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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彼得两眼圆睁。
“没有。”詹妮生气了。
“你干什么了？！”彼得大吼起来，他彻底地醒了。
“你没有资格这样问我！做一个绅士好不好？！”詹妮也吼起来。
“我凭什么没有资格问你？你是我的女朋友！”
“对。是女朋友，但不是你的未婚妻，也不是你老婆，我们之间没有许诺！”
“什么是许诺？行动就是许诺！我没有找别的女孩儿！”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找？！”詹妮咄咄逼人。
“可我知道你在找！”彼得干脆挑明。
“这又怎样？管你什么事？我不是你未婚妻！话说回来了，未婚妻又怎么样？老婆又怎么样？不就一张纸吗？！”
对，你是不是我的未婚妻，可是，别浪荡好不好？！彼得想说，但没有说。
谁都知道我不是浪荡女人，而你却不是一个高雅的绅士！詹妮想说，但也没有说。不过，彼得猜到詹妮会这么想。其实，他们之间的隔阂也就在此。詹妮不是不知道彼得爱她，但她总是觉得，彼得爱，却不坦诚，而且还少了一股“劲儿”。彼得呢？他爱詹妮，他也想对詹妮坦诚，但他不敢，他不敢把自己完全坦白给詹妮，他怕他一旦说了，她会看不起他。说与不说，结果都是一样。这是彼得的悲哀。两人的关系发展到今天，他知道不能全怪詹妮，但他是男人，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他能没反应吗？！
这件事发生之后，詹妮越看彼得，就越觉得他俗气，渐渐地，她对彼得失去了兴趣。两人处成这样，朋友关系实际上已荡然无存。彼得被深深地伤害了，无论爱情，还是尊严，他迷惘了。
“我有什么不好？”彼得问，问完又觉得是句废话。
“你没有什么不好，我要去法国学画。”詹妮说，是实话，也不是实话。准备去法国学画，是事实，她要离开彼得，也是事实。彼得已不能让她产生灵感，她要从另一个男人身上得到。詹妮不愿伤害彼得，所以不想挑明，也没有必要挑明。爱情燃烧起来时是那么自私，爱情死亡时也是那么自私。
听詹妮这样说，彼得的心里才好受了些，但那男人的影子，却总是缠绕着他，甩不掉，剪不断，黑黑的一大团。
都说找情人，距离都不会太远，方圆20英里，甚至5英里。彼得和詹妮的指数更高，距离不出五栋楼！可是，没有人统计，近距离的情人分手，会淌过怎样痛苦的激流，激流淌过时，又会怎样寒冷刺骨。
彼得找过詹妮一次，詹妮不想见他。他疯狂起来，真想杀了她，发疯似的研究侦探案子，但他下不了手。第二次，他再去找她，一个彪形大汉从对面的房门里出来，警告彼得：“我是爱德华家族的保镖，请你不要再来打扰詹妮小姐。”
彼得的爱情，得了关节炎，无医可治。
第一次爱情的破碎使彼得青少年的梦破碎了。他年轻时梦想富有，美丽的詹妮教训了他，这个世界光光有钱还不够，还要有地位，几代都上名册的地位。这是富有与高贵的根本区别。彼得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有钱，但一辈子也不可能有高贵的社会地位，就像他是弃儿一样，无法改变。
《爱之罪》第六章8
詹妮不见了。
在法国？在意大利？在新西兰？还是南太平洋的某上小岛上？彼得失眠了，脑子里不断闪过詹妮提及过的地方，美丽而遥远的境界，他永远也不能触及的境界。
后来，彼得听说，詹妮又恋爱了，和一个艺术家，像毕加索。名气像毕加索？还是长得像毕加索？彼得搞不清，但他觉得，毕加索很丑，鼻子大得让五官失去了比例，头也秃得过分，像月光照在石头上一样亮。
彼得也不见了。
他离开了波士顿，从此一去不回头。他恨这个城市，更怕这个城市。他甚至也恨和怕起了纽约，因为詹妮生长在那里。
彼得和詹妮再也没有见过面，就算进了天堂，也是两颗永远碰不见的星星。
冬天的童话结束了。
《爱之罪》第七章
《爱之罪》第七章1
小时候，我很喜欢物理，一心想当居里夫人，但想归想，最终的职业还是连物理的边儿都没沾上。倒不是我笨，也不是我不想好好学，而是我上学的那个时候，科学实验室的门大都关着。不过，我还是爱上了一个物理学家。那是我的初恋。那一年，我17岁，他大我15岁。
我的脑子里总有个问题：原子核带正电，电子围绕着原子核高速运转，时而撞击它，时而远离它，牛顿定律不是说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吗？怎么电子会时而离开原子核呢？姨妈搞物理研究工作，介绍我去问符明，一个物理学家。符明说，这个理论讲起来比较复杂，大学物理才涉及到。他用专业的术语给我解释，我只是瞪大了眼睛看着他，说不上懂，也说不上不懂。他看我没有反应的样子，又换了一种通俗易懂的解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侵犯了这个空间，自我就会不舒服，自尊就会受到伤害。”
“人也有空间？”我问。
他点头。
“比方说……我的日记不让别人看？”
他又点头。
“那斗私批修时，为什么人人都把心底的秘密说出来？”
“哦？你多大？你也斗私批修过？”他问。
“没有，那时我小，我只是听说。但一听说，我就想到了我的日记。我可不想让别人看我的日记。你知道吗？后来，我就改为写两本日记，一本给别人看，随便摆在什么地方，一本则属秘密，天天藏在枕头套里。所以，我总是抢着洗自己的枕头套。”我回答。
符明听后，大笑起来，笑得没了声音，只有眼泪。
“人要有自尊，才会尊重别人。朋友对朋友，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家庭之间。”
家庭之间？我不明白，眉头皱了皱。
“你结婚后，也要尊重你丈夫呀。”他开了个玩笑。
我看看符明，脸一下子红了。符明很英俊，脸上有两道酒沟，深深的，很阳刚。结婚？跟谁？眼前的男人就很不错，就跟他吧！
初恋真是梦，玫瑰色的梦！
那时，符明早已结婚，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儿子，小的是女儿。还在北大做学生时，符明就被打成了右派，六人住一个宿舍，三年中同室的五个同学没跟他说过一句话。他就像个哑巴，只和自己说话的哑巴。
那时候，很多人都成了这种哑巴。因为大家都有罪，符明和大家的距离才缩短了。就好像一个好看的人和一个不好看的人随着岁月流逝和年龄增长，当两鬓生出白发，当皱纹爬上脸颊，当牙齿开始脱落，好看与不好看之间的差距渐渐缩小一样。这样，他才有了结婚的机会，才和一个学美术的大学生结了婚。几年后，符明妻子被下放到外省，派去画毛主席像。画毛主席像？那是多么荣幸的事啊，当时，这种荣幸可以和被毛主席接见差不多！符明的全家异常高兴，幸福无比，这可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受人尊敬的待遇啊！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个月后，噩耗传来，符明妻子被打成了反革命。原来，她画毛主席像期间，正巧儿子发高烧，搞得她一天到晚牵挂，画像时走神，竟把主席下巴上的那颗痦子点错了位置。不过，最终她没有进大狱，一年后却生了个女儿。符明心里清楚，那段时间，他们夫妻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外地，加上那种心情，根本没有性生活，哪儿能生出孩子？！但这就是条件，专案组领导的条件：不和我睡觉？那你就去坐大狱！这是怎样的耻辱！然而，面对可以想见的牢狱生活，符明的妻子妥协了，屈从了。她没有告诉符明，符明也保持沉默。从此，世界上又多出两个哑巴，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女儿。
这就是哑巴的痛苦，有苦不能诉。尽管他们并非真的不能说话，但他们只能说：“你吃了吗？”“你吃了吗”是句废话，那时候大多数人都吃不饱，但你只能说废话，哑巴只能说废话！
我爱上符明时，他已经不是哑巴了，大家也都不是哑巴了，而那彻骨的耻辱却永远地贴上了封条。
符明不敢爱我。他比我大十几岁，有家庭，但他遍体鳞伤、心是碎的。也正因如此，我更爱他了。
他教女儿拉小提琴。琴声或悠扬，或委婉，把痛苦的心灵沟通了。我告诉他，女孩子真美。他笑了。不知为什么，我们在一起时，会有说不完的话。他对我讲他的遭遇，我就给他讲我的故事。
“我有一个小秘密，你想不想听？”我问。符明很夸张地看着我，那样子好像在说，哦？小姑娘，你还有小秘密？！
我为什么就不能有秘密？符明的样子，让我不服气，我于是就自顾自地讲起来。
有一次，我回母亲的老家，见到表妹月儿。月儿说我很美，因为我长在大城市。她拉我和她一起照镜子，镜子只有砖头那么大，我俩脸贴着脸凑到镜子前，镜子里就出现了两个半张脸，我的那边白些，月儿的那边黑些，月儿就羡慕不已，我就臭美得要命。
月儿有个相好的，是同村一个上高中的小伙子，叫大进，长得很壮，总写一些小诗，偷偷塞给她。月儿就拿着小诗悄悄地读给我听：
月儿上来了，山崖亮；
风儿停住了，稻芒喷香香。
月儿每天捧着那张纸睡觉，捧得纸都毛了，字都模糊了。
月儿拉我去湖边，我就默念那首诗。我觉得那是我读过的最美的一首诗。月儿告诉我，她和大进到这里来过两次。月儿指指湖中的水。我的眼睛睁得和嘴一样大，“这里？”我问，我以为月儿搞错了。月儿却红着脸点点头，手又指了指，竟说：“我不骗你，真的，你跳下去试试，什么也不要穿，往里跳，我们就是这样。”月儿的话，把我惊呆在那里。
月儿倒很沉稳，径自脱了小褂、小裤和小兜兜，扑通一声就跳了下去。月光下，她美极了，长长的头发漂浮在湖面上，肩膀、腰肢，还有圆圆的臀部，在碧绿的湖水里时隐时现，泛着幽幽的白光，宛若一条悠然自得的鱼儿，又似掉进了湖里的月牙。我终于禁不住诱惑，也扑通一声跳下去，但我穿着衣服。我比月儿胖，姥姥总说，一个城里的姑娘腿怎么会这么粗！看月儿那么自在地嬉戏，我真想也脱了衣服试试，但我没好意思。湖水真清，月儿真明，湖面上传过月儿表妹咯咯的笑声，我终于下了决心，浮在湖里把沉沉的衣服扒下来，一件件扔到了岸上。一下子，仿佛我也变成了月儿……
在我讲述的时候，符明专注起来，直到听我讲完了，他才长舒一口气，“他们结婚了吗？月儿和那个小伙子。”
“嗯，快了。听我姥姥说，两家正在准备，月儿要到18岁才行。姥姥什么也不知道，她总是对亲戚说，眉儿胆子大，可别和她学。我算什么？月儿胆子才真的大呢。月儿的幸福是她有个秘密。”
月儿说我比她美，我说有爱情才美。我告诉符明这段故事，实际上带着深深的遗憾，我和符明的爱情没有结果。
后来，符明拿到了洪堡奖学金，去了德国，做了一个大概是德国最老的一个物理学博士生。他和他的德国同学站在一起，简直就像来自两个时代。岁月的痕迹，深刻在他的脸上，眼角的微笑里仍闪着难以抹去的辛酸。
符明学成回国时，我已结了婚。
《爱之罪》第七章2
我第一次见到我的丈夫安小鲁，是在杭州，大学第二年的夏季旅行中。我住在一个大学同学家里，他也旅行住在那儿。他是北京人，却跑到广州读书。他说他填志愿时，画了两个半径，一个画到武汉，另外一个画到距离又远一半儿的广州。最后，他选择了吃，他觉得到了广州，他可以天上地下什么都吃。
我到杭州之前，同学就告诉我：“有个北京男生，暑假也要在我们家住。你知道吗？他可不是普通的北京人，《我们》杂志知道吧？他可做过主编！”
北京人我见多了，这可吓不倒我。我心想，不就是个杂志吗？那杂志我读过，总喊些青年人的声音，编委多是些有名气的年轻作家、诗人。安小鲁？我怎么没听说过？！
天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主编大人？！第一眼看到安小鲁，我吓了一跳，怎么也无法把他和作家、诗人联系一起，即不潇洒也不深沉，20岁刚出头，穿得皱皱巴巴。整个一个六必居酱黄瓜！
安小鲁也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一个学历史的，还是个女生，一定乏味！第一眼，他就把我定位了。
“你怎么没有带眼镜？”他问。
“我凭什么带眼镜？”我白他一眼。
“看那么多‘之乎者也’的书，不废眼睛？！”他哼了一声，嘲讽地说。
“我学世界史！”我鼓起了腮帮子。
“噢，可外国语也有‘之乎者也’呀。”安小鲁看看我，扑地一下笑了，简直就是挑衅！
“你倒是没带眼镜，可你的眼睛也不清爽！”我气愤极了，转身不再理他。
年轻就是这样，绝对的印象主义。其实，安小鲁也并非真的那么糟。如果他梳个分头，穿件藏蓝色中山装上衣或浅灰色的确良衬衫，再配上条绿军裤，外加一双白塑料底黑边黑灯心绒懒汉鞋，那他一定潇洒。如果他鼻梁上再架上一副度数不太深、但能让人感觉到他眼睛光芒的眼镜，一张嘴再别那么讨人嫌，他一定会既潇洒又深沉！
事实是，安小鲁很简单，知道我是学历史的，想都不多想！
或许正因为我们总是这么尖刻、顽皮，谁都不在意谁，我们才都表现着真我，让对方感受着真我。
白天游玩儿回来，晚上饭后，年轻人坐在一起无聊，又免不了一场舌战。
“看我们的杂志？”他问。
“看。”我答。
“怎么样？”他又问。
“还不错。问这干嘛？”我反问。
“说话。”他瞟我一眼。
“除了你，那些编委好像都是些作家和诗人。你们能说什么？”
“一看你就是学历史的。老古董一个，你几岁？”安小鲁笑。
“你管我几岁！没错，我是学历史的，中国历史多造反、少革命。你们还是多做些实际的事情吧。大家都要吃饭呢！”我说。
安小鲁瞪大了眼睛，她可不是什么老古董，他一定在想。但他不甘心，“现在的女人怎么都这么厉害，嘴不饶人，做事也不饶人。”
“你妈工作，对不对？我妈也工作。上一代女人都自主了，何况她们的女儿！”我也不客气。大男人主义，你以为你是谁？好好回家研究研究女人吧！
第二天，我和同学去游虎跑泉，绿竹林中，又碰上了安小鲁，真是冤家路窄，晚上见，白天还见！
“像你这样喜欢闹革命的人也来闲游竹林？”我张口就冒出一句。
“游竹林还要分什么人？！告诉你，我不仅喜欢游竹林，还喜欢高原！你去过拉萨吗？”安小鲁倒不恼，反而自吹起来。
“没有。可我生在喜马拉雅山！”我狠狠地回敬他。
“呵呵，你可别吓着我！”他竟做了个鬼脸儿，怪模怪样，要多气人有多气人。
“信不信由你！”我不想再理他。
其实，我生在喜马拉雅山北坡的四川大山里，我妈采访时不小心就把我生在那儿了。到美国后，第一次作妇科检查，医生给我讲了连串的女人身体的变化，我还没到中年，她连更年期都讲了。“人当然总在变啊，但真的变化那么明显吗？”我问医生。“是啊，所以女人强呀。”医生点点头，似乎答非所问。我一怔，似突然领悟了什么。我偶然生在大山里，一出生就和硬朗朗的大自然融通了。
“但愿你说的有边际！”安小鲁大概见我有些生气，吐了吐舌头。
同学听我们争论，大长了见识，咯咯地笑起来，用江南姑娘特有的柔声对安小鲁说，“吵吵就熟了。你看我这位历史系的同学说话好艺术的吧？炒炒就熟了！”
同学说得很对，吵吵就熟了，我和安小鲁就这样好上了！我也不在乎他像六必居酱菜了，在我眼里，他那一身褶皱的衣服也渐渐平了，颜色似乎也逐渐明亮了。我甚至突然感觉，安小鲁根本就不像什么酱菜，而是我得了弱视症，我歧视他。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他，他哈哈大笑：“你当时可没少挤兑我。”他还颇得意地对朋友说：“瞧，杨眉，当时看我是六必居的酱黄瓜，现在爱我可疯着呢！”
与安小鲁相处久了，我有了新发现，大多潇洒深沉的年轻人都是玩儿潇洒、玩儿深沉，安小鲁却不，他里里外外自然得很。
“你的眼白特别蓝。”安小鲁看着我的眼睛，像发现了新大陆。我是安小鲁第一个真正的女朋友，他观察我细极了。在我之前，他的所谓女友，最多也只是坐他的自行车去看场电影。那时，大院的男孩子喜欢凑群玩儿，骑车带上个女孩子，就算有了女朋友。
“真的？”我可从来没注意过自己的眼睛，更没注意过眼白什么颜色。中国人，黑头发、黑眼睛，世界公认的，谁还注意自己有什么不同？！让安小鲁这样一说，我倒吓了一跳，忙跑去照镜子，哈，真的！我的眼白真的特别蓝，一点点细微的色斑都没有，纯纯净净的天蓝色，几乎和婴儿的一样！
就这样，我成了安小鲁的“蓝蓝”。
我们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