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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破产，军队腐化、无纪律，——这些就是1648年前法国军队的特征，更确切地说是1661年路易十四掌权之前，军队的状况。到1680年，法国军队已拥有三十万名精兵，居全欧之冠。数年后，更达到了辉煌的顶端，能抵挡欧洲所有大国的联军达四分之一世纪。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基本上，这项成绩要归功于两位出色的、不知疲倦的官员：米歇尔·勒·泰利埃（Michel le Tellier）在17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打好基础，接着由他的儿子卢瓦（Louvois）侯爵在路易十四领导下毕其全功。他们的成绩并非完美，在他们的事业进展过程，不断遭到人们的攻击，他们的错误从未彻底纠正过，其中不少错误在他们死后仍一再重复，甚至变本加厉。尽管如此，1700年，皇室的控制仍能有效保持；军队不仅不是独立不羁、毫无效率的散乱单位，而是一个训练有素、紧密结合的团体，有一个单一的集中的管理机构能把数十万军人投入战场并保持整齐划一达数年之久。
当然，他们的成功必须把法国财富增长这个因素考虑在内，科尔贝尔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农业和工业都获得了进步，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都增长了；并建立起财政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有效的征税制度与许可证税制度。但是，金钱本身并不能提高军事效率。除非军事管理部门得到改进，否则，钱再多也只能大部分白白落进各旅将领及军需供应商之手。勒·泰利埃与卢瓦让各旅将领做实际的代理人，即由他们去培训军队、付给工资，并承担全部财政风险。勒·泰利埃父子进行监督，确保这些军队有充实的编制；同时把供应武器装备与行动指挥的责任掌握在自己手中。国王为各将领指定副将负责作战指挥，还任命一些普通官吏去指挥下属一些较大的分队。军方中不服从指挥的，将被褫夺皇家津贴，少数贵族出身的指挥官想用辞职来逃避不光彩的被解职，结果以“欺君罪”被关进巴斯蒂堡垒。官员在领到皇家津贴之前，须在皇家卫队里担任滑膛枪手。有一个模范旅，为所有步兵的军事操练与纪律训练作出示范。该旅的将领即被任命为军队总监，在法国与英国的词汇中，有一个词：“军纪严格先生”，就是由此产生的。
最重要的创新是建立了一个管理军队的文官机构。这是一个重大成就，要考虑到在那个时期，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官方机构来管理任何方面的事务。国王通常用现金来收买官吏，或者同一些个人或团体签合同去完成某项任务，无论是征税、征兵，或是采购军需、制造武器，或如我们在上—章看到的，组织私掠船去打击国王的敌人。新建的机构即是“总管”，最初是黎希留时代开始的，当时作为一个常设的监督部门，负责随军监督，检查征兵及食物供应、弹药供应，监督金钱的使用，回来向陆军部长报告。勒·泰利埃把它的职权扩大为全面管理机构，后来传给他的儿子使用。该机构的官员们负责谈判签约与监督执行，包括食品、武器、装备（包括制服）。的确，政府要为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提供军服，是非有这么一个机构不可的。他们把法国分为几个区，各自的经济潜力都是同幅员广度成比例的，这样就可以解决军队的给养、弹药，各区并有永久性的弹药库与大炮库。官员每两月一次分头去巡视各自的管区，调查该区的兵力、军粮与工资。打仗时，他们配合军队组织后勤供应，仓库内的物资用完了就向当地政权索龋当地居民对这些官员是不欢迎的，但总比让兵士自己动手抢掠要好些。完全可以理解，军中各层都嫌恶这些“总管”，高级军官感觉受到了侮辱，低级军官不满他们查账。但抱怨是无用的，因为站在“总管”后面的是精力旺盛、毫不通融的卢瓦，在卢瓦背后支持他不理会军官们辱骂的，是国王。
我们务必不要过高估计“总管”的成就。对法国军队效率的判断，离不开当时时代的标准，而不能用我们的标准。
塞巴斯蒂安·勒·普赖斯特·德·沃邦（S。 P．de Vauban）的伟大成就，在于他在法国边境线上布置了一个完整的碉堡系统，这项成就同卢瓦在建设军队方面的成就同样重大。沃邦在本世纪末写到法国军队状况时曾说：“住的地方像猪圈，身体半裸着，快要饿死了。”他为君主的江山焦虑不安，仅仅是一个有威势人的个人意志，或一群有威势人的意志，无法克服19世纪庞大官僚机器运转到极限仍不能解决的困难。
贪污腐败到处泛滥，供应系统紊乱不堪，苦难最深的是家中有派宿士兵的不幸的农民与市镇居民。再者，欧洲社会现已更有秩序了，更加繁荣了，农业、商业、手工业及其他职业领域都呈现出无数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因此，征兵的困难大大增加，愿意当兵的只有被社会淘汰的分子、犯罪分子、容易受骗的人、半傻子，这些人只有用严厉的纪律才能控制住，一有机会便兽性大发，耍起蛮来。我们不可被洛可可时代Rococo Age；洛可可式指欧洲18世纪建筑、艺术等方面的一种风格，其特点是纤巧、浮华、烦琐。。军队的表面华丽所蒙骗；那都是些令人难受的、卑劣的摆设，而战争毕竟是一桩野蛮的、可怕的事情。
不过，尽管有它的不完善处，法国军队仍然是欧洲前所未有的最卓越的国家工具。上述军事制度被西欧其他各国仿效（结合本国特点），英国也不例外。其他方面亦如此，诸如法国建筑、法国艺术、法国时装、法国宫廷礼仪、法国烹饪，无不受到仿效。一些日耳曼小诸侯，他们的军队往往就是他们最有销路的财产，也处处摹仿法国，一丝一毫都不走样。更没有人比得上经济贫瘠穷困而政治上如日中天的勃兰登堡（Brandenburg）选帝侯，学习法国非常认真、非常成功；由于他对德国皇帝的忠诚，于18世纪初被授予普鲁士国王的称号。
现在我们回顾这段往事，仍能感到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德国在一个世纪的胜利与悲剧之后，为什么这么弱小的霍亨佐伦王室（Hohenzollerns）竟能经历—个不短的时期爬上世界大国的地位？法国国王在17世纪初也许看起来也是很弱的，但至少疆土是结实的、肥沃的。而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领土，历经乱七八糟的继承关系，把一些零星土地缀并到一起，互不连结又无防御地散布在从维斯杜拉河到莱茵河的日耳曼平原上，其自然资源无法同邻国萨克森与巴伐利亚相比，更不用说在商业潜力上无法同联合行省与汉萨同盟诸自由城市相比。霍亨佐伦王室在战略上，同欧洲的两个风暴中心——莱茵兰与波罗的海——连接起来，如果一方是和平的，战争几乎肯定要威胁另一方。不久，他们又兼并若干最不听话的城镇以及欧洲几家最不顺从的贵族。现在很难追踪这些等级可疑的代表如何为军队与地方防务提供金钱的，更不必说无法弄清选帝侯也许不得不在他的领土远端平息过多少争端。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也许可以有把握地预言，霍亨佐伦王室是无法取胜的，连自己的附庸也对付不了，更不用说旁的国家了。
回溯弗雷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大选帝候为克服这些困难所采取的办法，他似乎是经过了长时间卓越、审慎的策划的。而实际上，却都是（通常如此）即兴之作，急需什么就做什么。1653年，一次波罗的海战争的结果，涉及到选帝候国土的北部与东部领土，他拿这个问题作题目，向议会中各等级的成员各征了一笔小款子，凑起来建立一支几千名精兵的军队；作为回报，他再次确认这些议会成员现有的各种特权：贵族在他们的领土内享有充分的管辖权；保证世俗的与教会的管理机构都同样享有购置财产等方面的优先权；重申市民代表有司法豁免权并受行会的保护。
但议会各等级必须同意王室派往各地估税、征税的官员的任命，也就是对设立军队“总管”的支持。这样，他们用献纳来巩固了自己的传统权力——这对他们保持独立是真正的保证。这件事，他们会为之后悔的。
当然，地方同意征税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战争的需要。
第二年．选帝侯就采取了又一个行动，1654年，帝国议会——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组织（日耳曼的诸侯们看待这个组织就像是今天的主权国家看待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督促“帝国每一州的居民、臣民与市民，应当顺从地援助各自的王侯、领主与长官，住进并保卫各要塞以及其他必要的处所。”此一镇痛剂式的劝告，乃弗雷德里克·威廉采取的自我授权行动，以便强制他的臣民慷慨解囊，包括“为了国家当前与未来的安全、和平与安宁，所要求他们献出的一切。”HansDelbruck；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Vol。IV；P280。
这一含糊不清的法律条令，同他新建立的官僚机构以及一支小规模军队结合起来，给了他所需的全部机制去建立一支更大的军队。当1665年中央属地勃兰登堡与西方属地克利夫认为与己无关因此拒绝参加波罗的海战争时，威廉就利用这支军队凭武力在这两处征税，并从此把这一作法沿袭下来。八年后，当联合行省同法国之间逐渐敌对时，普鲁士议会也想拒绝加入选帝侯保卫莱茵兰领土的战争，最后结果也只得被迫就范。他们被迫就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贵族（居民的天然领袖）是受豁免的，因此只好由农民与资产阶级来分担贡献。由于这些方法，弗雷德里克·威廉的军队1678年达到四万五千人，在他及其继承人的统治期间，始终维持这个水平，不算特大的编制，但已足够达到他的目的——把勃兰登堡一普鲁士建成一个国际性强国，唯一的、最终的批准权即在于军事力量。
同时，这支武力也足够抓牢一个只有两百万人口、自然资源贫乏的社会。皇家官僚机构负责征集贡物以支持这支军队，他们还发现可以介入更多的事务。在市镇，钱是从商品来的，于是他们便控制住所有的工业与商业活动。在乡村，他们同样控制住收获、租佃与征税。就像法国的“总管”，这些普鲁士官吏建立起一张官僚网，使君主政权增加了几份控制经济活动及自然资源的权力，从而逐渐削减地方的权力与独立性，形成以柏林为中心的有效的中央政府。事实上，一个国家——普鲁士国应运而生了，普鲁士军队的国王心满意足了。
幸亏这些坚实的基础，大选帝侯的孙子——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1713——1740）才有可能建立起多达八万人的军队，占欧洲第四位。建军过程极其小心地不让本国的脆弱经济受到影响。城镇自由民、勤勤恳恳的纳税人，都未牵连在内。步兵尽可能从外国人和农民中召募；播种与收获期间，农民可以回农村；付给他们的工资很少，作为补充，鼓励他们在营房里做生意。因为这种军队太宝贵了，所以极少把他们投入恶战。军官几乎毫无例外地选自贵族阶级，他们实际上是被征召来为皇家服务的——贵族家庭必须至少送一个儿子去预备军官团，由此组成军官队伍的主流。作为回报，皇家重申贵族的特权。所以说，普鲁士贵族是必定要为皇室服务的，经过两三代．那些同坚持要独立的邻居—波兰人打过仗的贵族，便成为霍亨佐伦王室的驯从的支柱，长期沿袭下来，其中著名的家族有：冯·阿尔文斯勒本（vonAlvenslebens），冯·特赖考（von Tresckows），冯·法尔肯斯泰因（von Falkenstein），冯·曼陀菲尔（von Manteuffels），冯·克莱斯特（von Kleists），直到二百年后这个王朝倒坍。
普鲁士军官团也许是欧洲最封闭的社会群体，这是霍亨佐伦王室有意养成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所处的环境自成一个圈圈；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特别信仰荣誉与忠诚这些贵族习俗，战场上表现十分英勇，平时对皇家的命令十分顺从。法国的贵族很容易获得官职。波旁王室同其他欧洲王室一样，用提供在朝廷、在军队、在教会任职的办法来阉割贵族的政治独立性。贵族们也认为拥有贵族门第不如当上一个旅的将领，钱囊可以饱饱地。有钱的城镇自由民可以买到一项职务，增加自己的机动性，并过上一种贫穷的外省贵族（相当于普鲁士的“容克”——即贵族地主）也过不上的优裕生活。18世纪的法国军队上层充满了富有的平民子弟与上流社会的皇亲国戚，这些渴望高升的年轻贵族子弟因父母既少财富又无名气，因此提拔无望。结果，许多人逐渐同朝廷疏远，热切盼望斯巴达的故事重演，当时贵族的实力已经达到莱茵河彼岸，他们甚至盼望更加激动人心的战争模式，这种战争在1776年后，在大西洋彼岸发生了。
尽管如此，法国富裕的军官团，或普鲁士贫穷、自大、忠于王室的容克地主，或任何欧洲较小国家中的中间阶级，他们的共同特点仍超过他们的不同之处。旧日雇佣军中天然存在着同志般的友谊，一个经历丰富的年长者走在前面，几名年轻的贵族子弟跟在后面，扛着长枪或滑膛枪，还带着几个普通士兵……这样的景象已被一种等级森严的结构所代替。这种结构把“任命的官吏”与“其他等级”严格分开。
“任命的官吏”直接向国王负责，这些人不管是否出身贵族，都过着贵族生活。“其他等级”系由杂乱的人们凑到一起，他们或是被强制来服役，或从欧洲各地雇来，靠补助金为生；这些人受非任命的官吏组成的监督阶层进行管理与训练，依靠鞭子的丰富语言把他们训练到像个机器般的人那样，上战场时能连成笔直的一长列向前移动，甚至更重要的，能使他们在敌人已向他们射击时仍能数小时地站在阵地上纹丝不动。
战斗是如此残酷，职业士兵难以补充，这是18世纪的将军们像两个世纪以前他们的雇佣军先驱者同样感到头痛的问题。萨克斯（Saxe）将军在其著作《战争幻想》 （1732年）中，作过很好的叙述：“我不喜欢对阵战，特别是在战争的开头，我相信，一个有才能的将领在他的一生中，完全可以不参加被迫加入的战争。”腓特烈大帝在他1747年《对将军们的训令》中也有同样的感触：“战争最大的秘密，一位有才能的将军的最出色的杰作，在于使他的敌人饿死。饥饿比英勇作战更能耗尽人的活力，不必冒战斗的风险就能获取成功。但是，鉴于战争极少是由于补给兵站被占领就结束的，决定胜负只能靠大战役，因此，有必要运用所有这些手段去达到目的。”他还写道：“战争的决胜只能靠战斗，否则无法结束战争。为此，军队必须战斗，但应掌握适度，充分占有优势……只要切断敌人的供应，并选准了有利地形，就会获得机会。”两篇文章均翻译并登载于 T。 R。 Philips所编 The Roots of Stategy： A Collection of MilitaryClassics； London； 1943。 P。161；173；213。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18世纪军事战略的本质、问题与目的。将军们首先要解决好：问题是如何在敌方国土上移动一支七万人的军队，并须不断供应食物、饲料与弹药，——许多将军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前线森林中已渐寒冷，而供应跟不上的话，任何战斗都无法开始。鉴于马匹与骡子的饲料供应是个大问题，在春末之前是无法开动军队的。前进的速度受限制，不仅因为负载过重的军队在崎呕不平的路上开拔困难，还因为沿线须设立若干弹药库，弹药从后方基地达到沿线的弹药库，再从沿线弹药库运到前线，颇费时间。只是从这个时候起，军事词汇中才出现了：基地，侧翼，交通联络线，内线，外线等等。
队伍需要走几天才能抵达敌人要塞，这时，司令官须作出决定，是绕开它，还是围攻它？一场围攻战也许要占去整个夏季；但是，把敌人要塞留在后面，对交通联络无疑是一个经常的威胁，那是不容考虑的，除非司令官能分出兵力去扼制敌人。分出一些兵力，便使主力削弱，可能受制于敌人。只有胆大的司令官，经过仔细计算所涉及的风险，部队曾受过急行军的训练，才有希望在几个月内趁秋天把道路搞得泥泞不堪之前，完成他的使命。如果能成功地攻下一两个敌塞，为来年的战斗赢得一个有利形势，就算是相当幸运的了。这类小胜积累起来，把敌人的财力耗尽，迫使他们考虑与其把宝押在一场战役上，还不如求和较为有利，否则数年来的经营有可能毁于一旦，尤其是考虑到发动战争的政治目的，如此血腥的作法是完全不值得的。
这样，18世纪后期的欧洲军队最关心的问题便是：攻城术，筑堡垒，行军，供应，所有这些题目，在大量文学作品中都有过描写。军队，——用克劳塞威茨（Clausewitz）的话来说——就像是“国中之国，其中暴力因素逐渐消失。”
那个时期，大部分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