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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都是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敢做任何损害党的利益的事。工作上，我是县委书记，担负着一把手的责任，如果有违背中央和上级精神的地方，理应由我承担，但是我可以说我在新城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符合上级精神的。个人问题，我丈夫开公司，是他们单位的意见，具体的经济活动我从来不参加，不打招呼，不写条子，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他来过新城。县委拿出钱救济我，是集体研究决定的，可以查阅会议纪录，而且我没有参加讨论。我没有任何问题。总之，我不同意调查结论。”
王书记没有想到赵离的抵触情绪有这么大，自己的好心落了驴肝肺，脸上的笑容也渐渐消失了，说：“救济的事调查组调阅了县委几个会议纪录，没有看到有任何纪录。”
“那还有县委其他领导同志的证明，当时我不在新城，我来不及退还，还让我丈夫打了借条。”
“借条在哪里？”
“那我就不清楚了，调查组还可以调查嘛，为什么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就忙着作结论呢？王书记，我对你们有意见。”
王书记作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说：“赵书记，我这是受人之托嘛。你为什么要对我发这么大的火呢？”赵离依旧飞快地说道：“我发现这一次调查，不是从关心同志、爱护同志出发，不是本着搞清问题的原则，而是有人别有用心，打着组织的旗号搞的。调查组在新城期间，找的人都是事先确定的名单，而这个名单又是对我有成见的某人提供的。他们戴着有色眼镜，怎么可能对同志负责？市委领导却听凭调查组这样作，这是对自己的干部应有的态度吗？”王书记尴尬地说：“市委对你是关心的，这次受委托同你谈话，我还向邱书记专门作了汇报，邱书记也作了批示。你同意不同意，都应该在结论上有个态度，我也好回去向市委省委交待。”
赵离说：“我也不签字。”
王书记说：“那好吧，我如实向市委和省委调查组汇报。”
“我还要向省委申诉，一直申诉到中央。”
“那是你的权力。”王书记冷淡地说。
冷场片刻，忽然尿急，便匆匆走进厕所，可是并没泄出多少尿，倒是十分泄气，自以为于公于私，自己都对赵离设身处地，理应得到她的理解，却没想到事情会搞成这样。想起来，纪委书记的确没有什么干头，说是参加书记办公会，享受副书记待遇，其实并没有实际上权力，完全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使。
这全怪当初没有在省委做好工作，否则，哪怕当一个副市长，也要比搞纪检好。
虽然谈话很不愉快，但却不能把坏情绪带到饭桌上，大家都在官场上混事多年，这点修养还是有的。中午赵离陪王书记一行吃午饭，大家都装作没事一样，尽量避开敏感的话题，气氛淡得像是蒸发了去，王书记声明胃不舒服，不能喝酒，赵离也仅是浅浅地劝了两句，催促小姐上饭，一会儿水陆齐备，餐厅里只听见一片咀嚼声，不到十分钟王书记先放下碗来，赵离说：“这么快就吃好了？”王书记高高兴兴地说：“好了。”大家吃好没吃好的也都放下碗，说：“好了。”就在饭桌前握手告王书记一路上一句话没说，回到市委，先奔邱书记办公室，邱书记听了汇报，有些意外地说：“没想到赵离的抵触情绪这么大。”
王书记差点就说：“什么大！我看她这是被人娇惯的。”忽然虑及这样伤到老书记李天民，李天民对他也很不错，就改口道：“怎么办，是不是就这样把情况报告省纪委？”邱书记同赵离之间交往不深，现在李天民也退了，没必要再用赵离作为他们之间联系感情的纽带了，于是，便淡然地说：“交吧。”
赵离送走王书记，把自己锁进办公室，摊一张报纸在脸上假寐。在新城两年多了，什么样的困难都经过，没有感到有什么过不去的，她可以做再多的工作，经受更多的困难，可是她受不了组织上的不信任。
电话尖声响了起来，赵离摸到话筒，说一句“等会儿再打来”就放下了，她决定今天什么也不干，就这样躺着，也许当初就应该什么都不干，那样就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了。辛辛苦苦几年，落到什么呢？连儿子也没有了。想到山山，心里一阵刀剜似的痛。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赵离恼怒地一把掀开报纸，抓起电话，厉声问：“谁？”
“是我呀。我是老李，”听筒里传来一个久违的声音，是李天民。
赵离心头猛地一跳，这一段时间，又是为了应付调查，又忙于山山的事，几乎忘了他的存在，奇怪的是他一次也没出现，一向把他看作是最尊敬最依赖的人，她的精神导师、她的做人楷模，在她失去儿子、同时又受到不公正的调查的时候，他怎么能连一句慰问话也没有呢？如果连李天民都这样对待她，还有谁能理解她，关心她呢？她对着话筒，默不作声。
“喂，喂！赵离吗？你怎么不说话？”
赵离这才低声说：“是我，李书记。”
“那就好，”对方松了一口气，“我参加省政协在深圳办的一个学习班，离开二十多天，回来听说了山山的事，我很替你难过。”
“谢谢你。”赵离松了一口气，觉得冤屈了李天民，想哭。
“我有话要对你说，如果今天有时间，你回来一趟，我想看看山山的墓地。”
“那不行，山山是个小孩子，怎么能让你去看他。”
“你说说有没有时间？”
“……有吧。”
“五点钟我在公墓那里等你。”李天民不容置疑地说。
一路上，赵离的身体里浸透了悲恸和委屈，仿佛只消轻轻一挤压，就能四处流淌。她反复对自己说：不要激动，不能哭，你的眼泪已经流干了，你发过誓，再也不哭了。可是在公墓的门前，她一看到李天民，就跑上去一把捉住他的手，不可抑制地大哭起来。多少天以来的悲愤，一齐涌出。
李天民轻轻摇头，抚着她的胳膊，叹息不已。
李天民和赵离来到山山的墓前，弯下腰，把一束花放在碑前。
“我还能想见山山的样子，多好的孩子。”李天民说。
赵离的泪水又无声地顺着两颊流了下来，说：“这孩子生下来就很乖，学习又好，长得又漂亮，他怎么就得了这病呢？”“医学上还有很多没有攻克的难题，总有一天会攻克的。”
“那一天又有什么意义呢？山山再也不会活了。”
“可是还有很多的孩子，要是医学解决了这些难题，他们就不会走山山的道路了。”
赵离红着眼睛，愤然道：“你为什么要说起别的孩子？我不管，我只要我的山山。”
李天民半晌沉默，说：“对不起，我想让你少一些伤心，忘了你是一个母亲。不过孩子已经去世了，你不能老是在悲伤里面，你要振作起来，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我最伤心的还是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这两年，总是忙着新城的工作，没有好好地陪他玩过，这一次病重，我从新城回到经州，他就一直昏迷不醒，虽说这是早晚要来的事，可是哪怕和孩子说一句也行埃我要是早一点回来就好了。”
李天民握着她的手，一只手在上面拍着。赵离把头靠到他的肩上。赵离觉得这是她多年以来所盼望的一刻。他们谁也不动，就这样长久地坐在公墓的林荫里，望着山坡下的一块块黑色大理石墓碑。这些墓碑在夕照中排列得整整齐齐，好像在集体述说着一个什么故事，让人顿起人生短暂之想。可是分明每一个墓碑又有着不同的故事。赵离觉得山山，还有他的邻居们都在注视着他，惊讶地看到她这样靠在一个男人的肩上。但她一点也不怕，她心里充满了安全的感觉，一种小时候就有的让哥哥保护的感觉。让他们去说吧。她突然说。李天民听明白了，但他不想说话，也许是有很多话要说却不知道怎样说起，只是又拍了拍她的手。后来，他们又从山坡上移目远处，夏季傍晚的空中只有一两丝絮状的薄云缓缓地行走，与凝重的死亡的墓碑比起来，它们仿佛在有意地表现生命主题的空灵。
“真想就这样坐下去，一直坐到处分来的那一天。”赵离轻轻说。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李天民说，“什么都不要说，我明天就到省委去找朱书记反映，拼了这张老脸，也要为你争一个公道回来。”
二十六
省委朱书记爱和新闻记者打交道是出了名的，在北京工作时就在新闻界颇有号召力。与有些领导讨厌记者不同，他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如果领导干部是一棵树，新闻记者就是一棵藤，他们天生就要一起存在的。中国固然不搞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他本人首先反对一切新闻自由的观点，主张新闻媒介是党的喉舌―――既然是喉舌，一张口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会成为一支重要的借助力量，为你增添一道风景；二是他们坏事的能量同样不可小觑，能把你缠得半死不活。到省以后，他宣布要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同新闻界广交朋友。新闻记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果说社会上有谁最喜牢骚不平，肯定就是他们了。说他们说是干部，却没有干部的特权，说是知识份子，又没有专家学者的名分，只能写写言不由衷的文章。有这样的开明书记，他们当然乐于捧场，写了不少鼓吹朱书记的文章。
由此朱书记也进一步验证了自己的见解，对新闻界愈加重视，即使再忙，也不忘抽空看些报章杂志。现在他的案头就摆放着新华社最新一期《内参》，上面一篇新华社记者和两名省市记者合写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文章题目是：《在真情与事业之间―――一个女县委书记的故事》。感兴趣读后，想起了前次新城之行。赵离是省内惟一的女县委书记，给他印象很深，去年他的确是想借到基层调研的机会，顺便认识一下这个同志。
可是后来感到这个同志表现平平，只依稀记得经州的老李说她孩子有什么病，再后来又放弃了到中央党校学习机会，渐渐就把这人忘却。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这个女同志的孩子得了血癌，她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工作，并且很有成绩，的确难能可贵。他在文章的标题下面用红笔重重地画了一道杠，批转省报主编，要他以后在省报上组织一些反映基层干部事迹的文章。
过了两天，经州市委原书记李天民通过他的秘书求见。本想推辞，他很忙，这几天上海市政府商贸代表团来商谈两省市的合作问题。加强同沿海省市的合作，是他上任后提出来的重要举措，关系本省发展，对他的政声影响至大。现在双方已经谈成，确定在下午举行送别酒会。但李天民是他免去市委书记职务的老同志，还担任着正厅级现职，不能不见，答应利用饭前的时间在宾馆同他见面。
两人问过好之后，李天民笑道：“到政协工作，感到有三好，一是身体好，吃得进睡得着，二是心情好，生气少多了，以前高血压，吃什么药都不管事，现在血压稳中趋降。三是字比过去写得好，闲下来就练几笔，现在正在练《九成宫》，照这样下去，没准还能加入书协哪。”
朱书记赞许说：“那就好，那就好。不过我还要给你添一好：传帮带好，这一点最为重要，经州现任领导班子比较年轻，省委要求你这个老书记还像过去当班长一样，把好方向，引好路。”
李天民道：“朱书记放心，尽职不越位，帮忙不添乱，是对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基本要求，这一点绝对能做到。”
朱书记说：“我到省以后，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经济建设是我们党的工作中心，但这个中心是由各级党组织来领导完成的。第三代领导核心非常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下一步省委要下大力气抓一下，尤其是领导班子的建设。你在基层工作时间长，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李天民说：“经州抓组织建设，以我的经验只有两点，一是抓好制度化、经常化，几年来，我们坚持抓党建领导小组例会活动，我任组长，分管书记任副组长，组织、纪检、宣传部门负责人参加，每季度都要开一次会议，研究党建工作，不管社会上有什么风向，我们坚持不动摇，事实上证明我们这样做是有成效的。”
朱书记处饶有兴趣地说：“好好，说下去。”
“第二，过去抓组织建设，重点抓了企业和农村基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我们有效地贯彻落实党的方针路线任务起到了保证作用。对县乡班子的建设却往往容易忽视。经州市委过去抓了县乡两级，我们自认为效果是好的。当然说起来也是老生常谈了。”
朱书记鼓励说：“继续说，继续说。”
李天民道：“县乡两级，县一级又尤其重要，因为县委既是一个决策部门，又是一个执行部门，处于中间层次。经州这些年来，制定了县乡干部廉政、组织生活等一系列规定，同时注重抓好一把手，因为说到底，工作都是由人来完成的。经州委重视了县委一把手的选配，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好，你说到了点子上，七千人大会那次，扩大到县委书记。封建社会，皇帝对官吏的管理一直延伸到知县，说明了县委书记、县长这一角色非常重要。以后省委要加强对县一级主要领导干部的管理。”朱书记说，看了一下表，审视李天民的表情问：“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这次来，有没有什么个人方面的事情？”李天民道：“我来就是想向你反映一件事，新城县委书记赵离同志，是原来经州市委上报省委确定的市级后备干部，这个同志原则性强，有工作能力，在女同志中方方面面都比较突出。她到新城工作几年，证实了组织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新城是经州的改革开放试点县，工作存在着很大的强度和难度，她都挺过来了，新城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一个女同志，工作起来要比男同志困难多得多，尤其是去年她的孩子得了白血玻”朱书记想起《内参》上那篇文章，但他决不会说出来，只是说：“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好同志嘛。”
“她孩子得了这种病，治疗上需要很多钱，但她没有这个能力解决，新城县委、还有市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给了她一些经济援助。”
朱书记点点头，表示这是合理的。
“可能在手续上有些考虑得不够周全，这一点赵离也有责任。她在新城也得罪了一些人，有人因此就向省委告状，省纪委派出了调查组。当然向省委告状是许可的，搞清问题也是对干部负责的表现。问题是调查组有很多让人不理解的地方。比如从上面带来谈话名单，大多是对当事人有意见的人，就让人怀疑不够公正了。何况这时赵离同志的孩子病危，在这样的时候去作调查，我认为有些欠妥，这不是爱护干部，更不是保护干部。”
朱书记呷了一口茶，说：“组织上调查一个人也是正常的吧。”
“她当然是接受组织调查的。这只是我的感觉，基层的同志也有这种感觉。”李天民说：“我对赵离了解比较多，我在老城当县委副书记时，她还是知青，表现突出，作为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推荐上了大学。因为我们认识时间长，在她的进步上，给人的印象是我关照多一些，认为我们关系非同寻常。
这一次调查她，有些人就联系到过去我同老刘的关系……”朱书记拦住李天民的话头，说：“我知道了，纪委调查，正像你说的，是对干部负责的表现，问题总会搞清。好了，我还要陪上海那边的人，晚饭你就在这里吃吧，我让秘书陪你。”
李天民连说已经在办事处安排了，同朱书记告辞。
第二天中午，朱书记在省委小伙房吃饭的时候，向纪委刘书记问起有没有看到最新一期《内参》，说有篇文章写得不错。
刘书记回答还没有注意到。朱书记说：“我建议你看一看。”刘书记吃过饭以后让秘书找到那篇文章，原来是新城县赵离的事迹，不由得警觉起来，躺在床上粗看了一遍。
赵离受到调查，是他根据监察一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余锋的建议安排的。刘书记主管全省党纪工作，这是他的职责。新城和经州的干部传说他和余锋整赵离以作报复，也太贬低他们的觉悟了，事实上他们从未说过要报复谁，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甚至连以前发生在新城和经州的事都很少提到过。他们现在都是春风得意，对过去理应表现宽容。余锋调离经州后，只同邱世栋见过一次面，邱世栋是他的老下级，不久前到省城来看他，不招待一下总是不好的。席间两人谈起新城旧事包括邱世栋被退回的遭遇，自然也是正常的。邱世栋扬言要告倒赵离，余锋也只是嗯了一声，并没有赞成，因为告不告是邱世栋的个人自由。后来酒酣耳热，余锋说出了赵离在新城被强奸的传闻，这有什么呢？男人们喝多了酒，常常要拿这类事作佐酒的笑料的。后来余锋就收到了检举赵离的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