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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找这份工作我并没有去巴结什么领导，不是靠走关系得来的。但我为了能保住这份工作不得不去走关系了。现在这份工作已经没有那么苦了，厂内都有了电平车，不用推板车了，劳动量也没有那么大了，似乎地位也就不那么低了，所以我不再有任何优势了。甚至我还有劣势，我的年龄，我的身份，都成了我竞争上的短处。
厂长夫人开的门，我记得她当时很平静地接过我手中的东西，然后就说：“老胡，有人找。”厂长姓胡。我有些紧张地进了门，看见了胡厂长，他很热情地说：“唉呀！老萧，快进来，快进来。今天怎么有空儿到我这儿来了？”我想他是明知故问，他不会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因为昨天是他亲自给我们开的会，当时车间主任还介绍我说，“老萧是老同志了，一直工作在最辛苦的前线，十几年如一日，任劳任怨。”胡厂长还握着我的手说：“好同志啊！不过现在厂里有了困难，希望你们能理解啊！”
我说：“厂长，我没什么事儿，就是那…”我吱吱唔唔不知说什么好，这种场景我还真没经历过，我不敢看他，额头上冒出了汗，想想当时傻得可以，我竟然不敢用手去擦。倒是胡厂长很大方，说：“是不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我心里一阵庆幸，他自己开口说了，省了我不少麻烦。我结结巴巴地说：“胡厂长，你看…”在那时我竟说不出话来，在家里妻子教的那些，我反复练习了好几遍，应该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了，但在那一刻我全忘了。胡厂长叹了一口气说：“难啊！老萧你也不是不知道，这是厂委会研究决定的，也不能为了谁破例啊。”我说：“只要别让我走，让我干什么都行。”胡厂长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样啊！”他老婆在一旁说：“唉呀老胡，你就想想办法吗？就是安排个清洁工也行啊！”我一直都要感谢这句话，在这件事上，这句话起了关键的作用，胡厂长说：“那让你打扫厕所什么的行吗？”我忙说：“行，行，行！”那时别说是打扫厕所，就是整天在厕所呆着上班我都愿意，只要能不走就行。
后来我一直在想关键时候厂长夫人说的那句话，我想是因为妻子的礼物，那份礼还是很重的，在那个年代。所以厂长夫人才会为我说了一句话，也就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不知该怎样去理解这件事，如果说一个人的命就那么贱，肯定有人会和我持不同的观点，但不这样理解，又找不出好的解释。试想一下，在当时，如果没有那份礼，或者说妻子买的东西很轻，以那时的标准来衡量只是普普通通，我想厂长夫人可能就不会觉得什么了，如果她的心没有动，她也不会说那句话，如果没有那句话，我也不会有扫厕所这份工作，那么我就要离开厂子了，至于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就不得而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命运等于那份礼物，等于妻子那一个月的工资，也等于厂长夫人那一句话。现在想来是不是有些可笑，有些滑稽？但在我心里永远是沉重的，那份沉重可以压迫我一生。
第四章
那个开放的时代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其实它所带来的也就只有金钱。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在奔小康，争当万元户。经济是一片繁荣的，但思想是一片空虚的。在我的家庭里就是这样的。那一年，电视开始流行，而且是彩色电视，那的确是个好东西，竟然能把人放在里面，虽然现在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但在那时就是稀奇。何况也没有其它的娱乐工具，电视是唯一的消遣。妻子说：“今年咱攒钱，等年底咱也买个电视，要彩色的。同事家里都有了，不过黑白的多，咱弄就弄个彩色的，气派。”我知道妻子的想法，妻子和我一样也是农村人，但她的进城经历和我完全不同。她是随她父亲进城的，当时他父亲是城里有名的一个派系的头目，他是从农村一路打上来的，可以说也符合革命胜利的路线，从农村包围城市。岳父年青的时候是货郎，走南闯北的见识多，在那个年代，谁胆大谁能不要命，谁就有地位，他把几个村的当权派都打倒后，就在当地远近闻名了，城里的派系头目就和他联系，要一起共谋大业，他就进了城，也把妻子带进了城，以他当时的地位，当然可以为妻子找一份好工作。只是我认识妻子的时候，是在革命进入尾声时，我也近而立之年了，因为我的工作和我的背景，城里人是很少会有嫁给我的，而我也不能再到农村去找个老婆，所以我就一直是光棍一根。
那时候是厂里的人给我介绍的，她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就是家庭不好。我说怎么不好，她说这个姑娘是不错的，就是他爸爸是造反派，现在被抓起来了，所以她也受了牵连。我说，这没什么，只要她人没问题就行了。就这样，我和妻子见面了，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身份背景，所以谁也没有过份地去挑剔对方，谈了几次，觉得还谈得来，就走到了一块儿。就实话，当时也害怕，就怕再有个什么斗争的，会受牵连。可自己也那个岁数了，也该有个老婆了，权衡了利弊，还是做出了决定。现在证明那是对的。
由于妻子这特殊的出身，所以她的性格一直就很要强，什么事儿她都要争个长短，我知道是因为那些变故让她的心态有些失衡了，我可以理解她，一个造反派的女儿，受的白眼和冷视是无需再说什么的，长而久之，她对这个社会有了仇视的心态，对人也不是那么友好了。她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在这个社会上要过得好，我知道她只是在争一口气，而这一口气又从什么地方争得呢？现在人们谈论的就是家庭生活，今天你买了件什么衣服，明天他又买了块儿什么手表；我的录象机是美国亲戚捎来的，他的摩托车是日本的原产货等等。所有的人都在攀比的是这些东西。那时的价值观也就一个字，“钱”。虽然妻子很在意，但我们有时候能力并达不到。
我也想能出人投地，我发觉这社会，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了，不像以前那样，只要吃饱了什么也就不管了。而年富力强的我却是个清扫卫生的，就连这个都不一定能干多长时间。厂里虽然裁了人，但效益却一点儿也没上去。而也再没有人可裁了，剩下的都是正式工，一个也动不了，也不差我这样的一个临时工，何况这样的工作就得找临时工干，人家正式工谁干？厂里是三天两头放假，慢慢工资就开始发得不及时了，厂里的解释是现在困难，“你们不用着急，以后会慢慢补给你们的，一分钱也不会少。”说是这么说，厂里可以拖，可家里能等吗？家里面可是在等米下锅呢！
妻子的工资也不高，儿子要上学，女儿要上幼儿园，花费是非常多的。说实话，从抻着腰买了那彩电后，家里就没有一分钱的积蓄了，这几年厂里效益不好，我一直也没挣着钱，妻子的钱贴补家用后，也就剩不下多少了。而且这些年，妻子把日子算计的可谓到家了，能花一分钱的地方绝不花两分钱。面粉我们买最低那级的全白粉，开始听这名字，我还以为这是面粉中的精品，全白嘛，不是最好的？结果恰恰相反，这名字是个反义的，面粉分四级，精粉、香白粉、通粉、全白粉。原来它连普通的都不是，我说：“老婆，你也太艰苦了吧！我们最起码也来个通粉吧，附合大众潮流嘛！”妻子说：“能省就省点儿吧！一袋面差三块钱呢。”我一听只好闭嘴，要知道是三块钱啊！
我们两个人也不用置办什么衣服，有穿的就行，也无所谓新的旧的。酒就少喝点儿，而且不要买瓶装的了，虽然喝完后还有一个瓶子可以卖，但还是不合算，不如散的便宜，妻子给我准备了一个玻璃瓶，每次都是让儿子到商店去给我装。烟也不要抽了，既伤身体又花钱，可我这瘾也不是说没就没的，结果妻子托乡下的亲戚给我带来一包烟叶，说你卷旱烟抽吧！妻子也不是光从我这里入手，她自己也省了不少，雪花膏她基本不用了，头绳发卡也不用了，用旧衣服剪的布条，我有些不忍心地说：“你不用这么节省吧！买几根皮筋总可以吧！”妻子说：“这样不比皮筋漂亮吗？”我把妻子搂在怀里说：“漂亮，漂亮。”其实她没有看见，我在偷偷地擦眼泪。
以后再回忆起这几年的往事，妻子也很沉重地说：“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谁也没有办法。”我知道谁也没有办法，这是全民族的事，不是几个人可以改变的。妻子说：“想想那些年，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活的，整天忙来忙去，竟一点儿记忆也没有。”我知道，那怎么会有记忆呢？那时候我们其实和机器人没有区别，每天只是在流水线上重复既定的程序而已。早上起来做饭，把儿子女儿叫起来，让他们吃饭，然后背上书包上学，之后我们再把桌子收拾好，各自推出自行车，分别再去上班。到了单位，把饭盒送到伙房，然后换工作服开始干活儿，脑子里想的全是今天的计划是多少，如果干好了可以超多少，这个月又可以发多少奖金。在我打扫卫生的那段日子里，我不能想这些了，我想的是什么时候厂里的效益能好起来，我就不用再去扫厕所了，可以再重新回车间干活儿了。下午下班的铃声响后，就赶紧换衣服，往家里奔。路上还得惦记今天市场上的菜是什么价，唉呀！今天刚下过雨，菜肯定上得少，很多菜贩子可能就不来了，所以菜价肯定要比平常贵。要不今天就不买了，家里还有一个土豆，几根大葱，就将就一下吧！就等明天便宜了再买吧…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慢慢地走过的，似乎我们的年龄如树的年轮一样，在一圈圈地增长，但我们的思维还是一陈不变地在原地不动。好象也不需要，也没有什么要我们想的。每年的几件大事就是长工资，分房子，评职称，或者儿子考了第几名，今年要升学了，让他上哪所学校，需要去托谁的关系，走谁的后门。但儿子很不争气，至少在那个时候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和妻子一直都认为女儿学习好坏无所谓，只要以后找个好婆家就行了，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但他的学习一点儿也不求上进，常常是在边缘徘徊，让你觉得他没希望吧还似乎有点儿希望，有希望吧那希望又不大。最终他还是没有考上大学，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找的，他没能进大学的门。那时候社会上流行委培生，说白了就是自己出钱上大学，我想让儿子去，但我出不起那个钱，这个是最主要的，没有钱人家就不要你。以前生活那么苦，我和妻子省吃俭用时，我都没有感觉钱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我想，我们就是生活差点儿，但一样不少胳膊不少腿，长得结结实实的，那没有什么。可在那一刻，我深切地感到了钱对我来说的重要性，改变开放了十年，我依旧是两手空空，当决定儿子一生的命运需要钱时，我只能默默地抽着烟，一声不吭。
第五章
朋友有先富起来的，比如毛蛋。我再一次见他时是在城里，是他叫住了我。我以为听错了，什么人在叫我呢？回头看时我有些不敢相信了，这是毛蛋吗？穿一条又肥又长的裤子，那是流行的喇叭裤，还有一件花格子的西装，眼上还戴着一个大大的黑黑的眼镜。他摘下眼镜我才认出是他，我奇怪地问：“毛蛋，你怎么这身打扮？”毛蛋说：“嘿哥们！别叫毛蛋了，我的大号现在是孙宝财，孙总经理。”我莫名其妙地问：“你什么时候当总经理了？哪儿的？”宝财说：“不瞒你说，哥们现在弄了一公司，是大老板了，你看，这西装，裤子，还有这眼镜，都是正宗的美国货。”他边说边在抖动着身体，好象在告诉我他早已不是以前那个毛蛋了，现在也衣冠楚楚地登堂入室了。
我问：“怎么？你外国的资本家爷爷回来了？”他说：“哪儿啊？我现在弄了个建筑队，这城里现在建设是真多，我的活儿都干不完的干，现在我可是有的是钱。”他把那个钱说的特别重，似乎在强调，我知道他是这个意思。我说：“那什么时候有空儿到家里坐坐。”他说：“行！不过现在不行，我忙得很，得赶紧去工地。”
其实像毛蛋这样的人应该能富起来，我是这样想的。在那个时候，所有当时认为是比较有出息的人，是指在工厂、机关，事业单位上班的那些人，他们吃国家粮，可以说是众人敬仰的，那时候教育孩子都是这样教育的，“好好学习，争取考出去，以后一辈子能吃国家粮。”所以这些人都是安份守己的，都是信心十足地守着这份工作，很少有人会走进改革的大潮中，而普通的老百姓，本本分分地又多，他们的思想里就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种点粮食，栽几棵果树，再在家里养几只鸡，几头猪等等，他们还是一种小农意识，只要自给自足就行了，对国家的号召是很少有人会响应的。而毛蛋这种人就不一样了，虽然他也是农民，但从小就游手好闲，种地闲累，上山怕热。整天就吊儿浪当的，无所适事。看着别人都能过得比较充裕，而他经常家里揭不开锅，他当然不会总是无动于衷。机会来了，在国家一浪高过一浪的宣传引导下，他就进了城，发现了建筑是个缺口，开始他回村里鼓动了几个人出来跟他给人家干，后来他逐渐摸出门道了，其实这东西很简单，他看那些大建筑队也没有什么，甚至他觉得手艺还不如自己，只要能把砖放直了，把灰抹平了就行了。关键是要看你能不能揽到工程，这可是一门大学问，毛蛋看常了，也就知道了里面的门路，后来我再见到他时，他和我说起他的创业经历，他说：“说来你也不信，我那时很简单，就扯几个人自立了门户，我记得第一笔工程是个厂里的车间改造项目，那个厂想把一个仓库改成加工车间，就是把墙上开几扇窗，在里面立几道墙，再把墙面、地面收拾一下就行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拿下来的吗？”我摇摇头，我怎么会知道。我想哪个厂会用他们去干，这可是厂里的大工程。他说：“其实很简单，我就去找到了负责这个项目的副厂长，对他说，‘只要你把工程包给我，你说个数吧！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结果这工程就是我的了。”我说：“那他就不考虑你们有没有能力干？”毛蛋说：“唉！这有什么能不能干的，都一样，都一样。我们能保证验收合格。”我说：“你们的手艺这么高？”毛蛋说：“那个验收不就更好说了，反正房子肯定是倒不了的，就是可能垂直度啦，平面度啦能差点儿，不过不影响使用，给检验人员两条烟就全摆平了。”
所以毛蛋很快就富了起来，队伍也是越来越大，干的工程也是越来越大。最近我看到了一份国家的统计数据，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文化阶层的收入情况。排在首位的是硕士、博士生以上的文凭，我想这个是应该的，在什么时候都是物已稀为贵，他们的收入肯定是要高的。但令人吃惊的是排在第二位的是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的人，而大学生排在最后一位！我想这是符合国情的，但却是不正常的。近二十年来，确实造就了像毛蛋这样一批富翁，只要有胆量，能钻空子，他们都发达了。可有没有人想过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当我们还处在战争的时候，对人要求最重要的方面是能打仗就行，只要有体力，能在战场上拼杀，那你就是国家最需要的，国家就给你最高的地位。但当战争结束后，要进行经济建设，要的就不是体力了。但我们却仍旧在宣扬它的重要性，把它的地位捧得高高在上，那谁还会去从事那些没有地位，也没有实际所得的脑力劳动呢？同样，我们在改革初期，注重的是基础的发展，要的是敢打敢拼的人，所以造就了一批人的成功，但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在所有人的脑子中，他们的做法就是成功的典范，就是模式，就是榜样。儿子当时曾对我说过，“上那么多学干什么？我下去自己当老板去，只要有钱还怕什么？”是啊！只要有钱我们还怕什么呢？
邻居老王不一样，我觉得他不一样，我虽然和他接触的不多，只是平时上下班碰着时打个招呼，或者夏天在街上乘凉时一块儿聊聊。他是个文艺工作者，妻子说他是作家，可我好象从来没有见过他写的什么东西发表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