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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迎上去：“傅医生，你辛苦了。你的气色还很好呀！”
傅连暲过去出门坐轿子，现在已学会骑马。对他来说，从坐轿到骑马也是一场革命。他说：“托福，托福，贱体健康如常。”
毛泽东把梨子放在傅连暲的药箱里：“你的健康就是大家的福气，你可不能病倒。”说罢伸出胳膊，让傅连暲给打针。
傅连暲把梨塞到贺子珍挎包里，然后点亮酒精灯，在毛泽东的手臂上先消毒，然后注射，又轻又快。
这时，那个顶顶有名的“罗明路线”的“发明者”罗明来看望毛泽东，远远就喊：“毛主席，你好！”
毛泽东一见故人，大喜：“罗明同志呀！你这个‘罗明路线’呀！ 名气大得很哪！你人没到江西，把江西搞了个天翻地覆，邓、毛、谢、古，还有个肖劲光，你真是法力无边呀！”
罗明咧大嘴说着：“见笑了，见笑了！名气倒不小，可不是我在战场上打出来的，惭愧，惭愧。”
毛泽东举手示意：“小声一点。”又说：“我正同洛甫、王稼祥同志说事，你在这里等一下。你也好久没见到子珍了，你们先谈谈。”
罗明说：“对，长汀一别，日子不少了。原想找傅医生看看病，拿点药。想不到却还是一举三得。”
第六卷 漫漫征程遵义会议（6）
毛泽东点点头，走出廊上，拐到隔壁屋子里去了。
傅连暲先给罗明看病，先看看表，然后按着罗明的脉搏。
贺子珍笑着说：“有一阵子，润之一听‘罗明路线’头就发麻。”
罗明做了个鬼脸：“把罗明二字改为毛泽东三字，就对了。区区罗明，何足道哉！”
这时，从隔壁屋传来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的声音。
长征途中的张闻天。毛泽东的嗓门很高，情绪异常激动：“湘江之战，我们损失了3万多人马。出发时86000人至今只剩3万多人了。再按原计划到湘西同贺龙、肖克会合，我们就会全军覆没。蒋介石已调了40万人马布好了“口袋”，等我们去钻。我们万万不能钻进去。只有向敌人兵力比较虚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得主动，现在正在三岔路口，要当机立断。再说，部队连续行军打仗，已经两个多月了，应该休整了。牛耕了一天田，还要吃吃草、喝喝水嘛！只有打到贵州，才能找到休整的机会。”
接着是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声音，也很激动：“现在大概已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不能再犹豫了。”
贺子珍听了，脸上闪着喜悦的光彩。她已经从张闻天、王稼祥二人耐心同毛泽东商讨红军大事的事态中，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已经不再孤立了，虽然他仍然处于劣势。她不禁暗暗地喃喃自语：这两年，他太孤立了。但她只是对罗明、傅连障笑笑：“见到你们，我太高兴了！”
傅医生给贺子珍检查了身体，母亲虽然瘦弱，肚子里的孩子却很正常。临了，匆匆忙忙走了，有好多病人等着他。
罗明留下，同贺子珍谈天，在被审查的日子里，想起在古井同毛泽东、贺子珍的会见、长谈，他心里始终是温暖的。
他对贺子珍说：“我忘了谁说过这样的话：生活本身就是法官，战场就是法庭，它将公正地审判谁有罪、谁无罪。”
贺子珍又想起湘江上密密麻麻的灰色，说：“代价太大了！”她说起江西邓、毛、古、谢，受了毛泽东的牵连，只有邓、谢二人随主力出发，泽覃、古柏都留下了。
罗明笑道，他同他们都不熟，这回在路上，无意中见到邓小平、谢惟俊，长谈过两次，喜滋滋地说：“真是一见如故啊！真是相见恨晚啊！”
贺子珍看他那种快活如痴的样子，笑盈盈地：“恭喜你找到两个知心朋友呵！”
三天以后，队伍来到三岔路，一条通湘西，一条通贵州。红军拐了个弯，走上通贵州的山路，向黎平方向疾进。
贺子珍行军到此，细细一看，忙问休养连连长、年轻的小伙子侯政：“侯政同志，我们往哪里走？”
侯政说：“往贵州。”
贺子珍一听，脸上挂满笑意，她已听说要往贵州走，但有人不同意，争论十分激烈。看来，毛泽东的主张不但得到承认，而且得到贯彻。她心情舒展地随大队拐了个弯，走上通往贵州的山路。
山路弯弯，经过轻装的红军战士在山路上行进。贺子珍抬头去，眉头展开了。贵州有这样的谚语：“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今天，太阳从白云缝隙中洒下缕缕阳光，让人感到是这样的难得。
果然天无三日晴，不久，细雨纷飞，路又崎岖难走，但部队行军速度已经快多了，贺子珍又有了过去反“围剿”时的感觉。
这天，贺子珍所在的休养连跟在毛泽东、王稼祥的担架后边。毛泽东已不坐担架，拄着拐杖走，也不肯骑马，走在王稼祥的担架旁，边走边谈，在他前面走的是张闻天。
毛泽东站在路边，向董老、徐老、谢老一一问好，叮嘱再三。
贺子珍随着毛泽东走进一个山村。只见前面战士们聚在路边久久不散。同志们见毛泽东来了，让开一条路。原来是一位60多岁、白发满头的老阿婆和她的小孙子倒在路边，几乎全身裸着，浑身发抖，气息奄奄。小孙子脸瘦得只剩一对大眼睛，望着陌生的红军。
毛泽东问身边的战士：“老阿婆病了？”
一个精瘦的战士：“她的儿子给白军抓去当兵了，她同儿媳妇分头出来讨吃的。今天太冷，肚子里空空的，就跌倒在这里了。”
毛泽东激动地走回他的担架旁，取下那件贺怡送的棉大衣，披在老婆婆身上。
贺子珍看着，也觉得无法劝阻，虽然她清楚毛泽东有病，也需要它。
老人身上一热，睁开了眼睛，抬头一看，刚起身就扑通跪在地上磕头，念道：“红军，红军。”
毛泽东的泪水在眼眶里转悠着，他和战士把老人扶起，叫小吴给她一袋干粮，不忍再看，大步走开，神情激动地对身边的人说：“不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毛泽东就算枉自来到世上，就算白活了。”
说罢，热泪夺眶而出。他重重地把手一挥，大步流星跟着大队往前走。
贺子珍跟在后边，也为之动容。她从自己马背的褡裢里取出一条毛毯，交给小吴，叮嘱道：“晚上给主席盖上，不要让他着凉。”
部队来到了陡壁高耸的乌江，下崖十里，在激浪拍岸的澎湃声中渡过湍急的乌江，又爬上十里高的崖壁，向遵义挺进。
1935年1月上旬，红军攻占贵州的遵义城。
红军打开遵义城后，军委安排毛泽东在旧城的一栋洋房里住下，贺子珍同他住在一起。
第六卷 漫漫征程遵义会议（7）
这是一栋两层的小洋楼，离开会的地点不远。他们夫妻住在楼上，警卫员住在楼下。遵义会议是在红军进入遵义后几天才开的。
来到遵义后的几天，毛泽东更加忙碌，抓紧时间做领导的工作。在那些天，他整天不在家，也很少睡觉，一改过去晚睡晚起的习惯，早早就起床走了，有时中午都不回来吃饭，晚上回来得很晚，也不敢马上睡觉，还要趴在桌子上写一阵。
遵义是贵州省一个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市面很热闹。由于红军保护商人的利益，街上的店家都开门营业。
有一天，贺子珍上街，见到有很新鲜的鱼卖。她知道，毛泽东爱吃鱼，就用自己的津贴，买了一点鱼。回来后，她加上辣椒，烧好了，等着毛泽东一起吃。
贺子珍从傍晚等到天黑，又从天黑等到深夜，都不见毛泽东的影子。她疲劳得睁不开眼，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毛泽东回来了。
贺子珍有些埋怨地说：“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 吃饭了没有？ 肚子不饿啦？”
“还没吃饭，顾不上呀！”毛泽东这样回答。
“这么晚了，还忙什么？”
“找人谈话嘛。明天就要开会了，得抓紧时间做工作！”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也还没有吃饭，便歉意地笑了笑，说：“子珍，让你等苦了，来，我们一块吃吧，把你饿坏了吧！”
这样，他们的晚饭成了“夜宵”。
在这个关键时刻，忙碌的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的屋子也是彻夜亮着灯光。周恩来的住所离贺子珍他们的住所很近，贺子珍从窗口都可以望到周恩来房里的灯光。第二天，她听到周恩来的警卫员说，周副主席为了准备这次会议，熬了个通宵，累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遵义会议旧址。遵义会议召开的那几天，贺子珍感觉到了，会上、会下都很紧张的气氛。会上紧张，肯定是两种意见斗争得很激烈。会下紧张，是没有出席会议的人，包括贺子珍在内，急切地盼望知道会议的结果，真是把眼都望穿了。
会议休息的时候，毛泽东回家吃饭。贺子珍想打听消息，又不敢乱问，只是试探地问：
“会开得如何？”
“现在同意我的人多了起来。”
“会上都讨论了些什么？”
“军事问题，李德、博古军事路线的错误。”
贺子珍觉得放心了。她有一种预感：情况已经好转，转折快要出现了。
果然，一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会议还没有散，贺子珍同几个同志正在一间屋子里抄写标语，一个女同志快步走了进来，兴高采烈地说：
“毛主席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了！”
在座的同志都欢呼雀跃起来，贺子珍也开心地笑了。
这个女同志对贺子珍说：
“中央让我们马上发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一、二、三、四、五军团，译电的同志忙不过来，你帮助译电好吗？”
贺子珍很愉快地答应了。
当时军委负责发电报的有四个人。贺子珍是在江西中央根据地学会的翻译电报，能亲手把这个喜讯传到全军，是光荣的事情啊！
这天，毛泽东回到家里，一见贺子珍，就欢喜地说：“错误的军事路线终于结束了，我也有了发言权。”
“是呀，现在好了，我们党有希望了。”贺子珍高兴地回答说。
会议的精神迅速在全军中传达了。毛泽东还亲自到一些军团作传达。全军士气大振，他们欢呼：红军得救了！我们的党得救了！
第六卷 漫漫征程一路艰辛（1）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分娩后把孩子送掉了，点点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机动灵活的军事战略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说过：“国民党的士兵有两条腿，我们的战士也有两条腿，可是他们的两条腿，走不过我们的两条腿。”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大幅度地迂回于云
、贵、川三省的广阔天地之间，终于跳出了数10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
1935年2月20日前后，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攻克娄山关，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击溃敌军两个师又8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毛泽东吟就《忆秦娥·娄山关》以抒胸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娄山关和诗词手迹。一天下午，休养连的队伍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准备翻过一座山峰。怀着孕上路的贺子珍肚子阵阵作痛，她预感到要分娩了。
休养连的连长侯政立即让一些同志停下来，在路边找到一间屋子，把贺子珍扶了进去。连里的医生和护士都留下来为她接生。
休养连的队伍继续前进，后续的部队一支一支地从他们的屋前经过，最后，殿后的部队也走过去了。他们留下了话：敌人正在后面追赶过来，你们必须在下午4时前翻过这座山，否则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
连里的领导紧张地守候在“产房”外面，一面为贺子珍能否顺利分娩担心，一面计算着时间，考虑如何应付眼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所谓“产房”，只不过是一间用单层砖砌成的破旧房子，里面空无一物，没有床，没有锅，也没有灶，连门都没有，只剩一个破门框。
贺子珍只能躺在担架上分娩。同志们张罗着想烧点热水，可是没有柴禾，水井也不知在哪里。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从容地去寻找。
贺子珍生下了这个女孩后，担架员便把她从房里抬出来上路了。贺子珍的担架上、衣裤上，还残留着揩抹不掉的斑斑血迹。
前面的路程茫茫，行军途中，连大人都很困难，要把一个婴儿养活几乎是不可能的。处置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这是不需要作任何讨论的。
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贺子珍用虚弱的手，从身上掏出仅有的四个银元，交给钱希均，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
担架员抬着贺子珍走了没多远，钱希均抱着婴儿又追上来，对贺子珍说：
“你赶快给小孩子起个名字，或者留个什么东西，日后也好相认。”
贺子珍摇了摇头，刚毅地说：
“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15年后，当贺子珍把惟一留下的女儿送到她爸爸身边，她自己孑然一身度过那漫长的岁月时，她牵肠挂肚地地念起被自己扔下的这个女儿来。她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这时，她才后悔当时没有留下个什么东西，以便日后寻访。
后来，她哀伤地说：“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都没有看清楚她长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后来，毛泽东知道我分娩后，把孩子送掉了。点点头，赞同地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长征路上，筹粮困难，分娩后的贺子珍，经常吃不饱肚子，当然更谈不上产后营养了。由于条件恶劣，产后的贺子珍得不到护养，结果闹下了病根。
有一次，队伍开进云南一个地方，缴获了一批云南火腿，每人都分到了一份。连里照顾她产后虚弱，给她分了个双份。贺子珍不肯接受这个特殊的照顾，她只留下一份，把另一份退回连部。她恳切地说：
“我没有什么困难，把这些东西拿去给真正有困难的同志吧。”
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把自己那份送来，放在贺子珍的手里，对她说：“你做得对，共产党员应该先人后己。”
贺子珍收下毛泽东送来的那份火腿，并没有一个人吃，而是同连里的同志一起分享了。
贺子珍分娩后不久，另一个女同志也分娩了。但是队伍越往北走，条件越是艰苦。粮食买不到，有时每人每天只分到一点点炒米或炒面。
这个刚生过孩子的女同志，连吃个半饱都做不到。贺子珍便把自己的一份口粮倒出一大半，送给那位女同志，自己找点野菜充饥。那位女同志不忍吃她的口粮，说：
“你拿回去自己吃吧，我不要，你也刚生过孩子。”
贺子珍硬是把口粮倒到那个女同志的碗里：“你一定要吃掉。现在的条件就是这样，没办法，大家一起克服吧！”
休养连指导员董必武见了这个情景，劝那位女同志说：“她让你吃就吃吧，子珍就是这么个人，只要她有一点吃的，都会毫不犹豫地送给别人；只要她有衣服穿，也会毫不犹豫地脱下来，送给同志。你不接受，她还不高兴呢！”
第六卷 漫漫征程一路艰辛（2）
那个女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当然，在艰苦的长征路上，贺子珍最关心的还是毛泽东。她知道，毛泽东现在身上的担子很重，身系几万红军战士的安危。因此，她总是尽自己的可能，让他吃得饱些，吃得好些。
红军打了土豪，有时给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