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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们吵了起来。到最后我姥爷一句话也不说了。我姥姥就伤心地哭着往地上摔东西。不同的东西落到地面会发出不同的响声。我和表弟在里屋能听见各种杂乱的声音，就像一间堆满杂货的仓库凌乱不堪。我表弟抓着我的手臂害怕得发抖。我姥姥在客厅里慌乱地走动，双脚踩在玻璃上发出喀嚓喀嚓的声响。碎玻璃扎透拖鞋，划破她的脚心，鲜血滴满凉席，她却全然不知疼痛地低声哭着。我们躺在床上听着街道上来往的汽车，随着每一辆汽车的经过，车灯照进窗户，我们大大的影子便绕着墙的四壁滑上一圈。汽车驰过之后，窗户两侧的角落里的黑暗就一片片地向四周扩散，仿佛无数条深青色的蛇在屋子里静静地爬行。我听到墙角咝咝的声音和墙皮脱落的声音，那是黑暗的响声。我开始乞求夏天快点过去，太热了，热得好多事情都变得不成样子了，以至于一场凶杀案便令所有人都落进迷惘的陷阱里。这场命案带来了太多的麻烦，因为这个，每个人都变了，认不出原来的模样。这世界变得不能让人相信。有一阵风从花园的树林深处吹过来，一丝凉意袭过我的全身。我表弟抓着我的手睡着了，我能感觉到他的和自己的心跳。或许雨就要来了，雨一来这夏天就会过去的。雷奇队长说过，这夏天一过命案就结束了。快点结束吧，一切都回到从前，大家不会再互相猜疑，也不必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了。我在黑暗中打着手影，等待下一辆车的到来，看着大雁在墙壁上自由自在地向南飞，直到飞得看不见为止。
在离开长春上大学之前我表哥杜宇琪最后一次回到他爷爷家里。他是来和家里人告别的。这一次告别却成了永别，七天后他乘着往南飞驰的火车驶向北京，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一路往南走，很多城市他都生活过一段时间，却再也没有回到长春来。在长春的最后几天他收到了我的姨妈们和姥爷送给他买衣服的钱。上午他先和我姥爷单独说了会儿话，然后拉上我去了文化广场。下午三点的时候杜宇琪怀里揣着一千块钱走进文化广场，像个赶集的妇人那样不知所措。银灰色的鸽子仿佛一群刚刚上岸的企鹅摇摇摆摆地走进花丛中啄着靠在树下睡觉的乞丐的指甲，被惊醒的乞丐赶走后它们便躲开川流不息的人脚走近那条正伴随着杂耍人的笛子声翩翩起舞的青蛇。五分钟之后我表哥将所有的钱都输在了地下游戏厅里。他走上来默不作声地喂了半小时鸽子。那些卖货的小商人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试图吸引匆匆过往的游客。一位带着红袖标的老太太走过来请杜宇琪不要再喂了。我表哥对她笑笑拉着我上了回去的电车。电车每五分钟停靠一站，在有节奏的铁轨声中我告诉他就这么空着手回去会挨说的。“不可能，”他盯着刚上车的那个衣着怪异的女人说，“因为我把晦气也输在那儿了。”
那女人穿着那种只有上了岁数的老人在过年时才会穿的唐装，红色丝绒面上绣了一个顺时针念是“唯吾知足”的中国古币。她从腰间拽了一条白布带系在额头上放声哭起来。车上其他对此感到莫名其妙的人同情地问她怎么了。“王伟死了，邵云环，朱颖她们也牺牲了。”她跪在铺好的国旗上开始磕头，唱着凄切的哀歌。“你们现在和我一起喊，”她起身冲着那些冷漠的人群说，同时挥起国旗，“打倒美国佬！”没人应合。她又喊了一次，“推翻美帝国主义！”有人忍不住笑了出来，他们想不到还有谁能病到这种地步，跑到车上来这么夸张地煽情。“你们个个都是中国人！”她收起国旗打算下车，“一点也不知羞耻。”她在车外扔进一个纸团。车开的时候纸团刚从空椅上吹下来，在颠簸的汽车上滚来滚去。一个好奇的女孩把纸团捡起来，看了一会儿问她妈妈倒数第四个字念什么。“葬，就是办丧事埋起来的意思。”她妈妈说完看着窗外，然后转回去又看看纸条，突然发出一声惊叫。旁边的人抢过纸条，大声将后来引起骚乱的那句话念出来：“四点一刻，两声连响，陪伴英雄，葬身于此。”
车上顿时乱成一团，那些胆小的女人求司机停车嚷着要跳下去，几个男人很细心地将电车上每个角落都搜寻了一遍也没找到炸弹，唯有一个不相信的小伙子看着表大笑不止：“还有三分钟，两分四十秒啦。”后面的车连续鸣响汽笛催促前车。车上所有的人连同司机一起跑到车外。他们在等着看四点一刻是否真的会爆炸。外面下起小雨，细雨落到树叶上，路面上，以及高高挂起的广告牌上，整个世界都显得亮晶晶的。我表哥一直在想什么而不说话。没有爆炸，人们长舒一口气又回到车上。我表哥拉着我从两个男人中间挤出去向家走，过往汽车溅起的泥水落到我们裤子上的时候，杜宇琪终于想通了那个折磨他一路的问题：“那女人是毛毛的亲妈妈。”
第一部第5节 藏匿的恐惧
宣传板上的公告所引起的不安不单降临在我姥姥身上，很多邻居都已经感觉到那种凶手可能就在附近藏匿的恐惧。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聂大娘渐渐明白了这个暑假她将无法和儿子见上一面，这使她开始对生活中任何细微的事情都变得敏感起来。她再也不敢一个人在天黑时走出房门，甚至楼道突然亮起的灯光都令她感到恐慌。尤其是那位岁数大得已无法记清的李奶奶，总是在人最多时说出几句莫名其妙的话给社区的傍晚时分制造紧张气氛。她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在上星期四夜里看见一位右臂缠着绷带的男人在楼前晃来晃去。季三叔笑着劝她还是先想一想到什么时候才能去上敬老院这类实际点的问题。“就快了，”她握着自己的小脚说，“一下雨我就走。”虽然公告不断被人破坏，不过人们早就背熟了疑犯所有的特征。耐心的警察还是在公告被破坏后及时地补一张上去。到了宣传板上的纸足足贴成两厘米厚的时候，一直隐藏在花丛中的警察在正午十二点抓住了一个双手沾满墨水的女人。他们警告说这样的行为足以让她受到刑事拘留的惩罚。“卑鄙的诱导。”她指着通缉令说，脸上保持着准备承受灾难的悲壮。似乎正是这种悲壮预示了她后来的不幸。两天后雷奇队长以强奸及杀人罪逮捕了她丈夫。尽管她后来坚持上诉了三次，大概过了六十多天，新年前的某一天，她丈夫还是死在了刑场上。
我和我表哥杜宇琪在三里屯的那家酒吧只共处了三个晚上，每天清晨他都是在我忙着工作时不打招呼就走了，就好比他呆在那儿的最后一个晚上也丝毫没暗示过不再来的意思。在我认出他的那个晚上我就知道他是这里的常客，他把酒吧当成了写作的栖息地。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他的座位是空的，那是一周里人最多最吵闹的两天。星期日和星期一他又来了两次，我们前后有三个夜晚的时间来怀念过去的一切，然而大多数时候却仅仅是我们不说话各自想着自己的事情。星期二以后我便再没看到过他。我知道他自从与我舅舅决裂的那天起，就不希望再见到故人来引起他对长春的伤心回忆。
杜宇琪在几个小时里都沉闷不语，于是我会很难过地以为能表明我们是亲人的做法就是请他喝杯红酒和不加冰的酸枣汁。不过我表哥总是坚持要一大杯自己天天都不错过的扎啤，而且每次天亮他离开时都要在桌上留下那杯扎啤的酒钱。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不通为什么他在的那几天我们彼此都找不到什么话可说，然而星期二以后我一个人度过漫漫长夜时却渐渐觉得那三天在我的生命中将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象。或许是情绪，他那种仿佛已跳出这世界的冷漠情绪感染了我。没有人比他更痴迷于构建自己的王国。
我表哥不想让人知道他还在北京，之后我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过，即使是那年国庆节我无意中说漏嘴被我舅妈追问的时候我也硬下心肠将话题岔过去。有一天中午我在帮我姥姥包饺子时终于忍不住告诉她了，我说在北京我曾见到过杜宇琪，他比我们记忆中的还要麻木和冷漠，看样子好像地球在明天就要毁灭也不会引起他的一丝触动。我姥姥侧过身来边剁肉馅边努力地听着。我真想不到已经一个人孤独生活了将近十年，我姥姥还保持着她那个年龄的老人早已丧失的丰富感情。她像个听童话的孩子那样认真地等我讲完后放下手中的面团，掌心向外十指插在一起水平伸出，靠在椅子上。“我早就说过了，都怪那该死的案子。”十几年过去了，我姥姥依然对“毛毛惨案”恨之入骨。
不出一个星期，有人告诉我外公凶手抓到了，是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男人，在星期三下午最热的一个小时里他在警察的看管下绕着整个社区缓缓地走了一圈。经过窗外的时候我们在厨房看着远处的锅炉不时升起的黑烟，听到了锁链趟地的声音。我姥姥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轻松，晚饭之后她带着我去七街的市场抱了两个西瓜回来切成几十块分给树下的邻居们。而我姥爷却像一个沉思者那样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连树叶落到他头上也不知道。第二天警察将凶犯押到花园的喷水池旁，三名持枪的警察站在他身后。池子还没开始喷水人们就跑下楼将凶手围成一圈。两年前雷奇队长就命令过那个杀死自己女朋友的交警站在凉亭外游街。这是告诉人们从此可以不必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了。因为这宗案子，整个夏天几乎没人在十点钟后还敢走到外面去。以后自然就不必如此小心了，那些相爱的恋人们甚至可以像以往一样在花园约会到深夜也用不着再顾虑家里父母的担心。
一些胆小的人起初只是低声猜测着他杀人的可怜目的，然而不多久看到几个淘气的男孩向他投从家拎来的鸡蛋他竟还保持着难以捉摸的微笑时，就放心地捡起石子打过去。我看见我姥爷协助雷奇队长一起阻止人们这样做。我姥爷走过去和凶手说了几句话，那个人却只是点头摇头而未张一次口。他的双手被铁链勒出一道道红印，头发刮得光光的。他妻子始终在一侧紧跟着他。两天前她因连续毁掉了十一张宣传板上的公告在警察局呆了一夜，此时她明知不会有人同情自己但还是冲着人们大声哭诉她丈夫是被冤枉的，后来她喊累了就蹲下去捂着脸哭了。我姥爷想去和他握手却被旁边的警察拦住了。“愚昧的妥协，”我姥爷对凶犯说，“无知的替死鬼！”我明白我姥爷在说什么，那的确是个“替死鬼”。雷奇队长两次来到我们家就已经说明一切。虽然谁也没挑明他是替谁的罪，但我姥姥心里清楚正是因为他才使我表哥杜宇琪没有受到同样的惩罚。我姥爷在午饭时告诉我们从此以后谁也不许再提“毛毛惨案”。“求之不得呢。”我姥姥说。果真以后我们就再没谈起这些，社区的邻居们也不再提起这件事。过了那个夏天及多雨的秋季，在凶犯的妻子不服判决三次上诉而一一败诉后，他终于在死亡面前低下了头，在十二月的那天清晨，脸冲着两颗向他飞来的子弹的方向倒在了茫茫白雪之上。
警察没有审判我表哥，但杜宇琪却给自己宣判了死刑。在我舅舅经过两年多的全国旅行花光了他近一生的积蓄之后，家里面已不再留有杜宇琪的影子。我舅舅那一年停止向杜宇琪的龙卡寄钱，他以为这样做总有一天我表哥会因为饥饿，寒冷，回到家里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不但没有回家，反而去了越来越远的地方。我那心软的舅妈为了让杜宇琪吃饱饭背着我舅舅在福达酒店和十一中找到了两份清扫厕所的工作，在每个发工资的日子把六百块钱偷偷寄给我表哥。杜宇琪的来信里居然对钱的问题只字未提。直到第五年我舅妈终于累倒在病床上时，我舅舅才从一个朋友那儿得知每天他上班的时候下岗在家的我舅妈都去了哪里。第二天他跑到银行去查我表哥的账户。“五年的日子去掉节假日共有多少天？”他一进门就问我舅妈。“一千八百天。”我舅妈躺在床上平静地回答，仿佛她是数着日子一天天熬过来的。我舅舅握着她的手心疼地哭了。“一千八百多天的辛苦全都付之东流。”他告诉她我表哥的那张龙卡早已作废，银行的客户里不再有杜宇琪这个名字。三万六千块钱像个吊钟一样在我舅妈和表哥之间荡来荡去，最后流失到银行的金库之中。
在北京我对我表哥杜宇琪讲了此事。“我一直呆在北京，十多年里。”他摇着奶茶说。我后悔对他讲这些事，应该会想到他的回答只不过是一些敷衍的谎话。我不可能离家出走，如果哪一天我真的这么干了也不会给家里写那种令人忧心忡忡的信。我告诉他这样做并不只是花掉他们攒下的工资，更重要的是你让父母去承受必须要离开重庆、长沙、上海那些城市却又不甘心就此放弃的绝望心情。我们默默地喝着奶茶，古老的爵士乐穿过几千年的忧伤弥漫在我们周围。“我没有走，”他在第二天临走的时候说，“我没有钱，我只能呆在这儿，那些信是我各地的朋友转寄过去的。”
没人再提“毛毛惨案”，但我们都看得出来，我姥爷在其后的两年里却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思考的内容扩散在弥漫着的烟雾里，消融在碎茶叶上下涌动的茶水中，甚至在洗手间的浴缸边沿也留下了他答案的假设。我姥爷在人世行走了七十多年，在一个夏天的凌晨止步于一辆疾驰的出租车里。我姥姥不停按压他的胸口却不明白心脏并不会因此而重新跳动。她求司机别去医院了，绕着这城市好好转一圈吧。道路两旁被风吹弯的树枝冲着红色的捷达车微微点着头。“慢点儿开，再慢点儿开，行吗？”我姥姥从反光镜上看着自己哀伤的面孔说。于是汽车仿佛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的步子那样缓慢。天空下起纷纷的小雨，好像无数的白色花瓣落到汽车上，淋湿耸在半空的路灯，消失在无法捕捉的风里。当时几乎所有的梦游者，饱受折磨的失眠者，连同夜间飘荡的幽灵都目睹了这一场景。他们说，就像一辆满载着无限荣誉的巡礼车。
过了那么多年我跟我表哥杜宇琪讲述了这些事。我说家里人发了三封电报通知你也没有回音，后来你爸爸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跑到北京来找你，结果才明白你——杜宇琪是个游离在这世界之外的人。假如我不是在这里碰到你，我真以为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融化了。我将葡萄酒与半杯啤酒混在一起，想看看这会不会变为别人所说的孤独的颜色。我尝了一口，气泡跑光了，嘴里留有淡淡的苦涩。我表哥把写废了的稿子挑出来，重新读一遍寻找失败的原因，后来他发现这些文字之所以用不上只是由于它们写废了，根本搜寻不到小说的缺陷在哪里。这令他难过地把几十张写满钢笔字的信纸一一叠成了纸鹤、飞机和按一下就可以跳出好远的青蛙。等这些可爱的东西铺满长桌的时候他抬头看着我。“他们不知道我改名字了，”他说，“我叫杜宾，没有人能找到杜宇琪。”我表哥张开双臂做了一个令我无法理解的夸张手势，“杜宇琪已经死了，就死在那个没有雨的夏天。”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住在一楼的那位谁都说不清其年龄的李奶奶在第一场雨来到的八天前死在了自己的那间小屋子里。她一走夏天就结束了，仿佛她生命的最后意义就是守住这个夏天。尽管两个月里采用了各种避暑的方法来远离令人恐慌的炎热，然而在星期四的凌晨—— 一天中最凉爽的时刻她还是怀着对一个多世纪的回忆安静地长眠在那张能容下她两个身长的单人床上。她面向枕头趴在深蓝色的床单上，由于剧烈的疼痛她甚至咬碎了自己绣有金菊花的枕巾才不至于吵醒隔壁睡梦中的人们。在气温最高的那一年夏天她却在忍受着年轻时留下的手脚冻疮的煎熬，而这些痛苦导致的彻夜难眠使她在几年前就能在别人都熟睡的时候见到众人所不相信的奇境。
星期四一大早人们都跑到花园去看游街的凶手，无人察觉已经有人在那间最阴暗的房子里停止了呼吸。八天之后因为越来越重的腐臭人们撞开了那扇朝北的房门。有人实在无法忍受君子兰花开和死亡气息混在一起的味道，在那双有些畸形的小脚旁呕吐不止。季三叔撬开那个看上去有几十年没打开过的抽屉，从沾满灰尘的户口本里发现她年龄大得已经找不到一位活着的亲人为其送葬。许多人捐了钱置办了一次简单的丧事。在白天几个因夜班留在家里的男人将红木棺材抬上了殡仪车。车行到人民广场的时候开始下起雨来。所有人都下了车感受着这场恭迎了那么长时间才姗姗而来的暴雨。雨落到枯黄的叶子上，流过干燥的土地，在井盖上方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兴奋的人们拢起双手接着豆大的雨点。漫天飞舞的纸钱被雨水一一拍落在地面上。每一个人心里都愉快地想到，上天终于把这个燥热的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