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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愉快地想到，上天终于把这个燥热的夏天赶走了。
要不是写作的话，我猜想我表哥不会到三里屯来。每天晚上十一点到次日清晨六点钟他会伴随着扎啤的苦涩芬芳写上七个小时。他念高中时就养成了读书和写东西的习惯。自从我舅舅被老师告知他的儿子竟然在考试的时候也要抽出一本小说看之后，他和我舅妈两人就合力搜出了杜宇琪近十万字的手稿，把它们撕毁，同时烧掉了装在他抽屉里的几十本书。实际上家里的藏书远远不止这些。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谎称学校收费从我舅舅那里骗走了三万块钱陆续买了五百本书。其中最令人心痛的一次是他自称弄丢了一万八千元的学费而让我舅舅盲目地寻找了三个月。在那封印有武汉邮戳的信里他向父母承认靠着那笔钱他坚持着活过了开始最艰难的三年。那种轻快的笔调令所有读过此信的人都感觉他似乎只是在讲一个听来的笑话而不是令人心痛不已的亲身经历。我舅妈按照信中所指从床底的最深处找到了五百本藏书，新年的时候她将这些都锁进了刚刚请人打好的书架里。在晚年时她还坚信我表哥会回来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他舍不得抛下这么多的书置之不理。
第一部第6节 灵感的到来
我看着他在呈六边形的彩光映着的白纸上写字。他说他正等着灵感的到来，之所以不停地写是为了在灵感女神敲门进来的那天不至于让她觉得自己毫无准备。我坐在高脚椅上听着他风吟般的倾诉。是啊，毫无准备，他怕灵感女神毫无准备，却不在意我们所有的人都毫无准备，就算他没有考虑自己这二十年是怎么长大的，只出于那么一点点怜悯他也应该回到父母的身边。在那之前我就想过，碰到我表哥后我更加确认这一点，我这一生一定要负起我该承担的责任。一个留着长发的男人过来要给我们照张相，我和我表哥肩挨着肩一起走进了照片。这是我和我表哥的唯一一张合影。后来我没有见到这张照片。那个人让我们写一些他们杂志在调查的问题，上面说如果你拥有魔法将要达成什么心愿。我表哥在署名杜宾的上面写下了一句令人匪夷所思的话：“让这个世界以这本杂志名字的方式认识我。”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杜宇琪也没有过多地解释，直到年底我回长春时才想起那本杂志叫《追求》。
那场命案发生一个多星期以后雷奇队长最后一次拜访我姥爷。出于一种近乎暧昧的感激我姥姥在他刚进屋时就赶到市场买回来各种蔬菜及肉食，然而在起火的时候她就开始蔑视自己到老了还有这么势利的行为，于是她离开厨房冲着客厅的雷奇队长笑了笑回到了里屋。奇怪的是雷奇队长这次并没和我姥爷谈什么，他放下自己带来的一大包行李便告诉我姥爷他想下棋。他说没人再和他下棋了，虽然象棋伤透了他的心，但他还是觉得象棋是他生活的依托。我姥爷和他下的前四盘棋他们各自赢了两盘。不久他们就发现试图用第五盘来决出胜负是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第五盘他们和了。第六盘、第七盘依然是和棋，好像他们约定好谁也不赢对方一样。两个人不停地吸烟喝茶。直到深夜看上去雷奇队长马上就要赢了的时候他推掉了棋盘。“我看我们真没必要分出胜负了。”他说完这句话，在半个世界都已熟睡时一个人背着行李顶着绵绵的秋雨离开了我姥爷。十年过去了我姥姥还在懊悔当时真应该请雷奇队长吃顿饭。因为杜宇琪的关系他丢掉了自己警察的职务，三个月之后他怀揣一张全家四口人的相片躺在铁轨上等待下一班的火车。那天是圣诞节，晚上，整个长春飘着雪花。老人们不知圣诞算什么节日，而年轻人则把圣诞当成了与恋人互送礼物和出去约会的美妙托词。雪落在每一个行人的脸上，嵌着绒毛的帽子上积起一层层清纯的白雪。世界仿佛落在了可爱的雪人王国里。
昏暗的灯光，七色玻璃球每三秒钟旋转一周，照在正下方三点五米处我们的桌子上。桌上摆放着五个褐色酒瓶，只有一瓶盛满三分之二的深黄色啤酒，另外几个是空的，每瓶都留下些许残余，其中最多的一瓶大约有二点五厘米高的酒沫，或许由于瓶壁的折射，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多。我们面前各有一只高脚酒杯，一只装有半杯啤酒，另一只盛满的酒沫顺着光滑的外沿流到桌面，每秒都有几百个气泡在杯中胀破后消失。杜宇琪随着音乐用黑色皮鞋击打着四二的节拍，左手持着烟，上面积下半个手指长的烟灰，右手平铺桌面，五指留有长长的指甲，中指和无名指的亮甲油在灯下闪着荧光。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喉结前后涌动七次，然后他展开菱形的纸巾擦拭嘴角的酒滴。分针陡然走过一格。杯底沾满酒液开成大大小小的气泡。前后有三个人从桌前走过。这种状态持续到钟响之前。
杜宇琪告诉我有段时间他一直在练习充满类似上面那种细节的小说，几乎不去写任何情节和人物，只是不知疲惫地构画场景。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处。“表达某种情绪。”他说。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讲明，而如此绕弯地描述。“语言的苍白无力。”他说，“人类还创造不出足够的词汇来形容这些情绪，就好比我们现在，各自在自己的荒原之上长途跋涉。”他看着那个弹吉他的长发男人。昏暗的灯光，七色玻璃球每三秒钟旋转一周，照在正下方三点五米处我们的桌子上。
雨过之后我姥姥推开了每一间屋子的窗户，世界仿佛刚刚被清洗过一遍，每片树叶上都闪着七色光泽。树上的知了将所有喜悦都宣泄在这个初秋。下午三点钟机器割草的声音将那些还在午睡的人们吵醒了。因为这场已经过去的命案，物业局将花园里成片成片的高草割掉了。从此以后除了冬季他们保持了每月都割草的习惯。草坪一直维持在脚踝的高度，风起的时候不会再出现连续跳动的蚂蚱和蛐蛐，在那之后慢慢长大的孩子们再也没有享受过在高草间追逐蝴蝶及蜻蜓的乐趣。他们还运来了两箱灯泡照亮了花园里每一处黑暗的角落，此后的几年里他们都坚持夜巡盯防那些偷偷掏出弹弓的小伙子。后来过了很多年人们夜里走在灯火通明的花园里却遗忘了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惬意时，还有警察在甬道间反复地走着折线来防范再没发生过的突发事件。
上了岁数的老人总是劝诫那些离婚的夫妇要顾虑到两个人的孩子，老人们说所有像毛毛那样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孩子最终只能是自行堕落或惨死街头。这也是人们为数不多的几次回想起毛毛。毛毛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去。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还要走自己的路，真的没有必要对他们同情过的人永远都念念不忘。于是在毛毛父亲死去的那一年也没有人再重新回忆起此事。有时候我就想，我表哥做得对，对于一件他此生永志不忘的事情，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它记下来，即使没有一个读者来看也要充满激情地写完它。
有个犹太人在美国写了一本叫《杜宾的生活》的小说，小说里的杜宾是个鲜为人知的传记作家；一百多年前在另一个美国人写的一系列短故事里面也有个叫杜宾的侦探。我表哥因此开始迷恋杜宾这个名字，他后来的三十年里写过十多部署名杜宾的小说。成名之前没有人读过这些书，然而当他五十多岁已不再写东西的时候，知道他的人反而多了起来，人们拼命地去买他所有的书，包括他的第一本书《维以不永伤》。我在三里屯碰到他时他才刚刚动笔，他告诉我他一直想写这部小说，再没有什么比他要讲这个故事的欲望更强烈，这也是他离开我们去当作家的目的所在。为了写好它杜宇琪读遍了他见到过的所有小说，找到了大多数书中的不同缺陷以及令人怀念的美妙之处。他十八岁那年还在长春念书时从一本标有四种注解的《诗经》中发现了自己小说的题目。很久以前他就确信每个人都能在他读过的书中找到一段一句甚至一个词来概括他的一生，仿佛这些作家就是因他才写作的。后来他更加认定这一点，“维以不永伤”，没有比这句话更合适的了，即使是之前吟出的“维以不永怀”也不会如此准确地彰显他写这个故事的意义。他明白打从毛毛的事一发生，强烈的自疚与负罪就会如忘不掉的梦一样困扰着他。“只有把它写下来，”他的话音混杂在碰杯声和架子鼓声中，“我才不至于在伤感的道路上孤独前行。”
我姥爷去世的时候不但是我表哥，被我姥姥邀请的毛毛的父亲也未能到场。人们为我姥爷送行的那天他正坐在花园的长椅上顶着秋雨默默地数着一小时里会有多少树叶被风吹落。什么也不能打乱他辞职后的单调生活。对女儿长时期的依恋在他心中已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几年的时间里他迅速变老，一个人不停地在花园里的鹅卵石路上漫步占据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偶尔他会坐下来静静地望着对面长椅上热吻的恋人却全然不知回避，直到那对尴尬的男女不得不局促不安地离去他才自嘲般地笑出声来。所幸命运并没有过多地折磨他，不多久他终于死在了湖北荆州。
他是在秋末死去的，过了那个风雪四起的冬天，当春天将要到来的一个上午我们得知了死讯。整个冬天那些来求我姥姥织毛衣的邻居们聊了那么多的话却从未提及过他的死，仿佛重新回忆“毛毛惨案”是我们越不过的禁忌。我们揭开糊在窗框上的报纸以便更清楚地听见春天的脚步声。我姥姥将压抑了一个寒冬的热情都释放在清理房屋上面，一个上午她扫出了十一只死蟑螂，捅破了七个挂在角落的蜘蛛网。冬日午后的阳光温和地照在刚刚擦过的地板上。她用刷子润湿贴在窗框上的报纸，像个完成作业的孩子那般认真地用指甲刮掉。只有她左胸前上方一条报纸她用尽力气也弄不干净。她将脸凑上去仔细瞧了瞧，然后下来找铲子，环视了一遍屋子后她跑到客厅打开所有的抽屉，将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翻过一遍后把我叫过去。“我的花镜没了，”她指着那处刮不掉的痕迹对我说，“给我念念，那写的是什么？”我走过去仰头看着，那是报纸的一条中缝，报社在上面排满了广告赚钱，在一则治疑难杂症的医院简介旁边是寻人启事，寻找一位因精神失常走失的女人，身高一百六十公分左右，身穿红色外套。“不是，”我姥姥摇摇头，“往下念。”下面是一则讣告，简短，纸张泛黄很不清晰，全文不超过四十个字，一看我就明白随着我读出的这三十几个字，有关我少年时期的回忆就此终结了。“前财政局局长张文再先生于昨日死于湖北荆州市，骨灰将于明日由其妻朱珍珍女士运回长春。”讣告登在晚报的中缝处，寻人启事的下面，一则征婚启事的下面，几乎无人看到这几行孤单的宋体字。
杜宾打算把《维以不永伤》分成四部来写，听起来这是个宏大的构想。这本书在我们分开后的第二年写完，又过了很久才在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出版社自费出版，初版仅仅印了三百册，就算印数这么少也没有卖出去，到最后杜宾只能像小偷一样把这些书一一塞到车上乘客的大衣兜里。即使在他被公认为大师之后我也没读过这本书，这使得迄今为止我读过的四部小说也只是《战争与和平》。
杜宾告诉我他在二十岁之前始终像个试图洞晓远古时代的考古学家那样不知疲惫地寻找着讲故事的方式，他无法确定谁来作为第一部的叙述者。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躺在体育场的看台上仰望深蓝色夜空的惬意时刻，就在那一瞬间他发现——他手指在杯口敲着音乐的节拍对我说——没有谁会比杜宇琪的表弟更适合讲述这部分的故事了。我当时起身去招待两位来自南非的客人，我听不明白他们那种奇怪的发音。我还在想着杜宾刚才的话，他要把我也拉到这个故事里来，我不愿意这样做。我不想我本分的一生因为进到这个故事之中而彻底转变。我回到位子上安静地听着音乐。杜宾对我说他没想过让我来讲什么，他只是在虚拟一个表弟而已。然而他竟意外碰到了他一度以为是他小说叙述者的我。在构思好的故事里他会和他的表弟在此相见，这么做的好处是描述另一个人物杜宇琪会更容易一些。现实中却真的如此，他相信这是作者的安排。“你是小说里的人物，我也一样。”他抬起双腿架到桌子上，“我们被同一个作者所拥有。”
我妈妈和姨妈们在我姥爷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更为频繁地去看望我姥姥，她们不想让她的晚年生活过于凄凉。不过我姥姥对此并不高兴，在那时候她每天生活的唯一乐趣就是织毛衣。那些目睹我姥姥日益衰老的邻居们不好意思再拿着毛线去求她做活了，于是她就将我姥爷剩下的和我们穿不了的毛衣拆成毛线重织一件，不过没人去穿它。她就这样反复地织啊拆啊直到那些白色和粉红色的毛线从中断掉为止。我回长春之前曾问过我妈妈给我姥姥带点什么好。我妈妈在那边长时间不说话。我说现在运输这么发达，北京有的家里都能买到。“是啊，”她考虑了半天告诉我，“带两盒毛线回来吧。”
每天晚上杜宾会吸二十支烟不间断地写上七小时。四点钟以后我坐到他的对面，虽然我们实在说不出什么来，但我清楚，他希望见到我，看看我和故事里的表弟有什么不同之处。他告诉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那些伤心的日子，然后他又埋头去写，打算在天亮之前完成第一部。“我们尽量不说话，”他摇着珍珠奶茶说，“不然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被写进去，这是我的作者告诫我的，而太多与故事无关的对话会毁掉这本最出色的华语小说。”
第一部第7节 奶桶里掺马尿
因为有人亲眼看见送奶人向奶桶里掺马尿以去除浓重的奶腥味，送奶人在被质检局罚了一大笔钱后便再也没有在花园的门口出现过。这成了那一段时间人们坐在树下谈论的主要话题。奇怪的是那个坚持买了十多年奶的女人也是此事最大的受害者却没有说过一句送奶人的坏话。几年前人们去追问她是怎么发现死尸时她也保持着同样的沉默，仿佛担心自己会把不该说的话透露出来一般。
那天五点半她是在七街路口用ＩＣ电话报的案，雷奇队长带着警察在十五分钟后倾巢而来。虽然她满心都是恐惧，但还是坐到了毛毛的身旁，出于怜悯她将散落一地的衣服盖在死者裸露的身体上，之后她收拢死者叉开的双腿，却怎么也不明白死者的腰部为何向上挺起，她将尸体翻过来，看到了那件令她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的东西。她捡起来在警察赶到之前离开了现场，以后也没让警察知道她带走的是什么。在她看来，对于一个女人来讲，让众人见到这个是比死亡更大的伤害。她揣在怀里把它扔到了毫无涟漪的喷水池中。她目睹它渐渐沉下去，那是一根沾满血迹的木棍。
好多年前一位指挥交通的警察喜欢上每天上午七点半和下午五点钟都从他身边经过的那个长发女孩。经过长时间的追求几乎是在十字路口他们就相爱了。然而没多久他发现女孩并不爱他，在威胁了三次之后他把女孩推到了井里。从此夜里他都要钻到井下与女孩相爱。半个月后他站在十字路口挥动着手臂眼睁睁地看着管道工把女孩从井底托上来带走了。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他借着月色伤心地撬开井盖的时候被伏击的雷奇队长摁倒在地。他绝望地哭了，他说他不能想象自己孤独地死在刑场上的情形。“相爱的人应该死在一处，不是吗？我爱她，让我死在这里吧。”
一个变态狂在十天里流窜到七所小学的女洗手间，前后强奸了六个女孩，其中有三个孩子被吓得永远也无法步入生活的正轨。他那老母亲跪在雷奇队长的脚下哭着告诉他自己的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雷奇队长经过十七天不知疲惫的走访查证出所有出示的鉴定都是伪造的。“谁都不能逃避自己的罪行。”他握着罪犯母亲干蔫的双手说，“人活着就要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
似乎是为了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雷奇队长在一个雪花纷飞的圣诞夜里死在了两条平行的铁轨上。
杜宾在天蒙蒙亮时要了两杯咖啡，不顾我的阻拦掏出所有的钱放在桌子上。他刚刚写完小说时就突然意识到这并不是他写的。“我只是个记录者，懂吗？像个打字员那样机械地写它。”他用吸管摇着暗褐色的咖啡。一组疯狂而无名气的乐队冲每一位还活着的人号叫。我单手托着下巴心里生出不知从何而来的忧伤。由于杯子的折射我无法确定将有多少咖啡流入我的口中。杜宾抓着自己的头发对服务生大喊着咖啡太苦了。他撕开接过来的一袋奶精倒在杯中。我们看见白色与褐色相互交融。
他说写到后来就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