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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结果？两种截然不同的幽默。”
“狗屁！我发现我们这个国家，不，我们整个民族的心态如果不改观，真的毫无希望了。”
第二章（6）
“此话怎讲？又是危言耸听？”
“不但没有任何幽默感，而且粗俗低劣。你比如：有父子二人过江，父亲不慎落水，呼救。一路人遂与其子讨价还价：求人可以，需付一文。其父于水中挣扎之余，大声嚷道：一文不可，顶多半文！交易未成，其命早殒。翻阅中国近代笑话，无一不反映这种心态……”
“什么心态？”
“吝啬小器。你想想，这是在歌颂国人的品性吗？再看看人家西方的笑话：两位吹牛，法国人说，我们国家科技发达，罐头生产，将活的猪牛从入口赶进，摇动机器手柄，罐头便源源不断从另一端流出。美国人说，我们国家比你们国家的更发达，尚若那罐头味道欠佳，可以反摇机器手柄，将成品罐头回炉，那一端又是一头头的活猪活牛，活蹦乱跳地跑出来！你看，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品味和处世观嘛！”
“我倒不认为这种两种思维能代表什么。倒是那一句‘东施效颦’的经典名言，反映的是一种国人极其猥琐的心态。历来的教材中，似乎都将东施作为不自量力、鲜廉寡耻的典范进行宣传的。若按西方人的观念，东施倒可能是一位极值得推崇的人物了。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否定自己，努力去改变自己，追求完美，何罪之有？倒是那些对东施们极尽嘲弄挖苦和丑化的道学家们，是下贱的！”
“怎么下贱不敢说，但他们宣扬那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理念，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借以维系顽固统治的根本要害之所在。一句话，这就是中庸之道！最可悲的是现代的理论家们，津津乐道的改革，不是根据中国的独特国情民情去研究如何发展，而是一味地照搬西方。打碎了自己最根本的东西，就好比在沙漠中建房，没有根基，最终是一堆堆的泡沫，一堆堆的豆腐渣工程！”
“我们是不能容忍任何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且我们目前更需要一点东施精神。要把被颠倒了东西重新颠倒了过来，要唤醒国民的自强意识，主要一条是看得起自己，突出自己的长处，而不是照搬人家的东西，要在传承历史文明的基础上超越现实……”
“不！不单是在传统基础上的超越现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道德素质，必须来一个彻底改观才行……”
显然，一开始他们是一致的，可到了后来，他们分道扬镳，各执一词了。
他们又谈到了自己的本行——教育。
在涉及教育本质的问题上，沙岩认为：中国科技、文化落后的最根本原因，是教育思想体系的问题。他认为，在中国，一个人从一出生直至死亡，都要受到一种奴化的熏陶！这是一种伦理机制和道德观念的问题。小娃娃从小在家要听妈妈的话，才算得上乖宝宝；进了幼儿园要听阿姨的话才能得小红花；上学了要听老师的话才能当三好学生；工作了要听领导的话才能评先进评优秀，才能晋升才能提拔才能……一句话，一生循规蹈矩，一生都要在别人的管束之下做乖宝宝！这是几千年封建皇权的残余势力根深蒂固地对人们的禁锢。几千年封建教育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在时时主导着我们的教育模式。
老师，就应该什么都对吗？什么都应该比别人强吗？为什么不能采取一种商量的口吻和学生说话？非得老板着脸，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气对人指手画脚：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呢？
梅兰在这个问题上却认为：所谓为人师表，当然还是要像孔子说的那样，处处自己先做表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总之，行动才是最好的语言，空谈道理，强行灌输一种说教，最坏的结果就是引起直接的逆反心理。久而久之，国民中形成一种表面看来风平浪静，实则酝酿着凶险的动乱之源。一旦稍有风吹草动，唯唯诺诺、温良恭俭让的草民，随时就有掀起滔天巨浪的可能！
“我们新一代教育实践者们，必须把教育思想体系建筑在完全摈弃先入为主，摈弃所谓为人师表的反传统的认识基础之上。”沙岩说，“比方说：一个小孩问他的爸爸，我跳进水里可以吗？如果爸爸只回答不行，当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如果他对他的孩子大谈特谈一通水中如何凶险，如何会淹死人的空泛道理，则更可能引起真正的危险！因为那小孩子一人独处时，很可能不服气要去偷偷地试一试，其结果当然是出危险，因为大人不在身边无法救助！而那位爸爸如果当场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跳下去，如果你自己觉得可以跳现在就跳吧。实践证明，这种让受教育者亲身实践的办法是最有效的，毛主席说的实践出真知就是这个道理。在我们中国，受教育者往往被降到了极为低下的位置，几乎形同奴隶；而施教者却被抬到了致高无上的地位，所谓天地君亲师，你看，这完全颠倒了主次关系！真正的主人永远应当是受教者。那位爸爸不对吗，肯定是对的，就因为他用填鸭式的方法教育他的孩子，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害了他。我们任何一位施教者，因为自己的教育方法不对，出了事故后有谁追究过责任？他们不但不必负任何责任，还会说：你看，我说不能跳吧，淹死人了不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害人者反倒成了功臣，成了先知先觉的预言家。这就是中国的教育现状！”
“一派胡言！”梅兰大笑，说道，“若按你这种逻辑，多少孩子都得亲自去体验危险，去跳河呀？那还要先人的经验干什么？那么多先贤先哲们写出的经典著作都应当统统烧掉算了！难怪秦始皇要坑儒，毛老爷子要搞文化革命，你沙岩生不逢时，否则说不定也要弄一场消灭祖宗的运动，再扫六合八合什么的，统一全世界，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呢！”
沙岩道：“为什么不能？历史上多少所谓的旷世伟人，开国之君，他们创世的成功，都他妈因为当时没有能者，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那是时代、机遇和环境造就了他们。”
“其实，”沙岩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说在许多是非问题上，应从小培养孩子们的自我决断能力，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要从小学会从实践去认识真理，这本身就是一条颠簸不破的真理啊。只有这样的真理才能使他们印象深刻。你想啊，要是那个小孩子想想不跳了，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不跳，然后进一步启发他不能跳的原因，并对他的正确决断进行表扬……”
“如果他跳了呢，就让他淹死？”
“当然是让他先吃吃苦头，然后拉他出来，再跟他讲清不能跳的道理。这时候讲道理要比原先空谈道理深刻得多。”
“诡辩逻辑！你不觉得这是在有意制造麻烦吗？照你这样的方法，那还要书本干什么？我认为一般来说，是决不能让他随便往水里跳的，恰恰相反，要更加严厉地和他们讲清楚没有学习过游冰不能跳水的道理。其实，关键是我们的教材和施教者的素质，是不是恰到好处地讲清了这些道理。我们的一整套基础教育甚至包括高等教育体系，从教材编纂到具体教法，普遍存在着使人越学越脱离现实，越学越感到知识无用的问题。其实不是知识无用，而是所学的内容，有很多根本本身就不是知识，或者说……”
“或者说是一些为统治阶级所用的伪知识！”沙岩突然接上梅兰的话题，“你这观点我极力赞同。我们的初、高中生，甚至包括许多大学生，寒窗苦读了十几二十年，一到现实中面临着一些最简单的予盾，处理问题的能力低得可怕。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缺乏的就是一种能力，现在有人把它叫作什么什么……”
第二章（7）
“叫EQ，也就是情商。”
“对！情商。你别看如今人人追逐文凭，大学生吃香得很，可文凭并不是知识，更和能力相差十万八千里！这种现象，不过是文革断层后续的一种逆反罢了。说句不客气的，是用另外一种空虚来填补原有的空虚。一旦有一天人们醒悟了，会发现今天的追求，又成了明日的累赘和迷茫。我在这里这样说，并不是我们不愿尊重知识，而是我们从小所大量被灌输的、能称得上是知识的太少了，那很可能压根儿就是一种伪知识或反知识！”
“你算了沙岩，偏激分子的言论又来了，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吗！如果说真像你所说的那么坏，那你自己这十几年所接受的东西，都是什么？反知识还是伪知识？你能发明一种真正的知识来吗？”
“你别打岔好不好！”沙岩正在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时候，兴头正高，“在我们中国，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的不稳定。我们的法律，其实只是一种政治的附属物，它只好比一个新媳妇的嫁衣，随时可以拿来穿戴起来，也随时可以扔掉的，至少在目前是这样。也许你要说，我们百废待兴，一切有待完善。但我们那些制定法律的大人们，我还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为了更好更规范地制约社会共同行为的意图，中国还没有一部法律有过什么起码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在中国，权永远比法大，这是现实！人家美国，一部宪法可以保持二百年不变，可我们呢？你看看那些宣传媒体对人家法律的抨击……”
“说呀，他们怎么抨击？”
“他们说：‘黑暗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律，那种虚伪和荒诞以及自相予盾，是资本制度下人们心态的极度病态的真实体现。可笑的是，他们多少人还在为他们那种荒诞的法律而沾沾自喜。美国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竟被判了两千九百年刑！法国的法院可以审判一头猪！英国某大盗因证据不足被宣告无罪，结果，罪犯反成了英雄被人们拥戴……’你看你看，这种东西登在报纸上，我都为他们脸红！他们将要把我们的国家引入一条什么样的途径？”
梅兰道：“对法律我不懂，但你刚才所讲的国外的这种所谓法律，我也难以认同。”
沙岩振振有辞道：“法律就是法律，就应该是纯理性的！所有这一切，不恰恰说明了人家法律的稳定和法制的健全。不然，难道我们还要对我国历史上曾经那‘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那最光彩的一页山呼万岁，对共和国曾经的那种无审判定罪歌功颂德呀？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多么可怕的怪圈中，往往我们所深恶痛绝、天天口诛笔伐的东西，恰恰是我们最缺乏最需要的东西。
“再如，一部党史，成了他妈被人不断拐卖的弃婴身上的花衣裳，可以由人任意添改翻新！如今，那社会主义的称号，早只是娼妓身上的一块遮丑布！过去的当了婊子的人，还懂得要为自己立块牌坊，可如今这……”
“沙岩！沙岩——”
“怎么，你怕了？你梅兰有野心，你想爬官，我可不想，心底无私天地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人生在世，何必活得如此乃尔，累不累呀？我就是要说！怕谁嘛？如今最难的是我们教政治的，昨天一种说法，今天一种说法，让人怎么教啊？”
“我说沙岩，做人不能无所顾忌，这种对当局和时弊的抨击，你以后尽量少在公众场合高谈阔论。你说的这些东西，也许是实情，我们二人在这儿说一说不打紧，但如果有人——比如像宋云芳那样的人给你添油加醋地记下点什么，你就可能有麻烦哩！昨天申东风老师对我讲，让我和你说一说，让你在初二年级给小玫代数学课时，尽量少跟他们班讲政治，那还只是一群小娃娃，比不得你教的高三年级的学生，他们还没有最起码辩别能力，只会按宋云芳教的那一套死记硬背的。”
“他听到什么反映了吗？”
“可能是宋云芳去那个班上政治课，发现了学生中有对她的那一套不怎么买账的了吧。”
“不就是那有关资本主义复辟的提法吗？我已经知道了，刘怀中昨天早上对我说过了。”
“我们不谈政治，讨论一些文学或者教育方面的话题不好吗？”
“可我是教政治的呀？怎么能不谈……好吧，说说当前我们学校里对学生进行的所谓思想教育的问题。他们对待一群刚刚迈入或者即将迈入成人行列的娃娃们，动辄没收他们比较时尚的衣物或者化妆品，拆阅他们的私人信件。听说还有人公然在大会上骂学生是骚货，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侵犯人家的人权吗？要我说，这简直就是法西斯行径！”
“有些人的做法是有些欠妥，可是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开展思想工作的，我考虑，这其实是我们的领导者们理解和执行上级政策中的偏差问题。当然，说到底可能仍然是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问题。”
“球！什么水平和艺术问题，根本是对学生的态度问题，是个人野心问题！他们了解孩子们吗？他们懂得教育学和心理学吗？如果中国每一所学校都那样，能从小培养出下一代良好的人格和品性吗？我跟你说，那样只会培养出判逆者，培养出英雄或者贼来！中国社会近百年来的不稳定，根源正在此！”
“怎么又扯到社会？刚才说过了，我们不谈社会和政治！”
“中国啊，那些安居高楼深院养尊处优的伟大教育家们，都明白这些最简单的道理了吗？”
“这倒有理，如果谁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世界，必须深入实际，才能得到第一手资料，从而指导实践。对我们来说当然不必舍近求远，就如你沙岩刚才那跳水的理论，直接来自实践，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我说你梅兰如此聪明一位才子，常爱以文豪自诩，竟也会迂腐如是。原来你只是一时的迷茫，这不很快就觉悟，就认同了吗？”
“嗬，请君入瓮！”
“我没请，你自己钻的。”
“好你个沙岩，诡辩自有诡辩的逻辑！”
“不信试试……我说得不对吗？”
“我并没有全部认同你那非凡的谬论！”
……
辩论，是时下高校学子们最爱参与的活动。正当沙岩和梅兰二人围绕着一些抽象的问题，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校园生活，高谈阔论，意兴正浓的时候，下课铃响了，悬挂在操坪大广场四个角落的几只高音喇叭同时吼了起来：
“各班班主任请注意吭——吭——！各班班主任请注意吭——吭——！请在五分钟以内，把各班学生带入操场！吭——吭——按班级队列站好！按班级队列站好！吭——吭——学生会全体成员，赶快到教师会议室集中！吭——吭——赶快到教师会议室集中！梅兰老师吭——吭——，听到广播后，请马上到校长室来吭——吭——！梅兰老师，请马上到校长室来！请立即到校长室来……”
“这么隆重，不止是课间操，好象有什么重要事情！”梅兰道。
“岂止隆重，是紧张，一种人为制造的紧张空气，简直令人恐惧！还叫你哩！”
出什么事了？！
第三章（1）
在马副校长那浑厚的、充满着一惯性权威的男中音不断重复的播叫声中，班主任们一个个面色疑重，匆匆从各自的办公室鱼贯而出，赶赴各自的班级。科任老师们则忙着结束正在批改的作业，简单整理一下办公桌，然后习惯性地整整衣冠，不紧不慢走向操场。
这次校会毫无任何先兆，会议的内容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最高决策人才知道！
往往，课间操时间开会是最为平常的，几乎成了一项惯例。有时候，无论全校的大事小事，都会利用课间操之后那一点时间，将大家为做操拉开得很大的行距间距收拢来，立正稍息站齐了说一说。那是一种顺便附带的列行讲话，好象做完操后没有一两位领导人讲几句什么，就缺了点什么！内容大都是该注意什么，哪些地方做好了，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学校下一步有什么活动等等等等。
可眼下是正式通知开会，这就不同了，因为课间操都不必做了。挤占雷打不动的课间操时间，没有非同小可的大事，一般是不会的。
正规的全校性大会，无论在任何时候，也无论开什么样的校会，会前必然是人声鼎沸，嘈嘈杂杂好长一段才能安静下来。每一回，师生们从广播通知到会议正式开始前那十数分钟的吆喝声、哨声、喊叫声、拍掌顿足声、训斥责骂声中，无不都要感受到一种紧绷绷的压抑，这已是这所学校多年来带给人们的条件反射，所以人们一般大都不大喜欢开会的。谁愿意心甘情愿地站在那里顶风冒雨或者头顶烈日地听上一个把钟头，台上面讲得天花乱坠唾沫横飞的，不过全是些千遍一律的废话！当然，也许这一切对于这个时代中国的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