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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了上司马乐我是吃不了兜着走，从此在工作上我就诸事不顺。单位要分流一部分人员，我被列入其中。当然最终还是因为我的努力和能力留了下来，可是我在单位里就要更加小心翼翼了，有些坏人就像盲肠，好起来没什么作用，可是要坏起来就要你的命。
在家里，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左晶常常失眠，只要她心烦，无论多晚她都会把我叫起来，而被她叫醒的我，很难再一次入睡，我的眼里因此充满了血丝，这种疲惫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
左晶赌得越来越凶了，每月的绝大部分收入都被她输光了，存款也被她偷偷取出来还了赌债。好几次，有人堵到我们家里，逼着左晶还钱。我气愤、伤心，可是无能为力。回到家里，左晶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反而为一些生活琐事和我吵架，她一发起火来就把我贬得一钱不值。
我的老家再来人，左晶的态度好多了。可奇怪的是亲戚对我越来越疏远，后来我从他们支支吾吾的暗示中才知道，原来左晶借了他们不少钱。到这份上，我和左晶都吵疲了，只有一个念头：逃避。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离婚”。可为了孩子，我们又不能轻易跨出这一步。
我的青春和梦想已经与左晶拴在一起了，我们也曾经历了幸福与欢乐，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了。
有时候想想，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呢？是一些什么环节出了问题，让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远？
主持人：一个人难能可贵的是认识自己；而且知道自己要什么。翟政努力地描画出了自己的样子；他的自卑、怯懦还有他的希望和努力；可是怎样才能走出这一地鸡毛的日子呢？读者朋友；你能为苦恼的翟政开点药方吗？下午五点前请参与我们的讨论：95838…2702676或者mailto：hjb…1234@163。c
hjb…1234@163。c
第三十七章 生活就像爬大山
倾诉人：张宝珠
职业：敬老院院长
年龄：３７岁
采访时间：４月２６日
采访地点：六角亭街敬老院
（尽管是非常时期，敬老院里还是一片祥和气氛，老人们三三两两地聊着天。在办公室里，张宝珠落落大方地向我作了个揖。
刚落座，她就侃侃而谈。她把自己２１年来的辛酸和奋斗史一一向我做了讲述。谈话中，她不时用手理理云鬓。她讲的最多的就是“我是天生的劳碌命，我是要强的人”。）
风雨十六载
１９８２年高考落榜，我本想复读。可穷困的家境让我不好意思把这话向年迈的父母说出口。我明白，大学校门永远对我关上了。
父亲多病，药费是一大笔开支，兄妹六人都要吃饭，仅靠土里刨食显然是不够的。我是老大，改善家境的重担自然落在了我身上。我咬咬牙，含泪剪去了一头长发，带着两个大点的妹妹，告别父母来到了武汉。
望着拼命向我招手的父母，我在汽车上暗暗发誓：不干出一点名堂，我决不回红安。可一到武汉，我才发现自己的想法何等幼稚。满街的高楼，让我们姐妹头都晕了。我们没有一技之长，处处碰壁，身上仅有的几十元钱一天比一天少。我们的衣服也特别寒酸，补丁摞补丁，裤子是褪了色的吊八寸，头发上还沾着没有洗净的泥巴。路人对我们指指点点，不时发出阵阵嘲笑。
自卑像大山一样压过来，几乎将我压垮。我不知做些什么才能呆得下去。
最后，我总算找到了件白天伺候老人的工作。我当上了保姆，但我的收入仍不足以维生。不得已，我只好晚上带着两个妹妹摆地摊，可生意一直不是太好。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甚至睡过马路，捡过破烂。可我们还是熬下来了。
直到我拜师学会了编织的手艺，日子才略有改善。每个月我都能给父母寄些钱了。寄钱时，我心里感到无比幸福。
１９８８年，我结婚了。婆家的情况也不是太好，婆婆瘫痪在床已经十年，丈夫是个憨厚老实的人，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由于我的家境太差，又没有城市户口，我不敢有半句怨言，生怕婆家人嫌弃我。嫁过去后，我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服侍婆婆。擦洗身体的活我包了，凡是能干的体力活我也尽量干。可娘家太穷，我仍受到歧视。丈夫也有兄妹六人，一碗水实在难端平。
婚后不久，我生了孩子。还没从喜悦中回过味来，我的母亲就中风了，父亲的哮喘病也严重复发。我没日没夜周旋于老人和孩子之间，既要当贤妻良母，又要当孝顺媳妇和孝顺女儿。我感到身心俱疲，苦不堪言。我想：要是有家专门护理老人的机构，我就不用这样累了。
我萌发了办家敬老院的念头，但也仅仅是念头而已。
屋漏偏逢连夜雨。１９９２年丈夫赶上了下岗的头班车。以前，丈夫的２００多元工资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我专心在家做家庭主妇。陡然间失去了依靠，生活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又摆起了早点摊，重操摆地摊的旧业。可生意都不太理想，没能赚到什么钱。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艰难。
不过，这些经历磨练了我的胆量和商业头脑。
艰难的开始
１９９７年，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我把母亲接到武汉治病。因为筹集医疗费，丈夫和我吵了一架，还生平第一次打了我。他怕还不起债，不让我去借钱。那天，我的眼泪流个不停。流泪和夫妻干仗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钱总算借到了，母亲的病控制住了，我也受够了冷眼。陪护母亲的时候，我发觉那些瘫痪在床的老人迫切需要帮助，而社会上居然没有专门的护理机构，我敏锐地看到了这个商机。我决心设立一个机构，让和我母亲一样的病人安享晚年。
我的主攻业务是那些瘫痪在床的老人和得了健忘症的老人。可我缺乏资金，丈夫又强烈地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活太下贱，丢人现眼。周围的亲戚朋友，包括我的母亲也都拼命反对。但我主意已定，决心豁出去了。
１９９８年４月，靠着东拼西凑借来的两万元钱，在当时的六角亭街民政科杨科长和居委会领导的热心帮助下，敬老院总算开张了。三室一厅的临街房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头两个月生意极差，养老院里只有我瘫痪在床的母亲。
每月光房租就１５００元，这还是居委会再三优惠的。我不禁心灰意冷，暗想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
我不甘坐以待毙，拿着广告单跑了二十多个居委会，跑高层楼房的住户。可我贴在墙上的广告单全被人撕了，并招来白眼和臭骂。有天晚上，我送传单到协和医院，还被几个人当贼打了一顿。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那么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
转折点
终于我的敬老院迎来了第一位顾客，杨科长介绍了一位８５岁高龄的老婆婆。
这位老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行为不能自制，喜欢把吃剩饭菜揣进被窝里包起来。更要命的是，她随地大小便。稍不留意，床上、桌上甚至脸上都是大便。她不辨白天黑夜，半夜还非要出外转悠两三个小时。为了让她心情舒畅一点，我惟有扶着她在茫茫的夜色中散步。她经常做些自残的举动，因此我只能趴在她身边眯一会儿，睡觉时也要捉住她的手。
以后，敬老院又陆续入住了１６位老人。我请了妹妹和几个钟点工来帮忙。
我母亲和婆婆都是长期瘫痪，照顾瘫痪病人我是轻车熟路。可为了更好地服侍他们，晚上我还是特地到同济及协和医院里去做护理工。在那儿，我学到了专业的护理技术，每晚还能赚１５块钱。
每个老人一个月交６００元，我们从护理到住食都包下来，这比请保姆护理合算。我实行的是家庭化管理和服务，老人的家属看到我们像对待亲人一样照顾老人，也很满意。由于口碑效应，入住的老人越来越多，敬老院开始盈利。
１９９９年５月，敬老院搬到了顺道街粮食工业学院的一家招待所。我雇佣了５个正式员工，把整个５楼租了下来。我要求服务员们把老人们当亲人看，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老人家属对我们的信任。
有位大脑受刺激的老人，刚来时情绪低落。每个星期都要昏睡两三天，醒来时就自己打自己，摔东西砸碗，甚至把头狠命往墙上撞。这样的老人只能去尽力感化她，她摔东西时我陪她一起摔。她打自己时，我拉着她的手，示意她住手，实在不行就让她往我身上打两下。她说到情急处放声大哭时，我就陪她一起哭。有次，我确实欲哭无泪，就趁她不注意，往自己的脸上撒了些水。她见我如此“伤心”，居然止住了哭声，反过来安慰我。
为了稳定她的情绪，我白天陪她说、唱，晚上陪她睡，可她还是无意中伤害了我。有次，我睡得正香，脸上突然感到生疼。原来她把一杯开水泼在了我脸上，我委屈得哭了起来，想着我这些年来的艰辛，命运的坎坷，我简直不想干了。
出人意料的是老人居然清醒过来，连声道歉。她一会儿拿毛巾，一会儿拿糖果，像母亲哄小孩子一样哄我开心，我破涕为笑。我怎么能跟老人计较呢？时间长了，我们感化了她。两年后，老人的情绪正常了，她还像个服务员一样，老是想帮我们的忙，一会儿要做这，一会儿做那。
这样的老顽童，我不知碰到了多少。
步入正轨
敬老院名气越做越大，越来越多的人想把老人送过来房间又不够用了。
２００２年５月，敬老院搬到了现在的地方，我包下了整个招待所。敬老院里共入住了１０１位老人，我手下也有了２５名正式员工。为了方便管理，我在招待所旁边盖了房子，这样我可以实行２４小时监控。我开始尝试着采取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敬老院的宗旨没变仍然是为老人解决急难事。不能动弹的老人，我们一口口地喂饭、擦身、换尿布；生褥疮的老人，我们精心地清洗、换药；痴呆的老人，我把他们当小孩哄，陪他聊天。隔三差五，京戏、楚戏、幼儿联欢，使敬老院热闹非凡。临终的老人，我又按照中国传统风俗为他们剪发、洗澡，告慰亡灵，安慰后人。我还免费按受了五位贫困低保的老人，让他们安享晚年直到寿终。
有位９０岁的老爷爷中风瘫痪，小便失禁，并且患有严重便秘。我每天把他抱起来放在便盆上，待他完事后再把他抱到床上。由于便秘，我常常用手一点点帮他掏。有时老人心情不好，会对我破口大骂，还把便壶往我身上泼。我只能笑着一次次安慰他，直至他高兴为止。我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想寻死，她说死了就看不到这令她割心的场面了。幸亏居委会领导几次登门劝慰，才打消了她这个念头。
找个好的护理员相当不易，一个又一个服务员因难以忍受屈辱和老人的脏臭不辞而别。为了留住服务员，我除了身先士卒外，还从生活上照顾她们，有什么困难我尽力帮她们解决。有天半夜，一个服务员因心脏病突发晕倒了。我马上爬起来，推着自行车把她送到市一医院抢救。我守着她打完４瓶点滴，为她付了医药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的真心感动了她们，渐渐地我有了一支有孝心和责任心的坚强队伍。
今非昔比，我不再是当初那个乡下丫头。以前，我求一份工作不可得。现在我解决了一批人的就业还吸收了几名下岗职工。在外人眼里我已经成功了。确实，辛勤的劳动让我获得了一定的收益。丈夫也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现在绝对支持，目前他在敬老院帮我做事，许多朋友都开玩笑说他是我的“贤内助”。儿子非常听话，成绩不错，闲下来他会帮助我照顾一下老人。
我现在的梦想是将来能在郊区修家敬老院，让老人们都住在平房里，好好地呼吸新鲜空气，使他们在有生之年充分享受人间最后的美景。
我们的谈话经常被来询问老人情况的家属所打断，张宝珠含着笑一一简炼作答。办公室里挂满了家属送来的锦旗，张宝珠对此很淡然不愿多提一句。
第三十八章 我的子女在北京
对57岁的周子春老人来说，这只是平常的一天，我的到来并没有影响她的正常生活。她是个非常朴实的老人，说话时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谈话中老人努力回忆着，想把脑海里关于儿子的点滴汇集成一条河流。
妈妈在等你记者何江波通讯员
邢新华倾诉人：周子春年龄：57岁职业：家庭主妇采访地点：赴京抗非医生蒋桔泉家采访时间：5月8日（屋里稍稍有些凌乱，这是家有幼儿的正常表现。我们谈话的时候，她那还穿着开裆裤的小孙子在旁边跳来跳去，时不时要和奶奶亲热一下。老人不时要去招呼一下孙子，生怕孙子除了什么差错。尽管开始老人表现得很坚强，可随着话题的深入，她的眼睛就开始红润，眼泪也流了下来。）
自从儿媳怀孕以来，我就搬来和儿子一起住，到现在已经3年了。小时候因为家境差，这孩子特别上进。工作以来，就没有跟人红过脸。
因为家贫，没钱供他读书，所以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他报了重庆的一家军医学校。他在工作上一直很好强，为人却很和善。他从小就很让我省心，我几乎不怎么管他，因为我知道他会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他在重庆读书的时候，别人家一寄就是五六百元，我家却只能寄几十块钱，可他从来没抱怨过。
儿子报名参加赴京抗非时，开始并没有对我说。他告诉我时，我有些担心，儿子对我说：“虽然我们心血管内科与‘非典’联系并不大，可现在会熟练做气管手术，运用呼吸机的人不多，我不上？谁上？”儿子的决定没有错，国家培养他，用了这么多钱，现在也到了他为国效力的时候了。
从读书到工作再到以后读硕士，我一直没能给他帮什么忙。儿媳妇在汉口上班，孙子一直跟着我。现在我照顾好小孙子，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儿子离去的那天，我哭了，但为了怕他看见，我悄悄背过了脸。儿子也没有回头，我知道他一回头也会哭出来。
儿子去北京已经一个星期多了，每天他都会给我打个电话。每天他还会打个电话到科室里问一下我的情况，嘱咐单位的同事帮忙照顾照顾我。儿子的口气很平静，他总是在安慰安慰我。关于他在北京的情况，他说得很少。我知道他使怕我担心。这孩子一向使报喜不报忧的，在单位上也从没和人红过脸，他的同事们也都说蒋桔泉这孩子不错。
我希望接到电话，又怕接到电话。
一接到电话，我就会想起他的样子，心里就止不住难受。在一起时倒没觉得，一旦却特别难受。湖南益阳老家，也打来电话问我情况，连85岁的老婆婆经常问：“泉泉什么时候回来看看我？”
孙子还小，还穿着开裆裤。儿子走时，他挥动着小手，说爸爸再见，他以为爸爸上班去了。他不知道爸爸已经离开许多天了。
每天晚上，我都会候着电话。我帮不上儿子什么忙，告诉他家里一切平安也好。
我们家是农村出来的，条件又特别差，出个大学生不容易。我一辈子最高兴的事就是有这样一个争气的儿子。由于从小家境不太好，我一直觉得亏欠了他许多。
看到孙子我就想起了儿子小时候的样子，每天哄着小孙子，我的心里会好受一点。我希望儿子能平平安安，早日归来。
（老人的小孙子高兴地玩着积木，扒弄着地上的扑克。
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老人脸上，使她残存的泪珠分外明显。不到三岁的小孙子不断地用手拍着奶奶。临走时，小孩跑出来非要我抱，他想跟我一起出去。看来，他还是想爸爸，只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女儿别哭
倾诉人孟明兰
年龄６３岁
职业退休教师
采访地点刘孟丽家
采访时间５月８日
女儿丽丽从小的志愿就是当个医生，她爸爸也是医生。她如愿以偿了。
女儿话不多，却和我最贴心。记得１９７９年时，物资还很紧张，我高烧４０度，那时丈夫也出差了。我是河南人，喜欢吃面条，年仅１１岁的女儿匆忙做了碗面条端给我吃。我问她：“你呢？”她懂事地说：“我吃了，吃了一碗剩饭。”
花开花落，转眼间女儿已经３５岁了。这几年家里出了一些变故，女儿离婚了，成了单身母亲。
我知道女儿不容易，就过来帮她带孩子，每天从鲁巷跑到亚贸，再跑回去照顾老头子。可我又得了淋巴癌，加上老头子的心脏也有点问题，我们反而让孩子操心了。
女儿上班时要伺候病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