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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大学“战国策”招生“红与黑”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一位程先生向一家媒体披露，他的女儿才8岁，却收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上面赫然写着：“程丽同学，你已被我校中文专业录取……学费2000元，住宿费1100元……”通知书盖有学校公章，收件人的地址和姓名也分毫不差。难道上小学的女儿真被大学录取了？程先生试着给那所大学打去电话，学校却说通知书发错了，绝对不收小学生。
下面的新闻则真的是“新闻”了。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希远村村民梁秀英今年已经70多岁了，长期在家务农，从小就没上过学。7月18日，梁老太却收到一封来自广东某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梁秀英同学，经研究决定录取你为我校电子专业的2001级新生，报名时间为9月10日至12日。另一张报名须知上注明入学的学费、住宿费共计4500元，一次交清。听到这个消息，梁老太一头雾水。
就在我从网上读到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昨日”旧闻时，日历正翻在7月26日上。一个和昨天、明天并没有什么两样的日子。半个月前，我刚刚结束了对西安、郑州和南昌等地中国知名民办大学的阶段性采访，刚刚和那里的师生、校长进行过交流，刚刚在那些位于城市边缘的诗意校园里栖息、思考过。那里的确不同于我记忆中的任何中国大学，那里没有古老的门楼，象征着深厚的历史和人文内涵的遗迹荡然无存，即便是古典的建筑群，周身也散发着突兀的、青春的气息。
“我们的学校就和我们一样年轻，年轻就有希望。”一个刚满20岁的女孩这样对我说，她自信的神情近乎让人感到轻率。
就在那时，她所在的那所大学的同学和老师已经在路上了；招生的路上。还有一些正驻扎在某个城市的某个宾馆，等待“招生高峰”的来临；或者奔波在某个小城的大街小巷，向家长们不厌其烦地介绍“我们学校”。
不同于我们在报纸、网上读到的那些轻松甚至滑稽得让人发笑的招生故事，有些故事是酸涩甚至悲壮的，它就弥漫在民办大学不为人察觉的空间里，被忽略、被遗忘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仅仅因为这些故事的主角是人们异样目光中的“另类”。
“办学过程中最艰难的是什么时候？”这是采访中我最喜欢问的问题。面对每一位民办大学校长时，这样的问题常常令他们陷入艰难的述说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轻的校长，他的学校才刚刚过四周岁。
“2000年。”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那些日子对于他是难以忘怀的。一个关于招生的非正常事件。
“那一年，我们的两位老师到内蒙招生，不幸殉职……”他惯常的笑容变得酸涩起来，“非常可惜……”
正是暑假招生季节。几位老师带车出外招生，这是效率最高的招生方式，随机、方便。他们的目标是东北三省，本来已经完成了招生任务。但在返回西安的途中，他们听说内蒙赤峰市的生源很不错，就想绕道继续去宣传招生。
那时学校刚刚起步，品牌的影响力还没完全打开。另外，开拓一个新的生源基地的同时，还能和当地的人才交流中心建立人事代理关系，为学生的就业打开渠道。
车子是在下午3点翻的，在葫芦岛赶往赤峰的路上。其实，快要到赤峰了，但是车子就翻了，撞到了桥墩上，摔在了桥下。两位老师当场殉职，一位45岁，一位31岁，后者是个女老师。
一切是在瞬间发生的。司机还是学校车队队长，非常有经验的驾驶员。他懊悔莫及，想不到“小河沟里翻船”。大约是路太远，人太乏。
非常时期，非常事件，身为校长的压力可想而知。
一切还得继续进行。招生是民办大学永远的话题。就在他回顾往事的当儿，外面还有15辆校车在奔波招生。
类似的偶然事件或许在许多学校里已经发生。但是，生活依然按它固有的逻辑在发生、展开。招生季节，依然有大大小小的报纸在渲染着民办大学招生的种种“红与黑”，可笑的，荒唐的。可是，几乎很少人注意到，正是这些“游民部落”、“传销式队伍”喂饱了媒体饥饿的版面的同时，他们正经历着中国民办高校草创期直接面对市场的种种磨砺以及痛楚。
因为出身草莽，所以不合规范不成规矩，所以鲜活、泼辣如野草；因为面目陌生笑容生涩，所以社会瞧着像怪物，长得挺快，却认知度低。这就是被“妖魔化”或被“边缘化”的所有根源。
这些出现在媒体上的文字，我已经很熟稔了：“民办大学是实实在在、明火执仗地这样做的，为了生存，无孔不入，乃至不择手段。于是就出现民办大学招生的无序竞争：招生简章妙笔生花，胡编乱造，招摇撞骗；老生拉新生，一个600元；伪造报纸头版头条，渲染吹嘘办学的成功经验；搞入学奖励，学生一进校门就能得到一份意外的财气；派出招生间谍，潜伏到竞争对手内部，挖墙角，搞‘策反’。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不少民办大学还内设‘防特反奸特别小组’，去年招生期间，有所民办大学还查出了外校来的‘探子’。”
越读越心惊肉跳，岌岌可危乃至草木皆兵。
不可否认，每天几乎都有这样的“憾事”在发生。诸如，录取小学生，错招老太太，这样的新闻在充当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之余，更为民办大学的“不成体统”和“旁门左道”提供了佐证。
荒唐背后是刀光剑影的生源大战，激烈到使出浑身解数，十八般武艺一一过尽。大家伙纷纷效法的捷径就是打通招生办或学校校长的“关节”，网罗大量落榜生的地址和信息，漫天邮寄通知书，于是，一个中学毕业生可以收到三四十封录取通知书，也就不奇怪了。尽管教育部已有规定，民办高校招收的学生必须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至少应是初中毕业生；但是错招小学生的笑话还是屡屡发生。
面对这样一群以地毯式轰炸的方式占领招生市场的“战士”，人们惯常仰望高等教育的视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疑问和睥睨，高尚感受挫，圣洁感遁形。
这些已经烂熟的情节年复一年地在城市的火车站上演，这里面散发的混乱无序的气息久已为媒体和专家们所诟病。透过字里行间，我看到的是一幅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营销图”。我不由地想起，当手递广告第一次出现在城市的路口、街道，那些五颜六色的传单上常常推销的是耐用不耐用的生活消费品，媒体和公众几乎众口一词地指斥这种“商业手段”的无孔不入扰乱了市场秩序，但是今天，行走在商业世界中的人们早已等闲视之了。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注定要载入中国民办大学的发展史中。
时间：8月初到9月中旬。这时，暑假招生的努力已经开始结出果子，但关键时刻也到了。有一个词在民校会经常听到：巩固率。招生宣传由此进入高潮，竞争由此更加惨烈。
地点：火车站。可以入选的典型城市是北京、西安、南昌。
场景：几十家“民办高校接站摊位”一字排开，像一队队长龙。摊位前大多数是在校大学生，他们或是守着摊儿，或是四处游走，递送传单，或是等火车到站的时候，赶到出站口接客，上下奔走，不亦乐乎。
这样的活儿看似轻松，其实工作量挺大。还得拿出点苦守苦熬的劲儿，比如有些火车深夜到站，就要保证24小时摊位有人，轮到夜班的，就得熬夜。
这是民办高校学生的特殊经历：接站或发简章，一天下来，可以得到六七十元的报酬。招到一名学生，招生者有提成，不同的学校数额不等，少则三四百元，多则上千元，学费有了不说，还“锻炼了自己”。据说，从中还诞生了一批吃招生饭的“招生代理”。
近年来，普通高校的连年扩招使多数民办高校的招生遭遇困境。招生成为民办高校常年攻关的主题：从年初便开始准备招生工作，2、3月份到全国各地人才中心建立联系；4、5月份印发招生简章；6、7月进入全面宣传；8月份严阵以待，接送新生；及至到了9月份开学，弦也不能松下来，还要“巩固”入学率。
通常最通行、最有效的招生方式是派专人与各地的人才市场或人才交流中心建立咨询代理点，或下到基层设立招生点。对于许多民办大学在校生来说，这是他们体验社会的机会，也是勤工俭学的方式。
“第一次下去招生，很刺激，很辛苦，也很骄傲。” 许多民校学生告诉我。在他们的描述中，我听到了许多颇具特色的名词。比如，招生首先要“布点”，选择哪些中学作为招生对象；接着，要“踩点”，瞄准重点对象，衡量可能性；其次是“蹲点”，要坚持不懈守下去；还有“探点”，学校领导会赶到招生点进行慰问，给大家鼓劲。
生源就是生命线，很多学校为争夺生源不惜抛出巨额回报作为诱饵。不少在校生因此成为经验丰富的招生人员，他们获取的回报足以支付就学的费用。据说，这个“第二职业”的利润也吸引了一些公办大学生。
招生“猫论”成为许多民校校长奉行的准则：不论黑猫、白猫，招来学生就是好猫。其间的招生策略，据说是“花招迭出”，招生代理们对里对外都讳莫如深。
曾经与一位招生策划人士探讨过民办高校的招生问题。这位资深的策划人士曾经给一些民办高校做过几次堪称经典的招生案例，因而成为不少民办高校校长办公室的座上宾。他的拿手好戏是，从市场的角度衡量该所学校具有的社会价值，从中提炼概念进行包装，从而形成富于吸引力的亮点予以推出。其中，当然少不了媒体的造势。
这套完全市场营销的运作策略让我心生疑虑：在这些“包装”、“概念”的后面，如何能保证信息的真实公开性？这种商业化的策划方式是否有损高教的公正和竞争的公平？
这位人士却驳斥道：民办高教从一开始就降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注定了它必须学会在市场中走路，从招生到就业，都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和洗礼。传统的公办高校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招生都有计划指标，及至形成了种种僵化的弊端。许多人只看到民办大学招生中的无序、混乱，却看不到正是这种类似“自由市场”的竞争将高教带入市场化的轨道，竞争会带来好学校的脱颖而出。这恰恰是民办高教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它的优势体现。
值得肯定的是，招生大战中的“红与黑”乃是市场竞争中的必然产物。就像我们不会再为一两个制假窝点的曝光而惊呼一样，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终会使竞争中的种种“黑”不断还原为“红”，优胜劣汰的法则终会将一个成熟、规范的市场呈现给社会。
民办大学“战国策”“40万年薪”的神话终结
2002年6月10日，对于西译学子来说，本来是一个值得兴奋和骄傲的日子。
翠华山麓，世纪楼前。由中国贸促会组织、以世界500强为主体的41家大型企业组成的“西部大开发人力资源考察团”正对大三在校学生进行现场招聘。
由于西译当年毕业的近4000名应届生早在5月底已经被600多家三资企业招聘一空，这41家企业只能预订三年级的在校本科生。
招聘台前，考官严肃、近乎挑剔的提问，学生紧张却又自信地回答。这是西译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和最高规格的校园招聘会，也是对西译学子综合实力的全面大检阅。
之后，陕西几乎所有的媒体争相报道了这一新闻。《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在现场做了专访后，于6月12日头版头条以“民办高校育人有方，世界500强预订210名西译学生，一名大三女生年薪40万”为题发表了署名文章。报道形象地再现了当时招聘的场面：
……西安翻译学院这次招聘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为了考查学生的英语水平，这些久经招聘“沙场”的人力资源部门经理们要求学生用英语回答问题。西译学生流畅的英语口语和应变能力赢得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世界500强进军中国，首要的就是要寻求本土化人才。西译培养的是复合型、实用型英语人才，正好符合他们的需要。”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说，此次40多家跨国公司到西安翻译学院招聘200多名学生，看重的正是学生的综合优势。
……今天，由于招聘企业对学生兴趣浓厚，原定两个小时的招聘会又延迟了一个小时。最后，参加应聘的1000名学生中，有210人与用人单位达成了意向。英语系本科三年级学生郝媛被中澳北京菲达乳制品有限公司看中，以年薪40—50万元预先录用。公司总经理陈锐光说：“录用人才我是认真的，不是作秀。聘用郝媛，看中的是她的综合素质，我相信她能为公司创造效益。”
一时间，“西译大三女生40万年薪”的神话轰动全国，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感到振奋者有之，惊叹民办大学的实力让人刮目相看；质疑、揶揄者有之，认为民校学生竟能问鼎高额年薪，看来是炒作无疑。
一石激起千层浪。媒体闻风而动。《北京青年报》率先提出质疑，继之发展到否定招聘的真实性。
6月17日，北青报发表题为“质疑大三女生年薪40万”的文章，认为此事“有炒作之嫌”。“谁都知道现在的就业市场不容乐观，大学生就业工资也在下调。一个学校何德何能，竟让这么多‘买方’独吊一棵树，甚至只能预订三年级学生，或者调高将近一倍的工资？用人单位好不容易盼来了‘买方市场’，难道真会反其道而行之？”
19日，接着发表了题为“‘大三女生年薪40万’有误”一文，披露“贸促会不承认组团”、“陈瑞光不承认招聘”、“中青报无可奉告”即“不能谈”，用“三不”全盘否定了招聘事实。
24日，发表题为“人才价格乱乱乱”的文章，写到：“此时此刻，正是招生的绝对高潮。而作为一家民办高校，招不招得来生源，关乎生死存亡。这个节骨眼上，有学生能拿到40万年薪，还是大三学生、还是预定、还为女性，‘来吧！来我们学校会有大好的就业前途！’一个让所有人都读得懂的信息。……而且不难看出，学校与某全国性的报纸有着异乎寻常的关系。当宣传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时，可信度就会成百倍地增长，西安翻译学院应是深谙此道者。”
这三篇报道直接将中青报的报道打为“假新闻”，把学校和公司的行为认定是“炒作”。很快，此举引发了新闻媒体和网站的追踪狂潮。一时间，新闻标题相当招眼，如“引爆”、“地震”之类的字眼频频出现在媒体版面上，有指责“40万刺激众多学子”、“40万年薪有违常规”的，也有反思“缘何40万年薪莫名惊诧？”、“民办高校何时才能迎来春天？”此外，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香港《民报》、凤凰卫视、《大公报》等皆以显要位置报道这一消息，并据此判断，中国内地人才观和用人制度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北青报的这些报道最为严重的是，贬低了一贯视诚信为生命的西译声誉，伤害了当时25000名西译学生的感情，严重地干扰了世界500强西译大预聘本可实现的意向，致使西译大三女生年薪40万及210名有预聘意向的莘莘学子的前途化为泡影，西译被迫维权。”在西译的网站上，赫然可见师生们的愤慨。
西译在起诉中称：被告《北京青年报》刊登了三篇全面否定这次招聘活动的文章，全面攻击原告的招聘是“虚假、不真实”的，对原告名誉进行了侵犯。为及时挽回损失，原告只好采取在北京及陕西媒体公开发表声明，挽回负面影响。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并令其在同等的版面位置上，为原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同时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
《北京青年报》代理人辩称，该报的报道是在行使正常的舆论监督权力，是对郝媛被预先高薪聘用的新闻真实性质疑，文章中没有使用指向西译的任何过激文字，不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害。西译提供的视听等材料也不具真实性，不能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