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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市政府去，找他们评理去。”一个农民喊道。
一呼百应。农民们纷纷调转拖拉机的车头，拉着尸体准备往市政府方向开去。
听说农民不烧尸体了。在场的龙湾镇镇党委L书记慌了神。L书记年轻潇洒，西装革履，是潜江市委组织部下派的一名年轻干部。
为了阻止农民把尸体运到市政府去，L书记也和几天前的李明学一样，索性一骨碌的躺在拖拉机底下，带着哭腔喊道：你们不能这么做，要去，就从我身上压过去。
被愤怒和悲伤烧红了眼睛的农民叫道：就从这个狗娘养的身上压过去，一命抵一命。和当时的村干部粗暴的对待李明学那样，农民们也粗暴的把L书记从拖拉机打下拖出来，扔到了一边。一群农民开着拖拉机浩浩荡荡的朝市政府走去。
L书记一骨碌爬起来，钻进了桑塔纳轿车。尽管身上沾满了泥巴，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桑塔纳轿车一路尾随拖拉机来到了市政府门前。
当市政府被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姚立法恰巧骑自行车经过。看着眼前这反常的人山人海，他爱打听、爱管闲事的脾气又犯了，他停下了自己的脚步。当他弄明白大概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使劲往人群里挤进去，本能的觉得自己应该为可怜的死者家属做些什么。
突然，姚立法看见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妇女正在追打一个体态肥胖的男子。男子飞也似的在前面狂奔，妇女一边追赶一边咒骂：“狗娘养的，挨千刀杀的，你们这些当官的丧尽天良，天打雷辟，不得好死……”
听说妇女是死者的姨妈，姚立法主动地用自行车驮着妇女到处寻找肥胖男子——寻湖村P支书。
晚上12点，经过长达十多个小时的谈判，政府部门答应赔偿死者家属10万元钱，并当场支付了现金。农民这才各自散去。
19号一大早，破天荒第一次，市政府一个官员满脸堆笑的来到姚立法家，主动向姚通报收税逼死人的情况。
官员说：“这个人很厌世，夫妻俩都是残疾人，经常想自杀。这次他喝了太多的农药，而且拒绝医生的治疗，所以……死了。昨天，政府赔钱了，死者家属应该很满意。哎呀，谁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如果…外面的媒体记者来报道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们一声。拜托！拜托！”
姚立法毫不客气的把那个官员数落了一顿，连推带搡的把人打发走了，然后把自家的铁门摔得震天响，似乎不这样做就不能表达内心的愤懑和厌恶之情。
送走说客后，姚立法越想越不对劲。仔细翻阅自己平时收集的和潜江税费改革有关的媒体报道和资料，更是吃了一惊。
8月20日，《潜江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说，省税费改革驻潜江联络组组长聂光富评价潜江税费改革行动快、起点高、效果好；一份政府文件上记载，8月22日，省委组织部部长宋育英就农村税费改革到潜江调研，称赞潜江税费改革工作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方法得当、方案适宜；另一份市政府文件说，9月1日，市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通报表扬龙湾镇的工作积极主动，进展较快……
那么，被各级领导盛赞的潜江市龙湾镇税费改革怎么会闹出人命来？是新闻报道有假，还是潜江市的税费改革也和村民自治一样，隐藏着不为人知晓的黑幕？如果真有黑幕，会不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冤死的李明学？
由于寒潮的袭击，坐在朝阴的客厅里，姚立法感觉手脚发凉。厨房和厕所的窗户已经破损了，姚一直没有时间去修复。冷飕飕的风从破窗户里灌进来，把茶几上堆放的材料吹得哗哗直响。
姚立法给《农民日报》驻湖北记者站的记者何红卫打了一个电话，相约晚上一起到乡镇调查一下税费改革的情况。第二十封信
调查工作首先从逼死人的寻湖村开始。
19号晚上，大雨滂沱。李明学家人披麻戴孝，坐在漏雨的堂屋里哀哀地哭。屋内灯光昏暗，香火缭绕，李明学智障的妻子怀抱着李明学的遗像直发愣。
当浑身湿漉漉的姚立法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李明学的姨妈很快就认出了这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陌生人。她对屋子里的人说：“来了个市里的干部，他是个好人。”
由于一年到头不读报纸和杂志，村民们并不知道，这个站在他们面前讲一口龙湾土话、农民模样的人，是个名气很大的市人大代表。几年来，他的事迹被国内外很多著名的报纸杂志报道过。
姚立法了解到，暴力征税不只是发生在李明学家。10月3日的中午，该村的P支书带领十几个村干部以及两个镇指导组干部，踢开村民周宗成的家门，强行拖走稻谷近3000斤；10月15日的下午，村民周宗卫家的粮食也被村干部强行拖走；10月15号中午，寻湖村村民石德才家的1000斤稻谷被村干部强行拖走。
这一夜，姚立法和记者何红卫走访了很多村民。村间小路泥泞不堪，守门狗的狂吠声此起彼伏，房前屋后弥漫着棉花梗被雨水浸泡后发出的独特清香味。
10月下旬，正是村民拔掉田里的棉花梗，准备栽种油菜的季节。村民们把棉花梗上的秋桃摘下、晒干，然后把秋桃里的棉花摘出来。白天辛苦的劳作后，很多村民早早就睡下了。但是听到有人来调查收税的情况，大多数村民还是起身开门，配合调查。通过走访，姚立法震惊的得知，寻湖村的P支书在当地是个一手遮天的人物，村民人人闻之色变。
每到夏征和秋征的时候，P支书就会派打手在每一个出村的村口监视把守。如果发现农民推着粮食、生猪、大豆、棉花、鸡鸭鱼鹅等等东西去卖，没有支书的批条，一律没收，冲抵农业税。
正因为这样，几天前，当李明学躺在拖拉机底下，想保住自家的口粮不被抢走时，闻讯赶来的村民个个不知所措的站在一边，没人敢说句公道话，也没人敢帮助这可怜的一家人。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村民们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重复了N次的征税暴行在李明学身上继续上演。
2002年，全国各地农业税费改革如火如荼的进行，减轻农民负担成了当年最为流行的官方和媒体话语。为什么寻湖村敢于顶风作案？寻湖村干部收税过程中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的行为，在龙湾镇究竟是个别行为，还是普遍现象？
此后的一周内，执拗的姚立法以他一贯的不问收获式的拼命展开细致的调查。他调查的范围涉及龙湾镇李台、仁和、瞄新、双丰、郑家湖、红石、龙湾、龙新、三合等村庄。
竺场村负担卡上的田亩计税面积竟然比实际面积增加了一倍，气不过的村民在公示的税费改革农民负担表上愤懑的写了四个字“全部鬼账”。
双丰村支书冯锦良带领村组干部十几人，撬开村民侯东海家的窗户，打开大门，然后拖走粮食。在李台村，姚立法发现，年初就应该发放的《湖北省农民负担监督卡》是在“李明学事件”发生7天后才发放给村民。这张卡对每户村民应该缴纳的税费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村干部对村民说：“这卡上有举报电话，你们可以去告，告赢了，就按卡上写的钱数缴税；告输了，按我们说的数额缴税，还要罚款。你们自己看着办！告诉你们，这钱不是村里要收的，是镇里、市里要收的，你们告也白告！”
为了让农民对税费改革有更充分的了解，湖北省人民政府曾经发表了几封致农民群众的公开信，信中清清楚楚地告诉农民农业税是如何计算的，哪些税该收，哪些税不该收。省有关部门责成各市县乡政府必须尽快地将公开信发放到农民的手中。
但是，大多数村庄并没有如期把这封信送到农民的手中。在某个村庄，省里的公开信不仅没有发给村民，反而一直被村支书当作擦屁股的废纸用。直到有一天，支书的孙子把擦屁股的纸随手扔在路上，恰巧被同村的一个村民看见，村民才知道原来村里收了很多不该收的钱……
既然有那么多的非法征税行为，农业税费改革检查组在检查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发现？是姑息养奸、官官相护，还是另有隐情？调查中，姚立法还得知，为了应付检查，龙湾镇想了很多办法，有不少“妙招”。
办法一，偷梁换柱。龙湾镇一共有二十多个村庄，检查组通过抓阄这种方式来决定去哪个村子检查。殊不知，二十多个阄已经被作了手脚，阄上全部写着两个村的名字。这两个村是镇里早已做好部署、严阵以待对付检查的村子。办法二，瞒天过海。龙湾镇领导们似乎深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愚民政策的精髓。旨在解释税费改革政策的公开信和农民负担卡，前后发放了四次，等检查组一走立刻就收回。有些村民说，这些东西拿到手里，还没等看清楚写的是什么，就被村干部强行收走了。
办法三，跟踪盯梢。检查组检查的时候，村干部伪装成普通农民、商贩，沿途跟踪检查组的工作人员，随时随地的发现、压制农民可能爆发的不满情绪。
通过这一系列的方法，龙湾镇顺利通过各级税费改革检查组的检查，并获得了不低的评价：龙湾镇的税费改革“积极主动”“进展很快”“工作细致”。
说一口地道的龙湾话，黑黑瘦瘦、一幅农民模样，骑着自行车深入田间地头问这问哪。很多农民把姚立法当成了一个好打抱不平的热心人了，以为他不过是来收集材料联合上访的。
七天七夜扎实的调查后，姚立法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他把自己掌握的情况毫无保留的写成《致市人大常委会的第二十封信——关于潜江市龙湾镇税费改革情况的调查》，反映龙湾镇在税费改革中弄虚作假，逼死打伤农民，呼吁尽快制止这种草菅人命的横征暴敛行为。
调查报告中写道：近日在该镇寻湖、李台、仁和、双丰等村调查了解获悉，没有哪一个村庄召开过村民大会或村民小组会议传达、贯彻、学习中央、省、市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通知、通告、公开信和实施方案，农民们不知道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如何核定，农业税常年产量如何核定；农民们不知道核定的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要向他们张榜公布，征求他们的意见，得到他们的认可才能执行；农民们不知道村内公益事业筹资，应该有村民委员会提出预算，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报乡镇农经管理部门审核，经乡镇领导同意，报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批准……
调查报告一式五份，火急火燎的姚立法将这些报告分别送至潜江市人大、潜江市政府、湖北省政府、湖北省税费改革领导小组、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
皇粮国税
潜江市的税费改革开始于2002年7月，湖北省的税费改革开始于这一年的6月，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大面积的铺开搞税费改革开始于4月，而最早尝试税费改革的省份是安徽，开始于2000年。
在税费改革中弄虚作假的行为，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严重不严重？谁该为这种行为负责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央一共下发了二十多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却始终解决不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1996年，国务院曾经颁布著名的十三号文件《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凡因加重农民负担，引发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要追究乡、村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的责任，凡涉及地、县领导责任的，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地、县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以吸取教训；连续发生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要向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书面检查；对瞒案、压案、报而不查或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一经发现，要从严处理。要加快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立法工作。虽然中央文件措辞严厉，但是有时候，地方即便发生了恶性的征税事件，一些政府官员并没有因此受到处罚。
《中国农民调查》披露了这么一件事。因为乡政府野蛮征税打死农民，1995年下旬，安徽省临泉县王营村的七十多个农民上访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向国旗集体下跪。这一幕震惊中外。事后，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县委Z书记却平安离任，颐养天年，既没有为此负行政责任，也没有为此负法律责任。
一桩桩这样的事情见得多了，人们开始反省：怎么会这样？中央政策的效力究竟有多大？对地方政府有没有震慑作用？
后来，人们终于明白过来了，原来中国的农业不过是“口号农业”“口头农业”——光说不做。这最直接表现为税收分流后，中央给地方留的钱太少。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财政紧张、捉襟见肘。
上面不给钱，地方只好自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弱势的农民是最好的唐僧肉。这时候伸手向农民要钱理由实在是再充分不过了。
对待农业税问题，中央和地方一旦太认真，另外一个问题接踵而至：是让乡镇、市里干部饿肚子？还是让农民饿肚子？
也有人问，国家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有几个让人愤怒的数据：2002年，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2000余亿，会议和出国花掉公款3000余亿，公款用车3300余亿……。三农问题专家贺雪峰教授在《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一书中的表述有些痛心疾首：乱收费问题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无可奈何和地方政府中较高层级对较低层级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关。
曾经的湖北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国家总理朱镕基：中央明明知道，问题虽然出现在乡镇，但根子是在上面。那么为什么不追究根源呢？不管原因是什么，反正中央不追究；不追究，地方官员的胆子就越大，机构和官员就一年比一年膨胀，农民负担就一年比一年沉重。中央政策对一些人而言，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从2002年开始，中央下令在全国各地进行“农业税费改革”，希望借此彻底杜绝各级政府向农民乱收费的现象。中央改革命令一下，各地闻风而动，农民翘首以盼。
这次改革命运将会如何？清华大学有个一向头脑清醒的秦晖教授浇了盆冷水。他说，几千年来，历朝历代进行的税费改革，无论是两税法或是一条鞭法，都逃不了黄宗羲定律。每次税费改革，农民负担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也就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所指出的：封建税赋制度有三害“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
中国几千年的农民问题积重难返，官僚机构庞大臃肿，按照这条黄宗羲定律，开始于2002年4月的这场当代中国农村税费改革似乎注定要失败。
既然税费改革注定要失败，既然是口号农业，这改革会改成什么样子？这农民负担能减到什么程度？凡事不必太认真，聪明人一下子就悟出了这个中国道理。于是，一首民谣到处传唱：吹牛皮，扯大淡，村糊乡，乡糊县，一直糊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农民们甚至负气地说：国家改革越深化，农民心里越害怕。
2002年10月的那个中午，当听说龙湾镇的税费改革出了人命后，某潜江市领导反而倍感委屈，对上级领导汇报说：“潜江倒霉，真是太倒霉了！其实我们的税费改革一直做得很好，现在死了一个本来就很厌世的农民，把我们的成绩都埋没了。”
国情如此，省情如此，市情如此，圆睁双目的姚立法却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假税费改革增加农民负担的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所透露出来的计较和认真，在某些人眼里不只是“大惊小怪”和“小题大做”，更是“胡搅蛮缠”。
事后，处理结果是：龙湾镇镇党委书记、镇长、寻湖村主任和支书四人免职。
农民反映说，假的，全是假的。不但没有人免职，还有人升职了。
原来，免职不过是一种说法。当年，龙湾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本来就要调离农村到城里任职，一个升任潜江市委某部的副部长，另一个升任潜江市某局的副局长；而寻湖村的村主任、村支书也不是免职，因为截至2002年9月，他们的任期刚刚届满。
不全是坏消息，也有好消息。
2004年3月，总理温家宝在两会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说：“国家将在五年内取消农业税。”总理话音刚落没多久，各地方宣布将提前完成总理的心愿，提前取消农业税。
皇粮国税几千年了，说取消就取消？农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一切都是真的。不必交农业税了，国家还补贴农民种子和化肥钱呢。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国家一直把农民兄弟装在心坎里呢！解放近60年了，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兄弟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历史学家称之为“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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