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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市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呼吁，面对市民政局一份接着一份的报告，面对逐步升级的农民上访，潜江市委市政府束手无策。事实上，这根本就是他们无力解决的一个大难题。
乡镇干部是上级任命的，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了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上级是哪儿？是市政府、省政府……为了完成任务，遇见那些不听话、不好调度的村主任，虽然于法无据，也只能硬着头皮撤换。而村主任都是村民选举上来的，必须对村民负责，从村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否则，村民可以依法罢免他们。
板子应该打在谁的身上？似乎谁都没有错。那么，天平偏向谁？如果偏向民主选举的村主任，依法让他们全部官复原职，就必须承担这些村官未来可能“抗税”的后果；如果偏向“忠心耿耿”的乡镇干部们，又会导致民怨沸腾。
倘若国家现有的官员任命体制不作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不作修订，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势在必然，是一道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
由于问题无法解决，非法撤换村主任的事件，不只是潜江，在全国各地还将会陆续上演；民选村主任无奈的抗争，也不只是在潜江，在全国其他地方也一样。
无法解决，更无法逃避。是宿命，也是无奈。是民选村主任的无奈，乡镇干部的无奈，中国政治和法律的无奈。
当法律遭遇中国特色的政治，就象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那个玄机重重的珍珑棋局，没有小和尚虚竹普渡众生、甘愿赴死的决心，根本无法解开。
不断有村民上访，不断有村民被任命的村官打伤，不断有村民反映村集体的财产被肆意的挥霍……
姚立法越看越着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把这些肮脏发霉的事情曝光在阳光下。他决定寻求媒体的帮助。
随着媒体对潜江非法撤换村官事件的披露，中国乃至世界为之震惊。
调查组来了
2002年8月12日，湖北日报发表内参《发生在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市的怪事：潜江市56。8％的村主任被非法撤换》。内参是一种内部秘密刊物。内参分级别。有些内参发给省委书记级的领导看，有的内参发给各地区专员级的领导看，有的是绝密，只能给中央领导看。
普通老百姓没有机会阅读内参，透露给境外人士，还可能因泄密而入狱。
内参主要报道负面新闻、争议话题、恶性事件、民心向背等敏感内容。这些内容都不适合公开报道让大众知晓，却必须让领导知道，作为领导决策的一个重要参考。
由于能够上达“天听”，内参的威力巨大。
《湖北日报》这份内参是给厅局级以上级别的领导看的。当发内参的消息传到潜江的时候，潜江市的领导干部们不禁打了一个寒颤。第一反应是，了不得，又出大事了！
十天后，8月23日，省委领导作出严厉批示，要求省民政厅、潜江市委市政府彻查此事。
三天后，8月26日，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建设处处长贾虹带领的调查组悄悄来到潜江，入住潜江宾馆。
内参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姚立法是否像某些潜江官员所说的那样“沽名钓誉，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姚立法这个人大代表值不值得信任？
贾处长以她一贯凌厉的工作作风开始了调查工作。她连夜找到姚立法，向他借阅一样东西——非法撤换村官调查材料，并立了一个借据。
这份调查材料一共300多页，潜江市每个村庄的撤换情况，诸如被撤职村官的姓名、撤职时间、撤职原因、是否复职、撤职几次、被谁顶替等情况，姚立法都逐项列表进行了详细的登记。
潜江市也紧急召开全市镇处党政一把手会议，要求各乡镇干部查清楚到底有多少村官被撤换？撤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对照姚立法的调查材料，贾处长对各乡镇汇报上来的撤换数字进行核查。起初，还有些乡镇企图蒙混过关，撤换了十个村官往上汇报五个，撤换了五个汇报三个。这样的数字游戏，大家不是第一次玩。可是，这回办法不灵了。贾处长一点情面都不给，对所有涉嫌弄虚作假的乡镇一律要求重新核实。
一次次的汇报，一次次的不合格。潜江市委张书记勃然大怒，在乡镇长一把手会议上，把大家训了一顿。
市委张书记怒气未消，省民政厅调查组的工作人员还在潜江宾馆挑灯夜战，省人大调查组又来到潜江，督办潜江市撤换村主任的整改事宜。
一个人口只有十万人、抽几根烟就能走遍全城的小城市潜江，竟然同时进驻两个省级调查组。一时间，潜江市各级官员像热锅上的蚂蚁，忙得团团转。
此后的半多年时间里，乡镇干部们基本上把办公室当成家了。
“市长市委书记那阵子脾气坏得很，动不动连夜往办公室打电话找我们。那段日子，真是……哪个乡镇长敢回家？给个豹子胆吃也不敢。”某镇镇长叹气说。
当调查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姚立法不断接到被撤换的村官们打来的求援电话，反映镇里干部强迫他们和村民编一套假话应付调查组的检查。
怎么办？谎言如果重复一百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了。决不能让捂盖子的人得逞。迟疑半晌，姚立法拨通了几个记者的电话。
2002年9月12日，《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报道潜江市非法撤换村官的新闻《三年撤了187名民选村官——潜江市农村基层管理两难窘境凸现》。该文对潜江市非法撤换村官的做法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和分析。
2002年，不只是潜江市的民选村官，还有很多人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最抢眼的莫过于中国政坛的新老交替。2002年的11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原中共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建行、李岚清，除胡锦涛外，全部退出中共中央委员会。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由9人组成，他们是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
时髦的IT界人士也走来走去。吴征辞去新浪董事及联席主席的职务；搜狐公司执行总裁周云帆辞职；王选辞去方正控股公司董事及董事局主席职务；打工女皇吴士宏向TCL递交辞呈。
和这些光芒万丈的政治明星、商业明星的离职相比，偏远的潜江市几百个村官的命运显得那么不起眼和微不足道。
然而，观察家认为，“微不足道”的民选村官被非法撤换决不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因为这关乎法律尊严能否得到维护，关乎中国政治体制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潜江市非法撤换民选村官的新闻被《南方周末》披露后，全国舆论哗然。在相对自由的互联网上，网民骂声一片。
一个网民发帖子说：“这简直就是一个政治丑闻！”
另一个帖子说：“黑暗啊！伤心啊！什么民主？原来是闹着玩的。”
一个帖子情绪激动：“必须把潜江那些民主进程中的绊脚石全部一脚踢开！请有关部门考虑撤他们的职！”
一个帖子说：“坚决支持人大代表姚立法。”
……
姚立法并不知道撤换村官的事情已经引起强烈的反响。他是一个很“落伍”的人。他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不会上网，没有自己的电子邮箱，甚至不会打字。当年流行的网络QQ聊天，他甚至没有听说过。
当《南方周末》出现在潜江报亭的时候，姚立法采用一贯的土办法，骑着自行车跑遍全城，自己掏钱买了几十份报纸，到处分发。他担心会再次发生报纸杂志被有关部门悉数收缴的事儿。他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此时，远在北京的民政部多吉才让部长也看到了《南方周末》的这个报道，他当即作出批示：“潜江的情况，请政权司调查了解。”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接到部长批示后，立即与湖北省民政厅取得了联系，责成他们调查处理，并把有关情况向民政部汇报。据此，湖北省有关领导再次作出批示，要求潜江彻查此事。
两个调查组还没有离开潜江，又一批要求彻查的政府批文层层转发到潜江市委市政府。这边还没缓过劲儿来，那边，湖北省委宣传部口气严峻的电话接踵而至，询问境外媒体报道姚立法的相关事宜。
或许事有凑巧，《南方周末》报道的第二天，美国著名的《华盛顿邮报》刊发报道《给中国乡村带来变革——民主斗士挑战旧秩序》。该文称人大代表姚立法是中国的民主斗士，对董滩事件、教师工资问题、非法撤换村官等等事情做了详细的报道。
而此前，《纽约时报》也曾在国际版的头条报道姚立法的民主竞选历程，文章的标题是《来自远离北京的民主》。
通过这些著名的境外媒体，姚立法的故事迅速传遍了全世界。他的名字，在网络上被成千上万次的点击和提起。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潜江市在村民自治上弄虚作假的行为竟然被外国人炒得沸沸扬扬。这已经不只是潜江的面子问题了，而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国际形象问题了。
在连夜召开的一把手会议上，潜江市委张书记脸色铁青，声色俱厉，一字一顿的对乡镇干部们说：“今天晚上，我再给大家最后一个机会，如果这次再查不清楚，你们要考虑一下下岗的问题了。”
最后通牒威力巨大，终于查清楚了。
一查吓了大家一跳。乡镇干部统计出来的被撤换村官的数量竟然比姚立法统计的还要多。
姚说，这个结果是必然的。因为他的统计数据截止到5月份，而现如今已经是9月份了，又4个月过去了。表明这4个月期间，乡镇干部们没有闲着，他们一直在玩撤换村主任的游戏。
非法撤换村官彻底调查清楚的时间是2002年9月底。此时，正好是这批村官三年任期将满的日子。
终于，潜江市有关部门信誓旦旦的承诺，将在10月10日之前彻底整改，恢复村官的职务。对此，绝大多数村官表示谢绝。因为任期已到，恢复职位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
作出“整改”之后，潜江市没有任何一个乡镇干部因为非法撤换村官承担行政或法律的责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于这些违法者毫无办法！
有句名言说：“没有救济的权利，等于没有权利。”
真是虚惊一场，有惊无险。潜江市乡镇干部们相视一笑，长长的嘘了一口气。几个月来因为担惊受怕而黑黄消瘦的脸恢复了往日的红润。
“是否觉得自己的努力全部白费了？”我问姚立法。
“不会的。经过这一次调查，村民们懂得了更多村民自治的知识，增强了民主的意识。有了民主的意识，民主才有可能在农村真正扎根……”姚立法说。
一条人命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2002年10月18日，寒潮提前来到潜江，温度陡然下降，秋雨潇潇。中午1点钟左右，潜江市政府的大门被五辆挂着白布横幅的拖拉机堵死，一群泪流如雨、声音嘶哑的农民抬着一具死尸往政府大院冲。政府大院铁门紧锁，上百个武警和机关干部在铁门的里侧站成几排，拼死挡住农民的去路。好几千群众围观这令人惊骇的一幕。
死者是龙湾镇西湖村的农民李明学，年仅43岁，患有先天性残疾。他因不堪农业税的重负绝望自杀。有人统计过，说他是那年潜江市因为农业税死去的第四个农民。
也就在同一天，几百里之外的武汉市正在举行湖北省农业税费改革大会。大会气氛庄严，来自湖北省各个县市的父母官，互相切磋税改的经验，展望未来。
什么是税费改革？简单的说，就是要减免农民的农业税，杜绝、禁止向农民征收不该收的钱。
中午1点钟左右，正是与会的父母官们吃午餐的时间。宴会厅内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可以想象，就在这个时候，潜江市委书记和市长微笑着接听了一个从市里打来的电话后，笑容立刻僵在脸上，手开始颤抖——他们听到了那个人命关天的坏消息。
两天前，16日下午3点多钟，寻湖村的几个村干部开着拖拉机来到李明学的家收税。
李明学的妻子也是个残疾人，小时候患病后留下智障的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李有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8岁。12岁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李的父亲已经七十多岁，是一个瘦弱多病的老人。
由于李家生活太困难，又是残疾人家庭。民政部门每年给李家补助50斤大米和50元钱。158
村干部收税的时候，李明学刚好卖完橘子，推着自行车一瘸一拐的回家来吃午饭。午饭是智障的妻子做的，她烧的饭从来都是夹生饭，菜也是半生半熟。所以，李家的厨房里很少飘出饭菜的香味儿。但是，李一家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许是吃习惯了。
村干部说明来意，李明学说：去年民政局给我的大米和钱，你们扣掉不给我，为什么还来问我收税？你们先把大米给我。
说完，李明学把自家的大门锁上，自言自语道：我搞不赢你们，我走人。
一个村干部当即用镰刀把李明学家的门锁劈断。几个人冲进屋子里，强行把屋子里仅存的几袋粮食统统搬到了拖拉机上。
这是李明学一家的口粮。看着口粮被抢，身为一家之主的李明学不由得拼命了。他拿起一把镰刀把装粮食的麻袋一个个割破，粮食因此撒了满地。他试图拖延拖拉机开走的时间。
村干部对李明学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发动拖拉机准备开走。李明学连滚带爬地躺在拖拉机底下，把拖拉机的输油管砍断，连连招呼十多岁的孩子赶紧把稻谷搬回家。
智障的妻子呆呆得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是一个雨天。雨水打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和脸上。李明学躺在拖拉机底下，几乎成了一个泥人。
当李明学不要命的躺在拖拉机底下的时候，村干部用手机和村部联络，不久，又来了一辆拖拉机。几个村干部把李摁住，另外的村干部把粮食搬到另外的车上，“突、突、突……”发动了拖拉机。绝望的李明学对在场的村干部说：“我…把…我…老…婆…和…两…个…孩…子…交…给…你…们…了。”说完，他自顾自的走进了房间，拴上房门，再也没有出来。回过神来的老父亲和年幼的孩子哭喊着冲进房间，而李早已经喝下了一瓶剧毒农药。
老父亲和孩子将口吐白沫的李明学拖出家门，哭天抢地地高喊救命。村干部此刻却不见了踪影，开着拖拉机凯旋而归。空气中弥漫着剧毒农药和拖拉机喷出的浓烟的刺鼻气味。
李明学被村民送进了医院。经过紧张的抢救，李曾经醒过来一阵子。可是，此刻他早已经心灰意冷，他拒绝配合医生的继续治疗，执意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17日晚上，李明学永远的闭上了双眼，再也没有醒来。
据了解，暴力征税的村主任，是一名市人大代表。虽然这个人大代表并不是人民选的，按照龙湾镇的惯例，该镇的市人大代表由二十多个村的村主任轮流担任。可是，只要这个人大代表当时心中稍微有那么一点悲悯和善意，并且严格执行国家的政策法规，悲剧就不会发生。
李明学本来可以活下来。他是被野蛮和冷漠逼死的，也是被代表自己的人大代表用镰刀和拳头一步步赶向黄泉路的。
古代的中国农民躲进虎狼出没的大山，宁肯冒着被老虎吃掉的危险，也不愿面对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因为，“苛政猛于虎”。
解放后，翻身得解放的农民终于当家作主了，用毛主席的话说是“从此站起来了”。可是，“站起来”的农民们依然逃不了农业税。2002年10月17日晚上，因为农业税，农民李明学永远地躺下了。17日晚，一直不见踪影的镇干部和村干部来到医院。他们不是来忏悔和道歉的，而是来谈判和下命令的。
干部们通知死者家属，政府可以将李明学的老父亲送进敬老院，拿出两万元钱给李的两个孩子念书，前提条件是第二天一大早必须立刻将李明学的尸体送到殡仪馆烧掉。
干部们连哄带吓，已经没有主意的一家人只好点头答应。
18号的一大早，村民们都来为死去的李明学送行。这一天，天幕低垂，秋风瑟瑟。
在殡仪馆门口，有人听说李明学的遭遇后感慨道：一条人命还不如一条狗命值钱。前些天报纸上说，北京一个人踩伤一条贵重的狗，陪了狗主人几万元钱呢。
人命不如狗命！这句话象是一记耳光，扇在农民们被雨水和泪水打湿的脸上。为了活命曾经被自己踩在脚底下的自尊，也像是被火烫了一下，硬生生的发疼。
“我们到市政府去，找他们评理去。”一个农民喊道。
一呼百应。农民们纷纷调转拖拉机的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