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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是曾为穷人奔走的前法律援助律师。他发现精神病专家的证词互相抵销，但布朗自己泰然自若的行为促使他释放她，她对他人或自己不构成危险，而且“不是不能够照顾自己的基本需要”。他注意到，她以及很多像她一样的人的问题必须归咎于不道德的住房政策。他很虔诚地断言：“责备和羞辱必须附加在我们身上，而不是他们。”
布朗最终被释放，拥入纽约公民自由联盟律师怀抱的那一天，她不停地重复，就像她研究过托马斯·萨斯和公司似的，“我不疯，我是无家可归者。我是政治犯。”上了几场电视脱口秀的一个月后，她成了哈佛大学法学院“无家可归危机：街头观点”论坛的客座演讲人。“我们需要住房、住房、更多的住房，”她宣布，“我惟一的问题是我没有地方住，那是城市的错误。”不到两周后，她又重返街头，继续尖叫和乞讨。很清楚，能付得起的住房的缺乏与她此次或其他时候流落街头没有什么关系。
缓慢地死于自我忽视？“不是不能照顾她的基本需要”？等一下。当然这不是问题的要害。事实是这位女士是个公共威胁。她整天尖叫构成扰乱安宁罪，她经常淫荡地暴露自己构成犯罪，她用身体骚扰路人也是犯罪。她把大街变成了厕所，违反了城市规章。用刀杀死同胞不是危害他人的惟一方式。你也可以对确保我们共同生活成为可能的日常法律和法规置若罔闻。不难理解警察为何不把乔伊斯·布朗或我那窗户底下的尖叫者送进监狱，而把他们留在那里。他们是疯子，不是罪犯，警察不愿把神经失常当作犯罪的做法并无不当。神经失常要求的是治疗，不是惩罚。
“自由是奴役”是小说《1984年》中极权主义的呼喊，但且听听公民自由活动分子以自由的名义攻击对精神失常的无家可归者的就医和治疗，你听到“奴役是自由”的信息。自由若被疯狂、被失去理性奴役，失去作为人类自由基础的理性，自由不成了在大街上胡言乱语、随地大小便、疯子不接受治疗那样让人害怕吗？这样的自由难道不是一个可鄙弃的观念吗？无法理性选择的人必须给予选择的自由，这难道不是对公民自由所宣称的一个残酷反讥吗？
令人难堪的是，公民自由论的拥护者所说的无家可归和自由——不只是考虑疯癫的无家可归者而是泛指的无家可归者——令人沮丧，几乎不合常理。他们对什么使自由成为可能的看法如此蠢钝，以至于他们所说的自由正不断地削弱着自由的根基。举例来说，公民自由论者发起的运动，要建立无家可归者在公共场所诸如公园、火车站和地铁站睡觉、乞讨、生活的自由。亚里士多德或约翰·密尔在曼哈顿地铁站能从一群充满威胁的无家可归者中穿过吗？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能在日益肮脏的中央候车室向远处眺望吗？如果他们不对那儿展现的被扭曲的希奇古怪的民主自由表示意见，将是多么的恐怖！他们理解的自由脱胎于社会秩序，如果没有法律、警察和文明礼貌保护它免受粗暴势力攻击，自由将毫无价值。
这些公共场所，像堂皇的、有立柱的火车站、大都会公园是民主的社会秩序的有力体现：共同努力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不是为了取悦于国王和贵族，而是让普通百姓过有尊严的生活。十年来搭火车的人不得不匆匆地跑过发出恶臭的废物，眼光移开有威胁的场景，上公园的人不得不避开疯子的帐篷，阻止孩子迈向密密草丛，担心他们触到无家可归的吸毒者扔掉的感染了艾滋病的针头。这些丑闻鲜明地表明了极端的、似是而非的“解放”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侵害了保障真正自由的社会秩序的疆界。
最后，除了这种侵害外，支持无家可归者的成功真正实现了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问题。允许无家可归者占据公共场所并降低它们的价值使谁获利？ 确实，谁从公共收容系统获益？它的建立是对无家可归支持者诉讼的回应，对所有来者开放。
正如我们所见，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并没有受益。支持者为他们赢得了不去就医的权利和到公共收容所的权利，但现在怎样呢？看一下曼哈顿州立医院一个无家可归精神病区的例子。它关张的时候是精神病院，重新开张时变成了无家可归收容所。以前住在这里的一些病人又回来了，但现在他们不接受治疗。这真是一大进步。但许多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甚至不喜欢收容所，把它们当作危险的地方。
无家可归与自由牧师的讲述
撇开精神病患者，谁没有受益？谁被留下来？人数最多的是那些希奇古怪的酗酒者、吸毒者、犯了轻罪的人和过去被称为无业游民的脱离社会的人。一些人有攻击性，使收容所变成了对精神病人来说危险的地方。然而，他们挤在一起，与精神病患者都被纳入“无家可归”的一大类，他们也受到了一些同情。这是无家可归精神病人的困苦和无助激起的对无家可归者整体的同情。如果疯癫的无家可归者受到适当照顾——将他们从无家可归状态中解救出来——公众对其余的无家可归的同情将迅速冷却并降到适当程度。
另外，让酗酒者和吸毒者占据火车站，靠惊人的公共开支，仅纽约市每年就支出三亿多美元，来向他们提供收容所，真的有利于这些人吗？把占据公共场所的酒鬼或瘾君子当作第一条修正案的自由的体现，有时这种鲁莽甚至有威胁性的看法是在鼓励犯错和自我毁灭。
当使用收容所的很大一部分人是瘾君子——一位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对南布朗克斯收容所研究发现瘾君子占四分之三——收容系统是否变成了使酗酒和吸毒更容易的大量补助呢？当有工作的人在收容所露面，原因常常不是其支持者声称的他们找不到能支付得起的房子，而是他们宁愿把薪水用来购买毒品，而让公共机构提供住房。
费城的收容所在最近改革之前，吸毒者的父母不仅享受免费住房，而且常常用价值30美元的食品券换取价值10美元的可卡因。既然收容所向孩子提供食品，为什么不呢？国家的政策不应唆使人民自我毁灭。现在它所做的就是在大城市，把收容所变成了下层阶级的比地下室略差的地方，为恶行而不是为受害者服务。
更糟的是，把以饮酒或吸毒来毁灭生命的人定义为拥有把公共领域变成病态领域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人，这样的社会表明它不完全相信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或合法性，而且不打算无条件地捍卫它。社会学家詹姆斯·威尔逊和乔治·克林用同样方式表明，一个没有修复的破窗户能导致遭恣意毁坏的窗户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和临近地区的最终衰败，容忍无秩序鼓励了社会解体和犯罪。它也驱使人们对公共领域不予理睬，把自己封闭在私人生活空间，造成保障自由和文明的公共生活的窘困。
听到纽约百老汇长老会教堂一位牧师的讲述后，你能感到公共领域被习惯性贬低后引起的后果不堪设想。这所教堂，位于哥伦比亚大学对面，经营一个向无家可归者提供粥汤的厨房。主顾大部分为气色很好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他们经常把临近地区变成攻击性乞讨之地。1989年夏末的一个晚上，居住在教堂附近的一个年轻的电脑工程师在其公寓走廊被刺死。怀疑落在这家厨房无家可归的主顾之一身上，他消失了。
其后，附近居民向教堂强烈抱怨这家厨房制造的大白天让人感到受威胁和恐吓的气氛，教堂的牧师之一向他们提出确保安全的忠告，“你不得不对自己实行宵禁”。很清楚，牧师对社区为谁缺乏理解。在正义的名义下，他要求守法的人把自己锁在家里，如果他们不想生活在丛林法则之下。
如此颠倒价值的社会令人困惑不解——期待支撑公民美德的好人为坏人让路，认为社会秩序违反自由而不是自由的基础。由于为人们深信的价值观是社区联结在一起的纽带，由于民主的社会秩序依赖认同和信仰等无形之物，依赖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价值观混淆必然引起社会解体，个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意义也会混淆。有时社会解体的所有迹象中，最直白的是无家可归：社会解体才驱使如此众多的无家可归者陷入痛心的困境。
几乎每种形式的社会分解和价值观颠倒都会在街头造成茫然不知所措的牺牲者，就像海难后的残骸。无家可归成了毁灭，许多无家可归者滑向熟悉的、破旧不堪的路途，因为让此路禁止通行的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批评荡然无存，社会和家庭结构轰然倒塌了。休斯顿最大的“希望使命之星”的负责人唐纳德·约翰逊说：“这是性革命、毒品革命、成为你自己、自我满足革命、我这一代人、我不负责、我不受惩罚的论调结出的果实。很多人迷途知返，但一些人却没有。”
产生众多无家可归者的家庭结构不坚固，程度超乎现实想像，就像倒塌的建筑中连在一起的残迹。例如，酗酒和吸毒的无家可归者是下层男子，成长在破损的家庭和社区，这是性格未充分发展的关键因素。一般而言，生长在单亲家庭，可能成为无家可归者的比非无家可归者多三倍，在没有一个家长的环境中长大，可能成为无家可归者的比非无家可归者多五倍。
解体的一个更引人注目的版本，是一个母亲和其14或15岁的很漂亮的金发女儿。打扮得跟《夏日之恋》中的人一样，两人都在曼哈顿一个教堂经营的收容所吃早餐。其他人不喜欢他们：她们用收容所的牛奶喂她们的猫，另一些人指责说，母亲在街头的麦当劳店门口为女儿拉客，这是性解放的悲哀写照。她们昨天晚上错过了收容所的宵禁时间，因而睡在街头；她们说她们去观看了林肯中心的一次演出。80年代末凤凰城的救世军收容所一个月内收容了三对年轻夫妇揭示了社会破碎到何种程度——每对夫妻都有一个有缺陷的孩子，像恋人一样的每对夫妻原来是兄妹。
无家可归与自由遗弃的孩子
社会解体的极端例子是一个称作“遗弃的孩子”的无家可归团体。名字的冷酷无情点出了他们命运的残酷。他们是一些被父母遗弃或虐待的青少年或不到10岁的孩子。父母因酗酒、吸毒或疯癫而不能照顾他们。或者他们是从养父母家中跑出来的青少年，一些人是无家可归的父母托付给收养人的。
这些孩子经常居住在废弃的建筑物内。有一次，他们中的60个人从洛杉矶一栋着火的建筑物中夺门而出。他们以偷窃、兜售毒品及被社会学家称之为“勉强口的卖淫”为生。他们的健康状况很差，不上学校。大一些的男子——28或30岁左右，容留一些女孩，常常在她们19岁左右便抛弃她们。洛杉矶儿童医院看过病的许多“遗弃的孩子”当中，一半为吸毒者，三分之一使用静脉注射毒品，四分之一涉足卖淫活动，40％在10岁前受到性或身体虐待，80％在临床上有抑郁症，20％企图自杀。
不可避免地，一些女孩怀孕了，其中一些人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开始制造下一代的无家可归儿童。“严格讲，她们没有办法给孩子充分照顾。”研究这个团体的社会学家凯·麦切斯尼说。但她补充道，所有这些情感饥饿的母亲用夹杂痛苦的热切与她谈起她们的孩子多么好，他们怎样从未像其他婴儿那样因饥饿而哭闹。当然，麦切斯尼看到，他们营养不良，无精打采，哭不出来。
正如其他社会痼疾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无家可归问题发展到这种地步，这样顽固，是新自由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基于那种意识形态试图减轻无家可归问题的大规模行动——特别是公民自由联盟律师们发起的行动——结果使问题更严重。部分原因是他们无意间加速了引发无家可归问题的社会解体。无家可归是社会病态的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治愈它首先要求我们停止做目前认为是解决办法的事情。如果你做的事情使问题更糟，请停下来，加倍努力也不会使情况改善。
对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这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见解：当然他们需要停止从能帮助他们的事情中“解放”出来。我记得有两种扭转问题的办法并非不证自明，对任何相信公民自由拥护者说的帮助无家可归者那一套东西的人来说，这两种扭转问题的办法看起来像与痛苦者残忍作对。但由于公民自由拥护者对无家可归精神病人的看法如此错误——他们成了无家可归精神病人的最坏敌人，尽管实际上他们不是故意的——发现他们项目的其他部分同样错误并不令人惊讶，尽管他们的声明真诚善意，国会议员和电影明星躺在供宣传用的暖炉上，愿意为他们的观点背书。真诚和良好意愿，甚至得到广泛认可，并不能保证正确。
第一个基本的扭转办法是：从无家可归者中重新夺回公共场所，禁止在火车、汽车站、公园和地铁站乞讨、打地铺及向无家可归者分发食品。在已成为无家可归乞讨者地盘的大街上，执行许多城市明文规定却没有执行的规章：禁止“到处”去乞讨。这不是要求把无家可归者关进监狱，而仅仅是“移到别处”或在必要时，把拒绝的无家可归者关押一两天。
第二种扭转办法要求大幅削减公共收容系统。大的公共收容所成了向酗酒者和吸毒者提供补助的地方，吓跑了很多真正需要帮助的疯子。甚至坚持首先建立收容所的拥护者现在也谴责收容所成了充满暴力的丛林，要求提供其他更安全的住宿，你知道事情已经错到不可救药了。
由于自我毁灭所造成的结果不应该受到保护，就像纳税人不可能不问问题、不附加条件就为你提供遮风挡雨的屋顶一样。在收容所就餐，在火车站不受打扰地乞讨以购买可卡因或果酒的零钱——通常几小时内你能获得至少免税的12美元，不次于最低工资标准——像一部分无家可归者那样生活。这种生活很龌龊，但它把那些人与他们行为造成的最直接恶果隔离开，解除了对此类行为的极为有效的威慑。
享有收容权促使依赖性进一步增强。拿我在纽约凯瑟林大街家庭收容所遇见的27岁的洛威尔来说，他带着胜利的微笑而不是感激之情来到了收容所。他先前是周薪350美元的“汉堡王”店的经理，与他一样住在收容所的妻子，在该连锁店的另一个店工作，周薪160美元。当姑妈将他从她的住处逐出时，他去了收容所。几周内，他因下班晚，好几次被锁在收容所外面，所以他辞了工作。
他告诉我他能轻易地找到另外一份工作，但这种想法随即冷却。“如果你得到一份工作，你将在财政上被虐待，”他说，“无人付给我应值的薪水。”所以他把时间消磨在替收容所做字母标记，妄想成为著名书法家。可惜，他粉刷在每面墙上的字没有显示出任何天分。与此同时，他没有怨言。“你知道我们昨晚晚饭吃什么了？”他问，“牛排！我们有一台电视，一个录像室。我在这儿看的电影比我在外面看的加起来还多。你真的不能要求太多。”假设他要求少，他将很快振作起来，既不是无家可归者也不会退出劳动大军。
我绝对不是说你在收容所不会发现真正的减轻烦恼的例子。当然一些人因火灾、失业或家庭暴力在那儿避难。确实有人遭到了很大不幸或迷失方向、迷茫、失去信心、暂时停止了奋斗。但这些短暂的无家可归者，只占公共收容人口的极少数。
无家可归与自由拯救灵魂
公共收容所不能区别不幸的人、像洛威尔这样的装病的人和真正脱离社会的人。例如，在凯瑟林大街收容所，你看到在一间大的、杂乱无章、有14张床位的屋子里住着四个或五个家庭，发现面目可憎的年轻人和他的16或17岁大的妻子中午了还躺在相邻的床上。经过几个房间后，你忽然看到四张床拼在一起，显示是一个家庭，每张床都铺得像士兵床铺那样整齐，每个枕头顶部放着一个亲手做的动物玩具，一只金鱼在碗里游——所有这些透露出远远不同的生活和高度的激情。但对收容所来说，所有无家可归者都一样，都平等地从纳税人那里得到住房。
至少，公共收容系统制定区别对待的收容政策并减少收容人数将具有意义。如果它们也只提供临时的而不是无限期的住处，人们将减少对收容所的依赖。
即便这样，私人资助和私人开办的收容所很多也赞成开办公共收容所。私人收容所拒绝用似是而非的“头衔”将其变成庞大、昂贵的永久官僚机构，持续扩大主顾人数，让他们长期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