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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类公私混合型学校没有政府一分钱的投资，只是名校品牌的延伸。那么，名校品牌意味着什么？
名校的品牌是经过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形成，是国家政策倾斜、财政投入的产物，可以说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打造的，是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而这份资产的产权毫无疑问应当是属于国有的。
“名校是否具备相应的法律地位和资格举办民办学校？它的出资是否合法？” 广州英豪学校校长朱家健提出的质疑，在纯民办学校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按照国家规定，当公办学校以自己的校名、场地、建筑物、教师编制等与他人合作或者自己办民办学校时，应该上报教育行政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批准或备案；动用学校资产投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显然，这个规定就是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防止学校法人代表“挪用”国有资产而设定的。
但在实践中，鲜有名校是按照规定来操作的。相当多的现象是，“很多名校办的民校是低成本、甚至是无成本经营。其最主要的成本就是土地和房屋投资。部分名校在没有场地、资金、师资的情况下，甚至只持一张‘筹建许可证’；就可以招生，对纯民办学校而言，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竞争。”
“承担义务教育责任的学校，没有独立承担经济风险的能力，它的法人代表亦没有处理学校财产的任何权力，包括教师的编制、校名、土地、房舍等有形或无形资产，除了国家对其特定的用途，学校都无权独立支配。”概而言之，名校只有经营权，而无产权。
因而，一旦民校出现投资或经营的风险，或者出现经济纠纷，名校自己是无法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的。“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资产在注册登记时不再是国有资产，就是国有资产流失。”
让人挠头的还有产权问题。就拿眼下广东名校嫁接名盘的“民校”来说，按照规定，小区配套学校本来属于国有财产。但是，这类“民校”往往成了成分复杂的联合体，其中除了国有资产部分以外，还有开发商的投资，有名校“自筹”的投资，甚至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下属机构“自筹”的投资。产权该如何界定？这在现实操作中成了空置的“灰色地带”。
名校办民校的收益最终流向哪里？名校的说法是“反哺”公立学校，以及改造薄弱校的办学条件。“但现实却是，‘星级’重点校在数以亿计的资金投入下拔地而起的同时，一些薄弱校的老师们仍在眼看着不断萎缩的生源发愁，一些被称为‘三类苗’的学生们仍在破旧的教室中冻得瑟瑟发抖”（见《黑龙江晨报》）。看来，名校自己受惠是真，改造薄弱学校是假。
值得注意的是，名校办民校不仅避开了税收和物价两条线的管理，而且在实际操作中鲜有做到财政收支两条线的。“如果名校办民校的收益真是用在改造薄弱校上，那就应该财政收支两条线。因为股东不是名校，而是国家，你名校无权分配，那你就应该上缴财政，代表国家的部门来另行分配。名校只有经营权，没有分配权。”这个易被混淆的问题却被爱寻根究底的陈忠联刨出了根本。
另一方面，高收费将普通家庭的孩子挡在了名校的门外，实质上有悖义务教育的精神。这种戴“红帽子”的行为，从短期看“复制”了一大批所谓“名校”，满足了一部分人就读“名校”的愿望；从长远看，受益的仅仅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名校”自身，而不是国家，直接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无形流失。
一位教育界人士的话一针见血：公私混合型的民办学校不宜发展，否则将会后患无穷。因为一旦得利，是“私”得利；一旦发生问题，是“公”承担责任。
拷问“名校办民校”是优质教育的扩张，还是缩小？
一些数据不能不让我们忧虑：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非常缺乏，只有2％。广州这么一个发达地区才10％。全国的人均教育经费才300多元，香港人均是700港元。
因为匮乏，所以求之若渴，所以名校办民校点亮了无数家长本来黯淡的眼神。
“在这种情况下，名校办民校正好可以缓解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单靠民办学校来解决行不行呢？民办学校尽管这几年发展比较快，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民校的份额只占5％左右，那么单靠民校的艰苦创业和发展来满足全社会的教育需求是远远不行的。”张铁明认为。
那么名校办民校，在输出品牌的同时也输出了“优质教育”吗？
肯定论者喜欢拿执信的例子作为论据：南海执信投资1亿元建36个初中班，番禺执信投资2亿元，都是以省级规模标准建设的新“名校”，靠政府投入简直不可想象。由此认为，“名校办民校”可解决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盘活了名校优质教育资源，满足百姓对优质学位的强烈需求，使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总量突增。
与此类似，独立学院政策出台也引得一部分人叫好。
“独立学院政策是更好更快低成本扩大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途径。此政策指向，将大大促进现有公有体制下的高等教育资源存量产生增值，并通过全新的机制或制度的配置，去吸引体制外的资源加入举办教育的行列，由此大大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目的的实现。”
“名校办民校”在师资、管理、质量上都有相对稳定保证，校舍、校名国有，办学风险相对低，办学基础牢靠，较之企业家办的高收费民校有教育质量上的保障，客观上促进了民办教育的结构优化。
这些温和的“颂辞”确乎引发了人们的无限神往，因而，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短短几年之内广州番禺迎宾路一带“名校林立”的盛况。顺德碧桂园演绎的“教育救市”神话，让地产商看到了牵手名校的魅力，更让普通人家转忧为喜地看到享受“优质教育”的希望。毕竟，在朝向中国高等教育狭窄的通道上，入读稀缺的“名校”成了惟一的直通车。
但是不久，热情的消费者就开始回归理性。面对一夜之间长出的众多新“名校”，面对价格不菲的高收费，人们开始渴望了解：到底有多少老师是名校“正宗嫡传” 的？到底由谁来管理学校？这些漂亮的建筑后面是否真的“克隆”了“名校基因” ？
追问的结果难免令人沮丧，怀疑的结论却不断在被验证。人们不断被告知、被提醒：别以为入读了“名校办民校”，就进了“名校”的“保险箱”。名校因何得名？自然是高升学率。高升学率来自于名师和优秀生源，而两者受益于长期的地缘优势和稳定的政府扶持，且经过漫长的文化积累和实践检验，方能成就名校的“金字招牌”。
对于刚刚拔地而起的新生学校来说，距离真正的“名校”还远着呢。按照规定，每一所新建的学校都必须接受教育系统关于评级时间的规定：如评上市一级学校至少需要九年。师资力量、生源质量和办学机制等软硬件须达到相应的水平，才能出产真正的“名校”。
张铁明对于“优质教育”则有另一种诠释。
“这是质量关的问题。你要求人家华师附中办出来也是华师附中，也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优质资源不能等同于校本部。优质资源是指相对于目前的生源水平，我要提得比他高一些。相信名校办民校以后也有失败的，就像民校一样也有失败的一样，但这是过程中的必然，它另外有一个质量标准，不可能按原来的标准来办。它不过是输入了名校的理念、管理方式和教学方式，加上灵活的机制，来比较快地低成本地提高质量水平。只要名校办的民校比纯民校办得有特色，质量高些，又比较稳定，那就是好的。”
偏偏就有纯民校不以为然。在一次会议上，陈忠联表现出一贯的“不服输”的劲儿，坚持要将所谓的“教学质量”弄个明白。
“我们的加工能力比较强。公立学校的初三毕业生只有80％考上普通高中，而我们有90％；公立的只有87％考上大学，而我们100％都可以上线。怎么样？我680分进来的，你730分进来的，我年年超过你。所以我们民办学校并不会和这些名校办民校在教育质量上竞争，可以说他们比不了。就拿高考来说，我们100％超过华师附中，200多分的现在我们一定要让他考上大学。教育质量是真料！我们遇到一个问题，董事长不睡觉，开会研究。我25个人一个班，不是我有多高，是因为教师有精力。再过十年这些学校还是搞不过我们！”
即便名校能够快速“克隆”出许多新“名校”、小“名校”，那么这些短期扩张出来的“优质教育资源”又给整个教育市场带来怎样的格局呢？
在名校办民校的冲击下，公办学校出现了“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据说一些重点中学的老师每逢暑期就可以享受潇洒的“新马泰游”，校长快周游了半个地球。可是，就在同一座城市里，普通学校里连最基本的教学设施都缺东少西。在这种怪圈中，师资的流动使薄弱校越来越陷入失衡的发展，生源受到了极大挑战。
2002年，哈市太古小学一年级只招来12名新生，连一个班都组不成，而按户口划分，其学区内适龄新生有100多人；南新小学2002年报名的新生仅有7名，这7名学生把这所有着40年历史的学校永远地画上了休止符。
一位教育界人士忧心忡忡地说，一些薄弱校的“黄掉”只是教育资源争夺战的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更多普通公办校的削弱。在我国当前教育资源极为稀缺的条件下，“名校”和它们衍生出的“民办公助”校不断扩张，“中等”水平的学校也逐渐真正地走向“薄弱”，最后造成：要么上“天堂”，否则就下“地狱”。
摘自《以名校的名义——关于哈尔滨民办公助学校的不完全调查 》（记者董景峰、刘梦新）
面对现实，那种以为通过名校办民校促使“薄弱校优质化”的天真想法，无疑让人哑然失笑。义务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基础平台，是法律规定每位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受教育权利。义务教育人为被分割成“三六九等”，历来为舆论所诟病；而在名校办民校潮流的推动下，学校发展的“两极化”必将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在根本上有悖义务教育精神。
试想，当一座城市新老“名校”占据了半壁江山，普通校日益沦落成“薄弱校”时，高额的学费将基础教育演变成了“精英教育”，与此同时，大量的无力享受“优质教育”的孩子在失望灰心中放弃了受教育机会。那么，从长远看，这是国家的幸，还是不幸？是优质教育的扩张，还是缩小？
拷问“名校办民校”是公平理想的实现，还是幻灭？
公平的话题在教育界的任何一个场合都无疑会激起沸腾的声浪。
“我们和这些名校办的所谓民校，不是教育质量上的竞争，而是投入成本的不公平！”这是那次会上陈忠联反复大声争辩的一句话。“不公平”，是所有纯民校情绪化的激烈争论的焦点所在。
“首先你不能拿纳税人的钱来办学校。财政钱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必须公平，我们今天讨论的最大问题是不公平！国有资产就是纳税人的钱。政府给的，就是纳税人的钱。假如在国外，你的地是1000万元，投资是2000万元，必须收有1/3的免费生。而我们国家纳税人的钱投资到民办学校，就造成了不平等。”
有人说，英豪是名校办民校的始作俑者。陈忠联坦承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最大的不同在于，比如执信办民校，政府给它一块地不要钱，我们就要拿钱去买，这就造成了成本投入的不公平。“现在有人老是拿教育质量作为民办学校的危机感，公办学校的教育质量绝对比不了我们！惟一竞争的就是它拿国有的资产低成本投入。”
几乎所有的民校校长认为，这种不公平竞争首先体现在办学成本的巨大差距上。办学有两方面的成本：一是投资建校的费用，主要是土地和建筑物的投资；二是日常运营费用。公校办民校，最大优势是可以无偿占有公共教育资源，大大降低投资建校的成本，从而获取价格上的极大优势。名校品牌并不构成对民校的真正威胁，真正受到挑战的是，公办学校在民办教育领域中的低成本甚至“无本”竞争优势。
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举了该校的一个例子。外事学院办了11年，被政府正式授予普通高等教育序列已经四年了，现在有3万个学生，1800亩的土地，实际上毕业了12届，但政府只认可两届，并且学院提出升本科还不被批准。据最新消息，教育部说要三届才能批准。按照政策，任何社会组织没有资格在第一天投入的时候，就办一个本科院校。
“但是，独立学院一夜之间就可以办本科，而且提供的条件远不如我们，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政策对待。”
反对者还提出，在市场准入的制度下，是不能靠政府行为和财政资金支持的。公立学校拿着国家的投入和过去几十年公家积累的资源和民办学校来竞争，首先在起点上就造成了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直接导致的是纯民办学校的生存艰难。
“独立学院进来以后，惹谁了？我说他惹的是民办教育，背后惹的是资金的进入，就是人家钱不来了，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政府要引他们进来，还要让他们放心，你必须有这样的政策，才能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作为政府官员的朱永新对这项政策的出台有着十分理性的认识。
“如果北京大学要办二级学院，那还得了？它要办的话，优势太明显了。普通大学很难真正引入民间的资金。政府应该是公平的，但这种竞争实际上已经变成母体学校的竞争，而不是二级学院的竞争。独立学院政策不利于现有国立大学之间的公平竞争。”
名校办民校，是否会阻碍社会资本流入教育领域内呢？在业界也有不同看法。
“从纯民办的情况来看，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从总体的资本进入来看，可能不会减少。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跟名牌学校结合呀。为什么他不能跟名校结合呢？”张铁明提出。
但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优质的重点学校毕竟是少数，即便结合，又能结合出多少所呢？这个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吧。
“数量肯定有限，但这里有个前提。”张铁明略一沉呤：“名校办民校浪潮对纯民校肯定有冲击，首先，他们必须更加讲究成本和效益，甚至可能降低利润，降低利润对所有要进入民办学校的孩子是好事。其次，他们必须更加提高质量和特色，这是他们必须的生存之道。”
他认为，名校办民校并不会对所有的民办学校带来冲击，真正受到冲击的是那些起点、水平都较低的民校。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竞争到了实质的阶段。
然而，只要比照现实，这种说法未免乐观。朱永新曾提到一个例子：苏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民办学校校长陆一鹏，原南师附中校长、硕导，是中国难得的好校长。这么好的学校，又有很好的理念，在苏州办得却很艰难，为什么？因为名校办民校，品牌好，收费有竞争优势。因而，纯民校就很难发展。
国有品牌到底是否是纳税人的钱？名校办民校，对民办学校的冲击仅仅会造成利润的减少，还是会造成纯民办的灭顶之灾？这些疑问在教育界有着不同版本的解答。但有必要给这场争论树立一个出发点：考量一项教育政策的可行性，是看它能否真正促进中国教育资源的增量，能否真正实现国民受教育机会的平等，能否真正有利于全民素质的提高。
中国教育面临五个不足：投入不足、学校不足、优质教育资源不足、高层次的教育不足和高质量的师资不足。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公立的优质资源根本不能满足这样一种要求，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做教育多元化的选择。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面临这样的困境：不少地区民办“民校”日益减少，高收费的公办“民校”的数量和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前者，其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