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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舒一来不相信满天飞的“小道消息”，二来很珍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那张本科毕业证，一直挨到领到了学士学位证书才去申请护照，此时，梅舒已属于被政策“卡”的那一类，想从正当渠道赴美留学已经不可能了。
从小到大，梅舒从来没有为“前程”担忧，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出不成国的梅舒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她一直没有考虑过毕业后的工作，她原以为一跨出校门就可以飞越太平洋留美深造。可现在插翅难飞，她只好又回到现实中来，四处联系找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像梅舒这样的外地考生，分配想留在上海，必须有留沪的指标，除非父母是支边的上海知青，否则比登天还难。
梅舒的父母很希望自己的独养女儿回苏州团聚，嫁一个如意郎君，在“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意中共叙天伦之乐。
可在上海滩学了四年英语，把一套《ＡＲＯＵ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走遍美国》）的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的梅舒。再也回不到姑苏城那悠闲写意的生活中去了。
苏州太小，也太古老了。而梅舒则是现代的，属于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世界。
以梅舒的才情和聪慧，在上海找一份工作并不难，上海那些高档写字楼里的“外企”办事处，需要大量的梅舒这样才貌双全，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国际型人才。可梅舒不愿意在上海打工，这座城市把所有没有上海常住户口的同胞统称为“外地人”，那种精神上的歧视，让从小就在优越感里泡大的梅舒难以忍受。
情多累美人（2）
梅舒的毕业分配成了老大难。
看到同学们一个个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梅舒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在学校里盘桓了大半年，最后还是得到了广东籍的英语系系主任的帮助，才从广东省教委得到了一个毕业分配指标——新建的鹿港市理工学院需要一位英语教师。
这对梅舒来说已是最好的选择。
鹿港是中国知名度上升最快的城市，余世杰的鹿港大酒店创造的“三天盖一层楼”曾被誉为“鹿港速度”。
而那“时间就是金钱”的名言则使中国人的心灵深外受到了一次强烈的震撼。
梅舒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登上了南下广州的海船。
对于鹿港，梅舒有着对陌生异乡的好奇；而对日复一日的教书生涯，梅舒则心存畏惧。梅舒全然没有归心似箭的激动，她想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但又不希望这未知的生活来得太快。所以梅舒选择了海上航行，希望浩渺的大海唤起自己美好的回忆，也使自己纷繁的心绪平静下来。
海上航行总是和浪漫相随。
这次的海上之旅，使梅舒结识了同是南下广东的何家全一行三人，也改变了梅舒一生的命运。
第十章 偏向虎山行
何家全到鹿港是一次冒险。
何家全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正值中国“人口爆炸”，出现第二次生育高峰的年份。
他降生的那座城市地处华北平原，“文革”中以血腥的武斗名震全国。
何家全懂事的时候，这座城市已经混乱不堪，“文革”的恶果开始显现出来。何家全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家里孩子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何家全童年记忆最深的是一天到晚吃不饱饭，饿得前心贴后背。何家全小时候所有的心机都用在与“吃”有关的事物上，何家全的家乡人那时见面的第一句问候是：“你吃了吗？”
当年，吃没吃过饭是衡量一个人这一天过得幸不幸福的唯一标准。
何家全至今还记得家门口的墙壁上刷着伟大领袖的一则语录：
节约粮食的问题，要十分抓紧，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何家全经常带着兄弟们在家里翻箱倒柜，寻找被母亲藏起来的零钱，找到了就攥在手里，带着小弟弟们跑到大街上去买吃的，凭粮票购买的一个拳头般大小的白面馒头是何家全童年世界里最美味的点心。弟弟们吃完了东西，显得欢天喜地；何家全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还得盘算着怎么向大人交代。
后来，何家全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每次为家里买油盐酱醋的时候，都从中抠出一二分钱来，日积月累也可以换来一两顿美食，打打牙祭。
这就是何家全最早受到的经济学启蒙。
童年的困顿，使何家全对财富有着更迫切的渴望。
“十年动乱”结束的时候，何家全还在读小学，随后发生了一连串的巨变：高考恢复了，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了，人们又记起了“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俗谚。
读书、考大学、找一份好工作成了何家全这一代人的必由之路。
何家全的家在城西的工厂区，高大的烟囱终日冒出浓浓的黑烟，一天下来，人们的鼻孔里都能抠出黑黑的煤灰。在浓烟的熏烤之下，城西的麻雀比城东的麻雀颜色都更黑一些。
这里的居住环境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家三代人挤在没有卫浴设施的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
社区环境差，受教育水平低，犯罪率也高。每次“严打”这里都会有一大批工人子弟受到法律的严惩。
何家全拼命读书的目的，也是怀着“鲤鱼跳龙门”的梦想。
古代的知识分子对人生做过精辟的概括，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积阴德五读书”。命是指一个人是否生在富贵人家，有的人是含着金汤匙出世的，命中富贵可以坐享其成，一世荣华。
命好还要运气好，纵有万贯家财如果行衰运也会一贫如洗，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
命不好可以用运气补，叫花子都可以捡个金元宝，打工仔也可能中“六合彩”。
命运相济还要看风水，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神秘的部分。
改变这一切，要靠自己“三更起，五更眠”的努力。所谓积阴德无非是积善行德，广结善缘，做一个成功的“社会人”。
这一切中最重要的便是“读书”——读书的终极目的是“学成文武事，货与帝王家”。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过是读书得到功名之后的自然报偿。所以古人读书读得很苦：映雪囊萤，头悬梁、锥刺股——实在是那目标太诱人了。
中学毕业后，何家全如愿以偿考上江南大学电子工程系，离开家乡来到大上海深造。
何家全的四年大学读得全情投入，寝室、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四点一线，何家全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地遨游。
那时候，大学里最流行的一个词是“自我设计”，当何家全从书本上抬起头规划自己的未来时，才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多少路可选择。
同学们早已对未来做了形象的概括，只有四条路可走：
情多累美人（3）
一是走“红道”，这里的红是又红又专的红。毕业后，去政府机关工作，成年累月夹着尾巴做人，谋个一官半职，再慢慢求“进步”，如能挤进第三梯队什么的，便有可能官越做越大，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社会里就算是实现了自我价值。
二是走“黑道”，所谓黑道是指专心做学问，皓首穷经，苦心钻研争取在专业上有所突破，因为做学问要有一条道走到黑的决心和毅力，而博士帽也是黑的，所以称之为黑道。
三是走“白道”，白是白专的白，一门心思千方百计找担保，考下ＴＯＦＦＥＬ、ＧＲＥ，联系外国大学的奖学金，争取出国留学。之所以称之为白道，还因为世界著名的大学都集中在欧美的白人国家。要走白道，就要使自己从里到外变白，从思想深处抛弃自己的母语，要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连思维方式也要西化，变成一个香蕉人：皮肤是黄的，心是白的。
第四条道路是“黄道”，黄是黄金的黄，使自己向金钱看齐，到外企去，到公司去，到最赚钱的地方去，千方百计使自己富起来。
一九八八年，何家全要大学毕业了。那年夏天，中国经济改革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高层决定闯一闯物价关，这一闯使物价飞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抢购风潮席卷全国。
连平时文质彬彬从来都不紧不慢地在大学校园里踱方步的教授们也闻风而动，又是储油又是存粮。家里更是连连写信给何家全，叙述抢购风潮中发生在家乡工厂区的惶恐和不安。
这一切给何家全以极大的刺激，他觉得科学技术在社会的动荡面前显得那么无力。
科学家可以把卫星送上天却不能使一座城市的副食品价格回落，这也使他对过往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到底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能对历史起更大的推动作用？
为什么农业科学家那么多项有推广价值的发明填不饱中国人的肚子，而一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革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这些疑问使何家全失去了走上工作岗位的信心和勇气。大学毕业，何家全没有离开校门，而是考取了江南大学世界经济系的研究生继续深造。何家全的研究方向是西方经济学，而何家全的导师却是国内赫赫有名的研究《资本论》的权威——肖恩教授。
肖教授认为一切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都可以从《资本论》中找到发轫。
肖恩教授学贯中西，一生未娶，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学术事业。
肖恩是一个世家子弟，父亲是沪上有名的纺织大王。
年轻的时候，父亲把肖恩送到欧洲去学经国济世的本领。他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深造。
风华正茂的肖恩一头扎进欧洲文明的海洋，广泛涉猎哲学、美学、经济学……竟然乐不思蜀，把德语、英语、法语都弄得滚瓜烂熟。
等到他学成回国，却已是国破山河在，自己的初恋情人已嫁了一个军官，绿树成荫子满枝，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万念俱灰的肖恩，变成了一个“书痴”。
“文革”中，肖恩在牛棚里精读了英文版的马恩全集。他对《资本论》的研究已到了细致入微，深入骨髓的境界。他经常指出现在刊行的一些读本中的瑕疵，从细微之处探寻先哲的微言大义和思想精华。
晚年的肖恩经常道出一些石破天惊的理论：诸如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社会主义的私有财产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等等。肖恩教授的许多观点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突破点。
可何家全对纯粹的理论考据兴趣不大，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对西方实用经济学中的市场营销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专业课之余，何家全开始啃厚厚的《松下幸之助全集》、彼德·德鲁克的《管理学原理》以及菲利浦·科特勒的《营销管理》。
虽然肖恩教授是理论家，但他一贯主张实业救国。
肖氏家族个个都在商场上呼风唤雨，唯独肖恩在书斋里咬文嚼字，他常自嘲百无一用是书生。
肖教授告诉何家全：综观中国历史，只要有连续三十年不被动乱打断的和平建设，中国就一定能发展成当时独步一时的强大国家。
孤身一人的肖教授非常好客，他的书斋里常聚满了莘莘学子。
何家全经常拉着孙洋和欧阳成去肖教授家高谈阔论。肖恩教授鼓励年轻人一定要敢想敢闯敢干，在这个经济决定一切的年代，要勇于投入到时代浪潮中，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
肖恩教授的话对这三个年轻人的影响很大，他们心中涌动起经国济世的雄心壮志。
正如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一样，经济管理系培养的是经济学理论研究人才。这一切都与何家全的志趣格格不入。大量的实用性市场营销知识的学习，使何家全技痒难忍，恨不得马上到商海中去搏击一番。
在江南大学的研究生学术沙龙里，何家全经常把自己的苦恼倒给读本科时一个班的好朋友孙洋和欧阳成。
孙洋祖籍绍兴，是历史上盛产“师爷”的一个地方。
孙洋是属于聪明绝顶的那一类。在读中学的时候就获得了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是被保送进有江南第一学府之称的江南大学的。
情多累美人（4）
读本科时，孙洋在班上年龄最小，鬼点子也最多。孙洋在大三时设计的电光源实验，还被选中参加了中美大学生的科学试验交流项目。本科毕业后，孙洋考取了电子工程系，一边跟随导师做实验室研究，一边等候公派名额，准备赴美留学。
欧阳成的家在广西北部湾背山临海的一个渔村，能够一路读出来，全凭自己的个人奋斗。欧阳成是家乡远近几十里唯一跑到大上海来读大学的。为了供欧阳成读完四年大学，家里不断从信用社贷款，背了一屁股债。
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以为，考上大学就像是古人中了状元，大学一毕业就可以出人头地，衣锦还乡，吃香的喝辣的。没曾想，欧阳成读的电子工程专业，跟经国济世做官发财一点也沾不上边。
老父亲一听说欧阳成大学毕业后，还要再读三年研究生，以为是欧阳成被大上海那花花世界迷了魂，没有好好读书，才被留级回炉，直骂欧阳成是不肖子孙。老父亲写信告诉欧阳成这几年村里的年轻人靠从海边往全国各地贩走私摩托车都发了财，家家都盖了新房。老父亲一再催促欧阳成赶紧完成学业，多挣点钱给家里盖栋房子，欧阳成也年纪不小该娶妻生子了。
这一切使得欧阳成心事重重。
一九八九年是个多事之秋。那年秋天显得特别萧索。没完没了的时政教育压得何家全、孙洋、欧阳成三个年轻人一点也喘不过气来。
转眼到了冬天。冬天是上海最难熬的季节。
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一遇到太平洋的暖湿气团，就演化成连绵不断的冬雨。
吴淞口吹来的凄冽的海风像细密的银针刺骨寒冷。
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空气中漂浮的尘埃阻挡了本来就遥远的无力冲破云层的冬日阳光。
大学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阴冷和潮湿无孔不入地渗进来，沁人肌骨，见不到阳光的日子让人从身上凉到心里，心情都是灰暗的。
寒流第二次袭击上海的时候，肖恩教授逝世了。他是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在单身公寓的，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
狂风吹烂了公寓的一块窗玻璃。
肖恩教授的死状非常痛苦，临终前一定有一番艰难的挣扎。
在为肖恩教授整理遗物的时候，何家全只发现了八千元的存款和珍藏得很好的一本日记，扉页上题着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两句诗：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何家全不忍心打开一代宗师的心灵深处的隐秘。把这本日记随同肖教授的遗体一同火化了。
从龙华殡仪馆送别完教授回来，何家全一路上心里沉甸甸的。
从导师清贫的一生，何家全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一个苦雨霏霏的夜晚，何家全、孙洋、欧阳成在校门口的小酒馆里喝酒。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烦心。
三个人心里都很郁闷。
由于美国冻结了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计划，孙洋的公派赴美留学的梦也暂时成了泡影。
酒后吐真言。那天晚上，三个人都掏心掏肺把自己这些年来的焦灼和苦闷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
他们不约而同地谈起了白天在《文汇报》看到的一则广告：
广东鹿港市龙口电子厂以五十万高薪招聘主管市场营销的总经理，要求研究生学历……
五十万是足以使何家全这群从未走出过校门的学生娃心惊肉跳的数字。
在大学里按部就班地做学问，搞科研，终其一生，也积累不起这么大一笔财富。
小酒馆打烊的时候，三个人集体做出决定：退学不读了，到广东打工去。
那份豪情，仿佛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青年痛下决心要去红色圣地延安一样。
何家全、孙洋、欧阳成都是系里的高才生。何家全还是江南大学研究生会的主席。三个大有培养前途的硕士集体退学要去广东打工挣钱，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象牙塔里的书生们开始审视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价值。
一时间，议论纷纷。
一位老教授热泪盈眶地感叹：人心不古，坐冷板凳专心研究学问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江南大学研究生院专门就此事给国家教委打了报告，主管此事的高教司不置可否，未做任何批复。
毕竟时代不同了，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何家全、孙洋、欧阳成退学到广东打工的申请得到了校方的批准。
历史上的广东曾是一片蛮荒之地。
连绵的南岭阻挡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也阻挡了和中原文明的交流。
“岭南”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一道文化屏障。
古代触怒龙颜的一种下场便是南贬。
苏东坡南迁时写下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不过是一种随遇而安的自我安慰，完全没有文人雅士离别江南时“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那种文化上的认同和依依不舍。
俗语说：“老不入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