起新衣要给我 套上试试看，我将手去一挡，沉着脸说：“不要来烦！还有算术要做呢！”母亲僵立了好一 会儿，才把衣服慢慢的搁在椅背上。
姐姐是温驯又孝顺的，她穿上与我一模一样的新衣，不断的拿一面小镜子照自己。我偷 看那件衣服，实在也是不太难看，心里虽然比较泰然，可是不肯去试它。
姐姐告诉我，母亲的同学嫁的都是有钱人，那天去开同学会，我们小孩子会有冰淇淋 吃。在那以前，吃过冰棒、仙草冰、爱玉冰，可是没有吃过真的冰淇淋。姐姐说，在大陆我 们家每年夏日都吃那东西的。我总不能有记忆。
母亲的同学会订在一个星期天的午后，说有一个同学的先生在公家机关做主管，借了一 辆军用大车，我们先到爱国西路一个人家去集合，然后再乘那辆大汽车一同去碧潭。
那时候，我乘过十二路公共汽车，还有三轮车。上学是用走路的。每年一度的旅行也是 全年级走路，叫做——远足，是不坐车的。
星期天我照例要去学校，姐姐在二女中，她可以放假。母亲说，那日仍然要去补习，到 了下午两点正，她会带了姐姐和新衣服来学校，向老师请假，等我换下制服，就可以去了。 为了那次的出门，母亲低着眼光跟大伯母讲过一两次，大伯母一次也没有答理。这些事情， 我都给暗暗看到眼里去。这一回，母亲相当坚持。
等待是快乐又缓慢的，起码母亲感觉那样。那一阵，她常讲中学时代的生活给我们听， 又数出好多个同学的姓名来。说结婚以后就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又来到了台湾，这些好同学 已经失散十多年了。说时窗外的紫薇花微微晃动，我们四个小孩都在属于二房的一个房间里 玩耍，而母亲的眼神越出了我们，盯住那棵花树又非常遥远起来。
同学会那个清晨，我很早就起来了，趁着大人在弄稀饭，一下就把自己套进了那件并不 太中意的新衣服里面去。当母亲发觉我打算不上学校，就上来剥衣服。我仍是被逼换上制服 背着书包走了。姐姐陪我一路走到校门口，讲好不失信，下午两点钟会来接，一定会来接 的。我不放心的看了姐姐一眼，她一直对我微笑又点头。
中午吃便当的时候天色开始阴沉，接着飘起了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