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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我做乞丐的日子——一位“麻木记者”的起落人生
倾诉人：高汉明
年龄：32岁
采访地点：武汉晨报20楼
采访时间：4月10日
（高汉明眼里有着鲜红的血丝，尽管他极力掩饰，但不经意间，他的眼神里还是透出几丝黯淡。
他坦率地承认如果没有事情做，他会很着急。他告诉记者自己到乞丐群中体验生活的真正目的，以及他的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辞职之前
我把辞职报告交给报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用诧异的目光望着我。他们不理解，一个从社会最底层起来的“麻木记者”，为什么放弃努力拼搏才得来的地位，心甘情愿到乞丐群中去讨生活。
不了解我的人可能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18岁，我从云梦来到武汉，那时候我惟一的谋生手段是做厨师。我每天闻着油烟做菜，一身油汗，心里想的却是我的文学梦。武汉让我打开了眼界，我开始投稿，没有人指点，我就往报刊杂志上写的通讯地址投。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文章在湖南的一家杂志上变成了铅字，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来武汉几年后，我交了女友，经济压力大了，我惟有放弃写作爱好，改开餐馆。在妻子和朋友的帮助下，我们的餐馆在江大路开张了。刚熬过头两个月的赔本期，餐馆却因为拆迁改造做不成了。
1995年，我看当时踩麻木的生意不错，就买了辆麻木干了起来。生意最火的时候，我一天的收入超过50元，比干厨师强多了，可以让我养活老婆孩子。心里的文学梦又开始蠢蠢欲动。我在候客的间隙又拿起了纸笔。由于写的稿件有生活气息，我投的稿件经常见报。同行们的讽刺也随之而来，他们说：“你一个踩麻木的，装什么正经，写文章那是你做的事吗？踩好你的麻木，赚两个钱是正经。”我不管他们怎么说，写作对我来说就像是吃饭喝水那样必不可少的事。
一起拉客的朋友们戏称我在麻木上的写作成了“江城一景”。时间长了，他们也渐渐习惯了我的“怪癖”，没人再说怪话了。我的命运很快发生了转折，有家杂志社招人，很幸运我进了那家单位，成了一名编辑。
那段时间，每天我都熬到很晚，编辑部里黑眼圈最明显的人就是我。干了1年多后，终因收入太微薄而辞职。正好《人才信息周刊》招人，掌握了基本新闻操作规律的我被招进去当了名记者。
记者工作让我体验到了激情和成就感。我可以用我的笔为别人提供帮助，并曾经挽救过一个因失恋而寻死的女青年。努力终有回报，2002年我被评为了“武汉市优秀进城务工青年”。在以前，这可是我做梦都不敢奢望的荣誉。
可这美满的日子似乎还是缺了点什么，我仍觉得有些遗憾，那就是我始终无法写本书出来，圆我少时的梦。
乞丐生涯
我的工作渐渐进入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却不能有什么突破，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吃不饱，也饿不死。有一段时间，我和一位叫占才强的报纸编辑相聊甚欢，因为我们两人都比较关注乞丐群落，于是相约辞去职务，专心致志地为写一本这方面的书而努力。
辞去记者之职而与乞丐同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不是个理想主义的人，却做了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做的事。
第一次和乞丐零距离接触，我心里很不好受。脏兮兮的乞丐在我以前看来是颓废堕落的代表。我要和他们同吃同住，甚至与他们一起乞讨。每一次别人把钱丢在我盒子里的时候，都像有钢鞭抽在我的心上。我的邻居们并不知道我已经辞职。出门时，他们碰见我，还是不停地叫我“高记者”。每天，我像一个双重人扮演着两个角色，内心深处我仍把自己当成一名记者，但是为了采访和写作我得让自己融入乞丐的生活，穿上破烂的服装，蓬头垢面，没有尊严地向别人伸出双手。路人鄙视的目光和掩鼻而行的不屑让我的心常常颤抖挣扎。
妻子对我倒没说什么，辞职在家的她认为无论我在外边做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能挣钱回来，养活这个家就行了。可越是这样我越是不好意思，眼看着家里的存款一天天减少，而每个月，家里的开销却都很大。儿子还小，妻子又在家里没有做事，我肩上的担子很重。我心里的急还不能表现出来，我要让他们安心。
乞丐生活的大门并没有像我想像的那样很快打开，很多乞丐对我都不理不睬的，他们很难向陌生人敞开心扉。乞丐常常意识不到自己做人的尊严，在他们眼里，只要是普通人就比他们高上一等。我恰恰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却惟有放弃一切，和他们一起翻垃圾、捡东西，忍受让人作呕的垃圾的腐烂味。
为了梦想，我辞去了记者的职务，但理想好像仍然遥遥无期。相反，现实的威胁却很明显。我对自己的辞职举动甚至产生了怀疑。以前我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经过长期努力我才成为了一名受人尊重的记者。我放弃了这份工作，出书却只是个模糊的愿望，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心情都是一片灰色。
我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大不了再去踩麻木啰。终于让自己坚持了下来。
（讲到这里，高汉明的脸上浮现一丝悲壮的神情，嘴角有一丝颤抖。）
转折点
每天白天我出外行乞和采访，晚上回家我就坐在打字机旁，噼里啪啦地把白天所见所闻打出来。只有在敲字声中，我才能得到放松和发泄。
和乞丐相处时间长了，我扮乞丐的水平大有长进，甚至和他们达到了神似。连一般乞丐都看不出我和他们有什么区别了，我也习惯了别人鄙视的目光。
终于我挖出了几个猛料。2002年11月2日晚8时许，在佳丽广场我碰到了一个高频率磕头的中年乞丐。他旁边的那个六七岁的小孩明显在装病。我第一次上前和他套近乎，可他因怀疑我而拔腿跑掉了。
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位20岁的磕头男子，并和他成了朋友。他答应带我去见他们那帮人，没想到冤家路窄，正好碰上了那个中年乞丐。我偏过头去，想装作不认识。他却认出了我，气氛一时很尴尬，我冒出了一头汗。
中年乞丐大概是因为见到了熟人，突然伤感起来，把自己的经历来了个竹筒倒豆子。他来自安徽，带的孩子是向同村左邻右舍借的，每天要向他们家长付10元钱的租金。好的时候他一天能赚几百元钱，差的话能弄到几十元钱……
有了这次经历，我的信心增强了许多。只要胆大心细，可以到手不少好材料。
这以后，我的采访像是走上了快车道。每天我和一起采访的朋友用手机交换信息，新材料源源不断。
2002年12月的一天，我跟踪三个10岁上下的小乞丐到了贺家墩。他们进了一栋楼，楼房里除了房主和安徽的一户人家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来自甘肃岷县的乞讨者，大人、小孩共有60多人。我向安徽的那户人家打听，他向我介绍，早在5年前，就有乞讨的人来这里了。先来的不少人发了财，买了手机，平时用手机与家里人通话联系。这群“甘肃帮”乞丐白天让女人带着小孩出门乞讨，男人就在家做饭、喝酒，或者围在一起打麻将，玩“拖拉机”，还要玩“带彩”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还有一次在街上，我碰到了一个头缠白布，手捧遗像的“孝子”。他称“自己的父亲被汽车撞死，母亲得了脑血栓”。我特地到“孝子”住的旅舍去看了个究竟，结果碰到了他的伯伯。原来他的父亲尚在人间，母亲得病的事更是子虚乌有。他伯伯告诉我，每个月他们都能赚不少钱，小伙子家里每个月都能收到1000多元汇款。我们谈得正投机时，“孝子”回家了，他认出了我，白皙的脸“刷”地一片绯红。他们连推带搡地把我赶了出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搜集的材料已经够写一本书了。
等待出书
采访结束的那天，我好好地洗了个澡。自从在乞丐群落卧底以来，我的生活失去了规律，晚上经常睡不着。那天晚上，我睡了个好觉。再不用和乞丐们生活在一起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终于又成了个普通人，可以给妻子一个交代了。
没想到困难还在后面。书写出来之后，我们送去给武汉的一家出版社看。没想到出版社的编辑说：“你们的书地域性太强，恐怕不好卖。”走出门的那一刻，我的心凉了。为了这本书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最后听到的却是这个消息。
那些天，我们转遍了武汉三镇，目睹了种种奇形怪状的乞丐行为，冒着许多危险才得到这样的第一手资料，却被告知这些都没有用了，我的心仿佛掉进了冰窖。
书不能出版的话，所有的努力就全白费了。我们不得不花许多精力联系出版社，许多次收获的都是失望。
终于，2002年1月，北京出版社答应出版我们的书。编辑答应和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除了兴奋还是兴奋。
（采访过程中，我问高汉明，万一书无法出版怎么办。他说：“大不了再去踩麻木。”据了解，《卧底当代丐帮》一书的出版因种种原因拖后了，高汉明再一次陷入焦急和无奈中。
聊到最后，高汉明表示仍然留恋做记者时的规律生活，但是，“有很多事是不能回头的。”他所指的是自己的付出与获得之中有一些不对等，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隔着距离，这是许多破釜沉舟的奋斗者的共同困惑。）
第三十六章 为什么幸福离我越来越远
倾诉人：翟政（化名）
职业：公务员
年龄：31岁
采访时间：4月22日
采访地点：翟政家中
（尽管是在他自己的家里，他和我交谈的时候仍然很拘束，他一直不敢看我的眼睛。）
缘分的天空
九年前的一天，我去做家教。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春天，我压抑已久的心情突然有了些许改变，因为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左晶（化名），她是我所教学生的表姐。
她见我教孩子的表情过于严肃，就问我：“你是不是不会笑？”我特地笑了一下给她看，她也还给了我一个笑容。彼此距离一下子近了。再往后，我们开始了交往。她给我内向封闭的心带来了阳光。
尽管左晶和我同岁，但由于她已经参加工作了，她对人生的看法比我要深刻许多。
性格开朗并深谙处世之道的她让我的情绪也变得高昂了。认识她的时候正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我得到了来自她的真切的关心。因为感激，我和她成了很好的朋友。
她知道我不太会照顾自己，就经常过来看我，星期天的时候，还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得知我胃不好，她特地给我买了胃药，嘱咐我按时进餐。一个大男孩总有许多想不周全的地方，有她在，我的日子好过了许多。
种种温馨，使我认准左晶是我最好的选择。没多久，我们成了恋人。和左晶在一起，我能暂且忘掉自卑。相处久了，我发觉她非常好赌，坐在麻将桌上可以一切不管不顾。本来，我很讨厌爱赌的人。可是一想到她对我的关心，我就把这个缺点忽略了。我不想为此错过自己所爱的人。
灰色时光
认识她之前，我处于一种疲惫的亚健康状态，从精神到身体都是。
我是个大学生，也有自己玫瑰色的幻想，可惜现实很快打破了我的迷梦。家里的经济情况太糟糕了，交学费都有点捉襟见肘，生活费和平时的开销需要我自力更生。
那时勤工俭学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做家教就等于告诉大家：我是穷人。因此我有些自卑，每次从家长手里接过钱的时候，我都觉得那是种施舍，我感到难为情。
更让我气闷的是我发觉自己在这座城市里扮演了一个可笑的角色，土气的穿着，倔强的个性让我在同学中间非常不受欢迎。我和他们几乎没话讲。每天从教室到图书馆，再到食堂及寝室，就是我学校生活的全部。
有一次，我在寝室门口听见有人说：“翟政那家伙，真是好笑……”我不敢进去了，站在门边听他们议论。开始，还是外寝室的几个人在讽刺我，我的穿着、举动，以及生活习惯，无不是他们的话题。在他们看来，我仿佛是动物园里的怪兽。室友们不仅没有帮我辩白半句，反而和他们一起肆意嘲笑我。
他们谈够了，我才进去。那些人见我沉着脸进来，慌忙散开了。也许他们只是因为无聊才拿我当谈资，可他们不知道这给我带来了多大的伤害。从那之后，我更加封闭自己，不敢主动和人交朋友。日子久了，在别人眼里，我更成了一个怪人，大家更不愿和我来往了。
那段日子，我过得很压抑。诸事不顺的我，努力像是反作用力，做得越多收获越少。左晶开导我、安慰我，我觉得和她在一起才有快乐。但是与左晶交往使我的开支大增，家教的那点钱甚至不足以维持我的生活，更别说应付其他开支了。我选择了打工，希望靠此来增加收入。我换过不少工作，它们都很累，收入也不高，不过我不敢挑剔，只要能付工资就行了。我甚至同时接了两三份工作，只要一下课，我就直奔打工的地方。我不怕累，那样可以很充实，我的心情也可以开朗一些。
在最难熬的时候，只要一想到能和左晶在一起，我就浑身有了力量，觉得一切都挺值的。我不太会照顾自己，忙碌的工作更加重了我的胃疾。好几次，我痛得无法忍受，差点栽倒在地。这一切我并没有告诉左晶。我担心痛苦会增加我们的隔膜，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在有限的相聚时间里我们应该享受快乐。
那段时间，左晶改变了不少，她不再那么狂热地爱好赌博了。她开始考虑我们的未来，我非常高兴。
改变
眨眼的工夫，我就大学毕业了。在左晶家的帮助下，我留在了武汉。也许是这个原因，每次我去她家都有些自卑，甚至不大好意思和岳父说话。和左晶在一起，我也感到了拘束。不过，左晶还是嫁给了我。
结婚后，左晶却赌得越来越凶了。而且只要我一对她的这种行为提出疑问，她就威胁要离婚。刚结婚就离了，那还不让人笑话死？后来我连意见也不敢提了。对我的亲戚到来，她也没有好脸色，她瞧不起乡下人。我是个很重亲情的人，尝试着和她交流过几次，可她总是在我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就打断了我的话。
无法驱散的自卑和气闷让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了。左晶有时候骂我：“你什么时候心智才能健全呢？”一直以来我们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这是我不快乐的根源。
还有更烦心的事。同事马乐（化名）和我们是邻居，老和左晶在牌桌上相见。时间久了，我才知道马乐喜欢左晶，每次见到左晶，他总是像要把她吞下去似的。左晶也知道马乐不怀好意，但她认为这是自己有魅力，反而心里暗暗高兴。我让左晶不要搭理那家伙，但她说：“邻居嘛，抬头不见低头见，有什么必要搞得那么尴尬呢？”
我心里有了疙瘩。只要马乐一喊左晶打牌，左晶就飞似地跑出去了。每当此时，我心里像吞了苍蝇一般难受。我很生气，但又不能跟别人讲，周围没人能帮我。马乐发现了我的懦弱，见我没有反应，更加变本加厉，三天两头到我们家来找左晶。左晶和他越走越近，他们一起出双入对，在众人面前也能做出一些亲昵的动作。自从和马乐交往后，左晶对我的照顾少多了。我的胃疾一直没好，经常疼得直冒冷汗，可她再也没有关心过，反而怪我无病假哼哼。她怎么能说这种话呢？我不想和她吵，只是觉得心寒。
冲突
不久后，马乐家开始装修。
装修本没什么特别之处，可他偏偏只选择我在家的时候施工，每天他在我家隔壁敲敲打打，那烦人的噪音严重干扰了我们的生活。
我忍耐不住向马乐提出了抗议，可第二天，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马乐说：“你最好想清楚，和我闹翻了，对你没什么好处。”我恨不得朝他的脸上狠揍一拳，可终于还是忍下了。左晶也因此对马乐心存不满，和他的交往少了。因祸得福，我希望我的婚姻因此可以走上正轨。
但这种日子并没有过多久，我还是与马乐发生了冲突。有一次马乐夫妻俩吵架，我听到他妻子双手叉着腰训他：“你对左晶一直没安好心，以为我不知道呀！要我是翟政，早就抽你了，也就他受得了你的气。”马乐说：“我就要让翟政那孙子伤心，你能怎么着？”他们就住我家对门，这些话我不想听但还是灌到了我的耳朵里，我的脸像被人打了一巴掌，我气愤之极冲到了马乐家里，和他扭打在一起。
得罪了上司马乐我是吃不了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