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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猜，我对他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吗？猜猜看吧。”
“猜不出。”
“可怜。”
她吐出两个字，神情是轻蔑又刻薄的。我对她产生了反感，觉得她对宋英夫的评价过苛了。我嚼一口咖啡，她身上散发出的法国香水味道，也使我有些不自在。坐一会儿，我们又聊了别的，我就向她告辞了。
我其实还可以套出她的更多话来，也可以为写作补充更多的材料。但是，我还是不愿意眼睁睁看这样一个情形：她用一双无情的手，干脆就把这么一个干瘪软弱的老头儿，从头到脚剥一个精光，这又有点儿近乎残忍。也实在与中国人温厚中庸的处世哲学不符合。而且，这时，探察人们心理奥秘的好奇心也会转化为窥视别人隐私的猥琐情绪，我也不愿意这么做。
不过，雨鹤的那些话还是影响了我。以后，我与宋英夫接触比较频繁了，主要是我们一起在搞那部明末知识分子的小说。也就是，我在本书中摘选的那些片断。这部历史小说终于未能搞成，故事太过于零碎，情节也太不完整了。英夫坚持说，可以成为一种笔记体艺术形式的小说；我却觉得，倒不如将其分解为若干短篇与中篇更合适。英夫是个随和又懒散的人，也就无可无不可地将这部稿子搁在那儿了。如今，当我重新翻阅那个黑色笔记本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就是宋英夫对柳如是与钱牧斋的故事最感兴趣。譬如，小说开首写柳如是与钱牧斋的床筛秘事，罗水泊写得极简略，还有，描写柳如是与钱牧斋在秦淮河设筵席讨好阮大铖，用“白玉莲花”与“鞋杯”给阮大铖敬酒之事，就无全是宋英夫所描述，写得精彩极了，活脱脱刻画出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猥亵变态心理。我看了以后，不禁联想起，宋英夫怎么会将那些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反映得如此惟妙惟肖呢？他是不是与叶雨鹤在一起时有过同样的心态呢？他温文尔雅的表情后面，又蕴藏了多少复杂细微的心理秘密呢？我挺想知道。想通过平时的随意聊天，能挖出一些材料。这自然是枉费心机。他是一个心理防卫很强又敏感的人。我想尽办法企图套出一些话来，老头儿却常常不置可否地一笑，极狡猾地溜出我设下的圈套。我也曾经想办法去找子君，她却与男朋友一起跑到深圳了。
我与英夫接触，反而情绪上有些不自然了。我们闲聊天时，他也常常向我投来警惕的眼神。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来往也减少了，我却想象着他的生活。他孤独和抑郁吗？他每天早晨还提着那个鸟笼子去遛鸟吗？他是不是隔两天还练一次颜体字呢？出席会议时，他还穿那件银灰色西服，系一条红领带吗？仍然是道貌岸然地昂着头，说话声音却挺轻微吗？说实话，我还真是挺惦念他呢。给他打了两次电话，都未能找到他。是小阿姨接的电话，说他最近经常出门。
前几天，我在长安商场门口碰见了他。他穿了咖啡色皮夹克，戴一顶极俏皮的贝雷帽，正挽着一位胖老太太的胳膊往外走。他惊喜地向我打一个招呼，又立刻介绍那位老太太，说是新结婚的老伴，原来是越剧团的一个演员。老太太五十来岁的模样，风韵犹存，说话嗲声嗲气。没讲几句话，眉毛眼睛已在脸上跑了好几圈了。
“瞧！我的身体多硬朗！老朋友们都说我像一个运动员。”英夫得意地挺一挺胸脯，呵呵笑了，他拍一拍我的肩膀又说，“到我家来玩儿！我的老伴儿，做一手刮刮叫的淮扬菜，请你来品尝！哈……看我是不是胖了？心宽体胖呀，人家说我是黄昏之恋！”老伴撒娇地拽他一把，他却又仰头哈哈大笑了。
我没料到，他又开始了一段人生的最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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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小说的初稿是在一九九六年完成的。企图用一种历史与现实交错描写手法，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但是，初稿写得很粗糙，写完以后，给一个朋友看，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我。他认为，历史部分要比现实部分更精致一些，建议我将此书干脆改为一部历史小说。
我同意并感谢他对这部小说的其它批评，却仍然坚持要保留时空交错的艺术手法。经过几年酝酿，我又增加三分之一篇幅刻画罗水泊这个形象。因此，小说的基本框架就成了这样：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群→罗水泊→宋英夫，时空交错的概念也成了明末清初的历史→五十年代及文革历史→当今社会生活。也许，我运用这种艺术手法并不成功，可我觉得它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内心世界的一部分，这也算是在艺术上的探索与尝试吧！
特别是要讲一讲罗水泊这个人物。在他身上，我吸取了顾准先生生平的许多原始材料。当然，罗水泊是小说中创造的形象，也不可能等同于顾准先生。他与顾准先生“娜拉出走以后”的思想经历不同，始终具有牢固的自由民主观念，爱国、纯真、又具有俄罗斯民粹派作风，关心大众的痛苦，孜孜不求地进行思想探索，他自己的生活却又充满了磨难与痛苦，于是，他将自己的全部快乐寄托在思想探求上，将自己的灵魂作为祭物献给整个人类和上帝。这个形象深深吸引了我。写作时，我感到这个人在我笔下鲜活起来，跃动起来。有时，一些章节甚至不需要我自己谋划，而是它在主动发展着。
目前，人们对文学界的现状普遍感觉失望。一位评论家曾经尖刻地指出，这是“文学的阿斗时代”。著名导演张艺谋也发出了“今天的文学没劲”的感叹。这是为什么？我以为，当商品经济大潮向中国社会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发起冲击时，许多作家无所依傍，首先在思想上就使自己下岗了。他们加入了“拜物教”，向猬琐、粗鄙的功利之神倒身相拜，文学界也就必然浮起各种泡沫。难怪那位评论家提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金光大道》等一批样板作品时，联想今天，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个时代的作家是真诚的、愚蠢的，今天的作家则是狡猾的、卑鄙的”。在这个沸腾与躁动的大时代中，一代作家放弃了自己的精神追求，只是企图靠自己的笔也去参加权力与金钱的角逐，也想来分一杯羹，那还真不如穿一件红背心去扫大街呢！
所以，顾准先生的形象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界，应该是一块丰碑。我认真地读过《顾准寻思录》和《顾准传》，内心深处感受到一次又一次震颤。有人讲过，“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值得欣慰的是，毕竟还有顾准！”此话不无凄凉，却也不无道理。在我们面前巍然树立的那些文学大师、思想大师的形象中，又有谁像顾准先生那样，虽然一生中饱尝痛苦、屡经磨难，却仍旧保持坚韧不拔的意志去进行思想寻求呢？可能，许多朋友们会认为我把话说得过于绝对，但我仍然坚定不移确信，顾准先生强大的思想探求精神，必然会滋养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的疲倦灵魂，使我们真正勇敢和坚强起来！
最后，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书中所引述的但丁《神曲》的诗句来以此共勉吧：
“所以你得起来，用你的精神力量
克服你的疲倦，
只要你神完气足，不为形役……”
“于是我就起来，拿出我本来没有的，
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回答：
善哉善哉！我多么坚强，多么勇敢！”
1999年5月25日于白云路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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