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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天半的审理，法院认为，2002年6月10日，北京菲达乳制品公司陈瑞光与学院学生郝媛面谈后，表示公司愿以高薪招聘一名该院的学生，预计年薪在40万到50万元，此言论属于事实。被告的文章歪曲了招聘活动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对原告的评价，损害了原告在社会上的声誉，构成了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
基于以上原因，8月10日，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当庭作出了一审判决，西安翻译学院胜诉。
法院判决最主要的证据依据——西译提供的一盘录像带。录像里陈瑞光的原话是：“我受公司董事会之托，为公司物色一位亚太地区市场拓展部经理，我感觉我们的学生素质非常高，所以我会把一位同学的资料传给董事会。我想这份工作应该是会有很丰厚的年薪，大概年薪应该会是在40万至50万。”
被告认为，这个录像经过技术处理，真实性值得怀疑，不能作为证据。陈瑞光的话并不能证明中澳北京菲达乳制品有限公司年薪40万预聘郝媛，最关键的是不管是预聘还是正式聘用都应该以合同为依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有没有约束这个40万或50万的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如果没有有效的合同，任何价码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北青报方面表示：“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很意外，我们感到法律的公正和记者的尊严都受到了挑战。我们要将官司进行到底，以维护记者和新闻监督的合法权益。”
接着，北青报向西安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10月8日，西安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认定，报社作为大众传媒机构，对其刊载文章的内容应该做到客观真实。“被告已构成对原告西安翻译学院的名誉侵权，除公开赔礼道歉之外，给予原告8。4万元经济赔偿……”
民办西安翻译学院告倒了《北京青年报》，这桩轰动全国的“西译大三女生40万年薪”名誉侵权案被《现代教育报》等诸多媒体列入中国教育2002年十件大事。
《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等十多家中央新闻媒体纷纷撰文评论：“西译不为钱不图名，就是要想借这么一个案例，纠正人们对民办教育的认识偏差。”
事后，丁祖诒发表看法说，年薪40万预聘郝媛只是当时双方达成的一个意向，至于一年以后会不会变动很难说。但是如果没有后来的风波，60％的预聘可以实现。可是这么一弄，预聘全黄了。对西译学子来说，损失无疑很大。
而这个神话中的女主角郝媛，毕业后受聘于浙江省政府部门。听说年薪不菲。
2003年3月，由北京83家企业组成的“西译2003年专场招聘会”又在西译召开了，对4400名应届毕业生中剩余的1200名进行招聘。结果，83家企业陆续和200名应届毕业生签定了聘用合同。
前来招聘的美国达美航空公司首席代表毕诺礼先生向记者坦言，此次积极来西译考察招聘，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的，只为了破译一个秘密，即去年世界500强西译大招聘的秘密！西译真的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西译学生真的有那么好的素质吗？
“西译学生真的很棒！”此行让他破天荒地改变了以前只面向中国“正规院校”招聘学生的做法。
看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6月20日是各高校开始招生的日子，这就使得整个事件的发生罩上了复杂的背景。是偶然事件，还是周密策划？是新闻媒体的哗众取宠，还是民校招生大战的策略？
丁祖诒坚持认为：“在这件事上，有些媒体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是对民办大学的根本歧视，也是民办高校相互倾轧的典型个案。”
事后，法律界人士指出，在这场官司中，《北京青年报》记者邓兴军和《人民政协报》记者熊树民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没有到现场，就纷纷出笼了三篇报道。此事给新闻界也留下了思考：作为行使舆论监督权力的新闻记者，不仅需要深入、细致的采访作风，同时也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元化的视角，才能将一个合理的完整的信息结构呈现给公众。
西安的一位民办大学校长坦言：媒体在这件事上做得有点“过”了。我们希望媒体在对待民办学校的报道上应该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客观、真实、理性，过分的“追捧”和“妖魔化”都不利于民办学校的成长。时至今日，许多媒体依然对民办高校的发展抱歧视态度，这是不公平的。
中国民办高校是从披荆斩棘中走过了创业期的艰难之旅，面对快速发展的第二次创业，它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会遭遇新的困境，先天的“营养不良”必然会带来后天的“生长缺陷”。是冷漠、歧视，还是呵护、包容？种种态度的取向背后，正反映了现阶段社会对于民办高教尚停留在非理性的肤浅认识上。即便在教育界，偏见和无知依然根深蒂固。也许，我们不必一味呼唤宽容和扶持，更要紧的是给予新生儿一片免于干预的自由生长空间，和客观理性的目光。
民办大学“战国策”拍卖大学生？
进入2000年后，民办高教界可以说是风云激荡，波澜迭起。“40万年薪”的神话在西译刚刚破灭，“拍卖大学生”的非议就在欧亚围墙外纷起了。不约而同地，这些故事几乎都发生在硝烟弥漫的陕西西安。
市场意味着竞争，竞争意味着变数，变数意味着招数的纷纷出笼。所以时下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你想目睹民办大学的厮杀场面，就到战斗的最前线——西安来吧。这里，除了有秦始皇兵马俑沉默、古老的队阵，同时还有民办大学新鲜、活泼的“变脸”，够养眼的。
2003年3月8日上午，一场特殊的人才“拍卖”会在中国西安2003年复合型人才供需洽谈会西安欧亚学院专场展开。
“28000、……、31000、……、33000”，“33000一次，33000两次，33000三次”，“好，成交。”在一声高过一声的竞价中，终于一槌定音。
与往常人们习见的拍卖会不同的是，本次“拍卖”的是人才，确切地说，是10名优秀毕业生。竞聘底价为年薪2。8万元，上不封顶，每个竞聘企业每次叫价标准为1000元。在会场上方，赫然悬挂着“西安欧亚学院优秀毕业生现场展示竞聘会”的横幅。
在参会企业中，美国爱得劳特国际企业集团、中国联通公司、ＴＣＬ、中国铁通集团公司、香格里拉金花饭店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约占本次参会企业的13。8％。大会重点推介的优秀毕业生有100名，他们专业成绩优秀，掌握了计算机、外语、驾驶等多方面技能，并持有多种职业资格证书。
整个竞聘过程依次分三个阶段展开。只见10名毕业生轮流走上台，面对32家手持竞聘牌的用人单位发表了演讲，对自己的学业、技能、才艺等进行介绍。接着，用人单位在规定的5到7分钟之内向应聘学生提问。最后，在主持人的组织下进行竞聘，现场气氛有序而热烈。
“我是个踏实、糊涂的女孩，所谓糊涂，就是为了工作，我会糊涂得忘了吃饭，糊涂得忘了天黑，糊涂得忘了回家。我的个性是谨慎但不乏魄力，谦虚但不乏果断……”
这段平实但透着机智的自我介绍，是一个落落大方的高个子女孩发出的。她就是计算机信息专业的侯晓宁。
侯晓宁最终以2。9万元的年薪被陕西省境外服务中心相中。我见到她时，是在6月，她已经在该中心工作了3个月，职位是总经理秘书。
争聘中，另有史维华、彭强等七名同学分别以3。3万元、3。1万元、3万元、2。8万元、2。9万元的年薪被陕西天驹商贸、西安安泰酒店等用人单位挖走，另两名学生流拍。
“毕业生自我推销，用人单位举牌竞聘”的方式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尤其是竞价拍卖的形式更是吸引了媒体的“新闻鼻”。
第二天，西安《三秦都市报》以“陕西毕业生洽谈会出奇招 优秀生被高价‘拍卖’”为题对这场竞聘会进行了报道：“西安欧亚学院对学校优秀毕业生进行现场展示‘拍卖’，首开民办高校大学生公开竞价的先例，成为本届洽谈会的一个亮点。”
“拍卖”一词很快触动了方方面面的敏感神经。有媒体对这种“敢吃第一只螃蟹”的举动在客观报道时流露出赞赏：
据欧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耿主任介绍，在今年大学毕业生空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公开竞聘正是一次大胆而有意义的尝试，它一改传统的单向的招聘、应聘方式，而变为双向的、互动的方式，既推介了优秀毕业生，也展现了民办高校的品牌，以点带面地改善了学生的就业状况。
西安一家商贸公司一口气竞得史维华等五名毕业生。这家公司的人事部赵主任高兴地说：“学生们能够勇敢地站到台上推销自己，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如果学校能加强竞聘的宣传力度，可能效果还会更好。” （人民网）
很快，这条新闻迅速被新华网、新浪网等各大网站转载，舆论激起的强烈反响让欧亚措手不及。渐渐地，主流的声音以反对居多，甚至出现了十分激愤的抨击。
有人首先搬出了法律。根据我国《拍卖法》规定：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由此得出结论，“大学生既不是一种物品，又不是一种财产权利，显然不能作为‘拍卖标的’。”
一些专家发出了“危险信号”的警示：“一个职员将劳动力出卖给雇主时，是不是也必须毫无保留地将人格与权利一并出卖？这显然是个有悖于现代社会的荒唐逻辑。”
更多的人则在猜测校方的真正“图谋”：校方真正目的并不是在推销自己的“产品”，而是在炒作自己的品牌，为即将到来的招生大战增添一份“筹码”。
最典型的是网上盛传的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批判文章：
“拍卖”大学生，有辱人格！根据《拍卖法》，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由此可见，拍卖是商品交换的一种形式，所拍的应是物化的商品或财产。如此“拍卖”大学生，难道不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冒犯吗？
“拍卖”大学生，是对大学生选择权的隐性剥夺！大学生在台上“展示自己的才艺、职业技能”，而台下的单位像挑牲口一样横挑鼻子竖挑眼，大学生完全处于被“挑”的地位。在敲定命运的那一时刻，大学生恐怕连“拥有”自己的单位到底是谁都弄不清楚，更遑论主动选择这个单位了。
“拍卖”大学生，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大学生万般无奈之下签下的城下之盟！大学生之所以出此下策，未必不知道被“拍卖”意味着什么，但迫于当前畸形的大学生就业难，尽管也知道就业应该双向选择，却不得不任人“拍卖”。
“拍卖”大学生，给大学生和用人单位双方都埋下了隐患！大学生和用人单位形成的是劳动关系，而不是拍卖关系；应遵循的是《劳动法》，而不是《拍卖法》……
“拍卖”大学生，不利于经济建设！大学生和单位应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事，向真正的双向选择逐步趋近，各取所需，相互匹配，这样才有利于大学生发挥作用，有利于单位发展自己。
“拍卖”大学生，亏有些人想得出！吸引眼球，也要靠正道，只有这样，吸引来的眼球才充满了尊敬、钦佩和购买欲望。但愿“拍卖”大学生，不是吸引眼球的另类作秀！（人民网）
这则为大学生叫屈鸣不平的评论，可谓有理有据，义正词严。但是参加竞聘的大学生似乎不以为然。当我向侯晓宁提及网上的评论时，这位乐观自信的姑娘却说：“我不认为这是拍卖，尽管竞聘时举了牌子叫了价。人才不是商品，是一种无形资产，当然不能拍卖，称为竞聘更合适。今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学校搞这样的活动是以少部分人的竞聘推动大部分人的就业，也给了我们一个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我很赞同学校的做法，我父母也很赞同，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新闻专业的专科生史维华，以3。3万元的年薪在竞聘中拔得头筹。会后，她告诉记者：“这样的结果超过了我的预期。在大大小小的招聘会上，过分强调学历的现象总让我望而却步。而这样的竞聘形式给了我一个充分展示自信和能力的机会，我最终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岗位。”
为之喝彩的还有权威的中央媒体，3月21日《人民日报》将这种“拍卖”之举称为“大学生就业的制度创新”，并指出：人家是在拍卖“能力”而不是“人”，大学生展现的只是能力，而不是肉体，不是色相，不是身体，这与奴隶和尊严相关吗？这里“拍卖”的是有营利预期的无形“能力”而非具可消费性的“实物”。这种人才竞聘是市场经济的正常产物，而“拍卖”是实现人才竞聘相当有效的制度安排方式。与传统的招聘方式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相反，“拍卖”的有效性体现在既能够节约许多成本，竞聘形式又非常契合双方的目标预期。
但是，舆论的强烈反响引起了有关方面的警觉。不久，国家人事部流动开发司向全国发出电话通知，就规范人才招聘活动提出严格要求。通知指出，对各类人才招聘活动要严格审核，对过分强调报价，突出渲染“现场成交”，甚至以“拍卖”形式举办的人才招聘活动，要立即停止。
“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儿后怕，刚开始时很有压力，但我们始终坚持两点，一是没有炒作的意思，二是没想到以这种方式来宣传学校。我们的初衷和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学生解决就业问题，设身处地地为学生和企业牵线搭桥。”副院长袁辉祥很坦然。
欧亚一直致力于推进学生就业的制度化，近年来也取得良好的效果。企业“求贤若渴”，当然可以理解。但如何把不同的毕业生分配到不同的适合他的岗位上去？眼看一年一度的校园招聘会又到了，如何做出新意，让学生和企业都满意呢？操作起来容易，要创新却有难度。
正在大伤脑筋之时，北京的一位朋友到了。此人正是中青世纪总经理吴卫东，新闻记者出身，在宣传策划方面颇有门道。听了胡建波们的难处，吴卫东略一沉吟，道：“干脆搞个人才拍卖就完了嘛。”
拍卖？字眼挺刺激。仔细一想，又不无道理：市场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力资源的竞争。人才的市场化不能回避价格、薪金的问题，优秀毕业生是企业竞相争夺的焦点。再说，人才为什么不能拍卖？这第一只螃蟹总要有人吃呀！
但是，拍卖的字眼毕竟太过张扬。其实，是否叫“拍卖”倒是其次，重要的是给双方提供一个交流、选择的平台。反复商量的结果，把拍卖改成“竞聘”。但在操作过程中，所有的程序是按拍卖来准备的。
“拍卖” 的横幅没有挂出去，但媒体倒把这两个石破天惊的字挂到了标题上，由此引发了轩然大波。不只法学界、商界和新闻界在关注此事，一些拍卖行“灵机一动”，找上门来。身边的就有陕西拍卖行主动和欧亚联系，表示愿意代理“人才业务”；远的就有广州那边，有人创意成立“人才拍卖行”，双方进行合作。
为什么舆论哗然？因为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意味着风险和挑战，也激发人的创造力。面对现实，胡建波们开始研究：到底有没有违法？有没有侵权？他们查资料、研习法律、请教专家。这一番折腾，终于增强了信心：关于这个问题，法律还是真空。
“直到今天，国家法律和政策在很多方面都远远滞后于现实。我们认为，竞聘会的形式是在大学生就业方面给全国的普通高校探索了一条新路，事件本身有研究和探索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颁给欧亚‘创新奖’。”袁辉祥平静而充满信心地说。
“明年的竞聘会打算怎么办？”我问。
“明年我们还要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