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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转身呼唤李叔叔，李叔叔来了。教导员对他说：
“小李，天黑了，你送胡振铎回家吧！看他家里人有什么说法。你就多劝劝他们。”
“行，走吧。”李叔叔拥着我，走出了孤儿院的大门。
虽然我们搭乘了公共汽车，到家时，还是七点半以过了。大门早已闩上。敲门后，听到舅父从楼上下来的脚步声。大概他下班刚刚回来不久，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
舅父打开门，见到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正在疑惑，李叔叔撒了一个谎，说：
“振铎在孤儿院参加活动晚了，让我送他回来。”
舅父向李叔叔道了谢，径自上了楼。我随后关上门，进了屋，到楼下自己的床上，那是祖奶奶临终前睡过的苦竹编成的床。
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很久很久，才迷迷糊糊入睡。
刻板的生活日复一日：清晨三点半起床，打水、挑水、浇菜，然后摘菜，挑着菜担子，和舅母一起，在菜园子附近走门串户地叫卖。卖完菜，回家吃早饭。早饭后，继续到菜园子里垦荒。中午回来，午饭、午休，下午三点半至四点，再去菜园子里，打水、挑水、浇菜，大约七点钟回家。吃完晚饭，已是七点半、八点光景。
舅母到斜对门的钟俤嫂家门口闲坐。钟俤嫂家正当交叉路口，人来人往，凑在一起，就谈天说地，王五马六。我也跟随舅母身边，听大人闲扯。
听了别人的议论，舅母对我半是玩笑、半是责备地说：
“很快就要升学考试了。人家的孩子一天忙到晚地复习功课。你倒好，从孤儿院回来，没见你翻过一回书。”
舅母说得轻巧，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做了那么多的体力活，晚上八点才能安歇，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哪有精力支持得了？
邻居们建议，让我去三山小学。参加补习班听课。舅母也同意。那时候的补习都是免费的。我去了两三次，都没有去见我的恩人许校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怎么那么糊涂呢？
临近考试的前两三天，依然是在钟俤嫂家门口，依然是晚上八点钟，舅母还是责备我：
“你不复习功课，要是考不上初中，我看你这张脸，得到菜园子的尿缸里去洗啰！”
对舅母所说的话，我只能似是而非，不必作答。因为，即使是去补习，也免不了清晨三点半起床，打水、挑水、浇菜……这些劳作。
我只能苦笑，心里的凄楚谁能知道？
考试那两天，没再让我起早干活。连续两场的考试虽然不觉得累，但也没什么好心情。我只是将能做的题都做了，做不来的题没做，一定考不出好成绩。能不能录取，只能听天由命了。
发榜的那一天，邻居的孩子早早就到福州八中去了。我去得略晚。
录取名单贴在传达室进去、旁边高高的墙上。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名字，不知道从哪里看起。还是邻居的一个小孩眼疾手快，伸手指着墙上，呼叫起来：
“喏，胡振铎，看见没有？”
我顺着他的手势望去，果然看见我的名字。虽然录取了，成绩却不太好。两科都在八十分上下。不过，总算录取了，这张臭脸，至少不用到尿缸去洗了。
注册的时候，班主任王淑英老师把我们初一甲班的同学，都集中在图书室里。她让大家靠墙围坐，先一个个站起来作自我介绍；接着做“击鼓传花”游戏。鼓点停了，手绢落在谁手里，谁就表演一个节目。学猫叫、狗叫也可以。
因为入学的新生很多，初一年段的六个班租用民房作教室。我们初一甲班的教室，从下操场出后门不远就到。上学时，我们都从铺前顶走。我们的教室是独间，在二楼。从教室门口的拐弯处，另有一架小梯子通上阳台。它是木板搭盖的，经不起重压，但若是三两个人在上面，倒是复习功课最好去处。这是菊英姐姐发现的。
菊英姐姐是个细心的女孩，却又带着几分男孩的好强性格。听说她在小学时，百米短跑曾以11秒4的优异成绩，获得全校第一名。攀竿、爬树，她也不让须眉。她还会针线活儿，她所背的书包，是她自己做的，用的手绢，也是自己绣的。她做手绢十分认真，我看得也十分仔细。她取一块白色或月白色府绸，剪成与手绢一般大小，在距离四边约一厘米处，抽出五六根纬纱，然后将布边用密密的针线封上。在抽纱的地方，每隔五、六根经线打一个结，使它形成四边皆有的镂空花边。在手绢的一角，绣上一朵菊花或荷花。一块细雅的手绢就算做成了。
在教室里，1号是贾端生，背后的9号是我，再背后的17号就是菊英姐姐。不知道是她对我的特别关爱，还是我无兄无姐，孤独一人，需要安抚。她对我总是特别严厉，我对她，象一只温顺的小羊，总是百依百顺。如果我做错了一件事，说错了一句话，只要她给我一个眼色，我就会立刻规矩起来。上课做小动作，她就会用铅笔的橡皮头，在我的脊梁上一点，给我提出警告。我立即端正姿势坐好。因此，老师从来没有发现我有不规矩的行为。
当时，新中国刚建立不久，许多失去学习机会的大孩子都来上学，因此，我们班里同学之间的年龄相差悬殊，最小的，前排几个，都只有十二、三岁；最大的，后排几个，有二十二、三岁的；菊英姐姐居中，自认为是我的大姐姐，对我有绝对的“监护权”。
当时，老师教课后喜欢小测验。那天上午有植物课，菊英姐姐提早上学。她从上杭路水巷边出来，特地绕道经过我家，时间才六点半，离八点上课，还有一个半小时。她先跟我的舅母说好，带我一起去教室的小阳台复习植物课。上一节课是有关植物的构造，我们复习了一遍又一遍，采取你问我答，我问你答的方式，把课题掌握的滚瓜烂熟。上课时间到了，萧文瑞老师果然不出所料，给我们十分钟小测。第二周试卷发下来了，我和菊英姐姐都得了98分。
同学们羡慕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调皮的同学在黑板上分别写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并在其间划上了大大的等号。我心里想，只要菊英姐姐不嫌弃我，有个姐姐关照我，何乐而不为呢！
2
祖奶奶去世以后，我在厨房间占用了她的床位。祖奶奶79岁起由舅父赡养，活到91岁离开人世。接下来，祖父和祖母也不再另起炉灶。他们那二楼的前半部分，两个房间，也并入我们的“版图”。奶奶和大表妹在前屋住，爷爷住后屋。
奶奶的前屋我很少进去。偶尔进去，看到临窗的桌椅，床架、箱柜等家具，都是比较考究的。雕花镂刻，深红色的漆面，几十年过去了，仍光彩可鉴。左墙上张挂一副条幅，上书：“梅花百本鼻功德，茅屋三间心太平”。大概爷爷早已料到，他晚年会落到自告奋勇，给儿孙烧饭混口饭吃的地步；少壮时的辉煌，早已光阴不再，因此选择了这样一副条幅。
爷爷每天四点多钟起来，为全家九口人烧饭。并打出两份，端上楼去，与奶奶共同进餐。奶奶弄了一台手摇缝纫机，为老朋友缝制汉衣，挣点零花钱。她从不到楼下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进餐。不知道她和舅父、舅母之间，心存什么介蒂，即使到爷爷72岁离开人世，她此后还有20多年的独居日子，仍然是独来独往。
奶奶的话，对我们虽然没有什么约束力。但有些话，还是很有道理的。比如我在扫地的时候，她会告诉我：“打扫木地板，要顺着板缝，才能将灰尘扫出来；擦拭桌面，也要顺着板缝，否则会将脏物塞进板缝里去。多人共餐，筷子夹菜要看准了再夹，夹到的菜肴，要取出来放在自己碗里，不要影响他人的卫生……”舅母也有舅母的规矩，我们园子里卖菜，除了现金收入以外，也赊账。赊欠多了，就让我去讨债。但是她却不让我对人说“讨”，而要说“借”。比如三嫂欠了我们的菜钱，让我去要。她就再三交代我要这样说：“三嫂啊，我舅母说，如果方便的话，菜钱跟你借一借。”还有，大人小孩都不许说粗话。这些规矩，整整影响了我一生的生活习惯。
垦荒任务完成以后，我们专心致志料理菜园。上下两片地，分种不同品种；同一块地，实行轮耕轮作。舅母卖菜比较粗放。我们的菜从来不注水不说，若是你亲自到园子里来买，舅母又正好在摘菜，她总是双手虎口一卡，就把菜给你。起先买菜的怀疑是不是够秤。舅母再去拿秤来称，结果只多不少。所以大家都放心买我们的菜。这样，每天都有现金收入，而且远远超过舅父的固定工资。因此，舅父上完班就往回赶，尽量为菜园子做些事。空心菜上季时，联系造纸厂食堂，为它提供掐好的菜，可以免去他们一些劳作。舅父还在园子的一角，用木板搭盖了一个简易猪圈，捉回一只小猪养着。可是刚养到不足百斤，就得了病，打针吃药都不见好。舅父请人给宰杀了，几十斤猪肉糟的糟、卤的卤，足足吃了两个多月。
班主任对我特别地照顾，从初中一年级到三年级，每月都给我乙等助学金（7元），连暑假、寒假也补助。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家的生活还是不错的。至少我以为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每月的收入并不太少，但我的学杂费还是全免的。而且，课本也能省则省。如初一年到初三年使用的《动物学》、《植物学》，还有初二年用的《世界近代史》等，都是到废品收购站买的。初二年的《语文》买不到，只好自己抄。上学则一年四季打赤脚，衣裳也仅仅遮身御寒而已。
那时候，家里还没安自来水，也没花钱到斜路口去买四分钱五担的自来水。而由我每天到小桥头去挑河水。小桥头的河水有涨有落，我们必须算好平潮的时间。因为开始涨潮，水流急，从闽江口涌进大量泥沙，水质差；退潮时，从内地带去大量垃圾废弃物，水质更差。只有在临近平潮前的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水势平稳，泥沙已沉淀，污物未出来，水质最好。
舅父教我计算每天的平潮时间，以便确定什么时间去挑水。大体是这样的：以农历每月的十五、三十为12点（晚间相同，即每天有两次平潮）平潮，每过一天，加八个字，即40分钟左右。如初一是12点40分钟左右；初二是一点半；初三是两点二十……依此类推。
除了挑水，还要洗衣服。在隔壁的井里打水洗衣，大概两天就要洗一回。如果遇上洗衣的人多，空不出地方；或者干旱季节井水匮缺，我就要挑着整担的衣物，去小桥头洗濯。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做着妇女所做的事情，自然引起大婶、大嫂们的惊讶和议论。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人家的问话，只是默默低头不语地搓洗。她们看看对我问不出什么，就不再议论，反倒关爱地教我怎样打肥皂，怎样搓，怎样漂……
3
我们上学的时候，台湾蒋帮的飞机经常来福州骚扰，有时一天好几十架次。刺耳的警报声就时常响起，我们纷纷离开教室，到红砖楼底层或雨盖操场（下操场）去躲避。
1955年 1月20日，我们正集中在大操场上开闭学式大会。突然，蒋帮飞机又窜进来，在上空盘旋，警报声刚响过不久，随后就听到轰轰隆隆的爆炸声。我们立即从教室里疏散开来。有的躲到红砖楼的水泥楼梯底下，大部分散在乒乓桌附近，静观应变。好一阵子，飞机退走了。菊英姐姐拉着我的一只手，死死不放。她把我带到学校对面的基督教铺前堂，钻进教堂底层阴暗的地下室。里面已经有了不少人。又过一阵子，听听没有什么大的动静，菊英姐姐又把我拉到大街上。我们先向舅父家的方向望了望，没有什么危险迹象，跑回家向舅母道了平安。姐姐又拉着我，一起去看火烧场。
此时的达道路已是满目疮痍、浓烟弥漫。原来密集繁华的果子衙、猪仔衙，已陷在一片火海之中。到处是断墙残垣，瓦砾焦木，满地的柑桔水果，还有刚蒸好、从屋里飞出来的年糕、芋粿，烧死的猪仔、鸡、鸭，电线杆上吊着被弹片割断的、苍白的人腿，墙上贴着斩断的胳膊。我们俩心情沉重、踽踽而行。看着一路令人心惊胆战肉跳的惨景，姐姐捏紧我的手，生怕我会发生意外似的，总不放手。我们到了一口大鱼塘边，好几台消防车围在那里抽水。池塘的水已经抽出一多半……。半个多小时后，姐姐把我送回家。对我的舅母说：“外甥交给你了。”她才自个儿回上杭路协美正鞋店自己家去。
“一·；二Ο”大轰炸之后，学校发动各班级在大操场四周开挖防空壕。防空壕挖到一人多深，上面加上竹片制作的防护盖。在开挖过程中，在办公楼前的地段，突然发生地陷，塌了一个井口大的洞。高中的同学用手电筒照，发现底下是一个墓穴，顺着毛竹竿下去，横向进去，有门洞，进了门洞，还取出几块比我们砌房子的砖块大一半的浮雕花纹的青砖。他们将青砖送到历史教研组去，考证它是什么年代的砖、什么人的墓。结果没有公布。
新的学期开学后，学校召开控诉大会。控诉蒋帮毫无人性、残害普通老百姓的残暴罪行。高三年一位林×；×；同学上台发言，他全家叔伯子侄共24口，仅他一人在学校参加闭学式大会，才得以幸免，其他23口全部被蒋帮的飞机炸死。听了他的发言，全场群情激愤，口号不断。
为了避免因人员集中、疏散困难，容易发生意外，新学期实行早、晚两个时段上课。即：早上6：30─8：30；下午4：30─9：00。上午放学以后，作为自习时间。同学们按住处就近划分学习小组。我们这个小组由菊英姐姐担任组长，学习地点设在贾端生同学的家里。他那二层的小木楼光线充足、地点居中，一张方桌，一张竹床，加三四张凳子，足够我们轮流做作业和温习功课了。上午两个多小时，中途休息十几二十分钟，可以在门前空地跳绳子、踢毽子等，活动活动筋骨。
因为早上上学太早，一般人家早餐未便，有人发明了用保温瓶焖稀饭的窍门。具体作法是：将二两洗净的大米倒入瓶子中，加满刚刚烧开的开水，封住瓶口，第二天就成了稀烂的米粥。用此方法也可以焖绿豆汤，一般封瓶后五六个小时即成。我们家自爷爷去世之后，做早餐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我的身上。我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烧好早餐，吃了早饭，才六点钟，上学时间绰绰有余。这段时间，舅母也不再叫我清晨去菜园劳作，只有下午四点以前，去园子里帮忙。
下午四点半上课，来不及吃晚饭。只在去园子之前，舅母准备了一些绿豆汤、糖稀饭之类，原本是作点心的。我吃了之后，先去菜园干一会儿活，然后赶回来上学。但晚饭是吃不上了，只能在晚上九点半之后，才能吃到留在缽子里、早已冷得寒牙的稀饭，调一些酱油、藉着它的咸度，使你暂缓胃里的寒意。上床后，许久许久还暖和不过来。这个该死的蒋帮！
这种日子，一直延续到福建空军基地装备齐全，可以应对蒋帮飞机的骚扰时为止。虽然仍有蒋帮飞机前来骚扰，福建空军的飞机立即起飞，迎击拦截，将敌机堵在沿海以外。从此，警报声不再响起，一切恢复平静。上课时间也重归正常。过了一段时间，操场的防空壕被填平。
4
国庆节前后，学校发动同学给解放军前线三军将士写慰问信，感谢解放军叔叔
为我们保卫海防，使我们能在平安的环境里学习。慰问信从班级交到学校，再由学校集中寄给解放军。慰问信发出之后，不断有解放军叔叔的来信，分别寄给具体的同学。同学们时常到传达室去，查看有没有自己的来信。特别感人的来信，学校还选出几封，镶嵌在办公楼门前的告示栏里，有的抄录在黑板报上。告示栏里还有高中同学，给苏联中学生去信后收到的回信。他们之间彼此用俄文、也用中文互通情感。
1956年1月20日，这一天是“一·；二О” 大轰炸之后的第一年，也是闭学式的日子。清晨，我顺着工人文化宫对面的人行道，往学校去。刚到文化宫大门的正对面，突然有一位同学拦住我，向我发问：
“你是胡振铎同学吧？”
我瞪大眼睛，心里充满疑惑，这个我并不认识的同学，怎么会认识我？
还是对方的话，为我解了惑。他说：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我是丙班的同学……”
他并没有具体告诉我叫什么名字，或许他已经告诉了我，只是我没有把它留在记忆里。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接下来所告诉我的消息：
“传达室里有你的一封信，是中共中央寄来的。快去取吧！”他一边说，一边眼里放着光。我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向他道了谢，急急忙忙向学校走去。
我一路小跑，到了传达室，立即去挂在墙上的玻璃壁橱里寻找。寻找有我名字的信件。一遍，没有；又一遍，还是没有。我无奈地去问工友陈叔叔。因为，丙班同学决不会凭空造出有鼻子有眼的谎言，来蒙骗我。
“陈叔叔，”他没在意，有几个同学正围着他。我等待着可以发问的间隙。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几个同学高高兴兴地，拿着自己的来信走了。我再次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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