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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的7月24日，盛夏时节，建议案终于得到了回复。回复称潜江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已经商议出解决的办法。
一、为了解决城区教师工资拖欠问题，决定在城区中小学生中人平集资50元；
二、自今年9月份开始，全市教师的工资由市财政局拨付市教委，再由市教委按月下拨到乡镇教委和市直学校；此前拖欠的工资由各乡镇负责解决。
姚立法认为，这份回复表明，潜江市委市政府根本没有诚意解决教师的工资问题。他们把本该由市政府解决的问题，踢皮球一样的踢给了下级（乡镇一级政府）和老百姓（学生集资给老师发工资）。满心期待的教师们，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竟是这样的一个毫无意义的答复。
也曾经有教师拿着这份回复去找乡里领导要工资，乡里领导说：“市里不给我钱，我就是倾家荡产、把裤子当掉，也发不起你们的工资。”至于城区学校通过学生集资给教师们发工资的做法，则遭到家长们的强烈抗议。因为，这是明目张胆的乱收费。
一年后，2000年的9月29日，潜江市政府办公室下达了一份《关于化解学校教育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内文写道：要强化全员的偿债意识，教师津贴、补助和福利发放要与偿债挂钩。凡有债务的学校，其经费必须先保证计划偿债，否则一律停发。
据了解，潜江市政府这么做的理由是，该市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搞教育建设的过程中，欠下了不少债，所以，请广大教师们体谅政府和学校的难处，帮帮忙，用他们的工资和福利来还这些债。
这无疑是一份让潜江市所有教师更加心寒的政府文件。“霸王”文件彻底摧毁了教师们拿到被拖欠工资的希望，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而国家文件是早就明令不允许将学校的债务和教师的工资挂钩的。
写调查报告，递交建议案，当面与市里领导理论，甚至罢课、围堵政府机关……该想的办法都想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教师们由愤怒而茫然，由茫然而绝望。摆在面前的，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放弃。
姚立法没有放弃，依然穷追不舍。
此后，几乎在每年的市人大会上，他都会不依不饶的提交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建议案——关于解决拖欠教师工资的建议。
市人大某工作人员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姚说，教师工资的建议案，眼睛都看出老茧来了，你以后别交了。市政府没钱，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啊。
事情就这么拖下来了。一拖又是好几年。当选为人大代表的第三年，也即2001年3月，倔强的姚立法带着几千教职工的联名信进京，到财政部、教育部、人民日报社、中新社“上访”。
看过姚递交的材料后，《人民日报》派出记者先后几次到潜江市进行采访，并于5月22日刊出《盲目举债“达标”，“普九”失去根基——潜江市片面追求“普九达标”引发诸多问题》的报道，披露、批评潜江市将债务强行加在教师们身上的不法行为。
权威党报的的批评报道，对于潜江市教师工资问题的解决，同样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潜江市，教师工资的问题，好像是一个死结，是一个根本无解的题。
一百多年前，康有为骂道：中国的政治是无人负责的政治。可是，教师的工资问题，不只是政治，更是生活，是活命钱。
“一个这么简单、这么合情合理的要求，几千人争取了好几年，却毫无进展和结果。我们的人民政府为什么会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呢……”姚立法神情激愤。
“选民责怪你了吗？”我问。
“没有。大家还是理解的，我真的尽力了。”说到这儿，姚立法的眼圈红了。
被截留的救灾款
1999年3月28日，姚立法在潜江中学走访选民的时候，意外得知：学校教职工银行卡里50元钱不明不白的被学校扣除。
1998年，是个灾难之年。这一年夏天，天降汤汤大水。中国29个省受灾，受灾人口2亿多人。长江沿岸的许多城市和村庄都浸泡在汪洋之中，家园尽毁，农田被淹。
据潜江中学的负责人说，被扣的那50元钱，全部上缴市教委，献爱心捐给灾区人民了。
50元钱，对于月工资只有三、四百元的教师们而言，不是一笔小数目。
教师们说，这爱心该献，可是献得稀里糊涂。首先，学校不和教师们商量一下，就随便扣大家的工资，这种行为未免太霸道了；捐款应该是一种自愿行为，捐多捐少，应该是教师们自己说了算；捐的钱，学校并没有开具收据，口说无凭；学校扣除的这笔钱，具体流向了哪里？学校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教师们把心中的诸多疑虑悄悄告诉了姚立法，希望他能帮大伙儿核实一下。此时，姚立法正在为解决教师们被拖欠的工资而焦头烂额，得知这个情况后，他二话没说，第二天就着手救灾款流向的调查。
据姚立法了解，不只是潜江中学，全市所有教职员工，甚至中小学生，在市教委的号召下，全部为灾区捐了款。这些捐款最后汇总到市教委，由教委捐献给灾区人民。
这么多的救灾款捐给了哪里？是否全部捐给了灾区呢？对此，市教委并没有公示过。那么，这种行为，说明了什么问题？背后是否存在猫腻？救灾款在上缴和捐赠的过程中，是否有可能被非法截留？姚立法用他一贯质疑的思维方式揣测、琢磨着。
“你怀疑、调查的人，是你的领导和同事。有没有想过可能的后果？”我问。
“我是双重的身份，是教职员工，也是市人大代表。一个市人大代表如果会被人际关系捆住手脚，还怎么做事？”姚立法说。
“不担心穿小鞋吗？”
“他们只能给教职员工姚立法穿小鞋，不能给人大代表姚立法穿小鞋。人大代表拥有特定的权利。”
虽然姚立法语气轻松，一幅不管不顾的“拼命三郎”模样，但是，调查自己的顶头上司和朝夕相处的同事，我能想象出其中的尴尬、微妙和艰辛。
人大代表兼职社会工作，这是中国“人大制度”的特色。从好的方面说，可以使人大代表在工作过程中和选民打成一片，彼此加强沟通和交流；从坏的角度想，一旦涉及到本单位的腐败、侵权等棘手问题，上下级、同事、朋友这些关系，必然会成为人大代表调查过程中的重大干扰。
3月30日，姚立法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找到市教委办公室分管这项工作的某副主任，说自己受选民的委托来了解一下捐款情况，希望他把捐款明细给自己看看。
姚立法在市教委勤工俭学办公室工作，和这位副主任是共事十多年的老同事。工作之余，他经常到这里来串门聊天。所以，一走进办公室，他很随便的在一张凳子上坐下。
副主任问姚立法：你凭什么查账呢？
姚回答说，他是人大代表，依法视察。
副主任说道：既然是依法视察，那就请你拿出代表证来。我们要证明你的人大代表身份以后，才能接待你。
这一刻，副主任一幅完全公事公办的模样。
由于潜江市人大常委会还没有向代表们发放代表证，所以，姚立法拿不出代表证。
因为生气，姚立法满脸涨得通红。他出言不逊：你这么做很无聊啊。你每次通知人大代表去市里开会，不都是通知我吗？
双方剑拔弩张，吵得不可开交。
事实上，副主任是在秉公办事。因为，根据规定，人大代表必须持证视察。不过，副主任明知姚立法是本系统的人大代表，为什么仍然坚持要查看其代表证？用“秉公办事”四个简单的字是否能解释清楚？我不敢妄下论断。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姚立法是教育系统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他代表的是教育系统的所有选民。换言之，姚立法也代表了副主任。姚了解救灾款流向的目的，是为了替副主任这样的选民查清真相。可是，即便如此，副主任依然“铁面如山”，毫无回旋余地的拒绝了姚的要求。
后来，经过潜江市人大常委会的多次协调，市教委才允许姚立法查看相关账目。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姚立法发现，教育系统果真存在非法截留救灾款的问题。
1998年9月，潜江市实验小学全校师生一次性捐款2。328515万元，市教委只收到该校1。25555万元的捐款。学校截流的10743。8万元，存在学校某领导私人的账户上。
1998年8月和9月，潜江市教委共收到捐款30。060351万元，流向是：防汛指挥部1。781万元，市民政局2。22万元，监利、洪湖、石首、公安四地教委各5万元，省教委5。1525万元，还剩余9068。51元。
市教委捐给灾区人民的钱只占整个捐款的七分之一，并没有依法专款专用，大量的钱捐赠给了没有受灾的关系单位；另外，还有近万元的救灾款存在市教委某领导个人的户头上。而此前，姚立法得到的答复是，全部捐给了灾区。
两笔一万元左右的救灾款余额，从1998年8月发起捐款，到1999年4月姚立法查账发现，已经被截留了近8个月时间。按照每个教职工被扣50元钱计，这两万元的截留款，相当于截流和亵渎了四百名教师的爱心。
国家早就有明文规定，救灾款必须专款专用，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名义截留挪用。
就在潜江市教育系统发起救灾捐款活动的前后几天，长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险情，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也就在这段时间，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经亲赴湖北长江抗洪第一线，给军民鼓劲儿，誓与洪水抗争到底。
这样的紧要关头，潜江市教育系统的某些人敢于截流灾民的救命钱，这胆子不可谓不小，这良心不可谓不黑。姚立法用了一个词“利令智昏”。
发现问题后，姚立法随即向市人大常委会、市教委、市民政局等部门汇报情况。
几天后，潜江市教委和实验小学做出“积极”回应，将截流8个月之久的两万元钱汇到了对口支援的学校——潜江市聋哑学校和巴东县贫困学校。
钱虽然汇出去了，可是，姚立法和教师们觉得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如此明目张胆的截流救灾款行为，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处理？市教委至少也应该表个态，认个错啊……
又过了一年，2000年初的潜江市四届人大代表二次会议上，姚立法提交了一份建议案《关于查处市教委及市实验小学截流98抗洪师生救灾捐款的建议》，希望有关部门对此事引起高度重视，严惩不法行为。
姚立法这个建议案，无异于在市教委投了一颗“重磅炸弹”。他竟然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请求对顶头上司进行必要的司法追究。之后，姚立法在单位就像个麻风病人一样，领导、同事见到他都绕道走。
“你在单位孤立吗？”
“不会的。截留款的事情，大家内心还是赞同我这么做。平时不和我说话，是做样子给领导看的。”停顿了一会儿，姚立法接着说：“其实，我这么做，也让选民看到了人大代表的力量，可以用法律和领导抗衡。”
绝无私心，良心清白，深厚的选民基础，人大代表的法定权利，这些是姚立法在救灾款截留事件中强有力的“靠山”，也是五年来姚立法作为人大代表在履职过程中的不二法宝。所以，他总是那么无所畏惧，穷追猛打，愈挫愈勇，并从中获得快感和成就感。
在姚立法的多次催促下，8个月后，潜江市监察局答复如下：1998年，市教委组织了两次捐款行为……由于涉及单位较多，少数单位在捐款时间上行动不一致，致使少数捐款在上级规定的时间以后上缴，未能及时送到灾区人民的手中……目前，余额都已经捐献给对口的学校……没有发现捐款活动中的违纪问题。特此回复。
对于这份回复，姚立法极为不满，认为是一份“粉饰太平、回避问题”的回复。他迅速写了另一份建议案《对市监察局不实事求是回复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第六十九号建议案的意见》，再次强烈要求惩处违法犯罪者。
此后，再无回复。一桩顶风截流救灾款的事件，就此打住。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人大代表姚立法的调查介入，教师们的爱心最终没有成为某些人嘴里的“唐僧肉”，送到了迫切需要它的人手中。
占道费
自从当上人大代表后，姚立法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忙乱之中。由于对教师工资拖欠问题的穷追不舍和救灾款截流的秉公调查，姚立法赢得选民的信任，声名大振。
从早到晚，姚立法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大多数是选民打来的。姚妻说，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电话就响了；晚上睡得迷迷糊糊，电话还在响。
姚立法不在家或者忙不过来的时候，姚妻便充当起忠实的接线员，将电话内容记下。这样的记事本，日积月累，已经有十来本了。
选民们不仅给姚立法打电话，还给他写信。
一个姓熊的教师在信中说：
黑市教师是1990年市教委为解决教师子女就业问题，承诺我们进入师范学习三年，合格毕业后安排工作，并解决工资待遇的教师子女。
我是第一批黑市教师，至今工作了五、六个年头，工资分文没有……我已经三十岁了，每月连自己都养不起，谈何成家。借钱上班，真是苦不堪言……
姚老师，您是大家的朋友，是我市杰出的人大代表。您正在为老师的工资而奔走，请您也帮帮我们这些无助的人吧。
选民们所反映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为此，五年来，姚立法提交了五十个与教师权益相关的建议案。这意味着，平均每周，他都会提交一份和教师权益相关的建议案，他当之无愧的成了“建议案大王”。2000年，姚提交了《关于荆江化工厂向全市教职工借钱已超期，应该及时还钱的议案》等建议案；
2001年，姚提交了《关于将持有聘书且聘期未到的民师辞退应给予赔偿的建议》等建议案；
2002年，姚提交了《关于落实国办发＇2001＇14号文件精神的建议》、《关于落实810名“民转公”教师待遇的意见》等建议案；
2003年，提交了《关于规范学校领导岗位的建议案》《关于市实小民主理财应规范的建议》等建议案……
教育系统内，哪里有不公，哪里有不平，哪里有拖欠工资的现象，就一定能听到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嚷嚷”。教育系统有那么多的市人大代表，给人的印象，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忙前跑后，就他的意见最多，也最大。
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姚立法会不断的嚷嚷，声音很大，声嘶力竭，恨不得全世界都能听见。事实上，几年后，通过媒体的宣传，他为民请命的声音的确传到了全世界。
50多个建议案！每一个建议案的调查、核实、起草和追踪解决，姚立法都必须亲力亲为。这些庞杂的工作，耗去了他绝大部分时间。停薪留职后，他一直依靠经营液化气的微薄收入过日子。代表工作的超常忙碌，使他不得不麻烦七八十岁的老母亲帮助自己料理生意。
不只是为选民的事情，五年的代表生涯中，他常常身不由己地去“多管闲事”，常常为一些和自己、和选民毫不相干的事情打抱不平，并惹“祸”上身。这是后话。
从姚立法家出来，走大概60米，是潜江长途汽车站。这是一个小商小贩云集的地方。
每天，天刚蒙蒙亮，小生意便开始了。
卖茶叶蛋的大娘早就把便携小炉子的火升起来了，茶叶蛋“咕嘟咕嘟”的煮着，发出诱人的香味。每个茶叶蛋五毛钱，大娘辛苦一天，也许能挣个一二十元。有人拉着大板车叫卖水果；有的孩子在车辆之间穿梭着叫卖报纸；有的妇女兜售小商品；有人推销香烟；有人给旅店拉生意；有人支起了早餐摊，热情的请过往的乘客尝尝自家的豆腐脑……
这些人大多有着黝黑的脸，骨节粗大、适合劳动的手，穿着廉价而整洁的衣裳。他们之中有些是下岗工人，有些是来自农村的乡下人。
他们是无照经营者，对每一个乘客笑脸相迎，小心的经营着自己的卑微生活。车站因为他们而喧哗、热闹、温暖，也因为他们而变得拥挤、肮脏、杂乱。
突然间，几个城管大队的工作人员出现了。
“你，有照（执照）吗？”城管口气强硬地问卖茶叶蛋的大娘。
“没有……”大娘怯怯的，象个知错的孩子，声音蚊子一样大。
“交罚款吧。15元。”城管说
收钱后，城管拿出几张票，问大娘“要发票吗？”见大娘摇头，随手就把票给撕了。撕得粉碎，随风一扔，纷纷扬扬落了一地。
城管收的是占道费，老百姓称作买路钱。就是说，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