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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西湖村的时候，姚立法带我去见了王知海的好朋友、给省长写信的村民熊承军。
熊瘦弱矮小，好像刚刚耕地回来，裤子湿漉漉的，头发有些凌乱、沾了些泥浆。熊家是座泥瓦房，四处裂了很多条缝，蜘蛛在房角肆无忌惮地编织蛛网。
熊手里拿着一个破旧的小收音机，和我们聊天的时候，还时不时地把收音机贴在耳边，眯缝着一对高度近视的眼睛，仔细地听着什么。
看着这个其貌不扬农民，我努力想象着他给省长写信时的神情。我见过那封信，字迹相当飘逸、潇洒，措辞也非常得当、有分寸。
回潜江市的路上，姚立法对我说：其实，如果我们周围的环境能稍微好一点，象王知海和熊承军这样的农民，都能为国家做很多事情。
我点点头。一路感慨。
八上八下的何先贵
在政治生涯大起大落、“八上八下”这一点上，潜江市浩口镇新剅村村主任何先贵和我们国家曾经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同志有着惊人的相似。
所不同的是，邓小平同志在人生的起起伏伏中，韬光养晦、运筹帷幄，他波澜不惊的政治家风范被传为佳话。曾经的村主任何先贵，不是政治家，却身处政治的激流漩涡中。面对镇里前后八次、反反复复的撤职复职，心力憔悴，羞愧难当。
“上面说复职就复职，说免职就免职，跟捏面筋一样。”何先贵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神情沮丧地说。
以下是何先贵的从政简历。
1989年，被镇里任命为村主任，工作两年，被镇里免职。
1994年，被镇里任命为村委会副主任，工作一年被镇里免职。
1996年，被镇里任命为村委会主任，几个月后，被镇里免职。
1999年9月28日，何先贵被村民民主选举为村委会主任。
2000年春天，何先贵被镇里降职为分管农业的副主任。
2000年底，何先贵被镇里免职。
2001年4月，何先贵被镇里恢复村主任职务。
2001年6月，何先贵被镇里彻底免职。
何把前几次的免职归咎为自己不懂得拍马屁和请客送礼，所以不被镇领导看好；把1999年以后的几次免职归咎为自己在农业税征收工作中的不力表现。导致浩口镇领导频频拿何先贵“开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浩口镇领导频频违法的行为，有关部门为何不加以制止和纠正？
2004年7月，采访完西湖村王知海返回潜江市的途中，我和姚立法来到新剅村。
我们的车刚刚到新剅村口，一个五十岁左右、精瘦的男人从斜刺里像箭一样的冲了过来，一把握着姚立法的手：“哎呀，姚代表…姚代表…好久不见啊！”两双黝黑粗糙的大手握在一起足足有一分钟之久。
何在村口的高速公路旁边开了个修理自行车的小铺子，人来人往，生意不错。据说日子也过得相当不错，至少比过去强多了。
“姚代表，听说你们要来，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着。啊呀！那些日子，真是一辈子都忘不掉……”何先贵对姚立法说。
接着，何掉转头来问我：“你是北京来的记者吧？我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村里有个小孩在加拿大读书，回来后告诉我，他在加拿大的报纸上看到我的事……”
何滔滔不绝，从我们见到他的那一刻起，话就没有间断过。看得出来，他是个性格相当开朗的人。
“一大早，我就让老婆去镇里买了两条新鲜的鱼。你们今天一定要在我这里吃饭。”何对老姚说。
姚立法还没有来得及答应，何又对我说：“女记者，过去，姚代表从来没在我家吃过一顿饭，连水都没喝过几口。今天是托你的福啊。好好写姚代表，他是一个活雷锋。”
听着何一路喋喋不休的说着，我们来到他家门口。这是一幢上下三层的楼房，好像刚刚粉刷一新。
我们的到来，让何的家人立刻忙得不可开交，杀鸡的杀鸡，烧鱼的烧鱼，泡茶的泡茶，就连年龄不大的小孙子也拎着竹篮去菜园里摘菜……一幅忙乱但其乐融融的家庭景象。两年前的此时，何先贵给《南方周末》记者的第一印象却大大不同：“三番五次的撤我的职，我在群众中抬不起头来。”49岁的何先贵神色黯然地说。9月10号的下午，何家锅灰灶冷、陈设零乱。门外，是一片疯长的野草。
1999年9月，新剅村民主选举村委会主任。何先贵由于“能力强、敢说话”而当选。
村民当时很高兴，原来他们听到的消息是——何先贵只是“陪选”，村主任的人选镇里内定是一个姓郑的村民。
不料到了2000年春天，在没有召开村民大会的情况下，镇里驻村指导小组的干部前来宣布：因工作需要，经请示镇里同意，免去何先贵村委会主任职务，降职为分管农业的副主任。
何被降职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知情人说法是“新村长耽搁了秋征”。
原来为了搞创收，1995年镇里某部门鼓动村干部高息贷款买养老保险，这笔钱最后成了村集体的债务。1999年何先贵上任以后，债主每天上门逼债，何先贵只得向村民借钱还掉了这笔债。而秋征开始后，借钱给村里的村民已经没有钱交秋征款了。何先贵不愿意对村民采取强制交税的手段，镇里下达的秋征任务因此没有完成，给镇里留下了工作不力的印象，所以被降职。
2000年11月底，仍然是没有召开村民大会的情况下，何先贵被镇里彻底免职，连村委会副主任也不让当了。关于这一点，《南方周末》的报道称：何先贵感到非常委屈，他说这次是查账害了自己。他曾经向选民承诺要整顿村里混乱的状况，“村里管钱的和管账的是同一个人，夏征、秋征时，村干部一个星期到餐馆吃四五次饭。”奇怪的是，他一查就“下课”了。
何先贵被免职以后，镇里与村民之间常常因为税费问题发生冲突。由于村里很多人都外出打工了，耕地出现了大量的抛荒现象。眼看着夏粮征收的季节又到了，新剅村种种迹象表明夏粮征收将会是一场艰难的“战役”。
为了打赢这场征税“战役”，镇里决定重新启用被多次贬职免职、但是在村民中威信很高的何先贵。免职半年后，2001年5月，何先贵的村主任职务恢复。
两个月后，浩口镇召开夏征资金的结账大会，新剅村完成的征粮任务排名全镇倒数第二名。
对此，镇领导非常生气、失望，严令何先贵必须在大会上作深刻检讨，检讨自己为什么收不上钱来。
“收不上钱来，是能力问题吗？”我问何先贵。
何摇头，说：“我是下不了手，也不好意思开口。村民已经很不容易了。”
据何回忆，当年的相当一部分税费是乱收费。镇里关于农民负担有两本账。一本是湖北省农民负担卡，上面标明的每亩平均负担是157元，这是给上级领导检查看的；另一个据实收的账本是镇里的交款通知单，单子上的负担总额是亩平均260元左右，每亩地增加农民负担103元。镇里不仅乱收费，还强行向村民推销伪劣种子，使得当年的早稻严重减产。对此，村民们怨声载道。
“我是村民们选举上来的，我要为村民们考虑……”难得的沉默之后，何先贵说：“你说难不难，朱记者？税收上来了，对不住村民，村民肯定要罢免我；税收不上来，镇里要撤我的职。我左右不是人，横竖这个村主任是当不下去的。”
何先贵作检讨的第二天，镇指导组的干部在村支书家里宣布：“经总支研究，报镇委同意，老何下去休息，财经工作由村支书一肩挑。”
这已经是何先贵这个村主任第六次被镇里免职。村民哗然。何几次上上下下，把村民弄糊涂了。遇见何先贵，经常有村民关心地问：“老何，你这个主任现在还当着吗？没撤吧？”
复职、撤职，再复职、再撤职……何觉得自己太窝囊了，在村民们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146
意志消沉的何，开始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老婆吵架。老婆干脆外出打工，几年不回家，把孤苦伶仃的何先贵一个人撂在家里。
何的亲兄弟是镇自来水公司的经理，在镇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看到何的状况，亲兄弟气急败坏，扬言如果何再与镇里作对，就与他绝交，从此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何先贵四面楚歌。
就象家门口晒的白菜，何被晾在了一边。蒸干了水分，褪尽了鲜亮的绿色，蔫了。
此后，爱说爱笑的何越来越沉默寡言，并开始酗酒。喝的是乡下那种度数很高、价格很低廉的白酒。醉了便人事不醒的倒头大睡。酒醒后，一个人到地里象牲口一样拼命的干活。
再后来，“众叛亲离”的何先贵认识了姚立法——一个一见面就主动表示要帮助他、不收取一分钱费用的陌生人。何说当时他很纳闷，因为这个陌生的好人竟然是个人大代表！新剅村也有人大代表，在他的印象中，他们不过是每年开两会的时候，到市里的豪华宾馆里住几天。“至于老百姓的死活，他们才不管呢。”何说。
在姚立法的帮助下，何的事情被《南方周末》等媒体披露，并引起省民政厅、市民政局的高度重视。
2002年，新剅村进行新一轮的村民选举，何先贵没有继续参加竞选。八上八下的折腾消耗了他所有的参政热情。
“我不想再折腾了，伤透心了。我现在开个自行车修理摊，很自在，比当村主任挣钱多。”何先贵对我说。
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何先贵送我们到村口。当我们的车即将离开的时候，何对姚立法说：“姚代表，我们村附近有家化工厂，污染很厉害。你能不能帮老百姓反映一下。”
我插嘴说：“老何，你还这么热心肠啊？”何回答说：“哎呀！看不过去了。女记者啊，你们是不是曝光一下？老百姓多么不容易啊。”
此时，太阳完全下山去了。天边霞光万里，气象万千。渐渐的，夜色弥漫，凉风徐徐。
汽车在黑夜中行进。
我看见星星点点的萤火虫在车窗外上下飞舞。黑夜吞没了一切，却吞没不了萤火虫闪闪的荧光。
我知道，萤火虫的命运最长只有七天，非常短暂，犹如昙花一现。从这些小精灵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力量。
我突然间觉得王知海、何先贵们，就象一只只在夜空中闪烁的萤火虫。装点夜色，几乎成为了他们这一代中国民选村主任的宿命。他们的上任、撤职、复职，他们的辛劳、愤怒和泪水，他们的上访……这一切，似乎都是宿命。
在与宿命的抗争中，他们拼尽全力，绽放出绚烂和光亮来。
民选村官的宿命
从王知海、何先贵那里，姚立法得知了更多的关于民选村主任被非法撤职的事情。
2002年二月到五月，深感震惊的姚立法开始对全市300多个村进行新一轮的摸底调查。
三个月来，早晨五六点钟起床后，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电话听筒，开始“嗒嗒嗒”的拨打电话。经常性的，一个电话要说好几个小时才能说明白。
想多睡会儿觉的妻子隐忍着，痛苦地用被子蒙住头。
每天长时间通电话，使姚一段时间内只要看到电话，手臂就会条件反射的酸疼，耳朵开始嗡嗡叫，嗓子也开始发干。三个月里，姚喝掉几公斤胖大海，家里每个月的电话费用从几十元猛涨到一千多元。通过电话核实、组织专门人员调查等方式，姚立法揭开了潜江村民自治中另一个更大的黑幕：几乎每个乡镇都曾经肆无忌惮的非法撤换民选村官。
调查结果表明，截至2002年5月1日，共有269个村庄非法撤换民选村官，占全市村庄总数的81。8％，其中有187名村委会主任被非法撤换，占56。8％；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副主任、委员被撤换的达到了432人。
渔洋镇七一村2000年夏征没能完成任务，乡镇干部给村干下达最后通牒，务必在当天深夜12点之前，借贷数千元一次性交清，否则免职。由于村干部已经为完成税款借贷了好几万元，再也不敢借了。结果全部被免职。镇里连夜找人谈话，第二天就重新任命了五个村干部。
杨市办事处金银和村主任姚述荣2000年4月24日上午还在开会，下午就被免职，理由是时年43岁的姚年龄过大。姚手中还有当村干部时为完成上交任务而借贷的借据6万多元，债主天天上门逼债。
张金镇蔡台村蔡宗政当选村主任的第二天就被降职为副主任，随后该村连续撤换了三任村主任。
熊口镇瞄场村的王绪成当选村主任后，镇党委书记竟然决定“新的村委会试用期3个月”。几个月后，镇领导又以“形象差、素质低、试用期群众反映不好”为由，将王绪成等3人全部撤换……
被撤换的村官中有冯贵松、王富国等9位在职的市人大代表和数十位乡镇人大代表。调查报告中，忧心忡忡的姚立法写道：被撤换的村官中，大部分是群众基础较好，提倡村务公开、民主理财、抵制增加农民负担、维护村民自治权利的人。
村官被非法撤职后，接替他们职务的，没有一个人是经过村民的选举产生，全部是由镇党委、镇政府、村总支等组织或个人违法指派任命的。“谁当村官，村民说了算”，是法律对村民的庄重承诺。但是，在潜江市，这个法律的承诺象个美丽的肥皂泡泡，被某些乡镇干部满含酒气的嘴轻轻一吹，立刻破灭了。
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全国9亿农民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民主选举村官。媒体欢呼声一片，评论说草根民主终于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扎根了，泥腿子们享受到了比城里人更为直接、实在的民主政策。
姚立法的调查报告，是中国第一份关于农村民主质量和村民自治的翔实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无疑给盲目乐观的国人浇了一瓢冷水。此后，报告中罗列的数据经常被专家学者和媒体引用，成为观察中国基层民主一个独特而权威的角度。
调查报告中，姚请求民主打假。他说：潜江市是受到民政部命名表彰的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市，是开展村民自治活动中涌现的典型，是按照民政部确定的标准，经各级政府层层评出来的。以我之见，这里有一个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打假问题。
说到民主打假，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曾经的优良传统。
早在1946年2月1日，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刊登左翼作家茅盾先生的文章《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文风极为辛辣，对当年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文章写道：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聚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这是真是假，我们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乔治·奥维尔在著名的《1984》这本书中有一句名言：“在普遍撒谎的年代，说出真相成了一种革命行动。”
当年，茅盾先生的真话无疑像是一场革命行动。五十七年过去了，人大代表姚立法决定说出真话，再一次戳穿潜江市“村民自治模范市”的谎言。在调查报告中，姚疾言厉色：“任意撤换村官就是否定民主。”
先是大面积的非法选举村官，然后是大面积的非法撤换村官。“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市——潜江成了一句空话！
随后，市民政局也多次进行调查核实，并多次向潜江市委市政府汇报。一份汇报材料这样写道：几乎所有的乡镇、街道办事处都有随意撤换当选村干部的现象。从乡镇到管理区，从党委到政府的领导，似乎谁都可以对村委会干部动刀子，说“砍”谁就砍谁。
今年以来，由于上述问题引发的上访案件不少……造成了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造成了基层的不稳定。
不稳定的迹象早已显现。
渔洋镇七一村主任秦绪明被撤换后，镇里任命了H某、Z某担任村主任和村治保主任。结果由于新班子暴力征收农业税费，打伤多个村民。
杨市办事处金银河村村主任姚述荣被撤换后，办事处任命被村民称为“二流子”的P某担任村主任。P上任一年多，对村民实施暴政。在夏征工作中，强行要求农民夏天一季交完全年的农业税，强行到农民家拖粮食，并打伤12个村民；P还私自砍伐村集体的九棵水杉准备卖掉……P的暴行激怒了村民，大家抬着九棵大树集体围堵市委大院，希望政府尽快解决问题。
面对市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呼吁，面对市民政局一份接着一份的报告，面对逐步升级的农民上访，潜江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