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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３ぐ桑 薄 �
他的呼吁激起了与会代表强烈的共鸣。
一位民办教育集团董事长以十年办教育的深切体会大声疾呼：民办学校，不能再以牺牲尊严换发展了！“……办学者的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执法机关会因为一些完全可以进行行政调解的细小事情，随意闯入学校，对办学者或从业者呼来喝去，甚至随意实施执法手段，完全无视民办学校办学者及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而这样的现象在公立学校，则必须经由教育行政机关进行温和的管理。试想这样公平吗？！”
或许真正的公平只是一种社会幻象，但在以公平为诉求的抗争中，这些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民校都有着特殊的成长历程：他们以教育开启乡村儿童的蒙昧世界，以半壁江山的发展规模承担了几乎与公校同样的“普九”义务，但是却没有一张合法的通行证，始终行走在半明半暗的边缘地带；他们坚韧而脆弱，因着坚韧，在没有给国家增加一分钱负担的条件下，自筹资金，以学养学，在困境中艰难地成长；因着脆弱，即使是在法定的范围内老老实实办学，一纸行政指令或者一场政策风波瞬间就令其遭遇灭顶之灾！
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政策不明、法与法的冲突将民校推进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漩涡中，争议由此而起……
在一份新蔡县民办学校致市政府和县政府的书面材料上，有这样两段话：
多年来，新蔡县物价局一直实施对民办学校的物价管理收费，其金额不大。2001年6月以来，费额暴涨，每所民校少者几千元，多者几万元，大大地超越了民校的承受能力。如果逾期交不上所罚款额，他们就起诉至新蔡县人民法院，法院不做任何调查就强制执行。弥驼寺大龙口学校负责人刘长发，余店乡希望小学负责人李克力，余店乡梅庄学校负责人魏宏等，曾先后被新蔡县人民法院抓捕拘禁，交出罚款方才放人。
2002年6月以来，我县余店、陈店、化庄、十里铺等乡镇的民办学校，先后收到县物价局下达的《价格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给予1。5万元至3万元的罚款……并由法院给社会力量办学者传发《新蔡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限三日内交清罚款。否则，就要抓人、封校……
物价部门罚款，依据何在？
新蔡县物价局局长秦培义在接受记者舒华采访时，出具的依据是《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未申领《收费许可证》擅自收费应予罚款。
记者：《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明文规定，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及其教师和学生，依法享有与国家举办的教育机构及其教师和学生平等的法律地位。为什么县物价局不向公办学校收费，惟独向民办学校收费？
秦局长：公办学校是政府投资办学，有办学许可证，我们当然发收费许可证。2000年以前，全县大部分民办学校都有办学许可证，我们也相应颁发了收费许可证。2000年以来，民办学校的办学许可证陆续被教育部门收回，他们成了无证办学。没有办学许可证自然领不来收费许可证，在这种情况下收费就是无证收费，物价部门当然要给予处罚。
但在这番看似无可辩驳的解释后面同样有着令人困惑的事情发生。
十里铺乡九七学校负责人魏金山，于2002年6月14日收到了物价部门下达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要求他在规定期限内交齐2万元罚款。《告知书》上注明的原因为“1998年底办学至今未按规定办理《收费许可证》而擅自收费”，但实际情况是九七学校2000年7月就拿到了新蔡县物价局颁发的收费许可证。
还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十里铺乡培才学校于1996年创办，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名学生，和公办村小规模相当。1999年为了改善办学条件，校长耿洪亮用办学积累盖了一幢两层教学楼。2002年6月17日，县物价检查所来了几个人，在校园里巡视了一遍后，临走时拍拍耿洪亮的大肚子，调侃道：“楼建得不错。你这人肚子怪大，油水多。”结果，第二天培才学校就等来了1。5万元的罚款通知。
2003年6月25日，我们费了些波折才找到新蔡县物价局所在地。原来，物价局现在租借的是二建公司的二层办公楼。采访时我们得知，近年来物价局办公经费十分紧张，14个员工，每月只能发基本工资，局长每月的电话费只有50元，因此通常情况下办公室电话是打不出去的。
我们没有等到主管业务的秦局长，据说在家养病。接待我们的收费股股长再三向我们强调，物价局罚款和员工工资没有关系。工资一直由财政下发，罚款则要开具由财政出示的发票。另外，“民办学校一定要办收费许可证，只有持办学许可证才能申办收费许可证，否则，就得予以处罚。”
新蔡县目前有民办学校150多所，只有两所拿到了办学许可证。换句话说，其余100多所均为“非法办学”。那么，是不是只有两所才符合办学条件呢？
乡村校长的牢狱之灾“地下工作者”
办证，一直是新蔡县民校校长们心上一个永远的疙瘩。没有证，意味着他们永远是个“地下工作者”，注定了他们要把“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略进行到底，也注定了他们毫无抵抗力地任由各种伸长的手粗暴地干预甚至宰割。
在民校校长们的记忆里，2000年是个生死分水岭。在此之前，民办学校的发展环境还较宽松，大部分民校都拿到了办学许可证。但是2000年县政府办公室出台了《关于新蔡县民办学校休课整顿的通知》。这份文件规定，民校必须先停课后办证，还组织校长们参加“驻马店市民办学校校长培训及换证会”。
“名为换证，其实是没收证件！发证遥遥无期。”
“说是先停课后办证，但是停了以后又不给办！”
“每次都写申请报告，交了钱也不给办！”
校长们开始大倒苦水。栎城乡韩港村世红小学在1996年创办时就拿到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和《收费许可证》，之后每年参加年审，但2000年年审时证件却被无故收回，至今没有再发，世红小学由此成为“非法学校”。校长张世红大惑不解：“刚刚办学时还证件齐全，经过几年的发展，学校的硬件建设、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每年还向乡教管站上缴500元代管费，咋就成了非法办学了呢？”
2000年的整顿几乎成为新蔡县民校的灾难。在惊惶不定中，校长们预感到，虽说春天从未降临过，但真正肃杀的寒冬却到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抗争！他们利用民办学校协会（也是非法身份）的组织力量，集中校长们的智慧，开始逐级上访。先是县政府、县教委，无果，后又上市政府、市教委。几个回合下来，“休课整顿”不了了之，各民校陆续复课。这场斗争以教委的妥协而告终。校长们从中也摸索出一条真理：只有斗争才能生存！
那么，新蔡县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到底如何呢？为什么长期被隔离在歧视和偏见的藩篱内？
走进会民小学的校门，只见宽敞的四方院子里迎面两排平房。正是防“非典”时期，学校放假。透过教室的窗子看过去，简陋的课桌椅上蒙着灰，刷白的砖墙上张贴着名人的励志格言。没有开灯，教室里光线略有些暗。这是一个十分寻常的乡村学堂。相比一些公办学校年久失修的危房，这里的房子看上去结实而安全。
校长闫乃慧指着平房旁边的一块空地，说：“这里计划是要盖教学楼的，现在也不敢盖了，谁知道学校能撑多久？能办一天就办一天吧。”
空地上已经长出荒草，在午后的风中轻轻摇曳。
随行的人都没有话，叹息在心里滞留着。
办学四年来，会民小学从最初的几十个学生，发展到300多人，每年的毕业会考成绩都超过村里的公办学校。全乡现有25所学校，其中公办校20所，私校5所。去年参加全县小学毕业班素质教育竞赛的148名学生，民校学生就占了67名，结果前三名全部出自民校。这使得乡教育辅导站（后改为中心学校）站长大为头痛，开会时训话说：“每年升学率高的都是民校，公校老师都上哪去了？！”
“公校老师都上哪去了？以工代干的、接班顶替的、没有教师资格的照样上讲台。前几年工资发不出来，有些老师下海经商，空缺就由一些当兵转业的填进去了，老师们的素质参差不齐，教学质量能搞上去？！”一位公校老师直言不讳。体制的缺陷决定了用人机制上的偏差，老师中间有能力的上不去，没能力的却能想办法上去，这类怪现象在公校早已见怪不怪。
新蔡县公办教育基础薄弱由来已久，高考升学率在驻马店地区一直偏低，或许这正好给了民校一个极大的发展空间。1998年新蔡县民办学校达到近600所，其蓬勃发展的势头令其相邻的正阳县大为刮目。这里有个戏剧性的场面，说的是2000年，正阳县组织教育界人士到新蔡学习民办教育发展经验，这些乘兴而来的取经者怎么也不会想到，当时正值新蔡民校噤若寒蝉地等候“判决”的危机时期。这种“巧合”令双方都十分尴尬。
新蔡县村办学校的分布格局是一村有一所公校，有的是两村共一所公校。民校的兴起打破了原有的平静，现在几乎每个村都有一到两所私校。这样；村里的孩子上学就有了选择，选择就意味着竞争。
我走访了一些民办学校，应该说会民小学的办学条件具有代表性，校舍并非传言中的窝棚，几乎都是新盖的平房，收费也不高于公校。
“如果不是被这样整来整去，民校早就吃掉了公校！可是现在，想发展也发展不起来了！”一位民校校长痛心疾首。
乡村校长的牢狱之灾竞争风波
民校吃掉公校，在新蔡县并不是新鲜事。早在1994年申国清就干成了这事儿！
外表瘦弱的申国清高中毕业后上不起大学，却依恋学校生活和书本世界。在单调苦闷的乡村生活中，他萌生了办学的念头。七八年前，乡里的私校还很少，他谨慎地给学校取名为“闸北小学”。
那时，村里的公校就是个危房。申国清狠抓教学质量，又盖起了平房做教室。不到两年，公校的学生陆续被吸引到他的学校来，最后公校只剩下48人。
“两年后我把学校改名为‘竞争’，因为看到了希望。那会儿干劲挺足，就想干败公校！”这个看上去文弱的乡村秀才话音很轻，却憋着一股子气。
如果不是知情人，很难体会他心里的那股子气。公校有什么？有政府发工资，旱涝保收，有办学许可证，不必东躲西藏，可是16个老师教48个学生！民校有什么？公校有的，民校就先天不足，可是竞争学校5个老师教300多个学生！而且，全乡的素质教育比赛中，竞争学校曾荣获全乡总分第一，多次名列前茅，很快就将村里的公校甩到了后面。
这时，乡党委书记向申国清提出能否承包公校，并且给出了很大的政策空间：16位教师如不合格，可以随时辞退。
申国清思量这事，有几分心动。不想，麻烦很快找上门了。
一天晚上，16位教师上门来闹，指责、威胁甚至差点动手。
“你这不是明摆着踢我们的饭碗吗？！”
“你办你的学校，有什么能耐管我们！”
一看这架势，生性怕惹事的申国清打了退堂鼓，不承包就不承包呗，我继续当我的校长！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发生了。
那所公校校长的弟弟，据说是当地出了名的“不好惹”的角色，第二天手里带着铁扣，找上门来，二话不说就“教训”了申国清一顿。
重重的铁扣砸在脸上，血痕累累。
你不是有能耐吗？不是要承包吗？你行，别人就没活路了；你竞争，别人都喝西北风去？！铁扣一声声地在眼前飞舞，申国清的心在滴血。
他狠了心，决定不再提承包。那时正是腊月二十七，事后公安局干预，有人从中调解，申国清就没再追究下去，但是也没拿到一分钱医药费。
“事情搞大了，对我办学也不利。”申国清面对我不解的目光，低声解释。
我听出了他声音里的不屈和无奈。当合法权益被肆意蹂躏、人格尊严被粗暴践踏时，或许只有两个字能让身为人师的申国清们贲张的血脉平静下来，化做另一种力量：办学。
我不由想起在新蔡采访的日子里，许多民校校长像见到久违的亲人一样，向我倾诉办学中不为人知的痛楚、辛酸。一位老校长说起，由于他的学校影响力越来越大，吸引了公校的生源，被人怀恨在心。结果，竟有人闯入家门，将他年迈的老父亲打倒在地……言至此，他双目几欲喷出怒火。但是在我即将离开时，这位老校长追上已经开动的汽车，扶住车门，不停叮嘱：一定不要写这事，一定！学校我还要办下去……
6年后，村办小学自然消失，真的被“竞争”掉了。
申国清喜欢“竞争”这个名儿。“民校要办好，就得有竞争意识，明摆着要和公校竞争。可是这个校名被禁用，有关部门认为‘竞争’太刺激，不给登记。我琢磨着，学校发展该上台阶了，就改为‘腾飞’。”
不久，就在距离竞争学校不远处的邻村又建起了一所公校，据说市里还投资了，教学设施不错。于是，竞争学校的生源开始流失。
“我觉得现在就要和这所公校竞争，所以就把校名又改回了‘竞争’。有位教育局副局长听说后，认为这名字叫得好。”申国清的危机感很重。
采访时，我恰好路过这所新建的公校，距离申国清的学校不过50米之遥。年轻的校长和我交谈了几句后，话题转到私校上时，他突然道：“我们和他们没有来往。”口气里又是不屑又是敌意。
接着，他向我介绍了私校的“乱”，诸如课程设置单一、用盗版教材、没有合法身份……由此可见双方长期的相互抵触，“势不两立”。
竞争学校的校牌被申国清摘下来，放在他拥挤的校长办公室里，说是放假期间怕人捣乱。200多平方米的院子里，一间间平房整齐排列，空旷处有一片是留下来盖教学楼的，现在这事儿只能悬着。
校长办公室里陈列着历年来所获得的荣誉证书、奖状、锦旗，展示着竞争学校走过的辉煌历程。那时学校拿到了办学许可证，可以参加乡里的各种比赛、考核。不像现在，私下偷偷去复印公校的考试卷，拿回来测试自己学生的水平，有了好成绩只能偷着乐！
为了那张证，申国清没少动过脑子。竞争学校的办学许可证也是2000年被收回的，此后再也没拿到证。申报材料交到乡教管站，后来才知道根本就没往上递！
“我欢迎县里对民校规范整顿，从办学条件到师资力量进行考核。但整一部分也得留一部分，全部整垮就不行！”申国清表明了态度。
他想不明白的事挺多，每年竞争学校都要向乡教管站缴纳代管费500元，每个学生交30元。怎么到头来还是非法身份的“黑户”呢？走投无路时，他去求乡教管站站长，恳求道：只要能把证办了，咋样都成！
站长犹豫了好一会儿，撂给他一句话：“你们都变成私学了，我这个站长咋当呢？”
申国清一听这是大实话，从此就死了心。
乡村校长的牢狱之灾“租借”闹剧
眼下，竞争学校又走到了一个关口：光去年学生就流失了100多人。除了公校的硬件条件改善外，还另有原因。从今年初开始，为了控制生源的流失，上面给公校老师下达了招生指标，采取的是定员定岗政策，小学是125（即一个老师必须招25个学生），中学是118（即一个老师必须招18个学生）。如果完不成任务，老师的岗位就没了，饭碗也保不住。
在这条政策的导向下，新蔡县出现了教育史上最荒唐的一幕幕。
先是“租借”生源。为啥叫“租借”？临时借用也。谁向谁借？公校向民校借也。原来，实行定员定岗制度后，教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