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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爸爸每说到此，我心里还有几分感动，这份感动或多或少能抵消一点对他的反感。但随着对他的了解愈来愈多，这份反感也就愈来愈强烈。
有一天，由一个本不相干的话头，他又开始了这番表白：
“无敌，你小时候那场肺炎得的厉害，那时候得肺炎死的孩子多了。大夫都说你不行了，扔了算了，我跟大夫说，求求你了，你救救他，我……”
“你真不如不救我。” 我打断他的话。
我瞪着他：
“你救了我，可之后你干了什么？你遗弃了我八年！”
爸爸一时语塞。
我转身而去，觉得胸中出了一口闷气。
我甚至开始怀疑他这番表白的真实性。
这段经历奶奶并不常挂在嘴头上，但也对我说过几回：
“你六个月大的时候，得肺炎发烧，先是抽，后来都背过气去了。乖乖，吓死人了，你鼻子那儿就还有一丝丝的热气；大夫说还有救，给你打进口的药；到后来，你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大夫说好了好了，活过来了。啊哟，那回你是拣条命嘛！”
起初我并没有注意这两种叙述之间的差异，只为自己的死而复生感到庆幸。现在看来，这里面很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首先，我得病的“背景”应是母亲带姐姐离开之后，因为在父亲和奶奶的叙述中都没有提到她。这么说来，是恋上表妹的父亲把母亲先行打走，奶奶曾试图挽留母亲；而我就是在母亲离开后得的肺炎。
按奶奶从六个月把我带大的说法，以我的生日推算，我得肺炎是四六年的二月前后。冬春之交，正是此病多发的季节。
当我生命垂危，在鬼门关口游移之时，据父亲说，是大夫让把我扔了；而据奶奶说，大夫讲我还有救；那么到底是何人，要将昏迷不醒，尚有一口气的婴儿抛弃呢？
奶奶的叙述中没有提到我的父母。母亲是已带姐姐而去，那么父亲的作用呢？奶奶避而不谈，莫非有难以启齿的隐情？
再者，父亲不厌其烦地向我表白他当年的“救婴”之功，是想博得我的感激，还是想先入为主以隐瞒真相，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我一时找不到答案。
直到后来，我看了伊朗最著名的导演马基德•；马基迪的电影《天堂的颜色》，才心有所悟。那是一个盲童与其父亲的故事，影片刚开始时，银幕上有这样一行字：
——你既看得见，又看不见。
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
在学校的门前，盲童穆罕默德焦急地等待父亲接他回家过暑假，门口只剩下他一个人了，父亲迟迟才到。他哭着拉着父亲的手说：“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实际上，父亲真的不想要他了。丧偶的父亲准备迎娶新的妻子，一心想摆脱这个瞎儿子。
但这遭到穆罕默德奶奶的反对。奶奶不顾风雨交加，出去寻找被父亲私自送走当木匠学徒的穆罕默德，不幸染病去世。
倒霉的穆罕默德成了他父亲生活中的障碍。
父亲不得不接穆罕默德回家。在过森林中的小木桥时，穆罕默德掉进湍急的洪流中，看着在急流中上下沉浮的儿子，父亲如释重负，似乎得到了一种解脱。就在他眼睁睁地望着穆罕默德越冲越远的那一刻，父亲终于良心发现，跳入水中。当他们一起被冲到岸边时，儿子已奄奄一息，穆罕默德无力垂着的一只手动了一下，这只手终于触摸到了“天堂的颜色”，不幸的穆罕默德终于“看见”了人心灵中的天堂。
他的父亲也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这个电影曾获得2000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
四六年那严寒的早春，我恰似那个小穆罕默德。
一个仅六个月的小生命在命运的急流中沉浮，与病魔做生死之搏。
彼时彼刻，想弃之不救的到底是那位医生，还是准备迎取新妇，视幼子为累赘的父亲？
而最终救我一命的是良心发现的父亲，还是作为家长的，心地善良的爷爷和奶奶？
我想把影片开始时的字幕改动一下：
——你既看不见，又看得见。
六十年前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我既看不见，又看得见。
虽然我并不想看见。
三． 身为人父
一九七八年四月，我的女儿出生。我身为人父，担当起又一份责任。
我是在一九七七年的“五一”结婚的，妻子也是在密云工作的中学教师。婚礼在北京举办，老三掌勺，在家里办了一桌酒席，招待了妻子的娘家人。为我们的结婚，北京的“妈妈”还不错，为我们做了两床被子，买了床单，还有枕头。
“妈妈”说：
“那线绨的被面可不好买了，我排了半天的队，累死了。”
早在几年前，“妈妈”就多次告诫过我：
“你自己要攒点钱，将来结婚要用的。”
为了把话进一步挑明，她还和爸爸一唱一和，对我进行“自力更生”的思想教育。
“妈妈”说：
“无敌，你晓得吗，我就佩服那种自立的人。一个人要靠自己的本事，不能靠父母。”
爸爸接着说：
“我就是不靠家庭，十几岁就出去闯的，你看现在不是什么都有了嘛！”
他们话里有话，生怕我结婚时会花他们一笔钱。“妈妈”在单位干的是会计，在钱的问题上精明得很。
其实他们真是多虑。
我再糊涂也不会指望他们。
奶奶也不止一次地跟我说：
“无敌呀，你要存点钱，每个月存一点，将来结婚是要花钱的，没钱怎么行嘛！”
我答应着：
“我是存钱的，结婚我也会省，花不了什么钱。你就放心吧！”
我无法和奶奶说，每个月交给家里钱后就留二十块的生活费，吃穿加上往返北京的开销已是十分的拮据。奶奶年事已高，我不能让她着急。
“妈妈”承担了在北京我结婚的开销，这其中还有奶奶给他们的二百块钱。
“妈妈”其实没花什么钱。
妹妹，即“老大”，已从插队的江苏农村返城，在南京的工厂上班，她寄来了一对枕套表示祝贺。
在密云插队的“老三”也一年前返回城里，在铁路部门工作，只有老四还在上学。
“妈妈”跟我说：
“老二和老三就不给你买什么礼物了，我们就一起代表了，好吧！”
老二和老三果真就什么也没有表示。
我还能说什么。
这是一个想在儿女心中培育冷漠和自私的母亲。
后来弟弟妹妹们结婚，我都有一份在当时看来不薄的一份礼。
“妈妈”也不再说什么让他们来“代表”我。即便说了，我也不会那样做。
礼者，理也。
为人父母，居然不懂人伦道理，这就难怪他们过去的所为了。
结婚后，“妈妈”对我说：
“以后你就不要给家里钱了。老二和老三也挣钱了，家里不那么紧了，你顾你自己吧。”我早注意到，“妈妈”并不向老二和老三要钱来“帮助家里”。她这样解释：
“老二收入少，开支大；老三说自己攒钱，将来结婚不要家里的。”
我们的新家安在“密云师范学校”的教师宿舍，床和办公桌是学校的，我们自己买了一张圆桌和两把电镀的折叠椅。当时流行的还是“暖壶文化”，朋友和同事送给我们的铁皮暖壶就有七八个。
为庆贺我们，妈妈和姐姐从南方寄来了两床被面和一对枕套，都是丝绣的，图案精美，做工也好，我们很长时间都舍不得用。
女儿是出生在“北京友谊医院”，接生的护士说：
“这孩子生出来干干净净的，以后起名带个洁字吧！”
爸爸说：“叫常红吧，那多有意义！”
我们听从护士的建议，给她起名为常洁。
五．永远的愧疚
奶奶已是八十高龄，身体渐渐地虚弱。爸爸和大伯家因赡养奶奶引起的矛盾也逐步升级。爸爸当面指斥伯母为“江青”，使两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我提议，要不我在密云县城租间房，把奶奶接过去住。爸爸想了想说：“我和你大伯商量商量。”过些日子他说和大伯讲了，可能是怕人议论吧，大伯不同意。
奶奶夹在两家之间，很是为难。有时不打招呼，大伯家说要出差，一辆三轮就把奶奶送来；而这边也照此办理，到时候一辆三轮把奶奶送走，不容商量。
我不知怎么好，每次看望奶奶，都感觉到她的伤心和无奈。有一回她忽然想起了什么，在床底下摸摸索索找了一会儿，摸出一只很老旧的银灰色的金属碗，递到我手里：
“无敌，这是你小时候喂饭的碗，你拿去，留好了，别弄丢了。”
我小时用过的碗，奶奶还细心保留着！我有些意外。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只铝制的，老辈人称之为“钢精”的碗。和现在的铝制品不同，那碗壁很厚，质地粗糙，也有些分量；四周凸凹不平，是跌落多次的记录。
我摸着这只碗，感慨万千。就是它，陪伴我度过了“无父无母”的幼儿时光。
这是一只不同寻常的碗，它记录着奶奶对我的恩情。
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我刚下课，传达室的人叫我：
“常老师，你的长途！”
那时接长途电话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爸爸在那边带着哭腔说：
“无敌，你敬爱的奶奶昨天夜里不幸去世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做好革命工作，不辜负她老人家的希望……”
我仿佛受到了一击，脑子一下子成为空白，再也听不清爸爸那边念报一样的悼词，只感觉他那边还在不停地说；我忘了当时自己说了什么还是什么也没说，放下电话，失神地走回宿舍，趴在床上失声痛哭！
奶奶离我而去了，这怎么可能！我以为奶奶会长命百岁地活下去，我还有许多事没来得及做，我要有房子，我要接奶奶过来，我要好好孝敬她，我要好好报答她！可现在，一切都晚了！我都没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
我请假回京，见到爸爸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奶奶病重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爸爸没有回答。
“妈妈”抢过话来：
“我是说告诉你的，你爸爸说怕影响你工作，才没给你打电话。”
我知道，他们是故意如此。
据爸爸说，奶奶是在大伯家病重的；大伯住院割痔疮，伯母出差，等他得到消息去看奶奶时，奶奶已说不出话，送到医院抢救了两天，终因心力衰竭而不治。我对他讲的话将信将疑。奶奶虽身体虚弱，并无大病，何至于“说不出话”，而且走得如此突然？
第二天，我随爸爸去八宝山取骨灰盒。我把奶奶的骨灰盒紧紧抱在怀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想到这就是我能为奶奶做的最后一件事，我心如刀绞。
到了骨灰堂，把骨灰盒放好。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跪在奶奶的遗像前放声痛哭。
如果没有奶奶给我的爱，我这一生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爱。奶奶的娘家在农村，奶奶是心地善良的农民的女儿。没有念过书，却知道做人的道理；虽有人不与为善，却总是与人为善。在内心卑劣的人看来，奶奶的宽容是一种软弱；其实这种宽容包含着不屑与之为伍的高贵和自尊。
奶奶姓吉，讳秀英。户口本上的名字叫常吉氏，终年八十一岁。
菩萨一样慈悲的奶奶，愿您的在天之灵安详！
我回想起奶奶交给我那只碗的情景，她一定是有了某种预感，要留给我一个永远的记念。
而我心中留下的却是永远的愧疚。
六． 叹息的灵魂
女儿满月后即带回密云，白天托放在附近的老乡家，早送晚接。妻子在县城东的“新农村中学”，我在城西的“师范学校”，相隔有八九里地。为了更好地照顾女儿，我提出和“新农村中学”的化学老师互调，得到领导的批准；“家”也搬到了“新农村中学”的校园里。
我们体会到既工作又要带孩子的辛苦。几个月大时夜里折腾你睡不好觉，等会爬会走了又一会儿也离不开人。俗话说“养儿才知父母恩”，我是养儿更知当年的哺育之恩，更想念奶奶，也更感爸爸当年的薄情。
外公已瘫痪多年，渐渐地消瘦和苍老。我能做的，是每次回京时给他理发和剪胡子。在“密云一中”时每班都有一把推子，师生之间相互理发是常事，我也是那时学会的理发。我感觉到，理发时把他扶到椅子上已是越来越吃力，他讲的话也越来越让人听不懂，有一回他跟我说：
“无敌，我在南京有个狐狸袍子，你给我拿回来…”
一会儿又说：
“我南京的屋里头还摆着个观音菩萨，大的不得了，不晓得还有没有了，你给我打听打听…”
他确实是有几分糊涂了。
八○年的春天，外公在睡梦中安详而去。
我从密云赶回来时，外公已经火化，骨灰盒已接回家里。南京的舅舅来电报，让把外公的骨灰送回南京安葬在祖坟。
爸爸和“妈妈”说单位工作脱不开，去不了。
我觉得应当为外公做点什么，恰好新农村中学有春假；我提出来送外公回南京，我也想回阔别多年的老家看看。
我带着用布包裹好的骨灰盒登上去南京的火车，同行的还有外婆，舅舅要接她回南京住。临上火车时，“妈妈”递给我二十块钱，说是路上用。
火车是中午开，第二天下午到。在车上，我照顾年迈的外婆吃饭，给她打水，扶她上厕所，虽然我并不喜欢她，还是尽到了晚辈对长辈的责任。外婆除了吃饭喝水上厕所，别的一句话不说，没有一点笑容；我以为她还在伤心，也没有在意。
南京到了。我扶外婆下了火车，来接我们的舅舅忙上前搀扶问候，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外婆竟然对舅舅说：
“无敌身上有我二十块钱，你替我要过来。”
我大出意外，怎么成了我身上有她的钱？我跟舅舅说：
“那是上车时‘妈妈’给我路上用的。”
舅舅靠近我小声说：
“我知道，你别管了。”
“无敌身上有我二十块钱，你替我要过来。”——这就是外婆说我的最后一句话。如此不讲情义，我实为不解。
有句话叫“人心换人心”，看来并非十分的对；或就如曾文正公所说：“君子愈让，小人愈妄。”
舅舅和舅妈已由山东调回南京的“江宁县”教书，也住在学校宿舍。但南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显然比北京要好得多，舅舅的家很宽敞，是上下二层的小楼。与舅妈及表妹们见过面后，舅舅把我安置在一间客房。晚饭后我回到房间，刚坐下没一会儿，舅舅抱着骨灰盒走了进来：
“无敌，小孩子看这个有点怕。你带来的，还放在你的屋里。明天就拿走了，你看行吧？”
“行，那就放这儿。”我没多想什么。
“那你休息吧。” 舅舅把骨灰盒放下就走了。
我靠在床上打盹，火车上没有睡好，脑子昏沉沉的。
“唉——！”
忽然，我听到一声长叹，似乎近在咫尺，声音是那么的熟悉。
是外公的声音！
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看看四周，心砰砰直跳。
那声音没有了。
是我的错觉？是梦境？还是…
我是教自然科学的，一向以唯物主义者自居，不信鬼神。刚工作时，“密云一中”后面就是坟地，我一个人也敢在晚上走。可刚才分明是亲耳所听，让我吃惊不小。
我坐在那儿，看着外公的骨灰盒发呆。
过了一会儿，我不禁嘲笑自己。
外公是宅心仁厚的人，与他的妻子女儿完全不同。我千里迢迢送外公回故土，外公若有灵，也当保佑我才是，难道会害我不成！
想到这里，我躺回床上，安然入睡。
次日，我和大舅及小舅两家人一道，将外公的骨灰安葬。
完成主要任务之后，我想回自己的“故居”看看。
我自己乘车，到了“太平路”，找到了“文昌巷”；我在巷子里转来转去，凭记忆，就是找不到我小时的家，一切全变了。
我回去对舅舅一说，舅舅很热情：
“不要紧，明天我带你去找！”
第二天，舅舅把我带回了“文昌巷”的故居。
站在院子门口，眼前的一切已面目全非。我记忆中的大院子没有了，院子里挤满了搭建起来的小房，只留有一米多宽的过道。
小楼还在，一楼有我住过的房间；楼上是爷爷的屋子，房门威严地关着，我仿佛感到爷爷还在楼上。可是奶奶呢？我目光茫然。
“你们找谁？”
一个住户走了出来，警惕的问。
我像是一下子从梦中惊醒。
“不找谁，看看。” 舅舅回答。
那人用狐疑的目光盯着我们，不肯走。
看来在此怀旧已不太适宜，我们只好离去。
回去后心里放不下，我跟舅舅说自己出去转转，又来到了这个地方。我向一个住户打听，这里有没有姓常的人家；他说有，给我指了一家。我敲门进去，屋里是一位老太太。我告诉她，我是从北京来的常家的亲戚，她很意外，也很高兴，问我是哪个房的。我说了爷爷的名字，她笑着说：
“晓得，晓得呦！这是我的一个堂哥嘛。他是你什么人呀？”
“是我爷爷。”
“哦，那按辈分，你应当叫我姑奶奶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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