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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南迁时写下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不过是一种随遇而安的自我安慰，完全没有文人雅士离别江南时“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那种文化上的认同和依依不舍。
俗语说：“老不入川，少不入广。”
因为自古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年老入川是进得去出不来的，要客死他乡。
广东则一直是不毛之地，瘴气丛生，民风淫邪，少年入广，很难全身而退。
情多累美人（5）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广东已成为中国最早进行市场经济试验的地方，也是中国唯一一块与资本主义世界接壤的地方。
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和“东方赌城”之称的澳门与珠江三角洲水相通，地相连。
天时、地利、人和使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连续保持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最快的纪录。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何家全、孙洋、欧阳成一致决定直奔鹿港，去龙口电子厂应聘。
鹿港是广东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不久前鹿港还对贡献巨大的科技专家发放了高达一百万人民币的重奖，第一次用巨额奖金的方式隆重承认知识的价值。
鹿港市还在依山傍水的海滨斥巨资盖起了欧陆风格的“科学家村”，奖给来鹿创业的科学家每人一幢别墅。
这条消息成为国内外各大报刊的头条新闻，也让何家全他们热血沸腾，知识分子也能发大财。
鹿港成了何家全他们心目中的新乌托邦。
海上英雄会（1）
离开学校的时候，何家全把这些年来省吃俭用攒钱购买的数百本书籍统统送给了自己的师弟师妹们。他要告别书本，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从上海到广东有很多条路可走：宽大的喷气式客机只需飞一个多小时，可这对囊中羞涩的穷书生来说简直太奢侈了。
火车的卧铺票异常紧张，要从票贩子手里去买，花高于正常票价好几倍的大价钱。
何家全他们三人一合计，索性乘海轮从上海到广东，再转乘汽车去鹿港，坐海轮四等舱可以省一半的钱。
一九八九年的最后一天，何家全一行三人背着简单的行囊，从上海的十六铺码头登船，开始了南下的航程。
梅舒也是同一天乘“申星”号海轮，经广州到鹿港去报到。
人到了船上，才会发现用金钱分出来的等级是如此的森严，差别是如此巨大，头等舱和二等舱占据了船上最好的位置：包厢式的格局，洁白的床单，干干净净的盥洗室……还可以一边航行，一边透过舷窗饱览大海的风光。
何家全他们乘坐的四等舱在甲板下面，整个舱是一个大通铺，横七竖八躺着的大多是南下谋生的民工，他们从家乡来到上海滩找工作，却发现这座秩序井然的大都市并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只好转赴据说遍地是黄金的广东。
船舱里弥漫着浓烈的劣质烟草味，湿腻腻的汗味，和成年累月没有冲洗干净的卫生间的腥臊味……这些味道混合在一起，强烈地刺激着人的嗅觉。
轮船驶出吴淞口的时候，响起了长长的汽笛声。
何家全、孙洋、欧阳成一个接一个地跑到甲板上面去呼吸新鲜空气。
此时，西沉的夕阳给甲板涂上了一层温馨的色彩。
轮船开满舵向大海驶去，长江水澎湃汹涌而来，立即汇入浩渺的东海，江海交汇处，生成了一条黄蓝分明的界线。
孙洋一眼就看到了倚着船舷远眺的梅舒。
海风轻拂起梅舒的长发，晚霞让她挺拔的背影愈加生动。
梅舒一身彩黄色的长裙微微飘起，青春的气息在海风中流淌，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成了甲板上一个令人炫目的亮点。
梅舒眺望着东方，思绪纷飞，舟山群岛应该就在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海天深处。
小时候，每天这个时刻，梅舒都会挎起竹篮，和外婆一起到海边去赶海。
家里没有出海的男人，赶海拾贝成了她们一老一少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细密柔软的沙滩上映下一大一小的歪歪斜斜的两行脚印。
海水退潮了，海风越来越猛，幼小的海蟹横排成行仓皇地向大海中逃跑，可终归逃不过梅舒的追捕……
大海是慷慨的，在她的呼啸而去的时候还忘不了遗留下一些礼物。
梅舒沉浸在自己遐思的世界里。
当她转过身来的时候，那美丽脱俗的容颜和飘逸动人的背影互为印证，让人为之一惊。
何家全第一次感到美的力量，并被这充盈着激情的美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太美了。”
孙洋轻轻慨叹了一声，不知是在赞赏海景，还是在夸奖梅舒。
晚上，船上的大餐厅张灯结彩，充满了节日气氛。
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天，再过几个小时，全船旅客将在滔滔碧波之上迎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缕阳光，这是一个值得十分珍视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船上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
一进会场，何家全他们三双眼睛都在人群中搜寻。他们在寻找梅舒——虽然尚未知晓她的芳名。
红男绿女中，不见梅舒的踪影。当船长宣布“一九九迎新晚会”开始的时候，喧哗的会场有了片刻的安静。
随即飘来悠扬的钢琴声。
是梅舒在弹琴。
她乌黑的长发用一条白纱巾随意地扎在脑后，纤美颀长的手指在琴键上滑过。
江南民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那熟悉的旋律欢快地飞出来，在大厅里流淌。
随着手指的起落，梅舒韵律起伏的胸脯微微颤动，好似凝固的音乐释放出充满激情的张力。一切都是那么流畅自然。
梅舒飞扬的神采、高雅的气质让人心驰神往。
孙洋溜出了会场，回来的时候手捧着一束艳丽的鲜花，近了才发现那是一束栩栩如生的塑料绢花，花上似乎还沾着滚动的露水。
孙洋匆匆写了一张字条，让服务员把字条和花束一起给梅舒送过去。
不知孙洋在字条上写了些什么。当钢琴声换成电子音乐的时候，梅舒笑盈盈地来到了何家全、孙洋、欧阳成的桌前：
“很高兴和你们认识。我叫梅舒，松竹梅的梅，舒展的舒。”
男人在匆匆忙忙的旅途中，偶尔会邂逅让自己心驰神往的异性，仿佛天上掉下了林妹妹，一种想与之攀谈结识的欲望搅得自己一路上心神不宁。
可怎么去接近她呢。第一句话该怎么搭讪呢。如果碰一鼻子灰岂不是很尴尬。
在这种犹犹豫豫之中，终点站到了，机会也不知不觉溜走了。
何家全很佩服孙洋的胆大和细心，在海上是很难找到鲜花的，腥咸的海风会让一切鲜活的的东西迅速枯萎。可孙洋居然能在船上找来一束塑料花用来表情达意，是他为大家创造了结识梅舒的机会。
海上英雄会（2）
以至于后来，当何家全和梅舒结为百年之好，孙洋称自己是月老红娘时，何家全也只是笑而不语。
梅舒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孩。四个年轻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
百年修得同船渡。
人跟人能找到一个共同点都会激动不已，而梅舒与何家全、孙洋、欧阳成有着太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在上海读大学，都经过了一些曲折和风雨，落脚的地方都是广东鹿港……
海上的旅途是漫长的。刚刚登船时的好奇激动会迅速被单调重复带来的寂寞所代替。
轮船被浩瀚的海水包围着，仿佛是一叶扁舟，漂来荡去，无可依托。一天到晚，四周除了海水还是海水，看不到一丝生命的痕迹，在航线上偶尔遇到一艘航船也会令双方激动不已，鸣响汽笛互致问候。
经过这次海上航行，何家全理解了为什么海员总是热爱陆地而恐惧大海。
整个航程中，四个年轻人有太多的话题可以倾谈，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向往……
在梅舒的印象里：何家全言语不多，但显得稳重可靠，很有主心骨，仿佛每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
欧阳成则是一个很好的听众，总是静静地谛听，又似乎永远是在想自己的心事，让人捉摸不透。
唯独孙洋是最让人喜欢的旅伴，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梅舒至今还记得孙洋在船上讲的一个故事：
在巴黎最后一班地铁的一节空荡荡的车厢里，坐着一对奔波了一天疲倦至极的男女。对望之下，俩人互相攀谈起来，谁知越谈越近乎：他们都是法国人，生活得都很艰辛；俩人都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叫海伦；俩人都住在香榭里榭大街２３号Ｂ座……说到最后，俩人吃惊得跳了起来，俩人今晚要睡在同一张床上……原来他们是夫妻。
经过了这么多年，梅舒都记着这个故事，而且时间越长，越能让人有更多的体味，历久弥新。
孙洋说这是出法国的荒诞派戏剧。梅舒曾专门去图书馆查过也没找到出处。到现在梅舒也不敢肯定，这故事是不是孙洋信口编排的。
惺惺相惜也无奈（1）
何家全的被捕是一条爆炸性新闻，消息不胫而走。
贝铃集团是鹿港市这几年知名度蹿升很快的一家大公司，贝铃销往全国各地的通讯电子产品为鹿港市带来了新的声誉。
何家全曾作为南下打工的知识分子的成功典范被传媒广泛报道，北京来的一位女记者在采访何家全后以《阳光地带》为题写了一篇长篇通讯，登在一家央央级大报上，盛赞鹿港市是创业者之乡，是盛产名牌的地方。
“昔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
这种反差令人惊异，反差越大，越是让人感到命运无常，造化弄人。
梅舒找到了欧阳成，他也是刚刚知道何家全被捕的消息。欧阳成满口应承一定让余老板亲自出面过问何家全的事。
即便在电话里，梅舒也听得出欧阳成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欧阳成并不是为何家全的事发愁。这年头，生意人有太多被抓的机会：“在卡拉ＯＫ泡妞，在酒店打麻将，甚至欠了客户的钱都有可能被公安机关抓进去……”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找个人通通路子交点罚款，人就会放出来。
欧阳成觉得余老板这几天行止很不正常，神龙见首不见尾，成天不在办公室，作为总裁助理的欧阳成也难得见他一面。很多生意上的事都被耽误了。
余世杰也遇到了点不大不小的麻烦。
一场深刻的廉政风暴正席卷南粤大地。很多高级干部都落入了法网，一位省级官员也被牵涉进去，被查抄罚没的家产超过了一亿元人民币。
鹿港市工商银行行长罗新建也是这个时候翻船的。他的两个手下一位信贷科科长和一位城区储蓄所主任多次到澳门赌博，在葡京赌场的贵宾房里，这两位豪客的出手阔绰引起了大陆卧底人员的注意。在查处罗新建这两位手下的贪污案时，发现了鹿港市工商银行的巨额亏空和小金库等问题。罗新建以渎职罪被立案侦查，拔出萝卜带出泥，检察院发现了罗新建的巨额财产，这显然与他的工资收入大不相符。
鹿港市工商银行这几年的审贷手续极不健全，完全是罗新建一支笔批了算，连起码的担保手续都没有。很多贷款到期不能收回，造成了大笔呆账、死账。
余世杰是工商银行的大主顾，数额巨大的贷款源源不断流入余世杰开办的各个公司。
如果有人受贿，就一定有人行贿。
向罗新建行贿，余世杰是最大的受怀疑对象。
但只是推测而没有确凿的证据，检察院建议先由纪委找余世杰谈话。
余世杰是个深谙中国国情的商人。他没有刻意去为自己个人积累大笔财富，他是靠龙口电子厂发的家，但龙口电子厂是龙口镇的镇办企业；以后龙口电子厂控股的鹿港大酒店又是中外合资，市政府也有股份；由鹿港市大酒店衍生出来的五花八门的公司以及后来组建的天讯集团都不是余世杰的私人企业。
换句话说，余世杰不是这些企业的所有者，这些企业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是龙口镇的，但余世杰是这些企业的“开国元勋”，对这些财富有着绝对的支配权。酒店及其娱乐场所每天大量的现金收入，使余世杰可以有很多灵活的支配方式。
余世杰有句名言：金钱不属于占有它的人，而属于支配它的人。
一九九二年，全国兴起了一股“建开发区”的热潮。当鹿港市决定在龙口镇圈建龙口高新技术工业开发区时，余世杰早已在这里扎下了根。
当年余世杰坚辞龙口镇团委书记一职，如今却当仁不让出任了龙口开发区的管委会主任。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既要有商人的潇洒，又要有官员的气派，亦官亦商才是余世杰的目标。余世杰成了红顶的商人。
纪委的人谁也不愿招惹余世杰。
把余世杰搬倒了，会使自己得罪一大批人，在鹿港没有立锥之地。
多个朋友多条路，搬不倒余世杰，会使自己以后多了一条路。
最后只好由市委常委纪委郑书记亲自出面找余世杰谈话。
郑书记和余世杰是老熟人，谈话便用不着兜圈子，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老余啊，你也知道，工商行的事闹大了，这次整顿金融秩序，上面要动真格的。罗新建是脱不了干系啦。于公于私你跟他走得最近，现在查下来，工商行贷给你的款，都是罗行长一个人批的，手续都不全。他的财产与他的收入差距太大。光存款就是这个数。”
说到这里，郑书记伸出手指正正反反在空中比划了好几回。余世杰最后也没有看懂到底是几位数。
“这里面有没有你或者是你下面公司的人给他送过钱，希望你跟组织说清楚，当然，有就是有，没有也不用凑数。”
郑书记的话既有很强的政策性，又给了余世杰很大的回旋余地。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
余世杰一听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我跟新建是交情很深。可这是打小就培养起来的，一起光屁股游水，一起下河摸虾，不是用钱买来的。工商行是给我贷了款，可也用不着我向他行贿呀。你们可以去查，工商行只有贷给我的大额款项，在正常还本付息，我们企业是鹿港市效益最好的企业，他不贷给我贷给谁？至于担保手续问题，前几年，银行都这样，改革嘛，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算我给新建送钱，他也不敢要哇，他也怕断了这份交情，人都要留条后路的。”
惺惺相惜也无奈（2）
最后这话也是说给郑书记听的，余世杰看看老郑没有表示反感，便接着侃侃而谈。
“再者说，我的很多项目都是市里的重点工程，是市委周书记表态要大力支持的。他工商银行不支持我支持谁？”
余世杰答得面面俱到，滴水不漏。
郑书记只好打起了哈哈。
一般来说，身为领导干部，最怕纪委找谈话。就好像香港人怕廉政公署约喝咖啡一样。纪委谈话的下一步往往是由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纪委不过是走个过场，以体现党对干部的爱护，体现党内党外的区别，所谓党纪国法的制裁是一步步按程序来的。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如果过得了纪委这一关，就说明只是党内问题。党的政策是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郑书记和余世杰的第一次谈话就定了调子：余世杰跟罗新建是正常的工作关系。
不过，为了不显得过于草率，郑书记还是约余世杰又谈了两次。
这两次的谈话就轻松多了。
余世杰大叹生意难做，郑书记也倒了自己工作中的许多苦水。
除了第一次谈话俩人用的是半咸不淡的国语外，再往后郑书记和余世杰都用的是自己的母语——广东话。
语言学家认为每一种语言包括方言都有其独特的亲和力和思维习惯：
英语中很少使用命令式的口气指使你必须做什么，非要下指令也大多用祈使句。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的民主和平等的意识。
上海话谈起外地人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汇是“乡下人”，流露出上海人身处中国最大的城市的优越感。
广东话是所有汉语方言中，使用拒绝他人的语句次数最多的，动辄会告诉你——“唔得”（不可以）；但一番通融之后，很快就变成“搞掂”（可以）了。如果用广东话来传达中央文件，会变得非常滑稽，仿佛所有的“三令五申”、“明令禁止”都是有阶段性的、有条件的并且可以通融改变的。
有关部门为此曾专门发文要求广东党政机关传达上一级精神一定要用普通话。
郑书记和余世杰的谈话由国语变为广东话，说明麻烦已经过去了。
余世杰在鹿港市绝对是个凡事搞得掂的人。
从公安局捞一两个人出来，对余世杰来说是小菜一碟。
欧阳成看得出老板这几天心情不好，便没有拿何家全的事烦他；欧阳成还有另一层的担忧，当年何家全离开余世杰另立门户，俩人多多少少结下了些疙瘩，他拿不准，余老板肯不肯帮这个忙。
这些年，欧阳成跟着余世杰鞍前马后也结识了鹿港方方面面一些朋友，他想用自己的力量试一试。当年，何家全要自立门户的时候，自己临阵脱逃，他总觉得亏欠了何家全什么。这次何家全出了事，他诚心诚意想施以援手。可打了一圈电话连何家全具体关在哪里也没打听出来。
欧阳成只好硬着头皮去求余世杰。
还没等欧阳成开口，余世杰就一语道破了他的心事：“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