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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春节我表哥杜宇琪住在了我姥姥家。大年三十我舅舅开车到郊区买了足足有五箱炮仗。他指望这么多的烟花会给我表哥七月份的高考带来好运气，虽然杜宇琪曾经表示过上大学并不是他人生的唯一道路，他说他实在不敢想象自己在一个地方再呆四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灾难。新年钟声敲响之前我和杜宇琪沿着灯火通明的大街放了一路的烟花。燃起的小飞碟仿佛张开双翅的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礼炮在夜空中散开后抖落出几十个小降落伞飘浮在夜色里。我表哥静静地走在积雪之上。满天的鸣响将所有的声音掩盖掉。前面传来欢呼声，人们一起仰望紫色的火焰在天空排成“恭贺新春”四个字，炸开后又形成五色的花朵。“为什么只想看看有多美就把烟花全毁掉？”我表哥低声自语。远处的广场上传来钟声，铛，铛……人们高声数着，虽然他们知道一共只敲十二下。我表哥杜宇琪就这样度过了他在长春的最后一个新年。
在三里屯我问他当时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杜宇琪闭上双眼，仿佛是在回忆的丛林中找出路。他摇摇头，想不起来了。然后我们又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们沉默地对视几秒钟，随后他笑了笑：“你先忙去吧。”有一位喝醉了的客人嚷嚷着为什么这里只有酒而没有小姐，他把我拽过去要我解释清楚。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根本就不必当真。我告诉他如果您需要的话得去我们的总店，从这儿出去乘××路，会路过一个城楼，你爬上去敲左数第三个门就可以了。“好，我就去，一个人喝酒，闷闷的。”他在莫名其妙地往西服口袋里装大大小小的酒瓶的时候倒在桌子上睡着了。
星期三傍晚时分雷奇队长又一次来到了我们家。同上次的来访不一样，这一次我姥姥显露出我从未见过的恐惧表情。她以为她日夜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警察将把她唯一的孙子抓去枪毙。于是在客厅里她不停地解释杜宇琪是一个多好的孩子，以至于根本没有察觉到雷奇队长满身酒气。在我姥爷散步回来之前他什么话也没说，将我姥姥特意为他泡好的那杯烫得无法入口的茶水端起来又放回原位。然后他靠在沙发上低垂着头。“你们不会把宇琪抓走吧？”我姥姥小心地问。他闭上眼睛缓缓摇着头，然后头越垂越低。后来他试图坐起来的时候胃里的酒开始向上反。他捂住嘴仰起头，马上又感到一阵恶心。“你们没什么证据，就会冤枉我们这样的老实人。”雷奇队长没理她，静静伏下身，突然吐了起来。刺鼻的味道转眼间充满了整个客厅。我姥姥终于发火了，打开窗户，回身对我喊着：“去，把你姥爷找回来！”
月光下的暖风吹过花园高高的草丛，一大群蛐蛐迎风跳动。已经快五十天没下过雨了，仿佛老天觉着一下雨就意味着这个夏天要过早结束似的。每天都有三辆水车循环洒水来保持地面不至于裂开。马路上的柏油在白天晒化后到了晚上才渐渐凝下来，走在路上像踩在十二月的雪上一样柔软。围在喷水池旁的人里面没有我姥爷，我上楼时他已和雷奇队长坐在一起了。我姥姥在里屋织毛衣，她早已熟悉在黑暗中做这件事情，她用手指摸着针眼自如地穿插，同时试图偷听隔壁说话的内容。墙壁不隔音，然而他们两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仿佛在屋子里滚成了一个庞大的雪球，我外婆永远也弄不清楚这个雪球是由哪些话语组成的。他们这次的谈话如此短暂，我姥姥刚刚走出去想听仔细一点的时候他们就结束了。“要是哪天你觉得在那儿干不下去了，就到我这儿来。”我姥爷说他那里吃饱饭的工作总还是有的。“这世界是个天平。”雷奇队长一只脚踩在门外握着我姥爷的双手说，“好人坏人各居一侧，想活下去就得维持着个平衡。假如真的把太多的坏人除掉，那我们就会在另一侧下坠，止不住地坠下去，坠落到底为止。”
直到早上四点钟客人陆续离开或是倒在扶椅上睡觉时我才坐到我表哥杜宇琪的对面。我要了两杯山葡萄酒放在桌上的手稿旁。杜宇琪放下笔在自己喷出的白烟中眯着眼睛望着我。以前家里人谁也不会想到他拥有文学才能。我舅舅始终不能相信一个人仅仅是自己想写小说就可以当得上作家的，为此他坚持让我表哥放弃他那幼稚的想法。我表哥在念到大二的那一年终于在寄回来的一封信里向他的父母摊牌了。在那封满怀忧伤的信里他告诉我舅舅经过一年多的考虑，虽然这期间他已经明白对于自己将来飘忽不定的生活方向根本就无法捉摸，但最后他还是下定了决心选择文学。“我想好了爸爸，我要结束我的大学生活，哪怕是饿死。”他在第三张纸的背面写道：“什么也挡不住我的去路，除非死神的过早降临。”
全家人都不相信在学了十多年的理工科后，他竟会产生进入完全陌生领域的冲动。虽然人人都觉察到毛毛的那个案子在他心中留下太多难以愈合的伤痛，然而仍然没有人能解释出悲伤为何会以如此荒谬而固执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一年的除夕夜我们都相信他会在钟声敲响之前穿过漫天纷飞的大雪回到长春来，为此我姥爷禁止所有人包括我表弟动一口早已准备好的饭菜。一家十二口人在置放了十三份碗筷的圆桌旁围成一圈默不作声地看着电视。直到钟声敲响十二下的时候我们接到了杜宇琪的电话。他说他买不到车票了，只好呆在学校守候又一年的到来。窗外的爆竹声响彻天际，电话那边的声音也相当纷杂。“我自己在这里，孤孤单单的，连炮仗都没买。”在彻夜不息的鸣响中他低沉的话语从北京一路传到我们的耳畔。我舅妈伏在电话前哭了起来，她告诉杜宇琪因为他的缺席每个人都很难过。我姥爷为了使大家都听到我表哥的声音将电话调成了免提，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问候他。突然我舅舅抢到前面，几乎是贴着话筒喊：“你现在就去买票，爬也得给我爬回来！不然你就永远滚蛋！”电话里传来挂掉的声音。我老爷看着表，等秒表走完一圈后望着惊呆的人们。“十二点整，十二个人，刚刚好，咱们吃饭吧。”大家重新回到座位上，已经饿了一个晚上的表弟站在椅子上去够那垂涎已久的鸡腿，大人们笑了起来。在他坐下来的时候那只扯掉一块肉的鸡腿从他的掌心滑下来，将他旁边一个没人动过的空碗碰碎在地。
以后我表哥确实没有回来过，即使是那一年的暑假我姥爷去世也没露一面。电话都不曾来过。我姥爷死去的三小时里我姥姥拨通了电话本上所有的电话，然后她带着在柜子里找到的我表哥的学校地址以及其他故人的住址跑到邮局用了足足三个小时给每个人发了份简短的电报。我舅舅在中午赶来后又一次给杜宇琪发份电文：“爷爷已死，回来。”人们到第五天也没等到我表哥的音讯。我舅妈在随后的第三封电报上写到：“人人都想你。”这些就仿佛装在瓶子里的信投到海中那样令人觉得遥遥无期。到了第七天执意等下去的我姥姥终于挡不住家里人的劝阻，从远方赶来的朋友身心的疲惫，以及开始变腐的尸体，同意在上午举行葬礼。我舅舅在丧事刚刚完毕就坐了一夜的火车赶到北京。三天以后他像个落败的士兵那般劳累地回到了家里。“他向所有能借钱给他的同学都借了钱！”我舅舅连鞋都没脱就向我舅妈吼了起来，随后他明白这并不是她的过错，语气平缓了许多，“一放假他就从学校消失了。”我舅妈一言不发地递给他几张印满铅字的纸，那是我舅舅离开后邮差送来的三封电报，每一封印着不同日期的邮戳下都写着“查无此人”。
第一部第4节 倾听自然的声音
我姥爷去参加汽车厂老干部联谊会的那天上午毛毛的父亲来到了我们家。我姥姥惊慌失措地把他请到了客厅里。毛毛的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了一个多小时烟也不见我姥爷回来。开始他只是和我姥姥聊这闷热的天气，告诉她不久就会下雨的。然后最让我姥姥担惊受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问我姥姥是不是有个孙子叫杜宇琪。我姥姥默默地点点头。“那么您孙子现在住在哪儿呢？”我姥姥没敢回答他。她挥着手臂对他解释杜宇琪是个多乖多听话的孩子，她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到后来简直有些语无伦次，连送他出门的时候还以那种近乎哀求的口吻对毛毛的父亲讲我们全家都为毛毛的死感到难过。“人反正都死了就别再追究我们宇琪了，不然我们家里会变得比你们还痛苦。”她说，“我们还是私下里解决吧。”
我姥姥在晚上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姥爷。我姥爷把烟点上没有说话。晚饭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们毛毛的爸爸明天还要来。“那怎么办？”我姥姥放下碗筷，她根本吃不下去。“千万不能把宇琪家里的地址给他。”他说完便回屋看京剧去了。尽管我姥姥想了一夜应付毛毛的爸爸的答话，不过他却没再来我们家，以后也没再到这里来。正像邻居们所预料的那样。毛毛死后的几年里他迅速垮掉，已无力再去做财政局局长的工作。辞职后每天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花园的长椅上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把耳朵贴在出事地点的那棵白杨树干上倾听自然的声音。然而他还是没有经受住命运的折磨，五年后的一个秋天死在了湖北老家。我姥姥在第二年春天知道了他的死讯。他妻子把他葬在毛毛的身旁，那片长满蒲公英的墓园里。
我将我表哥杜宇琪的酒杯添满。底层的气泡将杯里的野葡萄酒溢出来，紫红色的酒水积成一股细流在桌面流淌，好像要写出几个字母那样曲折地前行。我们漠不关心地听一首歌直到结束。我说我想知道这些年他都在做什么。“写小说，”他托起高脚杯看着我，“就像你现在看到的。”旋转的灯光落在酒杯的表面呈现出各种被染过的颜色。我计算出在前四分三十秒里缓慢移动的灯光始终照不到东南角和西北角，而后四分三十秒另外两个相对的角落则保持着同样的黑暗。我表哥接着写了十分钟后停下来，双手放在桌面上，之后他的目光就盯在某一处想着下一章的细节。他涂满亮甲油的指甲在黑暗中闪着荧光。他把这当成时间对他的约束。每次他要写一篇小说时总会在十指涂满亮甲油，告诫自己在最后一丝亮甲油从指甲上消失之前一定要完成这篇。我告诉他我真不明白是什么使你生出去写作的念头。他举起酒杯尝了一口，回过头冲着吧台向服务生要冰块。在我起身时他才想起他要找的人就是坐在对面的我。“那先别走了，”他笑着说，“因为我想把毛毛的死用心地写下来，而这只有不断地努力才能做到近乎完美的程度。这是我能给毛毛的最好的补偿，也是我得以解脱的唯一途径。”
公告在黑板上贴了不到一个星期便被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女人扯掉了。星期一傍晚她挤进聚到公告前互相猜疑的人群中，不动声色地用小指将风干的公告揭下来。似乎她并不想破坏这张公告的完整，细心地起开四角后整张公告便轻轻地落到地面上，她捡起来铺在双膝上叠了四折把它放进挎在右肩的红色绒面的包里，然后穿过目瞪口呆的众人消失了。那些对此无法理解的警察在第二天清晨又贴了一张比原先更大字也更清晰而且粘得更牢的公告。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他们派了专人在宣传板的一侧二十四小时守护着。但是那几天实在太热了，尽管大多数人希望尽早见到雨而满心虔诚地去七街从坐在路旁占卜的老人那里买来了各种各样的神像，然而雨却迟迟未被请来。在烈日下守护的警察每隔两小时便忍不住跑到楼后的凉亭喝瓶冰镇啤酒，回来时他刚刚转到楼前就看见远处的宣传板上已不知被谁用墨汁弄得一片模糊。接下来警方除了再写一张公告贴上去之外几乎无能为力。
由于我姥爷时常在晚饭过后的两小时里伏在茶几上盯着玻璃板下的公告沉思不语，星期二下午我姥姥整理房间的时候将那压了近十天的公告从玻璃下抽了出来。她带上花镜在窗前重新仔细地读了一遍，然后摘下眼镜，却忘了眼镜盒被她放到了哪里。她走遍了三个房间和整个客厅也没有找到才躺到床上。我姥姥望着天花板默不作声，我知道她在想整个家里会从此失去了什么。后来她双手捂住眼睛，仿佛在止不住地伤心。去年年底我姥姥已请人粉刷过一次墙壁，现在天花板由于烟雾长时间的熏燎又恢复为原来枯黄的样子。“不可能的，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正派人。”她说完，起身划根火柴点燃了那张令人不安的公告。
我在那年秋天的区运会上没能跑进决赛。我妈妈对此很失望。尽管教练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我接触这项运动的时间太短了，但我明白自己并不需要这样的安慰。苦练了一个冬天之后，在春运会上我总算跑出了第三名。靠这个成绩我直升到区里最好的中学念书。体育队很乱，里面的人很杂，大多数队友都已不再上学，他们在不训练的时候便跑到学校门口帮别人打架。我爸爸第三次在迪厅把我从队友中间拽出来时就作出让我从此离开体育队的决定。他拨通教练的电话在一阵吼叫般地责备后语气平静地对那边说：“周贺不再搞体育了。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要让他学习。”我从没认真想过自己具有哪一方面的天赋，绝不会对我爸爸让我学习而放弃体育产生任何抵触想法。在我爸爸的督促下我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光。我父亲仿佛一位通晓一切的占卜师打我一出生就开始控制我此生要走的路。以前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在电影院里凑近我的耳朵低声对我说她发现原来我是个很本分的人。我不清楚这有什么不好的，就好像我始终弄不懂我表哥杜宇琪为何那么叛逆一样。我觉得既然我爸爸已经为我设计好了一生的道路，我就不该去过那种与他的意愿相背离的生活。
我和我表哥偶然遇见后的几年里我总是在想我们的差距为什么那么明显，就算我马上就向着他那里行走一辈子也无法到达他那一侧。在他从大学消失后的前三年我舅舅偶尔会收到他没有回址的来信。这些信居然一改他往日的忧伤以一种令人愉悦的笔调记述了他路上的各种见闻。我那敏感的舅妈仅仅从结尾的一句“渐渐忘掉那个有负于你们的孩子吧”就断定杜宇琪的生活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我舅舅按照信封右上角隐约可见的邮戳上所标明的城市带着我舅妈登上火车去找我表哥。他们一一到了每个邮戳上的城市，仿佛一路上都在追随着我表哥的踪迹，在长沙他们骑着一辆自行车问遍了所有能够过夜的地方，在重庆的盘山道上他们险些和那台租来的摩托车一起丧命于深涧之中，在上海他们有些鲁莽地闯进每一家酒店进行搜寻，望着杭州碧绿的西湖我舅妈终于绝望了，她不得不承认她的儿子杜宇琪彻底从这世上消失了。
有一天深夜我姥爷和我姥姥在客厅里吵起来了。我受惊的表弟抱着我的头把我从梦中摇醒。我听见我姥姥不停地哭，同时用尽全力摔玻璃，大声质问他凭什么要比别人更关心“毛毛惨案”。其实我姥姥也知道她并不比我姥爷想得少，自从那张公告出现她就开始害怕听到任何人再谈起它。那天我姥爷由于持续不停的胃痛在凌晨一点半从床上下来到客厅找药吃，黑暗中他竟摸不到刚刚放在茶几上的药丸，他打开灯在桌脚找到那颗滚落在地的褐色药丸。在茶几上掰开时突然发现玻璃下面的公告不见了。于是他走进我姥姥的房间叫醒她。“烧掉了。”“但你从没对我说！”“跟你说什么？你一直就瞎猜谁是凶手。”“我猜谁了？”“杜宇琪！”她跳下床，大声喊着，“还把警察叫到家里来调查。我告诉你，宇琪不是！他是我孙子，我的孙子这事他不会干的！”
就这样他们吵了起来。到最后我姥爷一句话也不说了。我姥姥就伤心地哭着往地上摔东西。不同的东西落到地面会发出不同的响声。我和表弟在里屋能听见各种杂乱的声音，就像一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