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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这样，私人资助和私人开办的收容所很多也赞成开办公共收容所。私人收容所拒绝用似是而非的“头衔”将其变成庞大、昂贵的永久官僚机构，持续扩大主顾人数，让他们长期依赖收容所。私人收容所有公共收容所没有的目的性。它们有自己的标准和价值观。它们的目标是改变生命、拯救灵魂、拯救原罪之人、解救不能得到挽救的人。在人道的社会中，这些目标值得称赞、十分必要，然而却超出了国家的范围。
假设下列扭转后的情形出现了，将会发生什么事？想一想，大城市的公共收容所缩减或关闭，精神病人得到妥善治疗，私人收容所减轻了暂时的烦恼及试图重塑它们认为可以拯救的酗酒者、吸毒者和脱离社会的人，公共场所扫除了乞丐和睡觉的人、恢复了公共秩序。所有的烦恼加起来会更大吗？成千上万以前睡在公共收容所或地铁的无家可归者将在桥下受冻、在贫民区挨饿吗？
我认为不会。假定对易于陷入绝望的生活加以阻止——有同情心的市民停止以同情的眼光看待酗酒者、瘾君子、游手好闲的穷人、被蹂躏的受害者，对他们施舍是一种公共需要——那么，各种各样的无家可归的吸引力将大减。在保存完好的社会秩序中，市中心不会涌现微小的目无法纪和不负责任的自我毁灭行为，很多人就不会堕入这样一种命运的诱惑。
我们错误地看待无家可归问题的每一部分——谁是无家可归者，他们怎样沦落到那种地步，对他们的困境我们负什么责任，给他们什么帮助。我们以自由的名义把疯子扔到大街上不管，这种自由是在取笑他们。我们对疯子欠缺同情，我们把同情不加区分地滥用到正好看起来像他们并和他们站得很近的人身上。如果我们的公共场所被劫持和掠夺，那样做有助于减轻我们隐约感到的内疚，但不能认识到问题的焦点所在。如果那样做侵蚀了社会秩序，我们——内疚的人——让谁为此负责？
以上谈的已足够多了。该是停止欺骗我们自己，清除貌似有理的自由带来的混乱的时候了。第六章牺牲穷人
性革命、反文化，所有这些促进富人解放的“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使我们行为及价值观与信仰转变如此之大，以致在它们发生时，所有人都意识到美国文化历史中某种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东西出现了，改变了美国人的灵魂。相比之下，我们通常认为“文化革命”的其他部分，那些旨在解放穷人的部分，是纯粹的政治现象，如通过民权法案、登记选民、改良学校、划分行政选区等等。但是，所有巨大的政治变革都是从信仰与理想的早期转变中产生的。
甚至在反文化来临之前，在美国人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关于贫穷根源、穷人与社会其他阶层关系的观念开始有了急剧的转变。我们革命化的关于对极贫的认识与了解；使我们为他们修建了禁锢他们的一座监狱，将他们囚禁在贫穷的命运中。尽管出于仁慈和人道主义的目的，我们给予穷人的都是禁锢和枷锁。
富人新文化中的一个中心观念最为有害，即穷人是牺牲品，贫穷就是受迫害的证据。因为通过劝说穷人，说他们是社会不公正的牺牲品，或者纯粹是巨大经济和历史力量将他们压到社会底层的不幸的被玩弄的人时，我们使他们变得消极、被动和充满怨恨。出于豁免他们无需为他们处境而负责任的慈善心理，我们剥夺了他们的个人责任感、控制感和自由感，而没有了这些品质，没有人有能力振作起精神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虽然大萧条使知识分子担心资本主义制度上的某种东西可能确实出现了问题，他们开始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但一直到60年代，这些想法才开始渗透到大众文化当中来。
通过文化体系把穷人再定义为牺牲品，很容易追溯此进程，因为本章将考虑的三个有巨大影响的主题在那个发展过程中很清楚地标明了不同的阶段。第一个而且在目前最为重要的是由迈克尔·哈林顿著的《另一个美国》，他在1989年逝世，当时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领导人。自从此书1962年问世以来，恰逢“文化革命”开始，其主要思想依然是关于穷人的居主导地位的正统道德观念的核心。今天，隔了一代之后，你仍可以从剑桥到伯克利的校园书架上发现《另一个美国》的平装本，并且你仍可以发现它经常被报纸和杂志所引用。《另一个美国》直接形成了事件：它帮助劝说肯尼迪总统将反贫困改革运动列入其中心议事日程；同时当林登·约翰逊把被暗杀的肯尼迪总统的反贫困运动作为自己的运动，此书的出名使哈林顿成为工作小组必然的候选人之一，该工作小组设计了对贫困的战争。
通览哈林顿的书，你可以看到将穷人再定义为牺牲品是何等的扭曲，不管哈林顿对穷人的认真关注及他的真正洞察力和创造力如何。今天，我们习惯地，通常下意识地得出他给我们造成的假象，并且，这是哈林顿的关于贫困的概念对穷人造成如此伤害的部分原因所在：你不能清楚地看事物也就很难对它进行纠正。
文化的毁灭孤立现象
哈林顿争论的中心就是，你看到的贫困的内容不是事实。在贫困被关注之处，你必须怀疑你感觉到的证据，因为贫困的真相不仅被隐藏，同时几乎正相反地与真相对立。哈林顿教导富人文化如何直接看到下层阶级的真相——从头到尾看一遍，结果根本就没有真正地看到它。随着此课被领悟，参与贫困讨论的人就有可能辩论道——如同他们现在一直在做——似乎他们面前所看到的东西不知何故根本就不存在。
自然，现代思潮的整个趋势鼓励人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知觉。我们现代人从弗洛伊德那儿学了高深的、怀疑的不信任，他教导说真相被隐藏起来、深埋在我们看到的华丽的表面之下的精神里。
还记得读威尔士的小说《时间机器》时那种战栗的感觉吗？我们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不是因为对书中描写的那个奇特而恐怖的世界有恐惧之感，而是因为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我们的世界未来也可能是这个样子。《时间机器》中所描写的那种阶级的不平等现象，以及《1984年》一书所描写的那种集权政治如果按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我们的恐惧就不是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书中的情景就会成为现实。
如果你在近期的《新闻周刊》或迪奈希·德苏查的畅销书《教育要有所选择》中了解到校园里的政治改革的情况，你会有同样的恐惧之感。问题还不是人们经常谈论的大学里多元化的文化泛滥，种种破坏性行为，待遇不公，文风不正，种族歧视和意识形态狭隘等。真正的问题是大学里正在发生的事，在校外更大的领域里已经发生了，只是没有那么显眼而已。
政治改革和种种类似的运动不是孤立现象，而是本书前几章中所讨论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发生的变化的延续。这种文化上的自由化倾向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文化本身。
很明显，这种破坏绝非偶然，而是存心的。有产阶级的富人有意诋毁西方传统文化的部分权威，一方面使他们自己免除一些清规戒律，一方面也想借此改善穷人的状况。由于不想把问题的责任推给事情的受害者也就是穷人，富人就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找茬，把它叫作精英文化、种族主义文化或阶级文化等。还说这些东西的宗旨就是为富者越富、穷者愈穷制造理由。
〖3〗第十章文化的毁灭〖4〗〖1〗〖2〗梦想与梦魇〖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学生人数的增长，大学和学院成了美国世俗文化的主要推动者。自从维多利亚早期的地理学家通过对化石的研究提出《圣经》中所说的上帝在七天内创造了世界的说法是错误的，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以后，宗教的权威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可以说，宗教已经不再是我们信仰、价值观和道德的基础。
两千多年过去了，人们仍在探讨什么是神、真理和正义，探讨人类的本质是什么，人作为个体和群体应该怎样生活，以及什么是责任、荣誉、友谊、爱情、美德和自由等等。人们还对历史作了大量思考，研究在不同时期，人类是如何组织其社会结构的，领袖人物的行为方式如何，以及这些行为对外界产生何种影响。当然还有科学发现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的研究。
换句话说，20世纪，西方文化是伴随着基督教神学、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科学研究以及崇尚自由、民主的个人主义思想而发展的。这种发展始于欧洲，最终在美国达到巅峰。学校的任务，就是通过教学使这种传统延续下去。教师当然在这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早在60年代校园动乱以前30年左右，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文化道德相对论就已经风靡校园。这些思想体系对学校教育产生了令人感兴趣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在历史课上越来越多地探讨阶级利益、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上着课上着课，就会有人惊叹：你看，马克思是对的！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宪法不再是人类自由的丰碑，而不过是制定宪法的那些有产阶级捍卫自身阶级利益的产物。英国的内战标志着无产阶级的觉醒。而法国大革命是中产阶级捍卫自身利益的结果。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到工人阶级是如何发觉和发展自己特有的阶级意识和世界观上来。
60年代以后，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研究，这种历史观有所加强。如果国王和其他领袖们与常人一样只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傀儡，那么他们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贡献，同说“因为公鸡打鸣，太阳才升起”也没什么两样。对这些人的研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他们背后的东西。如果哲学家和艺术家反映的只是他们时代的特征，如果说先进的思想并不能推进历史，那么与其像以前那样研究历史，还不如具体研究一下农民意识的形成及其与他们生活环境的关系。不是说这种研究不重要，但这些真的就是问题的全部吗？
弗洛伊德学派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教授们写了大量著作描写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应该如何看待世界上的事物。举例来讲，哈姆雷特被说成是有强烈的恋母情结，而莎士比亚书中的爱情、罪恶、人物行为、伸张正义的困难、复杂的家庭关系等等，都被精神分析家们抛到脑后。
文化的毁灭贪婪与残暴
这些教授们可能忘了文学作品的力量和吸引力之所在，即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下是如何表现他们的个人意志以及道德选择的。在文学作品中，抽象的心理、道德和社会问题是通过具体的人物来体现的，就像我们现实生活中一样。作为读者，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无时不在揣摩书中人物的心理和行为逻辑。通过对书中人物行为的判断，我们也在丰富我们自身的道德观和思维方式。有一位教授写了一篇流传颇广的文章，他根据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的描写而推断狄更斯年幼时可能看到过他父母做爱。这种弗洛伊德式的分析方式，与我们上面讲的文学作品阅读实在差得太远。
教授们对弗洛伊德的误解导致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曲解。例如，在分析劳伦斯的作品时，教授们常常过多注意书中大量性行为描写，而忽略了作者追求男女之间完美结合的愿望。
目前，文学课讨论的最多的除了沃尔克的《紫色姊妹花》以外，就是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康拉德在他的伟大作品中谈到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以及关于文明的古老的定义，但教授们大加曲解，使学生们得到几乎相反的印象。
在康拉德的作品中，作者通过主人公库尔兹先生的行为表明性与暴力如果不加以节制，会产生多么大的破坏。库尔兹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欧洲人，参加了比利时对刚果（利）的帝国主义式的掠夺。他从当地原始部落夺取了大量的象牙，然后运回欧洲贩卖，结果本人过着帝王般的生活。在权力的影响下，库尔兹也使当地人产生了贪婪与残暴。他们的行为是如此令人发指，以至于康拉德在作品中也没能做过细的描写。
虽然库尔兹在作品中是以一个具有自由派思想的欧洲人的形象出现的，但自由主义并没有给他克服贪婪的力量。对康拉德来讲，如果库尔兹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克制的话，那也是出于习惯及他所处的欧洲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与他对人类本性的理解和他的文明价值观风马牛不相及。
在《黑暗之心》这部书的结尾，库尔兹患热带病死了。临终前他还在喃喃地说：“真想杀光那些野蛮人。”即便到死，他也没弄明白文明的真实含义，以及他和他的同伴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把文明带给非洲大陆。
但在文学系教授中间，流行的说法是库尔兹是“精神上的英雄”。他战胜了社会带给我们的精神上的压力。作为一个开拓者，他在心理上达到相当的深度，正如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人类所能达到的那样。
文学系教授还告诉我们社会是产生地缘政治和个人压抑的根源。看吧！他们说，比利时在刚果（利）的所作所为不正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行为吗？他们奴役和屠杀当地的人民，掠夺该国的财富。因此，康拉德的作品实际上是在鼓吹全球解放运动。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康拉德并不认为比利时的帝国主义行为是文明的象征。比利时的帝国主义与罗马帝国不同。罗马帝国把文明带到当时还是野蛮社会的英国，而比利时代表的是腐败了的文明。正是这种文明使库尔兹堕落了。库尔兹的思想变化告诉我们，人类必须在自己的思维深处把握库尔兹未能控制的自我克制。
70年代初，校园里关于道德相对性的讨论甚至影响到纽约警察局。我认识一位在大学里的工作人员。她为人恬静，思想中有自由派倾向。有一次她在邻近纽约哈林区的一个公寓中租到一套房间。除了一件事，一切都令人满意。在她窗户对面的哈林区的大街上，每天直到后半夜黑人的音乐声还是不断。她为此向当地警察局多次抱怨，但没有结果。当她后来打电话再一次责怪时，一位警察在电话那头耐心地说：“太太，这是他们的文化习惯。”人家都得按你的习惯来？你当你是谁！
按这种逻辑，对事物作出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穷人有穷人的活法，法律和警察也不能干预。
这对学校里的教授是一个打击，因为科学需要有确切的答案，不能什么事都是相对的。与基因研究等相比，人文学的答案远不那么确定。有时教授们难免有这样的想法：可能他们教的东西算不上科学，只是个人意见而已。
60年代，随着学生、妇女和反战运动的开展，教授们的上述意识达到高潮。大学纷纷放弃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教学，认为这些东西已经过时。一批新的名字出现在教科书单里，俨然与柏拉图和法国哲学家蒙田分庭抗礼。他们包括古德曼、布朗、马尔库塞、法农、福柯、波尔德温、马尔科姆。后来甚至达兰的抒情作品也被当成教材。大家普遍认为，西方文化代表的是压迫阶级的意识，宣扬的是对穷人、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的掠夺和剥削。
西方传统被认为不仅仅失去了意义，而且压根就错了。它所反映的仅仅是少数自私的有闲阶级达官贵族的思想。现在到了彻底清算这些东西的时候了。是的，如果人类进化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过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还有什么用？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亵渎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越南战争被认为是美国殖民主义的产物（就像康拉德笔下的比利时一样）。在美国国内，黑人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可以说是一种内部殖民行为。妇女是被压迫的少数，虽然她们从人数上讲并不少。水门事件表明，美国政府根本视公正为无物。而肯尼迪兄弟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整个是一套阴谋。这一切与我们先辈所设想的正义社会格格不入。
60年代这类思想弥漫校园。随着当年的学生自己成为教师，这种思想持续了近二十年。米德尔伯雷大学的英语教授帕里尼说：“越战结束以后，我们这些反战的研究生回到校园。有一段时间，我们变得默默无闻。后来执掌了教鞭，大家都认为到了对大学进行好好地改革的时候了。”
帕里尼是60年代校园学运的领袖，人数更多的是那些学运的参与者和同情者。而学运也不仅仅是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和对教学楼的占领。重要的是校园里的风气发生了变化。法农和冯考尔特的著作成了教科书。《纽约书评》成了必读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