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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烟，留下一帮妇女们面面相觑，都一齐看着身为干部的我的母亲。
母亲是个向来都不服软的人，在这种情形下，她知道男人们是要看她这个城里人如何办。于是母亲一咬牙，招呼妇女们自己动手堆草垛。
妇女们都很担心，行吗？有人问，有些胆怯。
行！母亲昂了一下头，我在上，你们在下，我就不信咱们堆不起一个草垛来。
母亲说着拿起了草叉。
“在下”是在草垛下面向上递草捆，这只要力气；“在上”是要站在草垛顶部把一捆捆草均匀地分布在草垛上，一层层加高，这是要有相当技术的，整个草垛的成功与否其实全要看“在上”的人是否可以把握得稳。母亲知道妇女们没人敢上，所以自己就义不容辞了。没吃过驴肉还没看过驴跑吗？母亲鼓励妇女们说。
你是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的，一个城里的从末堆过草垛的年轻女人，高高地站在一个大草垛顶上，将妇女们递上来的一捆捆草凭着毅力和感觉均匀地堆垒着，在男人们由嘲笑到惊异的目光中将一个虽不算完美但却结实的草垛堆了起来，连那位闹情绪的“草垛把式”也不由得暗暗佩服了，母亲也便由此奠定了她在人们必目中永久的形象。
由于母亲那种不甘于屈服的精神的震摄，在整个桑墟镇便成为一个知名人物，许多妇女都自动地向母亲身边靠拢，在许多事情上母亲成了妇女们在“主心骨”，而男人们则更对母亲敬重有加。也正由于这样，在这两年之后桑墟镇的“红色造反司令”张二侉第一次冲进大队部夺权时，便由于母亲及时护住了党委大印而没有得逞，致使张二侉对母亲恨得咬牙切齿，以致张二侉在终于夺到权后唆使爪牙处处刁难，最后终于迫使母亲带着我及哥哥离开了桑墟，这是后话。
如果按照公正的说法，我的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应该说是一种损失。因为当时的那种社会形态之下，根红而苗正的母亲嫁给了中农、也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出生的我的父亲，在政治上所受的损失是可想而知的，这不仅造就了我们四兄弟，而以后数年的颠簸，不能不说其是造成此果的直接原因──这有点让父亲大人太难堪了，在此谨请父亲大人原谅。
然而不管怎么说，我的出生便是全部灾难的开始。
你也许难以想象一个年轻女人怀中抱着自己病重的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时的那种心境，你更难以想象仅百米之遥就有一家子“亲人”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前来看望一眼自己生病的孩子更不必谈帮一点忙时的那种心境，你同样难以想象的是正处于艰难之中的女人在渴望得到亲人帮助时不但没有得到帮助反而遭到自己小叔子的挟制时的心境。
我的母亲此时正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下。
母亲从此对我的祖父祖母尤其是二叔等一帮人的仇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无知的我更加无觉，死亡的阴影已经整个儿地将我罩起来了，直到现在我在不得意时常常会想，如果那时我便在地球上消失，那么这三十年所发生的是是非非不就不会发生了么？那么我不是也就不会痛苦也不会给别人造成痛苦了么？在世界上所以说母亲是伟大的，就是因为母亲对子女的爱是无私的，她所给予子女的爱是任何亲情都替代不了的，在我已经与死亡相互拉手的时候，我的母亲仍然不愿放弃最后的努力，在母亲的心目中，儿子只要还有一点点气息在，她就不相信会失去儿子。
在桑墟医院，有两位同科的医生，一个是正班出生的医学院毕业生，无权无势有一种被贬的味道，姓黄；另一个是靠门路出格的“赤脚医生”，姓陈。两人的医术相差着一大截子，也正因此，由于中国人惯有的嫉妒心和排斥心的作怪，黄、陈两位医生之间的矛盾非常激烈，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那就是谁收的病人谁负责到底，另一个人决不中途插手，这样一来最受冲击的当然是病人，但是在当时的那种形势下，一个靠能力，一个靠“人力”，谁也奈何不了谁，病人又能奈何得了谁呢？
我的不幸就是到医院时正碰上陈医生值班。在陈医生对我的一系列治疗之中，今天我敢说那绝对是误诊，可以说陈医生对我的病情的加重应负有直接责任，可在那个时候谁又知道去理论这些呢？
患难见人心，这句话在我奄奄一息的日子里得到了有力的证明，一些人的嘴脸在这时毫不掩饰地表露了出来。
每当叙述到这里，母亲便会对桑墟那一家人恨得咬牙切齿。在我病情危急的日子里，离医院仅数百米之距，自我进医院开始一直未探问过的父亲的父母弟妹们仍然一个都没有露面，连稍作关心的探询都没有。当母亲一个人抱着我进进出出奔忙的时候，有的病人家属实在看不过去了就问：这孩子的爷爷奶奶呢？怎么也不来看一看。母亲只有恨声说：都死了！
然而可恨的不仅于此，当时我的哥哥也只有三岁多一点，母亲一个人为了我便无法再去照顾哥哥，然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爷爷奶奶一家人对哥哥根本不闻不问，不仅如此，在稍不顺眼时还要横加呵斥，尤其是那被母亲骂作“毒和尚”的二叔更加无情无耻，他不仅自己不照顾哥哥，还对一些热心的邻居恶声恶语，似乎邻居因见哥哥可怜而稍微照顾一下也是和他过不去，可见其恶毒到何种程度。
我的病情已经到了危急的关头，有的邻居知道情况便都纷纷前来探望，人们在大骂“毒和尚”他们一阵之后，都一致赞成母亲去求一求黄医生的打算，认为以黄医生的医术也许还能转我于危险之中。
母亲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在一天夜里找到了在家休息的黄医生，不知是出于职业道德还是由于母亲的恳求感动了黄医生，黄医生在犹豫了一阵之后拍案而起，冒着与陈医生决裂的危险到医院为我诊视。
黄医生对我的病况其实一直是放在眼里的，虽有心诊治但又苦于自身的情况，此时到医院一看我，不由得小声骂了陈医生一句混蛋。黄医生告诉母亲他也已经没有十足的把握了，劝母亲尽快把我送到县医院救治，并说他可以为我打两针，如果这两针有用，那么我便无险了，若无用，那只好听天由命了，因为治疗已经被担误了，但他可以保证这两针可以保我在到达县城时没事。
事实上黄医生的这两针真正是救了我的命，但这两针却也把他自己在桑墟医院的立足之地毁掉了。陈医生以黄医生干涉了他的治疗为借口，变暗斗为明目张胆的排斥，黄医生迫于权势，只能卷铺盖走路，回到自己的家乡开起了私人门诊。多少年后，我对当年的救命恩人遍访无着，只能留下一个终身遗憾了。
母亲接受了黄医生的劝告，连夜送我去县医院。邻居我称之为二姑的儿子大路找了辆自行车送我们母子，当时桑墟到县城一路远没有现在这么热闹，一路之上显得十分荒凉。你可以设想在那样一个无星无月的冬夜，抱着一个生命垂危的孩子走路，我的母亲心里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多少年后母亲在叙述当时的情景时脸上的那种忐忑不安仍然可以看出。“我就怕半路上你突然没了，那样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所以一路上抱着你动都不敢动，心想就是没了也要抱到县里，抱到人多的地方。”母亲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对我说。
大路带着母亲走了大约二十多里路时，后面有一束手电光赶了上来，近了一看是“毒和尚”。原来我们走后，一向以泼辣著称的二姑实在气不过，到了我们家里指着祖父祖母二叔等人大骂了一通，逼着二叔借了辆自行车赶了上来，并且把我的哥哥带到了他们家。
二叔虽然满心的不愿意，但抵不住闻声而来的众邻居的纷纷指责，只好勉强地赶了来。
我难以想象那一路之上的艰辛，我也难以想象在那漆黑的夜里我的生命如何有了转机，总之在离县城还有五里多路时，母亲他们终于看到路边有一个还亮着灯的小商店，一直忐忑不安的母亲让停下来，不管怎么说在这里总算有了灯光有了人，母亲决定把包得严严实实生死末卜的我打开来看一看。
商店的主人是一位老人，此时其实并无生意可做，老人只是在捧书夜读。我的心里一直怀疑这个老人非是凡人，虽然这带有点儿神秘色彩，但是我相信，我在十六年后的梦里所见到的老人，应该就是这位当初在商店里捧书夜读的老人，是神灵幻化来救我于垂危的，因为两个钟头前还奄奄一息的我在老人这里竟然喝了两口水，我的头脑中不止一次地想象那水便是仙水。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从此以后，在母亲的记忆里这个标志着我生命转折的小商店再也没有第二次出现过，好象这小商店和老人都只是一个幻影。
当母亲、大路、二叔三人来到店前，老人抬头问明原因，便热情地把灯移到近前，看着母亲把包着我的单被一层层打开，当我的脸露出来时，“我的心一个子便落了地！”母亲如此说她当时的感觉，因为本已苍白的我的脸上此时竟有了一丝红润，而且那带有低哨声的呼吸也已变得均匀。“半路上觉得你突然没有动静了，心里就害怕你已经没了，没想到你是睡着了。”母亲叙述时仍有掩不住的惊喜和慰籍。
母亲问老人有没有开水，老人说有，马上倒了一碗来，并拿来了一把调匙，让母亲喂我点水，我就是这样喝了那两口“仙水”的。
一路上的担惊受怕与匆匆赶路令母亲及大路都有些累了，于是就在老人的店前休息了一会，当再次赶路走完余下的五里多路到达县城时，东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了。
母亲决定带我和哥哥离开桑墟是一年后的事。
在我从死神的手掌里逃生回来后的一年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充满了红色浪潮，“红卫兵”这个标志在年轻人眼里可是一个神圣的称谓，“穷有理”、“造反有理”的口号让一些贫农成份的穷人挺直了腰杆，不再为穷而感到羞愧，但同时也让一些无产无业的“流氓无产者”有了混水模鱼的可剩之机，在桑墟猖狂一时的张二侉便是一个纯粹的“流氓游民”。当张二侉突然在一夜之间戴上红袖章跳着叫喊要夺权时，人们都觉得滑稽可笑，但是当张二侉公然以“造反司令”的身份，领着一帮平时街面上的混混们冲进大队部夺印的时候，那些根本没把张二侉放在眼里的大队干部们都有点措手不及。
张二侉第一次并没有夺到印，因为我的母亲在张二侉他们冲进大队部时已抢先一步把印抓在了手里，并且对狂妄嚣张的张二侉一帮人严词斥责。张二侉虽然横，但却也不敢对我母亲怎么样，因为在桑墟没有人不知道母亲是“有来头”的。张二侉慑于母亲的威严，只好带着他的虾兵蟹将退走了。
没有夺到印便没有夺到权，张二侉心里恨极了母亲，但张二侉自己又不敢和母亲正面冲突，于是便开始从“毒和尚”入手。
“毒和尚”当时也正值年轻气盛，见别人膀子上戴着个红袖章便眼红得要命，也不顾自己的出生，便厚着脸皮去向张二侉请求加入造反派，被张二侉羞辱耍笑了一通仍不死心，灰头涎脸地表着忠心。
张二侉第一次夺权失败之后，便不怀好意地答应了“毒和尚”，但条件是要求“毒和尚”必须与我母亲作对。“毒和尚”受宠若惊，满口答应了下来。
“毒和尚”胳膊上终于多了条红箍子，一时之间得意忘形，正如桑墟特有的一句歇后语所说：“站在热鏊上放屁──趾高气扬”起来，并且开始了恶毒对待我们母子的无耻行径，妄图以此去报答张二侉对他的“照顾”。
母亲带着我和哥哥艰难度日，“毒和尚”的处处刁难与处处挟制让我们有诸多不便。爷爷奶奶根本不敢开口，害怕惹祸上身；父亲远在千里之外；原大队干部一个个都被搞倒；一些好心人欲问却又有心无力。母亲已经孤掌难鸣。
张二侉终于如愿以偿地夺了大队的权，失去利用价值的“毒和尚”也当即被张二侉捋去了那道红箍子，“傻蛋，老子只不过是利用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那熊样，一个中农分子还想当毛主席的红卫兵？”张二侉嘲笑着满脸呆傻委屈的“毒和尚”。
张二侉夺了权，仍然记恨着我的母亲。他不敢对我母亲直接下手，于是便出了一个坏主意，把手伸向远在千里的我的父亲。
远在武汉的父亲对家中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当母亲得知张二侉他们从“毒和尚”口中得到了父亲的地址，而打电报赚父亲回家时已经晚了。父亲回到家里的当晚便被叫到了大队部，见过大批判大辩论、并且亲眼目睹武汉三镇大武斗场面的父亲，哪里把张二侉他们这帮人放在眼里，在大队部父亲面对张二侉他们演出了一场“舌战群丑”，把那一帮人辩得张口结舌。他们事先并没有想到父亲所在的也是数得着的大城市，见得比他们多，知的比他们广，他们虽然每人手里拿着一本事先准备好的《毛主席语录》，但辩论起来却还是没有父亲用起“语录”来灵活快捷，他们最后无技可施，只好胡搅蛮缠，端出了无赖的嘴脸。
所幸的是张二侉他们没敢动武，因为他们不知道父亲在他们面前的一番吹嘘是真是假，他们对父亲这么多年在外面是否学了一身功夫将信将疑，因为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知道得太少了，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他们害怕他们当时在场几个人一旦争斗起来不是父亲的对手，所以只好放父亲回家。
母亲让父亲快走，连夜走，不要在家里耽搁，因为母亲是深知张二侉那一帮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所以父亲只有走才是唯一的保障，而且一旦父亲回到了武汉，那么张二侉他们再怎么样也无可奈何了。
父亲在发了一通英雄脾气后终于被母亲说动了，但是在决定走时，他的英雄脾气致使他并没有按照母亲的吩咐从沭阳走淮阴，一路南下自南京去武汉这条路线，而是仍按惯例走东海奔徐州，从而导致了被张二侉派人从半路追回的结局。
虽然被半路上追回的父亲随时都可以轻易地摆脱两个追踪者，但是崇尚“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父亲还是大摇大摆地跟了回来，把母亲气得抱怨也不是，可怜也不是，而当父亲自己意识到逃跑的重要性时，已经在大队部被关了两天了。
父亲是半夜里越窗而走的，“窗户上那几根小木棍能挡得了我！”父亲在多少年后仍然自得地这样说。
父亲在告别母亲时可谓是从容不迫，但是申明与父亲“划清界限”的爷爷奶奶及“毒和尚”一家人缩在屋里连一声都不敢吭。多少年后在我听到有关这一情节的叙述时就想，所幸的是“毒和尚”没有去向张二侉报告邀功请赏，否则问题恐怕又要变得复杂一些了。
父亲这次走得非常顺利，虽然张二侉再次派人沿途追赶，而且一直追到了武汉父亲所在的厂里，但却一无所获。当追踪者比父亲早半天到达厂里时，到处找不到父亲的影子，而他们那种缩头缩脑的形迹引起了厂里的怀疑，当即被抓了起来。厂里问明了情况后把他们训斥了一顿关了起来，直到父亲平安到达厂里才被赶走。
经过这一番风波，由于家庭内部的排斥加上外部的压力，母亲想到如果继续在桑墟呆下去已经不可能有好结果，因此毅然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对于我们搬离桑墟的情节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模糊，虽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讲述，但总也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大约的情节就是：在我的舅舅们的帮助下，一辆板车载着我们的全部家当在萧索的路途上走了一百多公里，从早晨一直到半夜才到达了目的地──母亲的出生地塘沟。在这段路途中，哥哥的一只脚被车轮绞了一下，伤痛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塘沟在我的头脑里一点印象都不存在，虽然在数年之后我有一个到塘沟读书的机会，但又被我放弃了，而且在此二十多年后因为塘沟出了一个学雷锋标兵张子祥而被哄提一时，但我的头脑里对塘沟还是连一点模糊的影子都没有，这对一个曾经在塘沟生活过几个月的人来说似乎太不应该了，唯一的理由就只是我那时还太小。
母亲在叙述她决定再次搬家离开塘沟时说，塘沟太偏僻了，不仅交通不便，环境也很恶劣，用穷乡僻壤来形容毫不为过，因此母亲不愿被“困在那里”，于是在塘沟仅呆了短短几个月，母亲便又一次将一板车家什拉上了路途。
这次搬家完全可以说是前一次搬家的一个回马枪，在又经过一天的奔波之后，我们到达了位于桑墟东方，距桑墟仅六公里之遥的属当时的丰收公社管辖的张庄。
张庄，古时候称张家口子。据说，数年前，桑墟有一张大户，家有良田千顷，为人也很和善，极为乡人所尊敬。
张大户有两个儿子，向来不和，待张大户两眼一闭，两个儿子便分了家产，各居一方了。老大自然占了点儿便宜，得以居守老宅，而老二相对来说要和善一些，所以只好远离家门，住到自己的“领地”上去了，而老二的“领地”正是今天的张庄原张家口子。