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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读论语-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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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而攻之可也。’”他要回到周礼的秩序中。在那个秩序里,最高理想是周公的以天下为天下,而不是以天下为国家,不是用一个垄断权力统摄整个社会。孟子后来讲:“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章句下》)意思是,靠着“法术”可以劫持一个有限的政治体,但没有普世的价值作为感召,得不了天下,也无法创造一个永恒的政治秩序。以天下为天下,虽然也代表着统一的理想,但这一理念是要“存亡继绝”,让所有小国、亡国都能自立地维持,使超强的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无法强制于人。也只有在这样一个分权自治的礼法中,人性才能够成长,才可以塑造一个君子的世界。

    在这里,君子的道德和操守,就成了维持政治秩序的基础。君子的特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被统治、不愿意变成别人的工具,那么就不要试图统治别人,不要试图把别人当自己的工具来使。“礼”就是要抑制那种要统治别人、把别人工具化的欲念。如果大家都敬守对他人的义务,那么谁也不会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工具。于是大家就都能够尊重他人,每个人的尊严和人性也都能够受到维护。“周礼”的精神,正体现了这样一个人文传统。所以,在孔子那里,那些超越“礼”而征服兼并的诸侯,颇像古雅典人眼中的僭主。孔子的理想,还是遵循“周礼”、与世无争的那种小国秩序。他的“人不知而不愠”,就是说不要试图通过被人所知而被人所用,不要充当在“国家建设”中不断扩张的强权的工具。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一下,在春秋战国时代强权的竞争中,以“法术”为核心精神、以集权的官僚体系为架构的政治秩序正在迅速生成。这种强大的国家机器,如同一台绞肉机一样,把社会的道德信赖和个人的自主性全都绞烂,使之都变成权力的材料。孔子的使命,就是面对这一正在生成的新秩序,捍卫周公时代的封建秩序,并阐述其背后的价值体系和道德准则。应该说,孔子的学说是对后来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官僚政治的最早批判。

    在这样的时代,恐怕也有个“知识革命”吧。人们不断面对新事物,凭本能在自然状态下生活或仅仅遵从习俗而行为已经不合时宜了。“学”则包括理解新的东西。孔子面对这样的变局,和老子非常不同。一般习见总认为孔子保守。但在那个时代,肯“学”的人,而且“学”了后还要“习”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新派人物,是孜孜以求者。他们即使是出于传统的巫祝集团,也属于能把巫祝之术中的文字技术创造性地转化为“治道”的开拓者。按最保守的观念,你看别人怎么过自己就怎么过,不用多动心计。老子就喜欢“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社会。但孔子领着学生在那里刻意用功不说,甚至还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看他在家乡外还认识那么多人,怎么像个因循守旧的“老实人”呢?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孔子对当时的社会变动,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确实要复古。只是复古也有能动和被动之别。孔子显然属于能动型的。他意识到,“礼”所代表的传统秩序的其内在价值,经过数代传承,人们仅仅习惯性地遵守,并不问其背后的意义(这大概是“习而不学”吧)。如今,社会发生激变,习俗开始解体。传统秩序要能生存下来,就必须有人能把在习俗中存在的、未经反省的价值理想挖掘出来。这些价值无法“生而知之”,需要不断地“学”和“习”。孔子是“入大庙,每问事”的人,非常好奇。他周游列国并不仅仅是传道,也是学习。而像他这样的人,也形成了跨国的集体认同,于是有了远方的“朋”。“朋”字两“月”并立,有平等和同侪之意。生活在江户时代的伊藤仁斋,正逢当时的文人集团开始打破地域和阶层之限制、通过儒学而获得集体的认同,所以他特别能体会孔子通过“学”而获得同道的快乐。他的《论语古义》在“有朋自远方来”一句下评论:“其学足以被乎远,则君子善与人同之志得遂,而足见我德之不孤,何乐如之!”

《学而时习之》 第一部分 “孔子句法”:“内在超越”的矛盾(1)

    从当时的历史发展看,孔子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他的失败,已经命中注定。到了春秋末年,中央集权的官僚权力架构虽然还在萌芽期,但已经有势不可当之势。不过,孔子的失败除了这些外界的制约外,更有他学说本身的内在理由。孔子学说的最大弱点,在于他试图把他的终极价值体系建立在现实政治秩序之内。这种秩序就是周公之治。孔学没有能像基督教那样,在世俗的秩序之外建立一套神圣的体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的教义却征服了欧洲。这里的一大原因,是《圣经》上讲到的两把宝剑:俗权(secular)之剑和神权(sacerdotal)之剑。两者是完全分立的。孔子中则没有类似的区别。他的价值要镶嵌在世俗政治秩序之中。这种秩序一垮,他的学说也就失败了。许多人会说,虽然孔子的学说在当时没有被采纳,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失败,因为他的思想统治了后来的王朝,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其实,这也恰恰是他思想的最大失败:他的学说,被用来为他最要反对的东西服务。

    讨论至此,就不能不涉及余英时先生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中所提出的“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的问题。余先生认为,西方文化通过上帝的观念,在现世之外创造了终极的价值源泉,是“外在超越”。中国文化则是在现世之中(特别是人性本身)寻找价值的源泉,是“内在超越”。两者相较,西方的“外在超越”虽然在民主政治、法律、科学等方面有辉煌的业绩,但在近代以来“由圣入凡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过程中,外在的价值源泉受到威胁,陷入文化危机。而中国的“内在超越”,则是以人为本,在后现代的世界反而有现代意义。

    余先生这一对中西文化的归纳,颇有化繁为简之功,至今还是我们讨论问题的框架。可惜,大概是因为文章题目太大之故,他对具体问题的论述多有粗糙疏漏之处,尚有待补充修正。我讲的孔子遭遇自己学说的“价值极限”,其实就是指出孔子无法进行“内在超越”。或者说天下根本没有“内在超越”这回事。他在“人不知而不愠”中所表现的“孔子句法”,是一个明证。下面我不妨就从这句话讲起。

    首先的问题是:孔子是用“人不知而不愠”来教育自己的门生,还是夫子自道?如果是在教育门生,如果是因为他看到有些学生有太大的出名欲望,热衷于追逐权力,那么《学而》这一段教训,就体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人性独立和自足的理想。但如果是夫子自道,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些自称“人不知而不愠”的人,和被别人评价为“人不知而不愠”的人,实在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恐怕确实没有任何名利意识,不觉得被人知或不知还是个问题,也不会想这个问题;只有别人才能观察到他们的行为很特别,才有此评价。前者则是自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一主动行为本身,就说明他对被别人知或不知还是很在乎的,甚至有点酸葡萄的味道。你真若那么不在乎,为什么自己要谈?

    因为这一段语言过于简洁,我们不知道这是夫子自道还是在教育学生,两种可能都有。我认为,此话既是教育门生,又是自说自道,内中隐含则一丝悲辛。孔子大概看到一些被他所不齿的人不仅为人所知,而且为人所用。他嘴上对此不以为然,心里对自己的不被人知和不被人用还是有愤激之情的,并在语言上有所反应。他这种想超越世俗但终于又不即不离的状态,我们通读《论语》就不难了解。这种“孔子句法”,在《述而》中表现得特别集中。比如,“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本来是描写他听音乐如何忘情,忘了肉味三个月之久。我们读来,还是觉得肉对他而言实在太好吃了:说不知肉味,其实就是忘不了肉味。你们必须知道什么是肉味,才能辨别出什么时候自以为不知道肉味。言说本身就表示肉味是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接下来他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若真是这样怡然自得,怎么富贵之事还想个没完呢。他说不在乎,但言说本身就是在乎。应该说,“人不知而不愠”这段,表达的不甘之情绪还是很隐蔽的。但在另外的场合,孔子就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比如在《述而》中又有一段讲道:

《学而时习之》 第一部分 “孔子句法”:“内在超越”的矛盾(2)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叶公向孔子的学生打问孔子,子路没有答复,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也许子路觉得孔子是叶公所无法了解的,没有必要浪费口舌;也许子路觉得自己无力描述老师的伟大,不敢乱说。不管是什么原因,不轻易宣扬自己的老师,至少还是符合孔子的“人不知而不愠”的教训的。但孔子却急了,质问子路:“你为什么不对他说我是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呢?”

    自己一定要说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在自我评价上已经过于当仁不让。说自己“不知老之将至”,则未免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他说出这话本身,就透露出他强烈地意识到“老之将至”,但又不敢面对这样无情的现实,自称不知道。这岂不是自欺欺人?可以说,孔子在这里已经有些失态了。

    读这些,我并不觉得孔子可笑,而是感受他所不能承受的悲哀。《述而》那章格外压抑,其中有另外两条: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周公对孔子的意义,如同基督对追随他的圣徒一样。梦不见周公,就类似于基督不再对信徒显灵,使孔子陷入极度绝望,觉得自己衰弱很久了。在这样的心境下,他哭一天而不歌,也就不奇怪了。他怎么可能“不知老之将至”呢?《论语》的编者把这三段都放到《述而》中,怕是并非没有用心。

    自己明明想被人知,却说“人不知而不愠”;自己明明对“老之将至”感到极度悲哀和绝望,却迫不及待地要对人家表示自己“不知老之将至”。这就是我所说的在《论语》中不断出现的一种自我抵赖的“孔子句法”。这种“句法”,体现了孔子的“价值极限”:他想超越而不得,最后被碰撞回现实中,陷于绝望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这一绝境,说明了所谓“内在超越”的路向走不通。其实,“内在超越”这个词,字义本身就有着不可调解的矛盾。“超越”的意思是要上升到目前所处的存在维度或状态之外。“内在”则意味着居于这种维度或状态之中。“内在”就是说不够“超越”。

    自以为能走通“内在超越”的路向的人,难免要承受孔子这种不能承受的悲哀。试想:孔子把自己的价值系统寄托在捍卫周公的秩序上。而捍卫这个秩序,也只能在此世进行。他必须寻求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走的最远的,大概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要远走高飞了。类似的话,他以不同的方式反复表达过。但是,他所信奉的“仁”的价值,不透过政治渠道如何有实现的可能?他真若远走高飞,他的“道”就死了。所以他还是在现实中苦苦挣扎。但是,真正进入现实政治,又怎么能不妥协?这也决定了他一方面拒绝为人之器,一方面在看到别人为权力所知所用时,自己又有莫名的失落。这是一句“人不知而不愠”所掩饰不住的。而“外在超越”则是在现实之外重新建立价值体系,不依托于此世,甚至彻底否定现世。所以基督肉体虽死,其道却不死。基督当然也更不会谈自己老不老的问题。相比之下,孔子的局限非常明显。

    从另一个方面说,西方的“外在超越”中,也并非全无“内在超越”的面向。只是西方的传统中,“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常常并行不背。西方自近代“由圣入凡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之后,社会道德和价值系统依然十分坚强,所谓“危机”显然被夸大其词了。其中一个明显的证据是:近代“外在”的神权丧失后,民主政体所确立的秩序是人类历史上最稳定的。这没有一套靠得住的价值系统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外在超越”并非西方唯一的价值源泉。

    俗话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需要内省,需要从自身挖掘人性的资源。这是儒家的“内在超越”所做的。但是,人的生命,毕竟是宇宙中的一瞬。比如,你活在今天也许有滋有味。但百年之后的人,甚至对你曾经存在过这一事实也不会有任何意识。而这百年的时段到了几千年后,也从大部分人的记忆中消失。那么,人生这一瞬还有什么意义?对这个问题,不能仅仅站在这一瞬之内来回答。儒家对这样的终极问题最多只能以非终极的方式来解答。比如建立功业,万古留名等等。可惜,能留下“藏之名山,传诸后世”之业的毕竟只是人类中的特例,这并不能解答一个文明的问题。

《学而时习之》 第一部分 “孔子句法”:“内在超越”的矛盾(3)

    所以,即使你在自省的时刻,也必须把自己放在生命的时间背景之中,也就是在“外在超越”的框架中进行“内在观照”。《论语》中记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显然,孔子意识到了他生活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时限内,可惜却在这个问题面前止步了。他的理由也许是“未知生,焉知死”。但是,难道生的意义仅仅能从生本身来了解吗?难道死不属于我们生命的根本问题吗?在这里,他缺乏康德那种逆向式的思想进路:我们的存在意识只有在这种存在被剥夺的前景下才会真正地觉醒。当我们意识到死的时候,我们才会理解生。当我们知道自由可以被剥夺时,在真正意识到自由的存在。

    相比之下,《庄子》中倒是充满“外在超越”的潜力。《逍遥游》中讲“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讲斥鴳笑鲲鹏,并称“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这等于说那些仅专心于在此世立业者,即使圣如周公,也不过是蓬间的小麻雀(斥鴳)而已,不了解自身存在之外的境界之大。但是,这种以朝生暮死的朝菌、春生夏死的蟪蛄来比量人生,以“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看蓬间之雀的目光来检视人间的貌似超越性思维,表达的还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价值,和“外在超越”的绝对性并不一致,也难以上升到价值之源的高度。

    第一,鲲鹏看燕雀,是一种相对的观照,并不是超越。从鲲鹏能见燕雀之小。但是,鲲鹏之上一定有一只更大的动物,在其眼里鲲鹏又如燕雀一般地小。这样一级一级推衍上去,大者在更大者面前永远是小,一切是相对的,最终的结论是超越之不可能。在这种相对主义中,庄子(以及老子)的哲学落实到一种“态度”,而不是“信仰”上。这种“态度”是放弃,是洒脱,即所谓“绝圣弃智”、与自然万物为一体。在他那里,人生有限,自然万物则没有边际、没有始终。人活着就是要顺应。当认识到超越是不可能时,就应该放弃超越的努力。与此相反,“信仰”上的“外在超越”则是追求、是固执、是心灵的承担。因为上帝创造了世界,所谓“自然万物”不过是造物,有始有终。这样,人通过信仰,把自然万物也超越了。

    第二,当老庄哲学落实到“绝圣弃智”上后,一切就变成了不可言说的了。《老子》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至理是不可言说的。《庄子·田子方》记仲尼(当然是被“庄子化”了的孔子)见楚人温伯雪子而不语,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意思是说,只要视线触到这样的人,就感受到道的存在,也不用言语了。这种“得意忘言,得鱼忘筌”的境界,当然不可能产生制约现世政治秩序的复杂理念。而基督教的“外在超越”,则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和理性衔接,使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学术和神学汇流。经院化哲学中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言说,即所谓“辩论”disputation。参与者要把《圣经》乃至其他神学经典中的矛盾一一并行列出,相互攻击批驳,在此基础上寻求恒一的信条。到十二、十三世纪,这一方法已经主导了神学的训练,与《罗马法》的训练大有相同之处。甚至神学和《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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